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社会的巨大变迁和民众的苦难唤醒了一代文人的良知，促使了唐代文学由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杜甫等诗人经历了与下层民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生活。政治的腐败、经济的残破震撼着士大夫阶层，使他们关注底层的生活状况，创作了大量反映平民苦难生活的作品。贫妇诗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在创作上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
一、塑造了大量形象鲜明的贫苦女性形象
古代社会中，女性人口占一半左右，社会下层的贫苦女性又占了绝大多数。然而历代反映下层女子困苦生活的作品却寥寥无几，诗人们常常偏重于描写闺情思妇的情感，较少关注社会下层。“安史之乱”后，在社会变动过程中，人们迷茫、痛苦、愤懑、失落，重新到儒家的经典中寻找救世良方，强调以儒学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在文学中的作用，重视民生疾苦，希望建立载道的文学，以补察时政、有助教化。文人们亲眼目睹农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悲惨景况，在诗歌创作中咏尧舜之道，关注国家政治和社会风气，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深入细致地描绘了下层贫困女性的生活。贫妇诗揭示了成千上万的孤苦哀穷的女性的生存状况，有织缭绫的女工、有河湟的卒妻、有负薪的贫女，也有采厥的寡妇，出现了一系列有完整的人物形象和具体生动的故事情节的诗作。诗人们深入观察现实，多用现实主义手法进行写实叙事，呈现唐代女性平凡真实的人生。杜甫、白居易、杜荀鹤等人抓住典型人物形象进行描写，往往是几笔就点出了人物形象的特征和精神面貌，孤独无依的老妇、失子的母亲、难嫁的贫女、愁怨的妻子、号啼的采蕨女和无衣的寒女，以及绝望的山中寡妇在作者笔下都栩栩如生。这些贫妇没有娇媚的面容，也没有华丽的妆饰和宛转的歌喉，她们手织却身无衣，辛苦劳作却饥无食，甚至不得不卖儿卖女以完租税。贫妇诗揭示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对于研究唐代文化经济的发展和女性生活都有重要意义。
二、语言质朴无华、生动形象
妇女生活是诗歌常见的题材，《诗经·国风·氓》中的女子、《陌上桑》中的秦罗敷、《木兰诗》中的花木兰都是文学家塑造的形象鲜明的民间人物形象，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下层贫民妇女的生存状况，历代诗人在诗歌中也有所涉及，如建安诗人王粲就曾在《七哀诗》中揭示战争背景下弃子的饥妇形象：“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2。但是，总体来说，诗歌中有关女性的内容，描写社会下层女性形象较少，南朝的宫体诗专门描写妇女的容貌、体形、装饰等，诗风浓艳华丽，唐初年余风仍存。唐代的贫妇诗突破了原有的模式，在艺术表现上力求通俗浅近，用通俗的大众语言描述百姓生活，语言质朴，不加粉饰，真实地展示乡村中丑陋、贫穷的一面。作者通过勾画人物外貌和语言显现了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在诗歌中倾注了浓烈的情感。这些贫女、贫妇们的妆饰是蓬鬓布裙，甚至是无衣可穿。吃的则是橡子和野菜，她们号叫哭啼，仰问苍天，杜荀鹤《蚕妇》就表达了这一情绪，“粉色全无饥色加，岂知人世有荣华。年年道我蚕辛苦，底事浑身着苎麻？”目睹一幅幅人间惨剧的作者心情十分沉痛。有的感到十分辛酸，元结《贫妇词》言：“能不为酸凄”。有的感到非常惭愧，白居易作有《观刈麦》：“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有的则从心底迸发出愤怒的呐喊，杜甫《遣遇》言：“闻见事略同，刻剥及锥刀，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
写作手法上，作者往往用对比的手法，将贫女与卖笑的倡女对比，抒发忧愤不平的情感，如王建《当窗织》：“当窗却羡青楼倡，十指不动衣盈箱。”诗人也将贫女与富家女比较，邵谒《寒女行》：“寒女命自薄，生来多微贱。家贫人不聘，一身无所归。养蚕多苦心，茧熟他人丝。织素徒苦力，素成他人衣。青楼富家女，才生便有主。终日著罗绮，何曾识机杼。清夜闻歌声，听之泪如雨。他人如何欢，我意又何苦。所以问皇天，皇天竟无语。”终日辛劳的蚕桑女凄苦悲哀，不劳而获的富家女却过着奢靡的富足生活，这是一个多么不公平的社会！诗歌尖锐地讽刺官僚贵族的荒淫奢侈生活，对人世间的贫富不均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对统治者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
三、诗风深沉、哀痛，蕴涵了深刻的社会内容
贫妇诗的作者不是简单地描述和控诉，而是在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背景之下去观照贫妇生活，观察细致、思维敏锐，深刻揭示她们人生悲剧的时代根源。贫妇诗成为时代和社会的历史记录，尤其是“安史之乱”后社会现实的记录。唐代开国后，人口持续增长，至开元天宝年间达到顶峰。当时国家人口达到九百多万户，但这么多的人口仅仅在十几年的时间内，至代宗广德年间却仅剩下二百九十万户，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这个数字是十分惊人的。明代思想家王夫之对于这一时期人口的急剧减少非常震惊，他认为叛贼的杀掠、蕃夷的蹂践、乱军的搜刮固然是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但政府的苛敛和贪官污吏的欺压更是人民死绝逃亡和陷入贫困深渊的不可忽略的因素：
盖国家所以安集其人民而足其赋役者，恃夫法之不乱、政之不苛，汙吏无所容其奸，猾胥无所雠其伪耳。丧乱猝兴而典籍乱，军徭数动而迁徙杂，役繁赋重，有司以消耗薄征输不及之责而利报逃亡，单丁疲户，徼幸告绝，而黠民乘之，以众为寡，以熟为莱，堕赋于僻远愿朴之乡，席腴产、长子孙者，公为籍外之游民，墨吏鬻版籍，猾胥市脱漏，乃使奉公畏法之愿民，代奸人以任国计，户日减，科敛不得不日增，昔以三而供太平之常赋，今以一而应军兴之求索，故其后两税行而税外之苛征又起，杜甫所为哀寡妇诛求之尽者，良有以也。
民之重困，岂徒掠杀流亡之惨哉？第五琦、元载之箕敛愈酷，疲民之诡漏愈滋，官胥之欺诬愈剧，此二百九十余万者，犹弗能尽隐而聊以塞上之求者也。以此知广德之凋残，上损国而下病民，诚有以致之，盖乱世必然之覆轨矣。赋轻役简，官有箴，民有耻，虽兵戈之余，十年而可复其故，亦何至相差之邈绝乎？《读通鉴论》卷23。
贫妇的悲剧并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而是与整个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国力的盛衰、赋役的征收、吏治的好坏都直接影响普通农夫和农妇的生存状况。赋役不均的弊端历代皆有，但唐朝在“安史之乱”后的情况特别严重。赋役制度的不合理，再加上民户的大量逃亡，造成国家户籍大乱，农民陷入困境。唐初承继北朝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主要是根据丁身决定租调徭役的征敛。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经济制度已经完全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府兵负担过于沉重，从武后时期开始，他们在不断地逃离故土。至天宝年间，府兵的基本单位折冲府已经达到无兵可交的地步。府兵制的衰亡促使了募兵制的盛行，边陲强大的节度使逐步发展成为割据势力，军事力量也由“内重外轻”发展到“内轻外重”。为了与地方强藩作战，政府又不得不大量征调农民参与战争，并不断巧立名目，征收各种新的杂税。普通百姓不堪重负，继续逃亡，杜甫诗中“奈何黠吏徒，渔夺成逋逃”和“哀哀寡妇诛求尽”所描述的正是这样一种惨痛的社会现实。
“安史之乱”爆发后，国家的户籍和赋税长时期处于极度混乱之中，直到杨炎实行两税法后才逐步走上正轨。两税法的实行，初期效果较好，但不久后税外加税的老问题再度出现，农民依然处在饥寒交迫的状况，不得不远徙他乡或加入军队，根本无法安居乐业。而农民的破产和大量流民的出现又成为社会的严重问题，流亡贫民成为藩镇军队稳固的兵源。张国刚教授在研究唐代政治制度后，认为唐代后期之所以出现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就是那些投身军戎充当职业雇佣军的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参见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的第四部分《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农民不能稳定地在土地上进行生产，社会也就无法稳定。唐代的士大夫们已经意识到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及其与土地制度的紧密关系。曾经担任盐铁转运使的杜佑撰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政治制度的专史《通典》，书中将《食货》放在九门之首，又首次将田制列在《食货》的第一，这说明了文人们目睹哀鸿遍野的惨痛景象的同时，已经看到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认识到要想封建国家的政治稳定，必须让农民稳定下来。而让农民稳定的首要条件是必须让他有一小块土地，耕种收获，交完赋税之后可以保证衣食的基本需要。
唐代文人对于封建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认识的深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以前诸代。他们怀着极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写实纪事，向人们展示了富贵奢华的上层社会之外的世界，那是一个真实的、生活着绝大多数贫民的真实世界。他们以深邃的目光观察贫妇的人生悲剧，揭示下层社会的悲惨生存状况，诗风通俗简朴而哀痛深沉、寓意深远。在他们的诗歌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幅真实可信的社会画面：官吏凶狠、权贵骄奢、边将跋扈，生活于乡村的广大女性在困苦无望的生活中苦苦挣扎。他们倾诉蚕妇、卒妻、贫女、织女的哀怨愁苦，痛斥时政、直言无忌地控诉贪官污吏的暴行，大胆揭露引起民病的种种社会弊端，蕴涵了“致君尧舜”的政治抱负。诗作词语激烈、情感浓厚、喻意深厚前所未有。杜甫《三绝句》控诉盗贼：“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同时直斥朝廷官军和盗贼一样的奸淫掳掠的罪恶行径：“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另一首《又上后园山脚》，直接指斥戍役对农力的伤害：“平原独憔悴，农力废耕桑。非关风露凋，曾是戍役伤。”唐末诗人更加大胆直白，皮日休的《橡媪叹》：“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农时作私债，农毕归官仓。”贯休的《偶然作五首》：“一春膏血尽，岂止应王赋。如何酷吏酷，尽为搜将去。”诗歌直接将矛头指向贪官污吏，对倍受压榨的下层女性寄予深切的同情，诉说了民众的心声，扩展了诗歌的内涵，增强了诗歌的魅力。
综上所述，“安史之乱”后，唐诗中大量出现“贫妇”形象，杜甫、元结、元稹、白居易、戴叔伦、王建、刘言史、孟郊、皮日休、杜荀鹤、于氵贲、曹邺等诗人在整个社会政治背景下观照贫妇生活，他们所创作的贫妇诗语言质朴而深沉哀痛，蕴涵了深厚社会内容，有极大的艺术魅力。这些诗歌直接以“卒妻”“征妇”“织女”“苦妇”“寡妇”“贫女”等为题，描述了在征戍徭役和苛捐杂税压榨下挣扎的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贫苦女性形象。古代社会的妇女不仅共同处于卑下的“第二性”的群体，而且其内部也存在着阶级的差异，女性内部生活状况的巨大差异超过两性之间的差异。唐诗歌中众多的的贫妇形象反映了占女性人口绝大多数的下层女性的生存状况，显现贫弱女性的孤苦哀穷的悲惨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