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墅建得如此奢华，难道苏共和苏联的老百姓没有议论吗？我不相信有着这么伟大历史的苏联共产党就没有人提出疑问？这么伟大的民族就没有人提出疑问？”徐光说。
“当时有一个记者曾经这样描述，‘二十世纪克里米亚半岛南岸一共建了两座神奇的建筑，一座是尼古拉二世的利瓦吉斯基宫殿，另一座就是戈尔巴乔夫的那座革命色彩十足的霞光工程。’把共产党领导人的住所同沙皇宫殿等同起来，你说老百姓怎么看？但是那个时期的苏共已经完全丧失了自我纠错的功能，一个对其领导人失去监督功能的国家是无法纠正错误的。”刘教授继续说，“问题还不单单是这样的别墅，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列宁山建有别墅，在郊区其他地方建有别墅，在皮达聪建有别墅，又在这里修建了超现代化的福罗斯别墅。在这座别墅即将完工的时候，在阿布哈兹的缪谢拉又开始为他建造更豪华的别墅，那时候福罗斯的别墅就会空下来。而戈尔巴乔夫怎么说？他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说，他根本没有私人别墅。是的，这些别墅是国家的，可是谁住在里边呢？斯大林也可以说他没有别墅，但他在前苏联有上百栋别墅，他去世后，其中一座分给了米高扬，米高扬吃惊地发现，这座在当时造价五十万卢布、装饰了名贵家具的豪华别墅，斯大林从来没有住过。”
徐光半晌说不出话来，许久，他低声说：“这就是特权和等级制度的后果。”
半个月后，徐光飞回了北都市，他找到李盛昌，将刘教授托他带的资料转交给他，李盛昌问他感受如何，徐光只是摇头。恰巧这时冯子卿的电话打了过来，找李盛昌借一些有关唐代人物的历史资料。待两人谈完正事儿，徐光朝李盛昌要了电话：“老冯啊，你真成了闲云野鹤了。几个月在黄河游荡，这样的好事儿你怎么不叫上我，我现在退下来，正是百无聊赖的日子，咱们搭个伴儿怎样？”
电话那头的冯子卿显然兴致很高：“徐书记，我知道你到俄罗斯考察，怎么样，感触良多吧。我在临汾呢，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在这里大概要待七八天，还要去壶口，怎么样，你来吗？我们一起去，只是我常住在庙里或老百姓家里，吃斋饭或是老百姓的粗茶淡饭，不要委屈了你。”冯子卿说。
徐光哈哈大笑说：“我一直希望体验这样的生活，好吧，那咱们壶口见。我还要同你谈谈东欧见闻，东欧的变化应该给所有共产党人一个警示。如果不能解决腐败的问题，社会主义事业是没有前途的。”徐光感慨地说：“咱们再来个彻夜长谈，只不过我只能陪你几天，然后我要到北京看孙女去。”
徐光赶到壶口时，冯子卿在壶口宾馆租了房间，服务员指着窗外飞瀑旁的人影对徐光说：“老冯出去了，那个人就是。已经在瀑布旁坐了两个钟头了。
徐光是第一次到壶口，他走出宾馆，向着瀑布走去，看见滔滔河水从上游千米河床奔来，排山倒海，突然跌落在数十米宽的石槽内，形成落差达三十米的巨大瀑布，卷起半天烟云，声若雷鸣。徐光走近瀑布，看见水雾上面已经有了迷幻般的彩虹，冯子卿就在这彩虹边上坐着，宛若一座雕像。他走近冯子卿，看见他的前襟已被水雾打湿，依然若有所思地盯着咆哮的瀑布。冯子卿猛然回头，看见徐光，张嘴说了什么，徐光一点儿也听不见，两人在瀑布巨大的轰鸣声中笑着握手示意，然后相继坐了下来。
两人一直坐到天黑。
回到饭店，徐光诧异地发现，这里游客出奇地少，偌大的饭店里，仿佛只有他和冯子卿两个人。徐光问冯子卿何以不住庙里或者老乡家，“太浪费了！”徐光说，“不是说好体验民风民情，住老乡家吗？”
冯子卿却说他出来几个月，身上都臭了，他要休整一下。现在宾馆已经进入淡季，可以五折的价格租房，不算贵。再说要看瀑布，这里是最好的景观，一辈子的事儿，何必委屈自己呢。他半开玩笑地对徐光说：“老百姓苦啊，全家人盖一床被子，十几岁的姑娘与家人轮流穿一条裤子，这都是我亲眼看到的。住在老百姓家，徐书记，你吃不了那个苦。”
吃晚饭的时候，冯子卿告诉徐光，当年冼星海在壶口瀑布下坐了五天，《黄河大合唱》由此产生了。“坐在这里，实际上是在感受这个民族的精神。”冯子卿说。
徐光何尝不是如此感觉，整整一个下午，他都在倾听着民族之声，他逐渐能够理解冯子卿了。他说：“老冯啊，我觉得人还是要有一些精神的。战争年代，我们不缺精神，可是现在，我们必须强调人的理想、人的精神了。我这次到东欧，感触很深啊。苏联社会主义事业戛然而止，就是因为那些高喊着社会主义原则口号的人，早已没有了革命精神，而且一旦他们发现还有更好的途径来获取个人利益时，就彻底地抛弃了自己的政权，背叛了社会主义原则。”
冯子卿沉思许久，缓缓地说：“徐书记，东欧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等级制度形成的腐败相当严重，另一个是由于分配不公，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百姓生活的贫困与上层人物的奢豪形成巨大反差。前苏联有一套完备的官职等级名录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官员职务由低向高形成一个巨大的宝塔，越往上走，越能够享受特殊的待遇。那些‘公仆’们住在黄金地带的高级公寓和风景优美的别墅中，专用的汽车，免费的早餐和午餐，周末和假日享受到风景胜地度假和旅游的待遇，不用排队就可以在特殊的商店购买紧缺商品和进口奢侈品。你在莫斯科听说过小白桦商店吧，这种商店就是专为官员服务的特供商店，不仅可以买到稀缺物品，而且绝对物美价廉。当然，现在这种商店未必存在了。”冯子卿停顿一下，略带神秘色彩地低声对徐光说：“你知道苏联的‘钱袋’制度吗？就是除了工资之外装在信封中秘密发给各级官员的钱，大概同我们现在一些合资企业的红包制度差不多吧。你猜猜斯大林时代一个部长的‘钱袋’是多少？每月两千新卢布，约合三千五百美元，全年就是四万两千美元，而那个时候苏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七百美金。”
徐光说：“这个我知道，苏联高层与平民的工资差距达到五十倍以上。赫鲁晓夫尝试改革，大幅削减了官员工资，结果被罢黜了。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很快又恢复了高薪制度。”
“这就是惰性啊，已经完全失去了自我纠错的能力。”冯子卿说。
“赫鲁晓夫下台后，写了《最后的遗言》，他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在他二十岁的时候，作为沙皇时代的工人，由于做的是高度技术性的工作，他得到了一套有会客室、卧室、厨房和餐厅的房间。他写道‘革命后的好多年，回想起我作为资本主义下的工人，有比现在生活在苏维埃政权下的我的工人同胞更好的居住条件，使我感到痛心。”徐光说，“不止痛心，还应该感到耻辱啊！不过赫鲁晓夫这个人比起其后任来，还是愿意改革和进取的。他毕竟看到了苏共的问题，并且试图通过改革去解决这些问题，可惜操之过急了。”
冯子卿说：“分配不公和特权制度最后造成了什么局面？有四个方面的典型特征，一是国家权力变成了私人权利，高层人物身边的人自然进入了特权阶层。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是个酒鬼，二十四岁就被提拔成中将，而斯大林的妻子阿利卢耶娃如何评价他呢？‘他无所不为，肆无忌惮地利用在其父斯大林身边的机会、没有什么是他得不到的。’阿利卢耶娃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谈到，斯大林身边的警卫人员，全部为自己修建了乡村别墅，坐着政府的汽车，像政治局委员那样生活。勃列日涅夫的儿子是个纨绔子弟，年纪轻轻就凭借勃列日涅夫的权势当上外贸部副部长，而他女儿加琳娜的最后一任丈夫丘尔巴诺夫，进入勃列日涅夫家族后，短短十年就升为克格勃第一副部长；就连锐意改革的赫鲁晓夫也曾安排女婿当上《消息报》主编。二是腐败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由于依靠勤奋工作和杰出才能已经不能够正常升迁，送礼、讨好、投靠、买官就成为官场的普遍现象。共产党阿塞拜疆第一书记阿利耶夫在勃列日涅夫访问时，竟然送了他纯金制作的半身像，价值连城。此后不久，他便被调到莫斯科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这时的苏联，各种官职已经明码标价了，阿塞拜疆下面的一个区委书记二十万卢布，副书记十万卢布。一到节假日前夕，机要通信部门便忙得不可开交，忙着分送各地寄来的礼物。苏共的各级领导，几乎都卷入这种庸俗肮脏的交易。这种送礼之风甚至影响到国外，勃列日涅夫就收到过十几辆各种名牌的轿车。有一次戈尔巴乔夫从韩国访问回来，皮包里的一个信封竟然是韩国总统卢泰愚送的十万美金。三是近亲繁殖造成的思想僵化、宗派风气，党和政府都失去了自我纠错的能力。四是贫富悬殊，民众中积聚了巨大的变革力量。”
说着，冯子卿拿起筷子，狼吞虎咽地吃面，徐光看了一下桌子：两大碗热腾腾的刀削面，一碟烂酸菜拌土豆泥，这是一种当地老百姓常见的腌制菜。
“在社会动乱发生时，很显然，整个上层的反应是仓促和失误的。苏联的紧急状态委员会不说了，罗马尼亚的领导人齐奥塞斯库早已将自己的国家变成了‘家天下’，他在首都召开十万人大会声援政府行动。正当他慷慨激昂发表演说时，一个角落里响起了一声‘打倒刽子手’，一句话便点燃了群众的暴乱。军队拒绝开枪，几个小时后齐奥塞斯库和夫人拉列娜即被逮捕，很快就被处决了。这可正应了毛泽东反复说的那句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可悲的是，在东欧剧变的时候，那些领导人却丝毫没有意识到危机。”徐光说。
“要总结东欧共产主义事业失败的教训。”冯子卿说，“徐书记，我还没有看到这样的报告或者资料，但是这很重要啊。中国共产党经历了辉煌的历程，但是，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要警惕呀！你能不能总结一份考察报告，向有关方面反映一下。”冯子卿放下筷子，抹抹嘴说。
徐光拿起筷子，挟了一口烂酸菜放到嘴里，一股酸香的味道一下子冲向脑门。他想了想说：“我人微言轻，这样重大的问题由我来谈不好。何况有些事情我们出发点是好意，别人未必这样想。”
冯子卿拉过椅子，凑近徐光说：“我反映的《北都日报》和市政府的一些问题，与我何干？但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说出来，心里不安呀！你写一份访问报告，不过是引他山之石，别人不会多想的。况且，如果说你还人微言轻，那我们这样的小老百姓干脆什么也别说了。”
徐光点点头，眼光从冯子卿脸上移向桌面，若有所思地说：“是呀！位卑未敢忘忧国。老冯，你是好样儿的。好吧，就依你说的，我尝试一下，只不过我需要时间，同时有关主题和大纲你还要帮我设计一下。”
此后四天，在壶口瀑布上下游十多公里的山崖小径上，在萧瑟的秋风和奔腾的河水陪伴下，两个忧国忧民的男人，细细讨论了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失败的教训。
第五天头上，冯子卿对徐光说：“老徐，我不能陪你了。从这里过河，便可达黄陵，我想到那里祭祖，然后去延安。过些日子，我可能到北京，我们北京见吧。”徐光要到吉县乘大巴到太原倒车，便说：“我要到中午才能乘车，我送你一程。”两人背了行囊，到前台结了账，徐光将行囊寄存在前台，便随冯子卿上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