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之学，源出周代史官，其职份在深研历史，为现实政治提供教训和理论指针。道家创始人老子，顺应时代思潮，将由来依卜筮而得的“天道”移植于理性玄思，将贯穿于自然界万事万物中的法则意义上的“道”，奉为高于天帝神鬼的至上原理。所谓“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道“神鬼神帝”，比上帝鬼神还要神。对鬼神问题，老子也是存而不论，其着眼点也在于现实的人事。老子看到了人“出生入死”的悖论，以“长生久视”、“死而不亡者寿”来抗拒死亡。何谓长生久视、死而不亡？老子没有像儒家“身殁而道存”那样的明确回答，只是从对道的思辩，强调一切成功，包括长生久视、死而不亡，皆在于效法自然之道：天地之所以能长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若想如天地那样长生，就要取法天地所以能长生的诀窍——“不自生”，不主观地生灭妄动，始终以自然为本。“谷神不死，是谓玄牝”，那不死或死而不亡的东西，是虚而空灵的精神，那是像母性一样，能出生化育物类的万物本根。欲令自己的“谷神”不死，当保持自心的空虚灵明，恬淡寡欲，去奢去泰，“致虚极，守静笃”，进行类似禅定的调心调息的锻炼，以与道相契合。要把自身小我看淡乃至忘掉、舍弃，“外其身而身存”，“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以身为外物，保养谷神，自然便实现了精神不死。这些原则，奠定了道家以道为本超越死亡的自然主义生死观的基础，这种以自然（本有）的精神不死为特质的自然主义，与儒家顺天安命的自然主义生死观颇为不同。
道家之学到了庄子，着眼点从政治哲学转移到个人精神修养，有追求个人精神解脱自由的明确目标。庄子是对生死问题论述最多的中国古代哲学家，他从浩渺宇宙、万物一体的广大视角俯瞰人生，提出了生死的本质与人生之归宿问题，《天下》篇云：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生死匆匆，前路茫茫，心灵的归趋，究竟往何处？庄子看到了生死乃理数、天命之自然：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达生》）
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德充符》）。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大宗师》）有生必死，是人为不可改变的事实，就像有白天必有黑夜一样，是不可以逆转的天命。庄子深刻反省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看到了芸芸众生们生命之可悲：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齐物论》人们一生下来，便踏上了向死亡行进的路途，陷入与自然、社会的种种矛盾冲突中，急匆匆地追名逐利，弄得精疲力尽而不见有什么成功，不知自己的归宿何在，就算活着不死，究竟有什么意义？最可悲的是没有真正自我，心跟着形体变化不居。人们都是这么糊里糊涂地活着，还是也有不糊涂的？
对于儒家所推崇的以身殉名、殉利、殉天下，以求立德立功而创造不朽的抗拒死亡方式，庄子也认为属糊涂之举，伯夷、盗跖，一为仁义而死，一为财死，虽然“事业不同，名声异号”，而其逐物不返、丧失自己真性，“诛生伤性”的本质，是一样的。庄子当然要找到一种令精神超越生死的有效之道，他以理性审视生死的实质，以“齐一生死”、“以生死为一条”的超然态度解除死亡焦虑。在庄子看来，生死存亡，本来一体，是一个本原的展现、生化过程。生与死就如同一个人身上的脊梁与尻股。生，只是假借，是尘垢，是一气之流变，一气“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知北游》）。若再深究父母未生之前：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气。杂乎芒曶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至乐》）推溯到诞生以前，是本来“无生”，也无气，从混沌恍惚中产生气，气变化而有形体和出生，生后有死，这就像一年四季的代谢，本出自然。理智的人生态度，应顺其自然，“生而不悦，死而不祸”（《秋水》）。这个肉体的生存，本来便没有什么值得贪恋的，甚至应看作“附赘悬疣”，死，便如“决剜溃痈”，说不定要比活着更为快活。就像丽姬远嫁晋国，起初还涕泣沾襟，及至与晋国国君同享富贵，才后悔当初白白哭啼。庄子妻死，庄子鼓盆而歌的故事，传颂千古，成为于死亡达观超然的榜样，这与儒家的哀死大为不同。《至乐》篇甚至歌颂死亡比当帝王还要快活：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纵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然而，这只是庄子外在的达观表现，其内在的深意，未必是不分青红皂白地齐一生死，盲目地庆慰死，而是以对“道”的体证超越死亡的理想者、胜利者的达观。庄子向往那种精神“与道为一”，获得绝对自由，精神超出生死而不屑于考虑肉体死亡的“至人”、“真人”、“神人”。
庄子不仅有成为至人、真人、神人的向往，而且有“与道为一”的具体操作技术“坐忘”、“守道”、“心斋”等。“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大宗师》）。忘掉身体的存在，摒弃感觉，远离对自身的知觉，便与无所不通的道合一，由此便能超越肉体的凡庸人生，将此身的生死置之于度外（“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入于不死不生。《大宗师》忘掉肉体生命的存亡，便能大彻大悟，犹如清晨从长夜迷梦中醒觉（朝彻），见到绝对的道（见独），从此便超越时间，不死不生，获得了永恒的生命，超越了肉体的生死。这与佛家由见真实而入涅槃，不生不死，颇有相通。庄子认识到人的生命“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以“无已”、“无待”为获得绝对自由之要，与佛家的核心思想无常、无我也大略相近。后来不少中国知识分子，便是从庄学出发，归于禅宗之顿悟。庄子描述的至人、神人的风采，成为后世道教神仙信仰的渊源之一，庄子书也被后世道教奉为《南华真经》。
庄子书中，还有一些似乎可以解释为生死轮回说的语句，如说“死生有待”，“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知北游》），“死生为昼夜”（《至乐》）。既然生死互相依待，那么生则必有死，有死则必应还有再生，死亡意味着另一新生命的开始，就像白昼完了是黑夜，黑夜过去还必有白昼，与佛教《本事经》比喻生死相同。《养生主》篇还说：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以薪火相传、薪尽而火不灭、继续点燃别的柴薪，比喻生命现象，与佛典中常用以说明生死轮回、死非断灭的比喻相同。一些以佛解庄者，自然可以解释为生死轮回、相续不断。当然，庄子的论述过于简略，没能作出具体的说明。
道教教团诞生以后，道家基本上再未以一个独立的学派出现于世，但历代还是有一些深受道家尤其庄学熏陶的知识分子，持类似庄子的自然主义生死观。如陶渊明诗有云：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以随顺自然、不喜亦不畏惧的态度对待谁也难免的死亡。玄学（包括庄学）流行的魏晋时代的士人中，阮籍、刘伶等人，便能“恬于生而静于死”，视死如归，以达观名世。但他们在精神内涵、哲学思想上要比庄子低好多，没有那种与道为一、逍遥自在的宏大气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