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七下八上”是一条铁定的界线，即雇用8个人以上，性质就变了，变成资本主义的私营企业了。
当时国家工商总局也有关于个体工商户雇工应在7人以内的规定，即个体经济的雇工人数不能超过8人。
于是，“安徽出了一个叫年广久的资本家”、“年广久是剥削分子”等说法开始不胫而走。
“傻子瓜子”的雇工问题大讨论也引起了当时的安徽省农委主任周曰礼的注意，并专门派当时的工作人员杨绩龄到芜湖进行了调查。
调查中，工作人员发现，在当时，富裕起来的年广久对社会贡献是很大，仅1982年，这一年的总收入中，他个人所得、雇工工资、上缴国家税费分别为44.6％、12％和43.3％。
同时，年广九还打开了江、浙、沪的市场。在他带动下，芜湖一下子出现了60家瓜子企业，销售量达1500万公斤，被誉为“瓜子城”。
从此，全国各地出现了瓜子加工热，涌现出许多新的品种和品牌，并成为一个不小的产业。
杨绩龄等人调查结束后，得出的结论是：应该支持年广久，允许他发展。
不久，周曰礼把这份调查报告带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也就是这份报告改变了年广九的命运。
邓小平看了这个材料以后，明确指出：
像这个私营经济啊，不要匆忙地作决定，要看一看，放一放。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说：
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邓小平表态以后，关于雇工问题的讨论渐渐消失无声了。生意红火的年广九继续雇佣工人炒卖着他的傻子瓜子，在人数最多的时候竟然达到130多人。“傻子瓜子”有了更大发展，触角伸到全国各地，销量与日俱增，还出口到美国。年广久也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新闻人物，被誉为瓜子大王、瓜子状元。
后来，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还说：
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
这一年12月，识字不多的年广久请安徽师大一位教授代笔，给邓小平写了一封致谢信：
敬爱的小平同志：
您好！
我们是安徽芜湖“傻子瓜子”的经营者。今年年初，您在南巡中讲到了我们“傻子瓜子”，我们感到好温暖、好激动。这是您对全国人民讲的，但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光是今年下半年，我们“傻子瓜子”就新建了13家分厂，生产了700多万公斤瓜子。这都是由于您的支持和您的政策好！从经营“傻子瓜子”以来，我们已经向国家交纳了200多万元的税，向社会提供了40多万元的捐赠。但我们还要兢兢业业地继续做“傻子”，为顾客提供更多美味可口、价钱公道的瓜子。我们还计划更大地扩大经营规模，把“傻子瓜子”打到国际市场上去，为国家多做贡献。
……
“傻子瓜子”的问题绝不是一个普通瓜子的问题，它涉及到改革开放的大政策。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对个体、私营经济具有广泛的示范效应。
当时，在安徽芜湖，个体户、私营业者都说：“老傻子没事，我们就平安；老傻子挨打，我们就赶快缩头。”
邓小平在讲话中，通过“傻子瓜子”这一个事例，稳定了大局，鼓舞了个体、私营经济经营者的积极性。
正是由于有邓小平等人的保护，才使20世纪80年代在观念还没有完全转变，政治改革还没有完成时，一批首先创业的经济个体被保护了下来，并使它们逐渐得到发展壮大。
第一个民营研究所成立
1983年4月15日，陈春先等人从科学院分化出来，在海淀区政府支持下，成立北京市海淀区新技术开发研究所，后改名为北京市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
就这样，北京市第一个民营研究所成立了。
北京市的民营科技企业、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中关村开发试验区正是从这里，开始了历史的进程。
早在改革之初，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关村，拥有30多所大学和130多个科研机构，这里很多大学和科研院所是中国一流的。
这里聚集了几万名高科技人才，集中了大量先进装备和仪器，是世界上少有的智力密集区。
然而，由于种种因素制约，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这里的科研成果很难转化为生产力，专业人才受到压抑。中国科技发展的很多根本性缺陷在这里充分暴露。
10多万聪明的脑袋，拥挤在科研与教学的封闭体系内，互相碰撞，互相牵制，互相磨耗，互相抵消。
多少个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原以为它会转化为生产力的科研成果，只能是开花，不结果。
憧憬落空了，你只剩下叹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号角，打破了这死气沉沉的静寂。沉默了多少年的这些一流人才们开始了他们的创业之路。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叫陈春先，1935年生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物理研究所一室主任，中国研究核聚变的几大魁首之一，北京等离子体协会副会长。
1978年到1981年，陈春先3次到美国。
在美国时，旧金山附近的硅谷和波士顿附近的128号公路为中心的两个技术扩散区的经验，使他大受启发。在这里，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这两个研究中心分别把科研成果扩散到周围地区，大批技术密集型的公司和工厂应运而生，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潜在财富变成了真正的财富。
此时，陈春先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所在的北京中关村就是这样一个地区。
1980年10月23日，在物理所一个挂满了蜘蛛网的破烂库房里，陈春先、纪世瀛、崔文栋、曹永仙等10人一起成立了北京等离子协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
在当时，服务部的人员都是兼职，星期日是他们最忙的日子。两年之内，陈春先、纪世瀛等4位所谓头头每人每月只拿7元津贴。
不过，他们很快就承担起几十项开发、研制和咨询项目。这颗火种旺盛的燃烧，照亮了那些不甘寂寞的科技工作者的心，鼓励他们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社会服务。
然而，不久陈春先等人就受到来自院、所领导的压力。“二道贩子”、“经济问题”、“搞乱了科研秩序”等等，一顶顶大帽子从天而降。接着是科学院纪委立案侦查，更使形势变得异常严峻。
关键时刻，新华社一篇反映陈春先困境的内参引起了上边关注。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胡耀邦、方毅相继做出批示：
陈春先同志的做法是完全对头的，应予鼓励。
陈春先同志带头开创新局面，可能走出一条新路子，一方面较快地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另一方面多了一条渠道，使科技人员为四化做贡献。一些确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可以先富起来，打破铁饭碗、大锅饭。
一场麻烦就这样过去了。
中央放开雇佣人数限制
1983年初，在邓小平提出“等一等、看一看”的大背景下，中共中央在《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文件中指出：
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种养业的能手，请帮手、带学徒，可参照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的若干政策规定》执行。对于超过上述规定雇请较多帮工的，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而应因势利导，使之向不同形式的合作经济方向发展。
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指出：
对当前雇请工人超过规定人数的企业，可以不按照资本主义的雇工经营看待。
邓小平的讲话和以上文件精神，实际上对私营企业的存在与发展起了保护作用，从而为私营企业扩大规模创造了政策环境。
民营经济在国家改革的春风下得到了蓬勃发展，但这种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民营经济刚诞生的时候，很遭人白眼。在当时，人们夸大了刑满释放分子在个体户中所占的比例，正经人家的闺女都不嫁个体户，因为个体户被看是“社会闲杂人员”。
此时，私营经济却还是“妾身未名”，在文件上还是禁区。
当时，不少人还在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禁锢之下，认为个体户是小商小贩，属于自助、自救、自谋生路的性质，对他们可以睁一眼闭一眼。
但是，搞私营企业雇用工人就是明目张胆的剥削，就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怎么能容忍资本主义大行其道呢！
一位经济学家林子力从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个算式里边找到一个例子，进而得出结论说：雇工7个人以下，赚了钱自己消费的，算个体户；雇工8个人以上，就产生了剩余价值，就算剥削，就算资本家。
于是，雇工7个人还是雇工8个人，成了个体户和私营业主的分水岭。雇7个人以下，还可以允许；雇8个人以上，就算搞资本主义。
受此当时思想观念和政策因素影响，当时全国很多私营经济受到了打击，尤其以浙江温州的“八大王”事件最为明显。
“八大王”事件，使刚刚走上经商道路的温州农民遭受重创。一时间，就像刮台风一样，工厂关门，商店收摊，人人自危，个个提心吊胆。柳市镇当年工业产值比上一年下降7000万元，电器业经营状况一落千丈。
1987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摸底调查，当时城乡实际存在的私营企业雇工人数达360.7万人。每户私营企业平均雇工16人，雇工30人以下的占70％至80％，雇工100人的接近总数的1％，部分私营企业雇工几百人，有的甚至雇工上千人。
对雇工人数限制的分开，进一步促进了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壮大。
第一个私企执照诞生
1985年4月13日，受国家工商局委托，大连市工商局将在这一天颁发全国首个私营企业执照。
在此之前，姜维早就想好了，就用“光彩”二字作为公司名。
那天早上，姜维和准备记录这一时刻的新华社记者一起到了大连市工商局。不料，工商局老局长想不通为什么当初国家消灭私营经济，如今自己却要亲自给它送上“准生证”。
老局长坚持不肯发，别扭了半天之后，姜维才终于拿到了这个不同寻常的执照。
早在1980年，辽宁省大连市文化局一下子就接收了400多名回城人员，复转军人姜维也是其中之一。
虽然接收了，但如何安置这些人却是个大难题，于是，安置工作迟迟没有被解决。
漫长8个月等待，让姜维这个30岁的小伙子感到烦躁。他决心靠在部队当文艺兵的底子，做点小生意。
姜维的想法一说出来，便立刻招到父母坚决反对。“好人都有工作，没工作的人才干个体户”那个时代瞧不起个体户。而姜维在部队时是营级干部，只要安置了岗位，就是铁饭碗。
到冬天，姜维终于说服了父母，拿妹妹当临时工挣的400元，买了一台“海鸥”相机，在大连市动物园的门口摆起“照照看”照相摊。
开张的头一天，姜维就挣了3元，而1981年劳动节那天一天竟然挣了500元，顶上一个普通工人一年多的收入。
丰厚的回报给了刚刚创业的姜维以巨大的精神鼓舞，他决定继续干好他的那个在当时被人瞧不起的个体户
不久，中央明确提出，将发展个体经济作为解决就业的重要途径，“鼓励和扶植城镇个体经济的发展。”
于是，就在挣到“第一桶金”时，动物园门口个体照相者增加了6家，而全中国个体户的数量，已由1978年的14万户发展到了185万户。
个体户的生意火了，但地位并没有改变，得不到尊重和理解。一次，两个不满20岁的工商部门的工作人员，让姜维站着，像训儿子一样训他。
个体执照动辄被没收，然后再求爷爷告奶奶要回来。更有甚者，在严打的时候，一句“净化城市”，姜维们像尘土一样被清出营业场所。
1982年，曾和姜维一起在电影厂工作过的斯琴高娃到大连拍电影，约姜维见面。姜维当时很想见面但没去。姜维想到斯琴高娃已负盛名，自己却是个体户，心理有隔阂。
虽没有地位，但是姜维等个体户也有很开心的时候。每晚收摊后，姜维和其他6家照相摊的兄弟，结伴到繁华的天津街上吃两角钱一碗的“焖子”，而一般人只吃得起5分钱一小碟的。
卖“焖子”的大妈看见他们，会乐呵呵喊一句“大户来了”，这时，自豪感会涌上姜维们的心头。
1983年8月30日，辛苦了一天，刚冲洗完胶片的姜维，正在吃晚饭。
收音机中忽然传来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声音：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陈腐观念妨碍我们前进。例如，谁光彩，谁不光彩……从事集体和个体劳动同样是光彩的，因为你们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贡献……我请同志们回去传个话，说中央的同志讲了，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广大劳动者不向国家伸手，为国家富强，为人民生活方便做出了贡献，党中央对他们表示敬意，表示慰问！
那一刻，姜维真是激动万分，泪水一下冲出了他的眼眶，个体户终于被别人看得起了，而且是中央的领导们。
第二天，在动物园门口照相的几个人都买了当天的《大连日报》，上面全文登载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全国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安置城镇青年就业先进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标题为《怎样划分光彩与不光彩》。
买到报纸后，姜维他们7个人都停下生意，坐在一起读报纸，一边读一边哭。
路过的行人感到奇怪，走过来问怎么了，7个人抬起头，说：“胡耀邦说我们是光彩的！”
姜维感到从这天起，他要激动万分地活着，因为他终于觉得活着有意义了。
于是，姜维的世界变了。
姜维在繁华的中山街租了个小门面，门外的墙上却悬挂了5米长、3米宽的匾额，上书“姜维影书社”，开业那天，他还请来了大连的很多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