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阳门”俗名“前门”，原名“丽正门”，始建于元代，坐落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南端，处于古北京城的南北中轴线上，内向“仰拱宸居”，外向“隆示万邦”，具有威天下而昭礼仪的“国门”地位。正阳门箭楼因形式比较独特，所以它一直被看成是老北京的象征。
明清时期的正阳门是王朝都城的正南门，也是北京唯一保留较为完整的城门。
在京师诸门中，正阳门规制最为隆崇，集城楼、箭楼、瓮城和闸楼为一体，是一座完整的古代防御性建筑体系。其城楼和箭楼规模宏丽，形制高大；瓮城气势雄浑，为古代北京城垣建筑的代表之作。
元朝时期始建丽正门
13世纪中期，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统一了全国。1267年，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为了“南临中土，控御四方”，迁都燕京，即后来的北京，并大兴土木建设元大都。
历时9年，元大都的城垣及宫室建设终于完成，全城共建了11座城门。据元代史事札记《辍耕录》记载：
城之正南曰丽正，左曰文明，右曰顺承，正东曰崇仁，东之南曰齐化，东之北曰光熙，正西曰和义，西之南曰平则，西之北曰肃清，北之西曰健德，北之东曰安贞。
元朝大都城的南垣，位于后来的东西长安街一线上。作为元大都的南城垣正门，当时的丽正门就坐落在后来天安门略前的位置。
在当时，从城南丽正门起，穿过皇城的灵星门、宫城的崇天门和厚载门，经万宁桥到中心阁这条南北走向的直线，就是元代大都城的中轴线。而宫城的主体建筑，都是按照这条中轴线对称展开的。
实际上，作为后来正阳门的前身丽正门，在始建之际，便确定了“宅中定位”、“仰拱宸居”、“昭示万邦”的地位。
而“丽正”之名，则取自《周易·离卦》中“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天下”之意。
丽正门当千步街，九重深处五云开。
鸡人三唱万官集，应制须迎学士来。
这是元代文人欧阳原功写的与元代的丽正门方位有关的诗。而当时的另一位史地学者熊梦祥，在其史地专著《析津志》一书中，不仅明确地记述了丽正门的方位，而且还叙述了相关的礼仪制度，即丽正门辟三门，中门唯车驾巡幸郊祀方得开启之制：
崇天门。正南出周桥，灵星三门外分三道。中千步廊街，出丽正门，门有三，正中惟车驾行幸郊坛则开；西一门，亦不开，止东一门，以通车马往来。
元大都的城门是1267年至1276年期间一体修建的。丽正门的建筑技术受到唐宋两代，特别是宋代的影响较大。
丽正门城门的地基非常坚固，城门的支撑和过梁为木结构，门洞口为梯形，门楼檐脊均饰盖以琉璃瓦。
丽正门宅中定位、经纬四通和直达南城的环境优势，在元代初期，便形成了大都城一处繁华的商贸区。《析津志》一书曾记元世祖封赐丽正门第三桥南一树为“独树将军”，并叙述了该处商贾及其游人的盛况：
世皇建都之时，问于刘太保秉中定大内方向。秉中以今丽正门外第三桥南一树为向以对，上制可。遂封为独树将军，赐以金牌。
每元会圣节及元宵三夕，于树身悬挂诸色花灯于上，高低照耀，远望若火龙下降。树旁诸市人数，发卖诸般米甜食、饼糕、枣面糕之属，酒肉荼汤无不精备，游人至此忘返。
元代的大都当初没有建瓮城和箭楼，所以丽正门当时只是城楼一座，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359年。当时，元代政权风雨飘摇。为守住大都，当年10月，元顺帝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诏京师十一门皆筑瓮城，造吊桥”。
于是，元帝国在各路农民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在不适于建筑施工的冬月低温的环境中，仓促完备了包括丽正门在内的11座城门的楼铺之制。
1368年，明代攻陷元大都后，明太祖朱元璋诏改元大都为北平府。为抵御北逃的元蒙贵族卷土重来，由明代开国大将华云龙新筑城垣，防卫元都。
这次修筑北平城，主要为加强军事防御，除将旧城北垣南缩五里以及废东垣、西垣北侧之门外，一切均沿袭元朝大都的旧制，没有什么变化。
据成书于1376年的明代史志《洪武北平图经志书》，对明初北平府的城墙和城门的记述：
旧土城一座，周围六十里，克复后以城围太广，乃减其东西迤北之半，创包办砖甓，周围四十里。其东南西三面各高三丈有余，上阔二丈；北面高四丈有奇，阔五丈。
濠池各深阔不等，深至一丈有奇。城为门九：南三门，正南曰丽正，左曰文明，右曰顺承；北二门，左曰安定，右曰德胜；东二门，东南曰齐化，东北曰崇仁；西二门，西南曰平则，西北曰和义。各门仍建月城外门十座。
由此可知，在明代开国大将华云龙缩筑旧城之后，北平城曾在土城垣的基础上，加瓮过砖石，并对月城，就是瓮城、外门，就是箭楼等建筑有过修缮和添建。各城楼均在瓮城外门上筑箭楼，周围都使用了砖石包甓。但其中的丽正门瓮城比诸门多建了一门。
1402年，丽正门在元大都旧址移建新址，就是后来的正阳门所在地后仍称名“丽正门”，此名先后历经了明代永乐、洪熙和宣德三朝计16年。
1403年正月，明成祖朱棣诏改北平为北京，暂称“行在”，并从1406年开始营建北京的宫殿和城垣。当时的北京南城垣，仍然沿袭元大都旧制，位于后来的长安街稍南一线上。
为把五府六部都摆在皇城前面，明成祖朱棣在营修皇城时便将南城垣南移了近千米，即在后来的正阳、宣武和崇文三门的平行线上。这次移建和增筑，于1421年正月告成。其中，原来大都城与北平府的丽正、顺承和文明三门随南垣南移，并仍沿称旧名。
明朝定都北京后，对北京城垣的修缮和移建工程，前后又进行了10余年，东南西三面总计新筑城墙2700余丈，又在全城外侧加瓮砖石，并改西垣的“和义门”为“西直门”，东垣之“崇仁门”为“东直门”。
当时，京城周围约20千米，共建有9门：南边的城门名叫“丽正”、“文明”和“顺承”，东边的城门名叫“齐化”和“东直”，西边的城门名叫“平则”和“西直”，北边的城门名叫“安定”和“德胜”。
在永乐年间修建的北京诸门，除移位新建的丽正、顺承、文明三门外，其余六门都沿袭了元大都城旧制，设有城楼、箭楼与瓮城。
1436年，继位不到一年的明英宗朱祁镇利用前朝父、祖历代所积资材，又对北京城垣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他“命太监阮安、都督同知沈青、少保工部尚书吴中，率数万人修筑京师九门城楼。”工程进行了3年多，直至1439年方告完成：
京师门楼，城壕，桥闸完。正阳门正楼一，月域中左右楼各一；崇文、宣武、朝阳、阜成、东直、西直、安定、德胜八门各一，月城楼一。各门外立牌接。
城四隅立角楼。又深其濠，两涯悉璧以砖石。九门旧有木桥，今悉撤之，易以石。两桥之间各有水闸。濠水自城西北隅，环城自东，历九桥九闸，从城东南隅流出太通桥而去。
在这次北京城垣和城门的大规模修建中，明朝不仅完善了各门的“楼铺之制”，而且还将“丽正门”、“文明门”、“顺承门”、“齐化门”和“平则门”5座城门分别更名为“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朝阳门”和“阜成门”，其余4门则仍然使用原来的名字。
明朝时正阳门日臻完善
在明朝正统年间，重建完成后的京师9门中，以“正阳门”的形制最为隆崇，不仅箭楼设门，在瓮城左右也都设了门，并在还在其左右门上加盖了闸楼，而其他诸门瓮城内则只设一门。
至此，正阳门作为京都正门，可谓名实相符了。在它的名字中，“正”代表了它是京城的正门，而“阳”则是天之大数代表了皇帝，因为“日为众阳之宗”，古代以为人君之象，因系“国门”，又在北京城的中轴线上，正对宫城，故命名“正阳门”。
1553年，为抵御蒙古俺答汗部不时对京师的袭掠，保护正阳、崇文和宣武三关厢之民，明世宗朱厚熜又诏令修筑了外城。
明朝时期的北京诸城经过洪武、永乐、正统和嘉靖四代近200年的改建增筑，规整壮观，形制完备，最终形成了“里九外七皇城四”：即内城9门，外城7门，皇城4门，共20门的格局。
而正阳门以宅中定位的优势，与崇楼巍峨，雄视八表、籍壮观瞻的国门地位，一直领秀京师诸门。在当时，正阳门不仅修筑了瓮城、箭楼、东西闸楼，并疏浚城壕、建造石桥和牌楼，形成了“四门、三桥和五牌楼”的格局。
正阳门在砖砌城台上建有两层城楼，占地3000多平方米，城台上窄下宽，有明显收分，宽95米，厚约31米，高约14米，城台南北上沿各有1.2米高的宇墙。城台正中辟有券拱门，五伏五券，内券高9米多，宽7多米，外券高6米多，宽6米，门内设千斤闸。
正阳门城楼为灰筒瓦绿琉璃剪边，重檐歇山式三滴水结构。楼脊饰龙头兽吻，每面有檐柱、老檐柱和金柱三层柱子，朱红梁柱，金花彩绘。城楼的楼上、楼下均四面均设有门。
在城楼两端，沿城墙内侧设有斜坡马道以通上下，通面宽七间41米，进深三间21米。城楼外侧重檐以上悬挂木质大门匾。
城楼的楼身宽36米多，深16米多，高27米多。上下均有回廊。上层前后装菱花格隔扇门窗，下层为朱红砖墙，明间及两侧正面各有实榻大门一座。整座城楼的整体高度为42米，为古代北京所有城门中最高大的一座，也是古代北京全城最高大的一座建筑。
正阳门箭楼位于正阳门城楼的正南方，是最能体现我国古代军事防御思想和技术水平的代表性建筑，为一砖砌堡垒式建筑，雄踞于砖砌城台之上，占地2147平方米。城台高约12米，上窄下宽，也有明显收分。
门洞为五伏五券拱券式，内设"千斤闸"，南侧宽10米，北侧宽12米多。开在城台正中的中门，与城门相对，是内城9门中唯一箭楼开门洞的城门，专供龙车凤辇通行。
当皇帝去天坛“祭天”，或去先农坛“亲耕”时，“御驾”都由此出入。平常时，正阳门箭楼及东闸楼下的城门关闭，百姓经瓮城东西两个门洞出入。
箭楼上下四层，楼顶为灰筒绿琉璃剪边、重檐歇山式，饰绿琉璃脊兽。南、东、西三面辟箭窗，以作对外防御射击之用，南面四层，每层13孔，东、西各四层，每层4孔，连抱厦2孔，共辟86孔。
箭楼的结构为前楼后厦，面阔七间，宽62米，进深20米；北出抱厦庑座，面阔五间，宽42米，进深12米，门两重，前为古老的吊落式闸门“千斤闸”，后为对开铁叶大门。
整座箭楼通高35米多，在明代及后来的清代北京城垣的箭楼中，唯正阳门箭楼辟门，亦最为高大雄伟。由于其形式比较独特，一直被看成是老北京的象征。
在箭楼与城门楼之间有一座巨大的瓮城。瓮城是为了加强对城门的保护而设立的，用以消除城防的死角，加大敌人的攻打难度。
历史上，北京内城曾多次遭到进攻，如后金军队和蒙古族俺答汗和部落的围攻，以及后来清代时八国联军的进攻，因正阳门的城池坚厚，除八国联军之役外，在其他围城战中均未曾被强行攻破过。
瓮城为长方形，南北长108米，东西宽88米，东北和西北两内角为直角，东南和西南两外角为抹角，瓮城将城垣、城门楼、箭楼和两座闸楼连接起来。瓮城城垣与城墙高度相同，高约11米，略窄些，内为土墙心外甃大城砖。上顶甬道海墁城砖，外侧筑雉堞，内侧筑女儿墙，内有空场。
瓮城东西两侧建有闸楼，闸楼面阔三间，灰筒瓦绿琉璃瓦剪边，歇山小式屋顶，外侧辟箭窗两排共12孔。闸楼下开券门，以通行人，门内也有千斤闸。南端呈弧形抹角，箭楼坐落在顶端，瓮城的4个方向各开有拱券式门洞一座，东、西、南为吊落式闸门。
北门在宏伟的城楼之下，南门在高大的箭楼之下，东西两门则在瓮城东西正中的闸楼之下。平时箭楼及东闸楼下的城门关闭，出入百姓绕行西闸楼下券门。
在明代时，北京内城9门外均有一座跨越护城河的石桥，但唯独正阳门外并列有三座桥，称“正阳桥”。正阳桥外是油漆彩画、木结构的五牌楼。正阳桥东侧燕尾石堤上的镇水石兽。石兽位于石基上，头探向河中，身披鳞甲，四肢粗壮，造型生动，雕工精细。
我国古代的城门，设施繁杂，作为城市防御设施除前文所述的城楼、箭楼、瓮城、护城河、石桥外，还包括雉堞、登城马道和铺舍等，正阳门也不例外。
雉堞和女儿墙是沿城垣上顶内外修筑的矮垣墙。雉堞位于城垣顶外侧，筑为齿状，起盾牌作用，以保护守城者免遭敌人攻击；女儿墙亦称女墙，为城垣顶内侧修筑的矮垣墙，作用是拦挡守城者，免于摔下。
古代北京的内城雉堞高为1.9米，宽为1.5米，厚为0.75米，其间距在0.5米至0.8米之间；外墙雉堞高1.3米，宽约1.2米，厚为0.5米左右，其间距在0.5米左右，内外城共有雉堞20700多个。雉堞都是用白灰浆、大城砖砌成。平顶，四侧四棱见角，非常牢固。
女儿墙高约1.2米，厚约0.75米，以白灰浆、大城砖沿城垣形制砌成，上顶一般砌成馒头顶或是泥鳅背顶。正阳门与内城其他八门一样，城台外侧建雉堞，内侧建女墙，规制亦与城垣相同。
马道是供守城部队上下城用的专用斜道，它附贴在城墙内侧墙体上，坡度约15度至30度之间，马道宽约四五米，斜道外侧砌筑一道矮墙，每对马道呈内八字形或外八字形，从左右两条马道都可以到达城顶。
正阳门设有马道两条，均在瓮城内紧贴城垣内壁而筑，分别通向城楼与箭楼。铺舍是建在城垣顶上，为硬山式，面阔三间，进深一间，为驻军的值班房，供守城兵士休息或堆放守城武器等物之用，明代称“铺舍房”，清代称为“堆拨房”。
正阳门瓮城内的两座小庙
1610年，正阳门箭楼不慎失火，大火从傍晚一直烧到次日辰时。箭楼被毁后，朝廷随即开始重建。明朝北京内城的各个城门都是由太监监管，修缮箭楼的事情当然也由太监主持了。
当时，太监们为了从这项工程中多捞点银子，就提出把修缮的预算资金定为13万两白银。而当时负责营造工程的衙门工程官员营缮司郎中陈嘉言，却为人正直，不贪钱财，认为所作的预算过大，坚持削减开支，最后只用了30000多两银子便将箭楼修复了。
据史料记载，正阳门内瓮城西侧的关帝庙就建于这一期间。明代文人沈榜的《宛署杂记》记载：当时，北京仅著名的关帝庙就有51处，而北京内城各城门的瓮城内都有关帝庙，寓意其负有保护国都的责任。
其中，最著名的关帝庙当属正阳门关帝庙。关帝庙前，雕刻有精细的汉白玉石马。“殿祀精严，朱楹黄覆，绮槛金龛，中奉圣祖御书，额为‘忠义’两字。西庑下有明董文敏焦太史所撰碑记，传为二绝。”
庙中立有一通石碑，碑文由明代著名学者焦竑著文，明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书写：
蒸哉文皇，幽燕启土。侯呵护之，如栋斯础。
碑文所指的是当年明成祖朱棣皇帝亲率大军征讨蒙古作战时朦朦沙雾中，有一神为前驱，其中袍刀杖，貌色髯影，果然关公也，独所跨白马。
当时，关帝庙只是一座黄瓦履顶的小庙，但颇有来历。据说，明成祖朱棣亲征漠北时，见大军前沙蒙雾霭中，有一神为前驱，“其中袍刀杖，貌色髯影，果然关公也。独所跨马白”。
而且北京城市面也有传闻：每天早晨果见有一匹白马立于正阳门关帝庙前不食不动，气喘吁吁汗流不止，直至明成祖朱棣胜利回师北京之后才消失。
因此有臣上奏明成祖，此马乃关公助战时所乘的白马。明成祖朱棣闻听大喜，就降旨，在正阳门关帝庙前修筑石马隆重祭祀。
在明朝时，自明成祖将祭祀关圣载入皇家《祀典》后，朝廷每年都有祭祀活动，皇帝除在去天坛、先农坛路过正阳门必驻足关帝庙上香祭祀外，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民间传说的关老爷磨刀日，朝廷也必派大员前去祭祀这位蜀汉前将军。
凡国家遭遇巨大灾难时，朝廷也要到关帝庙举行祭祀仪式。这座关帝庙因地处国门，位置格外显赫，就连当时的外国使节去紫禁城朝谒出来，也都要到关帝庙祭祀一番。
1615年，明朝因灾举行过一次隆重的祭祀活动。祭祀当日，皇帝派司礼监太监李恩齐手捧帝王服饰九旒冠、玉带、龙袍和赐封“关圣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的金牌，在正阳门关帝庙建醺3日，颁告天下。致使正阳门关帝庙的名声大振。
有史记载，关帝庙当时最大的特色是其关帝神像，他与其他关帝庙中的红脸关帝像不同，他是“金”面的。
传说，当年明世宗朱厚璁曾在朝廷内庭供奉了一尊金面关帝，后嫌神像太小，便命人重制了一尊供奉；当时，明世宗本来打算要弃掉那尊小神像，但因顾虑其已经受了百年香火，怕丢掉后会有不吉，于是他就将该神像赐给了正阳门的关帝庙。
当老百姓得知关帝庙中神像是皇帝御赐后，更加崇拜至诚。每个朔望，香火极盛，求福求寿者，求子嗣者，求功名者，络绎不绝。
后来，明朝在正阳门城楼瓮城之内的东侧，又增建了一座黄瓦履顶的名叫“观音大士庙”的小庙。从此，正阳门内就有了左右相称的两座小庙。而这两座小庙黄顶白碑，树木参差，灰墙环绕，就像两个卫兵，护卫着高大巍峨的正阳门城楼。
据史料记载，观音大士庙是崇祯皇帝敕建，建成后的观音大士庙占地一亩余，佛殿及住房13间。庙内有佛像19尊，有碑4通，石刻2件。
直至清朝定都北京后，清代又才对明末被毁或受损的宫殿、城门和祠庙等建筑，全力进行了重建与恢复。有史料记载，修缮后的：“关帝庙占地一亩余，神像十四尊，画像一帧，神马一匹，青龙刀三柄，有碑十一座，刻十块”。其中，“大刀”、“关帝画像”和“白玉石马”被称为关帝庙“三宝”。
据说，清代皇帝从天坛祭天回宫时必在庙内拈香，其名望可见一斑。关帝庙不但皇家供奉，百姓烧香，就连京城五金行的买卖人也趋之若鹜。
相传，关帝庙内供奉的3口大刀，均系清嘉庆年间陕西绥德城守营都司，在前门外打磨厂三元刀铺定制的真刀，最大的一口刀长两丈，重200千克，其余两口刀，一口重60千克，一口重40千克。
每年农历5月13，也称“关云长单刀赴会日”，关帝庙举行“磨刀典礼”一次。届时，庙内都会将3口大刀抬出，由三元刀铺派工匠将刀磨光，再放回原处。
而此时，到关帝庙参加磨刀观礼的京城百姓们，从四面八方纷纷赶来，关帝庙前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热闹非凡。除此以外，关帝庙之所以香火旺盛，被世人推崇，是因为“关帝签”十分“灵验”。
传说，有一个侍郎李若农，参加咸丰已未科会试时，曾在考前来正阳门关帝庙求签。他求得的签语是“名在孙山外”。李若农看后很是失望，以为会名落孙山。没想到发榜时，他竟高中进士。
李若农逢人便说，此签实不灵验。等到殿试发榜，状元为孙家鼎，榜眼名孙念祖，李若农得了个探花，实列二孙之后，与签语相合。因此，李若农叹服不已。从此，正阳门关帝庙的“关帝签”有天下第一“灵签”的消息也不胫而走。
当时，民间流传“灵签第一推关帝，更向前门洞里求”，甚至也会有皇帝亲临烧香敬奉。每当关帝庙开庙时，庙里庙外，便坐满了道士，他们手抱签筒，接待求签香客，求财祈福者蜂拥而至。
根据清史《清实录》记载，光绪皇帝去关帝庙和观音庙参拜烧香的次数多达64次，远远超越了光绪以前所有皇帝去正阳门庙宇参拜次数的总和。光绪皇帝从1887年起，到他1908年去世为止，他几乎每年数次前往正阳门的庙宇参拜，其时间跨度长达22年。
历经劫难的正阳门城楼
至清朝入关定都北京，虽然加以“修整壮丽”，但“九门之名，则仍旧焉”。清朝以八旗分居内城，正阳门内东西两侧，分别为正蓝、镶蓝两旗所占。
由门内至大清门，就是后来的中华门之间，是著名的棋盘街，在乾隆皇帝时，正阳门一带已是“周绕以石阑，四围列肆长廊，百货云集一回的商业汇聚之所。”
1780年，正阳门外的一间铺面房不慎失火，恰遇大风，火势迅速蔓延，殃及正阳门箭楼，还同时烧毁了瓮城东西月墙的闸楼、官房等设施。
同年重建时，乾隆皇帝命令新换砖石，但负责修建的大臣们却仍然利用了旧券洞进行修筑，结果，不仅箭楼南面新做的箭窗墙面出现了鼓闪现象，修成后的门洞也出现了内裂。直至乾隆皇帝再次诏令，才总算工程完善了。
1849年，正阳门箭楼又一次被火烧。当时，正值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第十年，朝廷国库空虚，财力紧张。工部营缮司连修缮所需的3丈4尺多长的大柁，都无力筹办。
后来只好“拆东墙补西墙”，把北京西郊畅春园中九经三事殿中的3丈6尺长的大梁拆下，并挪用至正阳门上，正阳门箭楼才终于修复。
1900年，发生了火灾，这场火灾不仅烧了大栅栏一条街，延烧至千家以上，还殃及了附近的正阳门箭楼，由此而酿出一场清朝“二百年来未有之奇灾”。箭楼作为外楼及正阳门楼的重要部分，当时人在笔记中往往直接以“城楼被火”称之。
正阳门外楼被焚，在当时人看来，无疑是一场“非常奇灾”，因而凡是记载这一火灾的史料，几乎无不言及这一细节。诗人也多有记载。清代诗人郭泽淫诗道：
药店朝来起火鸦，飞烟横卷箭楼斜。
银房宝市繁华最，焦土凄凉剩几家。
关于此次正阳门箭楼被火灾焚毁的情形，清末学者袁昶曾记载说：“延灾及正阳门，城楼塌毁”；清代书法家杨典诰则云“悬门隳下，毁及双扉”，可见大门也被火烧了。此外，据清末学者梁济日记，“正阳门城楼已烬”乃是在“晡时”，就是说正阳门城楼被烧毁大概在下午3时至5时之间。
正阳门当时作为京师内城的正南门，其象征着帝国体统、皇室威严的巍峨城楼无疑也是民众观瞻之所系。而一日之间，其箭楼竟半毁于炽焰浓烟之中，几乎只剩下颓垣焦壁。
同年8月14日，正阳门箭楼首先遭到重创。此后，又因失火，烧毁了正阳门城楼。这次正阳门被毁程度极为严重，城楼、箭楼、闸楼、铺舍等均遭到破坏，焚后仅余城楼底座及门洞，周围是一片颓砖断瓦，状极凄凉，令人痛心不已。
1902年，清政府派直隶总督袁世凯和顺天府尹陈璧负责筹划修复。在修复施工中，因所藏的工程档案经兵火焚掠无存，只好参照与正阳门平行的崇文、宣武两门的形制，将高度与宽度适当加大了一些，重建了正阳门的城楼与箭楼。
正阳门这次重建，历时最久，直至1906年才竣工。这次重建后的正阳门箭楼，添建了水泥平座护栏和箭窗的弧形遮檐，月墙断面增添西洋图案花饰。
此后，正阳门又历经了数次改建，首先拆除了正阳门的瓮城月墙及东西两座闸楼，后又将正阳门内的关帝庙与观音庙也一同被拆除。
后来，正阳门城楼和正阳门箭楼又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改建：在城楼东、西两侧城墙各开辟两个洞子门。箭楼南侧增建了悬空眺台、汉白玉抱柱和栏杆，并在一二层箭窗上方，加饰了水泥制成的白色弧形华盖。原箭楼没有匾，改建时，在箭楼门洞上增添了汉文书写的“正阳门”横匾。
箭楼下的城墙部分，东西两侧都加宽，并加建栏杆，增建了东、西“之”字形的登城马道。箭楼北面也拓宽了，形成了用混凝土仿汉白玉栏杆围起的宽阔平台。另外，这次改建，还在抱厦两侧各增加了4个箭窗，这样，就使箭窗的数量从原来的86个变成了94个。
正阳门历经了500多年的世事沧桑，最终，成为古都北京唯一一座城楼、箭楼均保存完好的城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