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代表发言强调：“中国政府将会全力支持香港政府捍卫港币稳定。必要时，中国银行将会与香港金融管理局合作，联手打击索罗斯的投机活动。”
·李鹏强调说：“发展中国家更容易出现金融风险，也容易成为国际金融投机的袭击目标。”
·李鹏说：“世界要和平，国家要稳定，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这是当今时代的潮流。”
李鹏将出席货币基金组织年会
1997年9月10日，将于当月23日至25日在香港举行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年会的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作为东道国政府首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将赴香港出席年会的开幕式并致词。
这次年会是香港回归祖国后首次在港举行的大型高层次国际会议，也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次在中国举行年会。
中国政府派出参加此次年会的代表团由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计划委员会等有关部委的负责人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代表将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会议。
中国财政部的官员介绍说：
此次年会的筹备工作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具体承办的。至今为止，有关会务与接待方面的准备工作进展顺利，目前已基本就绪。
当时，据有关人士介绍，在这次年会上，与会者将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重大政策事务、全球经济形势、国际金融市场前景、金融市场风险防范、重债国减债计划等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并做出一些重要决定。
这次年会系列活动的参加者将有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约180个成员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一些国家的政府首脑也将与会。参加会议的还有4000多名金融和经济界人士以及2000多名采访年会的各国、各地区新闻记者。预计与会人员约2万多人，超过以往历届年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英文名为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简称IMF，是世界银行巨头们私有的欧美中央银行以及其他一些掌控了世界经济命脉的银行家们所掌握的国际金融组织，1946年3月正式成立，1947年3月1日开始工作，1947年11月15日成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在经营上有其独立性。总部设在华盛顿。
该组织宗旨是通过一个常设机构来促进国际货币合作，为国际货币问题的磋商和协作提供方法；通过国际贸易的扩大和平衡发展，把促进和保持成员国的就业、生产资源的发展、实际收入的高水平，作为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稳定国际汇率，在成员国之间保持有秩序的汇价安排，避免竞争性的汇价贬值；协助成员国建立经常性交易的多边支付制度，消除妨碍世界贸易的外汇管制；在有适当保证的条件下，基金组织向成员国临时提供普通资金，使其有信心利用此机会纠正国际收支的失调，而不采取危害本国或国际繁荣的措施；按照以上目的，缩短成员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时间，减轻不平衡的程度等。
中国是该组织创始国之一。早在1980年4月1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恢复中国的代表权。中国在该组织中的份额为33.85亿特别提款权，占总份额的2.34％。中国共拥有3.4万张选票，占总投票权的2.28％。
中国自1980年恢复在货币基金组织的席位后单独组成一个选区并派一名执行董事。1991年，该组织在北京设立常驻代表处。
基金组织是“由185个国家参与的组织，致力促进全球金融合作、加强金融稳定、推动国际贸易、协助国家达致高就业率和可持续发展”，除了朝鲜、列支敦士登、古巴、安道尔、摩纳哥、图瓦卢和瑙鲁，所有联合国成员国而且只能是联合国成员国才有权直接或间接成为基金的成员。
就在199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召开会议之前，东南亚爆发了经济危机，这次危机波及的地方之广泛，对亚洲经济造成的冲击之严重，都是史无前例的，这更凸显出这次年会的重要性。
这次金融危机发源于泰国，提到这次金融危机，必然要提到一个人，这个人便是有“金融鳄鱼”之称的索罗斯。
1930年，乔治·索罗斯出生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中上等级的犹太人家庭，出生时的匈牙利名字叫吉奇·索拉什，后英语化为乔治·索罗斯。
乔治·索罗斯的父亲是一名律师，性格坚强，极其精明，他对幼时的索罗斯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他不仅教会了索罗斯要自尊自重、坚强自信，而且向索罗斯灌输了财富太多对人是一种负担的观点。索罗斯在以后的生活中，不太重视积累财富，而是将亿万家财投入慈善事业，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其父亲的影响。
1953年春天，索罗斯从伦敦经济学院学成毕业，当时，他发现参与投资业有可能挣到大钱时，就给城里的各家投资银行发了一封自荐信，最后辛哥尔·＆·弗雷德兰德公司聘他做了一个见习生，他的金融生涯从此揭开序幕。
1960年，索罗斯第一次对外国金融市场进行了成功的试验，锋芒初现。他经过分析研究发现，由于德国安联保险公司购置的房地产价格上涨，其股票售价与资产价值相比大打折扣，于是他建议人们购买安联公司的股票。摩根担保公司和德累福斯基金根据索罗斯的建议购买了大量安联公司的股票。果真如索罗斯所料，安联公司的股票价值翻了3倍，索罗斯因而名声大震。
1973年，索罗斯创建了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公司刚开始运作时只有3个人：索罗斯是交易员，罗杰斯是研究员，还有一人是秘书。
当时有人说，索罗斯的独特之处在于，在一种股票流行之前，他能够透过乌云的笼罩看到希望，他很清楚为什么要买或不买。当他发现自己处境不利时，他能走出困境。
索罗斯经历过了无数次失败，也经历了无数次成功，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日益壮大，成为世界上影响重大的基金管理公司。
到1994年，索罗斯承受着日益增大的压力。1994年，量子基金只比上一年增长了2.9％。各种媒体也在不断地攻击索罗斯，一边对其公布的赢利数据进行质疑，一边发表一些挖苦性的文字，如“漏洞百出的索罗斯”“炼金术失去了点金术”等等。
于是，索罗斯最终把目标瞄准东南亚。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西方发达国家正处于经济衰退的过程中时，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却出现奇迹般的增长，经济实力日益增强，经济前景一片灿烂，东南亚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经济危机爆发前曾一度是各发展中国家纷纷仿效的样板。东南亚国家对各自的国家经济非常乐观，为了加快经济增长的步代，纷纷放宽金融管制，推行金融自由化，以求成为新的世界金融中心。
但是，这些国家的外债结构不合理。在中期、短期债务较多的情况下，一旦外资流出超过外资流入，而本国的外汇储备又不足以弥补其不足，这个国家的货币贬值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199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莫里斯·戈尔茨坦就曾预言：在东南亚诸国，各国货币正经受着四面八方的冲击，有可能爆发金融危机。尤其是泰国，危险的因素更多，更易受到国际游资的冲击，发生金融动荡。但戈尔茨坦的预言并未引起东南亚各国的重视，反而引起反感。
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南亚各国经济过热的迹象更加突出。其中，问题以泰国最为严重。因为当时泰国在东南亚各国金融市场的自由化程度最高，泰铢紧盯美元，资本进出自由。泰国经济的“泡沫”最多，泰国银行则将外国流入的大量美元贷款移入到了房地产业，造成供求严重失衡，从而导致银行业大量的呆账、坏账，资产质量严重恶化。
1997年3月，当泰国中央银行宣布国内9家财务公司和一家庄房贷款公司存在资产质量不高以及流动资金不足问题时，索罗斯认为千载难逢的时机已经到来；索罗斯及其他套利基金经理开始大量抛售泰铢，泰国外汇市场立刻波涛汹涌、动荡不宁。泰铢一路下滑，5月份最低跌至一美元兑26.70铢。
1997年6月下旬，索罗斯筹集了更加庞大的资金，再次向泰铢发起了猛烈进攻，各大交易所一片混乱，泰铢狂跌不止，交易商疯狂卖出泰铢。泰国政府动用了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150亿美元的国际贷款企图力挽狂澜。但这区区450亿美元的资金相对于无量级的国际游资来说，犹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7月2日，泰国政府由于再也无力与索罗斯抗衡，不得已改变了维系13年之久的货币联系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泰铢更是狂跌不止，7月24日，泰铢已跌至一美元兑32.63铢的历史最低水平。泰国政府被国际投机家一下子卷走了40亿美元，许多泰国人的腰包也被掏个精光。
索罗斯初战告捷，但并不以此为满足，他决定席卷整个东南亚，再狠捞一把。索罗斯飓风很快就扫荡到了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马来西亚等国家。印尼盾、菲律宾比索、缅元、马来西亚林吉特纷纷大幅贬值，导致工厂倒闭，银行破产，物价上涨等一片惨不忍睹的景象。这场扫荡东南亚的索罗斯飓风一举刮去了百亿美元之巨的财富，使这些国家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化为灰烬。
亚洲的金融危机还迅速波及到拉美和东欧及其他亚洲的创汇和证券市场，巴西、波兰、希腊、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和证券市场也发生了动荡，货币与证券价值纷纷下跌，这些国家的政府也不得不动用国库支持本国货币及证券市场。
当时，许多国家已到了谈“索”色变的地步。索罗斯在金融市场上的出击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和贸易遭到破坏，各国开始加强金融监管，时刻防范索罗斯，这也使索罗斯的行动变得不再那么容易了。
有人称索罗斯被称为金融奇才，也有人称他为金融杀手，他虽然是一个有争议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人。
康德苏称赞中国是模范成员
1997年9月20日，国务院总理李鹏乘专机离开北京赴香港出席即将在那里举行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年会。
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公安部部长陶驷驹、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晖、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胡光宝，以及外交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外办、民航总局等部门的负责人前往机场送行。
当天的香港，秋高气爽，气候宜人，下午16时15分，李鹏的专机降落在香港启德国际机场。
等候在这里的百名少年儿童手持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列队欢迎李鹏的到来，两名少年儿童走上前去，兴高采烈地将鲜花献给李鹏和夫人。
李鹏的夫人朱琳、国务院副秘书长何椿霖、国务院外办主任刘华秋、国务院研究室主任王梦奎、外交部副部长王英凡等同机抵达。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和夫人董赵洪娉、政务司长陈方安生、财政司长曾荫权、律政司长梁爱诗、终审法院首席大法官李国能等特区政府官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姜恩柱、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马毓真，以及先期抵达香港的财政部长刘仲藜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等到机场迎接。
世界银行副行长兼秘书长章晟曼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秘书长孟兹伯格也到机场迎接。
当天下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和执行董事会主席米歇尔·康德苏在香港年会的临时会议室接受中国记者的联合采访。
这位掌管亿万资金的名人多少令人感到有些神秘。一见到中国记者，康德苏便为自己因公务拖累而迟到表示歉意，随和的神态令记者们顿时消除了先前的矜持。他滔滔不绝地用带有法语口音的英语回答大家的问题。
康德苏首先以这是一个成功的历史，一个历史纪录被刷新的过程这样的话来评价中国的改革开放。他以十分赞赏的口吻说，中国的国民收入翻倍增长，社会的各个方面开始逐步现代化，令世人瞩目。
而最令康德苏印象深刻的是，中国能够同时在两个方面取得进步，更是奇迹：一方面是经济发展充满活力；另一方面，中国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一直保持了开放的姿态，这是史无前例的发展，也是一个成功的经验。
康德苏表示坚信，中国当前已经拥有获得更大成功的一切因素，将会继续朝着改革开放的方向走下去。中国的经济仍然会以高速增长、低通货膨胀率的方式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将会不断提高，而地区发展的差别也将会缩小。
康德苏曾在法国财政部国库局工作，担任过法兰西银行行长，又曾担任过欧共体货币委员会主席并3次连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职务，这些经历使他成为名副其实的金融管理大师。但他谈起该组织与中国的合作时，仍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因为这是他感到自豪的合作。
康德苏说：
可以用历史、友谊、合作、成功这些词来描述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作关系。中国是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模范成员。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作过程中，中国对宏观经济的驾驭越来越娴熟，并且开始实现中央银行的现代化。在金融货币管理上开始引进许多现代化的技术，开始建立更为有效的税收监管体系。
康德苏怕记者不明白这评价的深刻含义，又强调，中国并不只是货币基金组织的受益者，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开始反过来主动地支援本地区其他一时处于困难中的国家。
在回答记者有关中国承诺参与集体融资以帮助泰国解决金融困难问题时，康德苏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度评价中国的行动。一个国家越是参与这样的行动，越是表明他融入国际社会。
康德苏希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来不要只是在需要融通资金时才想到中国的积极参与，在研究与防范风险的小组工作时，中国也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与大家一起工作，以规避风险，减少因金融风险造成的不必要损失。
采访结束时，康德苏还主动邀请中国记者们与他合影留念。
当时，东南亚爆发的金融危机已经影响到香港。1997年7月中旬，港币遭到大量投机性的抛售，港币汇率受到冲击，一路下滑，已跌至一美元兑7.75港币的心理关口附近。
香港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各大银行门前挤满了挤兑的人群，港币出现多年来的首度告急。香港金融管理当局立即入市，强行干预市场，大量买入港币以使港币兑美元汇率维持在7.75港元的心理关口之上。
刚开始的一周时间里，确实起到了预期的效果。但不久，港厅兑美元汇率就跌破了7.75港元的关口。香港金融管理局再次动用外汇储备，全面干预市场，将港币汇率重又拉升至7.75港元之上，显示了强大的金融实力。索罗斯第一次试探性的进攻在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有力防守中失败了。
对于香港而言，维护固定汇率制是维护人们信心的保证，一旦固定汇率制在索罗斯等率领的国际游资的冲击下失守，人们将会对香港失去信心，进而毁掉香港的繁荣，所以，保卫香港货币稳定注定是一场你死我活的生死战。
7月21日，索罗斯开始发动新一轮的进攻。当天，美元兑港币3个月远期升水250点，港币3个月同业拆借利率从5.575％升至7.06％。香港金融管理局立即于次日精心策划了一场反击战。
中国政府代表发言强调：
中国政府将会全力支持香港政府捍卫港币稳定。必要时，中国银行将会与香港金融管理局合作，联手打击索罗斯的投机活动。
中国政府的表态，对香港无疑是一针强心剂，但对索罗斯来说却绝对是一个坏消息。
一连串的反击，使索罗斯的香港征战未能讨到任何便宜，据说此举使索罗斯损失惨重。
1997年7月25日，在上海举行的包括中国、澳大利亚、香港特别行政区、日本和东盟国家在内的亚太11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会议发表声明：
亚太地区经济发展良好，彼此要加强合作共同打击货币投机力量。
这使索罗斯感到投机港币赚大钱的希望落空，只得悻悻而归。然而，一场金融风暴在所难免，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
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人们意识到，这场金融危机还有扩大的可能。
李鹏会见货币组织总裁康德苏
1997年9月22日，李鹏在香港会见来港举办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1997年联合年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
陪同会见的有：国务院副秘书长何椿霖、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国务院外办主任刘华秋等。
在会见中，李鹏首先对两国际金融机构在香港召开年会表示欢迎和祝贺，并预祝会议取得成功。
李鹏说：
在过去的近20年时间里，中国与基金组织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双方在资金、贷款、政策对话和技术援助等方面的合作是卓有成效的。基金组织一直关注我国经济的发展，就我国的经济形势与政策同我有关部门磋商，并积极提出政策建议，为我经济发展起到了咨询作用。同时，基金组织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评估也对国际社会正确了解中国起到了积极作用。
李鹏还说：
我们相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与世界经济联系的进一步加深，中国与基金组织的合作和业务往来将更加广泛、更加深入，中国在基金组织中的作用也将进一步提高。
康德苏说：
实践证明，基金组织与中国的合作是成功的，已经为今后的合作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基金组织对进一步密切与中国的关系是充满信心的。
康德苏还说，中国通过基金组织对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受到世界舆论的好评。基金组织对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表示高度赞赏，希望今后进一步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接着，李鹏介绍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有关情况和确定的经济战略及各项政策。
康德苏表示，十五大的决定是明智的、及时的，为基金组织与中国的合作开辟了良好的前景。康德苏说，基金组织很高兴能在香港回归后与世行一起在这里召开联合年会，与会者亲眼看到“一国两制”在香港是可行的，香港是充满希望的。
在当晚，李鹏在港岛君悦酒店举行宴会，招待出席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年会的理事和夫人。
李鹏的夫人朱琳、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和夫人劳安出席宴会。
应邀出席宴会的有：年会主席卡巴什、世行行长沃尔芬森和夫人、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二十四国集团主席冈萨雷斯和夫人等近500名来宾。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和夫人，香港特区政府其他高级官员陈方安生、曾荫权、梁爱诗等也参加宴会。参加宴会的还有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
李鹏在祝酒词中说：
自1980年以来，中国与世行和基金组织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世行和基金组织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帮助。通过与中国的合作，也加深了世行和基金组织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为更好地开展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积累了一些经验。
李鹏指出：
这次年会选择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举行，表明国际社会对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重视，体现了世行和基金组织与中国加强合作的良好愿望。同时，也是对以董建华先生为首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充分信任。中国政府愿意与世行和基金组织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李鹏说，刚刚结束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把邓小平理论作为今后中国行动的指南，选出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跨世纪的部署。
李鹏接着说：
今后，中国将进一步坚持和发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中国经济将保持持续、快速、健康的增长，这将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多的合作机会。
李鹏在讲话中表示，在当前，世界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国际经济和金融领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种新形势下，世行和基金组织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
李鹏希望并相信，世行和基金组织能够适应不断发展的形势的需要，从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出发，面向21世纪，更多地照顾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需要，在互相尊重、平等相待、互惠互利、求同存异的原则基础上，发挥各自优势，为促进全球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这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协调世界地区经济，援助在金融危机中受到打击的国家。
在当时，泰国一银行行长差旺说：“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瞧着索罗斯这流氓强盗剥夺我们曾经拥有的财富，我们只想说，你不就是要钱吗？”
对所有的东南亚人来说，他们过去曾拥有一大笔财富瞬间化为乌有，萨马特电讯公司总裁查奴瓦斯特说：曼谷人甚至还没来得及享受荣华，汽车刚下生产线，房子新刷的油漆还没有干。但他们已经失去了一切。
印尼音乐家邦尼勒古马赫为买一幢梦中花园而奋斗了30年，正准备迁入时，风暴来了，“我不得不退掉它。”他惋惜地说。
早在7月28日，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谴责美国金融巨头索罗斯在东盟国家大搞货币投机，企图破坏东南亚经济。
马哈蒂尔总理说，索罗斯一方面说要维护人权，另一方面却使东南亚的经济遭到破坏。他说，我们努力了三四十年发展自己的国家，才到达今天的水平，突然有人挟数十亿美元的雄厚财力，企图在短短几个星期内摧毁我们的成果。
他说，索罗斯的行为不仅没有保护到缅甸人民，反而使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及菲律宾等国人民受苦，因为东盟国家汇率下降，所有进口货成本变得更高，很多民生用品成本也跟着水涨船高。
马哈蒂尔总理28日在一次会议上再次谴责索罗斯策划迫使东南亚国家货币急剧贬值。他强调说，货币投机等于犯罪。
泰国政府经济阁僚会议28日通过决议，决定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
泰国政府这一决定刺激了泰国股市。28日泰国股市上涨了34.09点，达680.67点。这一决定也使东南亚汇市受到激励，东南亚国家货币汇率都略有回升。
当天，泰铢汇价为一美元兑31.62铢，高于25日的一美元兑32.40铢。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国货币也都略有回升。
到8月5日，泰国内阁会议批准财政部和国家银行制定的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援助的计划，此计划已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认可。
根据此项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泰国提供120亿美元的贷款。泰国政府指出，这个计划有3个目标：
1、将经常项目赤字由去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降至今年的5％和明年的3％。
2、保证今年和明年国民经济增长率为3％至4％。
3、今年通胀率不超过8％至9％。
为实现上述目标，泰国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改革金融机构，削减财政预算，提高增值税，放开国营服务性企业的价格，保持浮动汇率制下的泰币稳定，加强金融纪律等。
8月11日，为拯救资金短缺的泰国，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持，世界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行长在日本东京举行会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承诺分担为泰国提供总共160亿美元的融资款计划，其中中国和中国香港都各自承诺向泰国借出10亿美元的贷款。
8月21日，国际清算银行宣布给予泰国总值33亿美元的临时贷款，以协助它渡过难关。
李鹏在年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
1997年9月23日上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1997年度年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隆重开幕。
这次年会是香港回归祖国后在港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也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次在中国举行年会。
出席开幕式的有近4000人。年会理事会主席卡巴什、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世界银行秘书长章晟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秘书长孟兹博格，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中国财政部部长刘仲藜、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主席台上就座。
李鹏出席年会开幕式并发表讲话。
上午10时，中国财政部部长刘仲藜向与会的两组织理事和客人介绍承办这次年会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并请董建华致词。
董建华说：
承办这次年会对香港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李鹏总理和国际金融界贵宾们的到来充分显示出对香港的有力支持，表明了香港作为国际主要金融中心的地位。这次年会还为从世界各地到来的朋友们、客人们提供了独特的机会，可以耳闻目睹香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保持繁荣稳定的自豪和信心。
接着，在热烈的掌声中，李鹏作为年会主办国政府首脑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说：
今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7年度年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隆重开幕了。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年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各位代表和来宾表示诚挚的欢迎。我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次大会一定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
这次年会是香港回归祖国后在港举办的一次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也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次在中国举行年会。这对于增进相互了解，促进各方的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有句名言：百闻不如一见。各位来到香港，可以亲眼见到，中国政府关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得到了切实的贯彻，以董建华先生为首的特区政府正在按照基本法正常而有效地运作。
李鹏表示相信，香港特区政府和人民一定能够管理好香港，建设好香港。他说，可以预言，香港的前途会更加美好。香港将继续保持自由港的地位，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的中心，为加强中国内地与世界各国在经济方面的合作，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李鹏说，创造有利条件，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也是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要任务。为此，李鹏提出以下6项主张：
1、要充分重视发展中国家的紧迫发展问题。冷战结束以后，发展问题更加重要了，这是一个关乎世界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必须正确对待。
2、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广泛开展合作。全球大约有200个国家。我们历来认为，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
3、要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的权利。世界各国的历史条件、社会制度、发展水平、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千差万别。这种多样性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
4、要相互借鉴、优势互补。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
5、要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发展中国家要摆脱贫困，实现经济腾飞，固然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但归根到底还是要靠自身的努力。
6、要加强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势，有利于各国吸收资金，但本身也会带来金融风险。
李鹏强调说：
发展中国家更容易出现金融风险，也容易成为国际金融投机的袭击目标。金融危机对任何国家都没有好处。国际社会包括国际金融机构，应该在维护国际金融稳定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李鹏说：半个世纪以前成立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增进各国的经济往来，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有益的作用。这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当前，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合作规模空前扩大，世界正在加速走向多极化。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有适应日益变化的国际新形势，及时进行调整和改革，并合理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愿望和要求，才能保持活力，才有广阔的前途。
李鹏最后说：
世界要和平，国家要稳定，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这是当今时代的潮流。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李鹏的讲话结束后，会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随后，两组织理事会主席兼本届年会大会主席卡巴什宣布年会正式开始。
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先后发表讲话，就当时国际经济金融问题、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进行阐述。
在几天的年会上，众多的与会人士不仅对香港提供的良好的会议服务给予高度评价，也对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予以充分肯定。正如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所说，年会在香港举行，是给香港投了信任票。
“回归中国后的香港，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对李鹏说。沃尔芬森在谈到这次香港之行的感受时还说，香港一如既往地充满活力，由此可见，香港回归祖国是成功的。
当时，东南亚多国出现的金融风潮，周边几国蒙受汇率剧烈波动的冲击，香港成功地击退了国际投机商对港元的狙击，国际社会以及香港做出了“港元稳如磐石”的评价。
人们在这场“金融风波”过后的沉思中，赞叹香港拥有的丰裕的财政储备和稳健的金融、货币体系。而这个稳健的政策体系，就是在香港奉行了13年之久的联系汇率制度。
联系汇率使香港人和在港营商投资者，对港元抱有信心。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高级研讨会”上，回答人们普遍关注的港元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时亦肯定，联系汇率制度对香港的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
江泽民会见泰总理谈金融危机
1997年11月23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加拿大温哥华下榻的萨顿饭店会见泰国总理川·立派。
江泽民将在温哥华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陪同江泽民参加会见的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外经贸部部长吴仪、特别助理滕文生、外交部副部长李肇星等。
在谈话中，江泽民首先祝贺川·立派当选为泰国总理，川·立派总理对此表示感谢。他说，这是我和江主席的第四次会晤，这次会晤对推动两国关系是有利的。
江泽民和川·立派总理高度评价中泰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两国领导人认为，两国在各个领域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流与合作，两国领导人保持经常互访，彼此间相互信赖，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双方保持密切磋商和合作，共同为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川·立派向中美介绍泰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他感谢中国在泰国遇到金融困难时给予的帮助。他说，泰国金融形势正日趋稳定。
江泽民说：
中泰是友好近邻，应相互帮助，发展中国家取长补短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愿同泰国进一步加强经济领域里的互利合作。我相信在总理阁下的领导下，泰国一定会克服暂时的困难。
川·立派说，泰中两国经贸合作有着良好的发展势头，我们应当保持这种势头。川·立派还感谢中国给东盟的积极支持。
江泽民还向川·立派介绍中美、中日关系等。
当时，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已经严重影响到泰国，并波及到韩国和日本。
1997年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
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211.47点；28日，下跌1621.80点，跌破9000点大关。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猛烈进攻，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恒生指数上扬，再上万点大关。
接着，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008:1。
11月12日下午，韩国政府宣布，为了克服当前的金融危机，政府决定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50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韩国新任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院长官林昌烈20日在会见费希尔时同他讨论了韩国的金融危机问题，双方一致认为如得不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援，韩国难以渡过这次危机。
11月2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米歇尔·康德苏发表声明，对韩国政府提出的要求该组织提供援助的请求表示欢迎。
康德苏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向韩国当局保证给予全力支持。他说，近几周来，该组织已与韩国官方就采取何种措施帮助其摆脱金融危机进行了磋商。下周，该组织将派出代表团前往汉城，与韩国政府就援助计划的具体方案进行讨论。
当天早些时候，韩国政府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200亿美元的贷款，以帮助这个国家解决当前面临的经济问题。但这一数目远远低于观察家预计的500亿至600亿美元。为此，韩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请求放宽贷款额度，以备不测。
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安排的框架内并通过双边渠道，向泰国等国提供总额超过40亿美元的援助。
江泽民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
1997年11月25日上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温哥华开幕。江泽民和其他主权成员领导人及地区成员代表一道出席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在温哥华市西区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人文博物馆举行。
从上午8时30分开始，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的领导人陆续来到会场，受到东道主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的欢迎。
8时45分，江泽民来到会场，克雷蒂安总理同他热烈握手。
9时40分，会议在克雷蒂安总理的主持下正式开始。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简称APEC，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的经济合作官方论坛，成立于1989年。
1989年1月，澳大利亚总理霍克访问韩国时建议召开部长级会议，讨论加强亚太经济合作问题。经与有关国家磋商，1989年11月5日至7日，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新西兰和东南亚国家联盟6国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首届部长级会议，这标志着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的成立。
1993年6月改名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宗旨是：保持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促进成员间经济的相互依存；加强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减少区域贸易和投资壁垒，维护本地区人民的共同利益。
根据会议日程安排，在为期一天的会议上，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领导人将探讨进一步推进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加强经济技术合作、共创亚太地区未来的途径。会议还将讨论最近在东南亚发生的金融风波，进一步促进地区和世界的金融合作，共同防范金融风险。
在这次会议上，江泽民发表讲话，他表示，中国将积极参与推动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各国一起解决当时金融危机带来的难题。
会议结束后，发表宣言，宣言指出：
APEC迎接共同的挑战：我们充分地讨论了当前本地区的金融形势，APEC成员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迫切希望本地区能迅速恢复金融稳定并保持健康、可持续增长。东南亚金融危机反映了国际金融体系中存在新挑战，需要我们有新对策。金融危机波及全球范围，因而需要全球性的回应，辅以一些地区性行动来加以解决，我们决心齐心协力应付这些共同的挑战。
毫无疑问，本地区保持长期发展和繁荣的基础是非常坚固的。我们仍坚信，开放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我们也将继续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以促进经济进一步的发展。谨慎而透明的政策特别是健康的宏观经济及产业结构政策、人力资源开发战略以及有效的金融部门管理，是恢复金融稳定和挖掘经济增长潜力的关键。
12月4日，江泽民出席了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圆满结束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国事访问后，当晚乘专机回到北京。
国务院总理李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罗干等到人民大会堂迎接江泽民一行。
江泽民在离开墨西哥回国途中，在加拿大温哥华作短暂技术性停留，加拿大参议员、加中贸易理事会主席奥斯汀，携带克雷蒂安总理致江泽民的亲笔信前来机场迎送。
克雷蒂安在信中首先转达他对江泽民主席和夫人王冶坪的亲切问候。他祝贺江泽民主席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成功访问。他在信中说：
我们在渥太华的会谈使我们有机会就许多双边和国际问题达成了共识。江泽民对加拿大的国事访问成功地推进了我们关于建立更加牢固的加中关系的共同目标。
江泽民请奥斯汀转达他对克雷蒂安总理和夫人的良好祝愿。
在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协调地区经济的各项会议，用实际行动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政府的表现，受到了世界舆论的高度赞扬。
这次金融危机影响极其深远，它暴露了一些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同时，这次危机也是一把双刃剑，它为推动亚洲发展中国家深化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健全宏观管理提供了一个契机。
由于改革与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这些国家的经济全面复苏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经过克服内外困难，亚洲经济形势的好转和进一步发展是大有希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