陈诚把吴嵩庆看作是蒋介石的财务代表，说一些抱怨的话，希望这些话传达到蒋的耳里。“央行黄金基金80万两（发行新台币），抵作中央垫款者60余万两，现仅余10余万两。”从陈的抱怨中，可看出当时中央与地方的利害关系。“抵作中央垫款”，是台省自认是中央还的做台区的军费，或许也含台湾供给大陆的米糖钱。而央行经财务署应该拨给台省的外汇1000万（新台币发行准备金之另一部，见前文），陈诚抱怨为什么已经三个多礼拜还没有拨到；因为新台币6月就已发行，而正式公文上也有划拨台湾银行1000万美元的记载（说6月15日已决定）。至于央行欠中国银行的外汇，大概是国民政府向中国银行借的钱没还（此间关系尚不明确）。
7月9日吴嵩庆日记（在广州）：
“接台北数次电话，谓奉（蒋）谕，发闽省府（黄金）1万两（前原定为5000两）；并谓郗副总司令转告，老先生对军费汇拨太慢大骂，经数次变更，决定照手令送1万两。”
蒋介石常常更改主意，因时局变动太快，黄金拿出去容易，收回来就很难，因而拨出黄金不能太快；而太慢则会影响军人士气。吴嵩庆似与蒋介石之间有某种“默契”，但时间要拿捏得准确无误则很难。蒋介石“对军费汇拨太慢大骂”，或是一种御人之术，有时就是骂给受拨人听的，以示其关怀。
7月12日吴嵩庆日记：
“台北电话，福州决送5000两，其余5000两由高副司长等押运来穗购粮。闻上峰派俞樵峰（飞鹏）先生赴闽调查补给情形，又白长官（崇禧）确立发薪饷。闻赣江口将有军事行动，因商央行将重庆、华中、湖南、江西、福建各款，限今日汇拨，江西及陕西以北均发现（洋）。……
“下午参加国防部人数检讨会议，军费总数有限（八月起＄2800万），总人数有限（300万人），在夹层中求出路，必将误事。”
以上这福建1万两黄金及四川、华中、湖南、江西等地的军费支出，在台湾的大溪档案“中央银行”全部的“付出”清单里都未见到，在“厦门拨交吴嵩庆黄金”表中见到黄金支出，但无细账。而在内战军费史上，中央银行把巨量黄金划拨给某一个人，大概也别无先例，于此亦足见蒋介石对吴嵩庆之倚信，及蒋介石在用人上的知人善任。
蒋介石于7月9日出访菲律宾，出席“碧瑶会议”，12日返台。以下是其当日日记：
“ ……（在白沙湾换机）……14时到台南（转台北）……”
这次国外访问，所用外汇是由财务署军费中拨出的。
7月13日吴嵩庆日记（在广州）：
“……接台北电，福州款今日送到，共计1万两，此亦临时抱佛脚也。此1万两，除原存5000两外，其余5000两如何开支，尚需请示。各地汇款昨已汇拨，重庆金款昨送，兰州金款明交奚（处长，寿康）送，昆明则需候班机。晚闻委座（蒋介石）已到穗。”
各地汇款是新发行的银圆券，而重庆金款则是黄金（见徐堪6月27日报告），兰州金款则为5万两（见吴嵩庆7月14日日记及第八章表8.7）。
7月14日吴嵩庆日记：
“……今日得草山（蒋总裁）（按：是日上午蒋介石即飞广州，布置广州保卫事宜，直至21日离开赴厦门。详见上文）电，厦门存金均可照计划运送。此事办毕，可省却一心事。因作如下三措施：1.电台北王处长（逸芬）明日准备5万两小条，后天必须飞兰（州）；2.派李光烈赴厦督办此事；3.电告有关各方。”
17日吴嵩庆日记：
“……上午……至署，候（詹）特芳抄件。接经国先生电话，嘱5时往（谒老先生），得指示：1.运兰（州）之5万两即改运渝；2.原定运渝、运筑（贵阳）黄金暂缓；3.福州多运5000两，即以台湾省府保留款抵拨……”
此处兰州和福州款及上面的重庆金款都未见于台湾“中央银行”的付出清单里，而兰州的5万两在“厦门拨交吴署长嵩庆黄金”表（图8.2）里，是7月26日拨的，同日也送了3.5万两去贵阳。
7月20日吴嵩庆日记：
“……上午11时又赴财政部讨论拨款日期及方法，分拨款、发金及银三类。西北（新疆陶峙岳部）仍发金，汉中（胡宗南部）、长沙（陈明仁，后叛，八月黄杰接任）、赣州、昆明（余程万的第26军，李弥的第8军）、海南岛发银圆，余均汇发银圆券。”
军费的分发，分拨款、发金及银三类。从发饷的方式，可以看出蒋介石在军事上布局的重点。发金及银，应该是他嫡系的、忠心的部队，而拨款则是纸币银圆券，没有人要的。西北（新疆陶峙岳部）发的黄金，也没见在大溪档案“中央银行”的“付出”清单里。那么，蒋介石那些“嫡系部队”，真的对蒋介石那么“忠贞”吗？是否值得蒋介石发真金白银的薪饷呢？这里引用两则材料，原登在香港《文汇报》（1979年12月5日）上，作为佐例。
其一，1959年4月，新疆的地质考察队在罗布泊荒原上测量时，意外地发现了四具干尸。其中一具干尸下压有“国民党时期的巨额黄金兑换券”（按：即一钱不值的“金圆券”）；同时，在他身下还发现一个装有约5公斤（约160市两）的黄金块的袋子。这些金子大概就是财务署运补陶峙岳部的。
其二，1964年10月上旬，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10月16日）前几天，航空部队在罗布泊荒原上空侦察时，竟意外地发现一群约100多人的“国民党残部”；三天后，这群在荒原上游弋了十余年的国民党军队才被接出。这真是蒋的“忠贞部队”啊！不知有多少人在沙漠里成了干尸？他们的确是值得蒋介石发给黄金饷的。
7月21日，吴嵩庆赴国防部，参加由阎锡山主持的人数经费会议。其日记如下：
“……赴国防部参加人数经费会议，由阎院长主持。自8月份起经费限定2800万。现要研究如何裁减负额。自下午3时许始散。我报告几点：1.7月份已到月底，希望仍照上月350万人数发……”
到1949年7月底，广州国民政府的国防部仍旧认为其部队有350万人之众；而据“15日新华社北平电”电文称，此时国民党军队已不到150万人。其电文如下：
“15日新华社北平电：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一）解放战争初起时，1946年7月1日，敌军（国民党军队）总数为430万，我军（解放军）为120万；（二）1949年7月敌军全部残余共149万，我军为400万（约为国民党军队的2.7倍）。”
若按解放军的统计数字为149万，则国民党军队存在的“吃空额”即达200余万，无怪军费开支惊人！
7月21日晨，蒋介石与李宗仁在梅花村话别后，于8时30分在黄埔乘坐“华联”舰，离开广州赶赴厦门。22日蒋介石来到厦门，登上鼓浪屿。事见其7月22日日记：
“……昨晨……即由黄埔（乘华联轮），起碇正9时也……本日7时起床……11时船抵厦门展望鼓浪屿风光……7时后余再登鼓浪屿寄住王玉栋家中。”
次日，蒋介石召见朱绍良（1949年1月任福州绥靖公署主任）、汤恩伯等军政要员，指示防务；并去日光岩下的中国银行地下金库，实地视察了秘密军费黄金。23日下午后登上“华联”船，24日“抵基隆口外，即登车与辞修直赴草山行馆”（24日日记）。
23日吴嵩庆日记：
“……得俞局长（济时）电，兰州、贵阳均可运，重庆则先运5万两；因决下星期二开始运。此后只剩重庆问题，恐仍需陆续运。（参见徐堪6月27日报告，希望“拨足60万两”）
26日吴嵩庆日记：
“……得厦门电知今日未起飞，空军飞机之沿途延搁，常如此。为总司令拟签呈阎院长（锡山），报告关于台湾军费之困难三点：
1.军费之拨发——财（政）部与台省纠纷；
2.军费之差额——国防部与台省纠纷；
3.军费之汇率——国防部与央行纠纷。
“8时半亲送交贾秘书长。”
这三点都属细枝末节，“只知低头拉车”的吴嵩庆力图解决此“小事”，而当他与台湾财政厅厅长严家淦谈及此事时，对方却似乎不感兴趣。
7月27日蒋介石日记：
“查究下列各案：1.最近拨发黄金案（按：指财务署厦金支出军费密账，不见于央行付出记录）；2.运输经费与输运费案（按：东南海航经费）；3.资遣费案（按：运广州及重庆黄金，部分做军政人员资遣费用）；4.台湾给予差额比较（按：即陈诚要求比照大陆的金银饷——‘士兵不能吃亏’。见本章6月15日吴嵩庆日记）……”
7月28日吴嵩庆日记：
“徐部长来电话嘱往谈，因昨日应提150万，仅提42万；而十三行即得消息，认央行已无银圆，故银圆券抑价。央行人认为是我们泄露消息，余答我们只有三个人来接洽，即程（邦藻）、董（德成）、司徒（光）三人。当然当嘱以后谈话要小心，但有可能也是央行中人无意泄露，此双方面也。”
此日记已见吴嵩庆与徐堪的关系有些紧张。川人财政部部长徐堪，具有较浓厚的官场气息，跟重庆发电厂还有官商利益往来。1947年曾推荐吴嵩庆出任财务署署长，或由此一缘故，6月里向财务署借1000万银圆（270吨），连运送都不愿负任何责任，反要贷款的债主把银子送到家；吴嵩庆还要动员海、空军及租借民船，由厦门、台北分头把这些“贵重物品”运往广州、重庆。其实这些都跟军事无关，不属军队财务署的责任，吴嵩庆完全可以不予考虑。在兵荒马乱之际，一旦出了事，运丢了，还要自负其责，而与徐部长无关。
30日吴嵩庆日记：
“晨起头晕，勉强赴公。晨徐部长电话，嘱往一谈。其缘由为请在台换10万两小条，次为军费配拨稍微拉长，余均允之。对于前者须向上（委员长）报告。余亦提出海南岛运费案，请专案拨款；台湾以后请拨台币等等。归后向悔公报告认可，下午分电。株州失后，前二天银（圆券）价狂跌，失败局面做事不易有如此……”
随着国民党军事斗争的失败，银圆券一路巨贬，已重蹈金圆券覆辙，无人问津了。国民政府乱象丛生，已是摇摇欲坠。
【8—10月份军费日志】
1949年8月3日吴嵩庆日记：
“晨得俞局长（济时）电话，认兰州黄金可否运回15000两。余认须商徐部长，伊认为商徐，则可多运回若干。余走访徐于其寓，伊说困难，允至3时再商。3时依时往，则以大块（黄金）不发生作用，运渝改铸为理由，决派机往运回5万两；同时酌运银圆往，使此事处理，不生痕迹。下午与毛署长（瀛初）通话未返，因急电请派机，并电俞局长请示。程潜叛，湘局危矣。”
兰州央行也有黄金，与军费是两回事（见吴嵩庆8月9日日记）。解放军的第一野战军在7月14日攻占宝鸡后，就开始向兰州包围。兰州渐危，因此蒋介石命令吴嵩庆把7月26日运往兰州的5万两黄金（见上文吴嵩庆7月17日日记）追回一部分。吴嵩庆既接此任务，感到左右为难，怕马家军阻挠或影响守军士气；因此决定运送少数银圆去换回财务署才运去的5万两黄金军费。然而，还未等吴嵩庆采取行动，8月25日，解放军即攻占兰州，马步芳逃到重庆，蒋介石白白丢掉了5万两黄金。（此为后话，略提不表）
8月4日吴嵩庆日记：
“上午与毛署长（瀛初）通话，知（飞）机下午可到，因嘱准备一切。同时与老先生（通电话），知已赴韩，复电已不可得，即照商定计划执行。晚（郭）总司令来电话，知陈明仁（按：在湖南长沙）已不稳，（郭）询已汇款若干，告知其数，并再电衡阳询问。”
蒋介石于8月3日起程，6日抵达南朝鲜，与李承晚总统举行“镇海会议”，9日返回台北。蒋此举或引起金日成之疑虑，而间接促成朝鲜突袭南朝鲜，让李以后十分后悔邀请蒋介石来访；但此也许是他幕后主使刺杀金九的后果，与蒋会晤是为达到安抚中国培养的金派复国志士的目的。蒋介石这次出国的旅费，也是从财务署军费外汇里拨的。
8月5日吴嵩庆日记：
“……上午为兰州空运事，电话与央行等联系，10时亲赴机场，始办竣。盖原定派三机，仅得一机，即嘱赴兰；其余二架，下午装银圆赴定海。下午至央行会议，讨论8月份军费汇拨日期。晚招待央行同人，决明赴港。”
次日吴嵩庆陪妻子去香港度假，同时也有公务在身，因财务署有存款在香港。
8日，吴嵩庆由香港返回财务署：“始知昨天草山来电话，催设法运回兰金。此固还会运往，运前运后，均有报告，今忽有此变，何也？非出尔反尔，盖政治为捉迷藏耳。”这次变化，是因为出现了新的情况。
8月9日吴嵩庆日记：
“晨访徐部长，对兰金不能运回，拟明日再派奚处长往；带顾（祝同）、郭及央行函往，未悉能运回否？郭总司令认兰金与军费系两件事，不能因金事，牵及军费是也，因决军费继续运济……”
兰金属央行，不是军费黄金，但是蒋介石想安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之心，望他好好抵挡一下解放军，所以运回黄金事件就变得很复杂；同时回教马家军的补给还得继续由厦门送去，因兰州外围正在激战中。
11日吴嵩庆日记：
“又接俞局长电话，问兰款告以处理办法。唯闻马子香（步芳）今日来穗，未知果（确）否？至晚始知已到渝，则运金仍难办到。”
12日吴嵩庆日记：
“马子香到穗，余下午往访。遇青海省党部主委马君，言辞中对军费困难及央行基金不足，深以为震。此亦实情也，此次总望有解决办法。（陈）舜畊（蒋总裁办公室 ）来索款，为电台北王处长 （逸芬）照拨。”
8月10日，蒋介石访问南朝鲜回到台湾，财政依旧是其关注的重点。然而此时，却与台湾省主席陈诚产生龃龉，内心忧愤不已。此为动乱的大时代，蒋的顾虑并非完全没有必要。事见其日记：
“ ……10时约见（顾）墨三，吿以辞修言行病态，令人忧愤，余受内外侮辱……”（13日）
“……今日甚感辞修之病态可痛……”（17日）
“……辞修最后致词……表示以往过错与悔悟之诚意，闻之大慰……”（19日日记，顾祝同已警告陈诚）
8月16日，福州被解放军攻破。吴嵩庆“遵令开始运输厦门存金”。本来金存厦门而不直接运台，部分原因也许出于蒋介石对陈诚的疑虑；而今蒋命吴嵩庆把厦门存金运台，也有向陈诚示恩让步之意。当然，从大局而言，也不能不运台湾了。在“厦门拨交吴嵩庆黄金”表（图8.2）里，8月17日最后一笔22.5万余两黄金，应该是剩余的“厦金”，运去了台北。从此厦门鼓浪屿上中国银行的地下金库就走进了历史，1978年前后被拆除。
这批大陆最后的存金，与三个月前江维翰押运的“汉民”轮一样，遭到了觊觎，在运送台湾的过程中危机四伏，充满了血腥味。
当年在厦门海关署工作的孟昭年，就目睹了一桩因黄金所引发的杀机。那年8月，孟昭年搭上招商局的“锡麟”轮，撤退去台湾。该船经常停泊在码头上，随时准备走，当时船上有上千人。
船正行驶着，舰长突然要求大家在甲板上紧急集合。孟昭年看到一个士兵被手铐扣住，被枪指着；船员们和军人则被要求在旁观看。
据孟昭年回忆说：“看到一个将军在审问一个军人，说：‘你为什么来偷这里的黄金？你表演一次怎么偷来的，我们看一看。’结果他就把舱面打开，这个人下去；我们也凑过舱面一看，舱底下全是黄金，都是金砖。军官就讲，你们谁也不许动这黄金，动的就要枪毙。果然一枪把他打死了。”
血染甲板，孟昭年才知道自己所在的船上载有大批从厦门转移的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