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下午，在警局三楼的会议室召开了关于北区邓明杰连环杀人案的内部会议。
除了公安机关负责案件的刑警外，还有市政府专员马祖斌，市精神卫生中心司法鉴定专家罗宇、方晴。
“朱涛，你把手头整理的案情资料简单汇报下。”董妍说道。
“是！”侦查一大队的朱涛起身说道，“邓明杰，23岁，男性，是一名汽车修理厂员工，租住在北区灵秀公寓，偶尔住在员工宿舍……”
“4月29日凌晨两点许，邓明杰与烧烤店夫妇发生争执，将赵某、冯某杀害，现场目击者为一女性食客……”
“中午12点许，公寓女房东孙某向邓明杰催交房租，发生争吵，他将女房东孙某掐死在房间内并对尸体连捅数刀，同一楼层的租户吴某目睹案发经过并报案……”
“下午13点许，邓明杰在北区环爱路将一名出租车司机杀害在车内，通过调取附近的监控视频，凶手正是其本人……”
“但是……”
“警察同志，”马祖斌茗了一口茶水后，打断了朱涛的讲话，“事实都调查清楚了，就没必要开会了，赶紧移送检察机关！”
董妍挥手示意一旁的朱涛坐下并稍安勿躁，然后微笑地说：“马专员，根据办案程序，是否移送是由我们公安机关决定，就不劳烦你们市政府代劳了。”
马祖斌皱了下眉头，冷哼了一声。
行政干预司法是禁忌。在国外指责对手幕后干预司法，是政界人士抹黑对手的一个老套路，有时候可以使一名政治人物声败名裂，甚至一届政府垮台。
2008年12月，比利时首相伊夫·莱特姆被指在“富通集团拆分是否违法”案审理过程中干预司法，结果莱特姆政府倒台。
（国内略过）
“在审讯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邓明杰说话断断续续，前言不搭后语，有时逻辑混乱，有时又很清晰，自相矛盾，并否认自己犯下的罪行，所谓的作案动机也明显缺乏现实基础，异于常人所想，甚至出现了一个幻想中的凶手……”董妍紧接着说道：
“前几天我们通过走访调查得知，邓明杰在汽车修理厂案发前有异常行为，如白天几乎不说话，午休时睡不安生，反复起床穿衣又脱掉，甚至摔倒惊醒过同事。”
“签字领过工资后又否认;无端指责汽车修理厂员工偷录下自己说的话，并觉得有人在监视他……”
马祖斌有些不耐烦地问道：“这有什么值得讨论的？”
“我们警方怀疑邓明杰存在精神异常，故同意了辩护律师提交的精神病司法鉴定申请。”
“哦？”马祖斌语气不善地说，“那鉴定结果呢？”
“我也想知道，”董妍看向坐在右手边一旁的罗宇，“有请市精神卫生中心司法鉴定专家罗宇医生汇报结果！”
“邓明杰主观、多疑、恐惧，缺乏安全感，胡乱推理，逻辑有一定混乱的情况，存在精神分裂倾向；偏执妄想，坚信自己受到迫害，又极度谨慎、处处防备，他作案时并无隐蔽性，也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并产生系列幻觉，塑造了一个假想的杀人者……”
“根据就医记录，他认为自己患了某种严重的躯体疾病，曾反复找医生看病，重复做各种检查也未能消除疑心。”
“综合案发过程、症状及就医记录等，我们判断邓明杰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罗宇拿着报告，提了提眼镜。
短暂过后，在场数人窃窃私语起来，反应不一，只有梁立辉淡定得很。
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慢性进行且以有系统、有组织的被害妄想为主的分裂症。
常伴有幻觉，还有其他知觉紊乱。本型言语、情感、意志紊乱，紧张综合征症状缺如或不显著。
早期主要表现为敏感多疑，在各种不同的妄想之中，有夸大妄想，嫉妒妄想，钟情妄想，疑病妄想等，尤以被害妄想最为多见。
即怀疑他人对自己有不良企图，背后使坏，之后会出现更加具体的病态推理和判断。
怀疑他人迫害自己，如遭人暗算、财产被劫、被人强奸，担心他人在其水中、饭中下毒、在家中安装窃听器等。
患者往往处于恐惧状态，为对抗这些被迫害的感觉，甚至会采取失常行为，如拒食、拒水、与外界断绝联系等。
偏执型患者的妄想具有隐蔽、不肯暴露的特点，受这种妄想内容的支配，容易产生极端行为，对他人人身安全造成极大的伤害。
“我很大程度认为，这是由于幼年时期邓明杰被绑架虐待的经历刺激大脑，造成的后天性精神疾病。根据自我防御机制，当自我受到外界的人或者是环境因素的威胁而引起强烈的焦虑或恐惧时，会无意识地激活。”
“他认为那次的绑架是针对他有预谋的行为，他采取了否认、合理化、压抑等防御机制，极度地歪曲现实，产生偏执妄想，无意识地掩盖自己的犯罪行为，认为自己是被迫害的对象……”
“可是邓明杰在被抓后供述前后一致，回答问题切题，思维还算清晰，这怎么解释？”刑警朱涛一头雾水。
方晴从位置上站了起来：“这其实是对精神病人的误解。精神病人除了有精神病的异常表现之外，也可以保留有大量正常的精神活动能力。”
“鉴定主要从其大量的正常现象中，寻找和辨认出异常的疾病症状和征象，而不是只看到人体正常功能的存在，而忽视异常表现。区别精神病人和正常人关键不在于强调他有正常精神活动的一面，而在于是否有足够事实证明他有精神病理现象存在。”
“正如，一个心脏病人，不能因为他的心脏还能够正常跳动，而忽视心脏病的其他征象，便否定他有心脏病；同样，一个心脏病人，不能因为他的其他器官都是好的，就否认他是一个病人。”
在一些涉及精神病人的案件中，在当事人是否有病的问题上，专业人员与非专业人员之间往往存在很大分歧。
非专业人员认为精神病人不可能或不应该有正常的行为，如杀人后逃避围捕，审讯过程中能够前后供述一致，庭审时回答问题切题，思维清晰，这其实是对“精神病人”概念的错误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