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市场经济之风吹遍中华大地，全国各行各业如雨后春笋般势如破竹地发展起来，全社会广开思路广开渠道，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从第一次掀起经商热潮开始，人们的创业热情便被完全激发出来，从商经商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普遍内容，商帮文化及商道传承便成为人们广为传颂的日常话题。
说起商帮文化，寻根溯源，晋商、徽商与潮商，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三大商帮”。在中国漫长的商业历史长河中，三大商帮在群星璀璨的各路商帮中最为耀眼，其中的商帮对比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甚至上升到学术论证的谈资，一时间众说纷纭。
有的人认为：晋商文化体现在大院文化，体现在会馆文化，成功的根源在于“诚信”与“团结”的商帮规则，其典型的特征有三，一是封建政府把他们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二是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三是商业利润的封建化。
有的人认为：徽文化是以儒家文化来指导经商，因而塑造了徽商的品格-儒商。徽商讲究商业道德，提倡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义利兼顾，以勤奋和吃苦耐劳而著称。其显著特征是商而兼士，贾而好儒，与封建官僚混为一体，或相互接托。典型的徽商精神是：爱国，进取，竞争，勤俭，奉献，文化，团队与执着。
有的人认为：潮商文化演变于海洋文化，其海贩的特征也使其在商业人格上与前两者截然不同，其演绎的商业宗教也与内陆商帮大相径庭，潮商亦盗亦商。其显著的特征是具有明显的既有信新合璧的文谋，又有有勇有谋的武谋，更有财才丰收的事谋的商业大格局。
其实，能够享有商帮的盛名，任何一家商帮都对以上特征和品质兼而有之，只不过因其文化背景或者地理环境不同，在缔造与形成中略有侧重罢了。任何一个商帮的兴起，一个商帮文化的兴盛，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发展环境。
正史记载潮汕存在大型船队集结的时间在公元前112年；潮汕参与海上丝绸之路活动的最早实证在西汉中期至东汉，潮汕通商海外的开始最晚发生在610年；宋代便有外商到达并经常性往来潮汕通商。
徽商的发展历史表明，祁门茶市兴盛于唐代，南唐时期，休宁人便行商福建；到了宋代，徽纸远销四川；南宋便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合称为“程十万”；朱熹的外祖父经营的商店和客栈，人称“祝半州”。
晋商历史更早，在先秦时代，晋南就发生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赞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交易活动。从周秦到隋唐，山西出现了一些大商人，却并无突出地位，无一定组织，也未形成一种商人势力。在隋唐五代就出现了晋州、潞州、泽州、太谷、平定、大同等新兴商业城镇。
这些商业史实告诉我们，商运随国运而兴衰，有什么样的社会发展史，才能产生什么样的商业发展史，仅有的区别在于地理环境。
徽州地处“吴头楚尾”，属边缘地带，山高林密，地形多变，开发较晚。人口众多，山多地少，怎么办？出外经商是一条出路，故而有了徽商。
潮汕平原三面背山，东南临海，海洋和海外世界是唯一开拓方向，便形成了潮汕人向外开拓的精神，在潮人的经商风格中就打上了海洋经济和自由商业贸易的烙印。潮商由此而来。
商帮之首晋商，能够在明朝初期发迹，引领中国历史的商业发展，经历了明清两大朝代的五百多年辉煌。归根结底，是占了当时背景下的天时地利与人和，能够及时地利用开中的政策，顺势而为，发展起来。
商者，货物通，货币通，信息通。
明清时期是我国商品经济较为发展的时期，也是我国最早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山西洪洞大槐树下的移民政策，正式掀开了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大幕，晋商正是在这样的际遇下，最先具备群体经商的优越条件，而捷足先登的。
借鉴历史是为了发展当今社会，在全球化经济到来的今天，世界经济已经经历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互联网以及智能科技正带领世界人民向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发展，重温中国商业经济发展的历史，仍然具有划时代的指导意义。
为此，作者匠心独运，饱蘸对历史敬畏的笔墨，以独特的视角描摹天下商道，从而揭示出商业发展必然随国运而兴衰浮沉的道理，鼓励和鞭策世人经商创业，须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利国利民，与时俱进。
在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之后，由于没有经受工业革命的洗礼，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不能从根本上相适应，始终处于封建社会制度下，农业传统经济下的商业最终必然沉沦。永乐晋商的形成与发展正是这个时期的宠儿，晋商文化的发展正是这个时期的最真实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