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从利用自然界的火，一直发展到利用燃料能源。在不断发展与进步的同时，火逐渐成为人类随时可利用的战胜自然、改造自然的武器之一。对此，考古人员对人工取火的发展进行了考证。
1813年，达尔文环球旅行，途经南美洲时，曾亲眼目睹印第安人摩擦取火的情形：他们用一根木棍的钝端，在另一根木棍上刻有槽缝的地方迅速摩擦，取得火种。不仅如此，在云南的少数民族中，还有佤族的摩擦法和傣族的压击法等。此类摩擦取火工具，在中国古代被称为“木燧”，并且已有出土实物。
1972年至1976年，甘肃省居延考古队，对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额齐纳族和甘肃省金塔县境的汉朝张掖郡居延、肩水两都尉所辖边塞上的烽燧、塞墙遗址进行了考查。此遗址始建于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废弃于东汉末年的边防设施，全长为200千多米。在这里，他们一共发掘了三处遗址：甲渠侯官治所、甲渠四燧和肩水金关。从这里挖掘出来的汉简多达2万多枚。与此同时，还出土了木燧——用来点燃烽火的草苣和取火工具。木燧是由一根木杆和一块有孔木板组成的，现被甘肃省博物馆收藏。此木燧，是目前为止全球发现最早的钻木取火工具。
“燧火”出现在铁器时代之后，换言之是一种铁片击石的取火方法。它以摩擦等取火方法为基础，逐渐发展而来的。在我国各大民族，该取火方法世代流传，应用非常广泛。一直到火柴诞生，该方法才逐渐消亡。这一取火方法，必须有三件东西相互配合，才能使用。其一，火镰，其实就是一块两头尖、月牙形的铁片。长约为8～12厘米，宽为3～4厘米。钝刃，其背面有棱，通常被当作抓手；其二，火石，也称燧石。在石岩中较为多见，颜色各不相同，白、黑、灰、黄等。最常用的是一种白色的石头，将其砸成比较锋利的小块，当作火石；其三，火绒，多用艾绒。不过，在西南地区也有人用“纸媒子”，是筒状的，由草纸搓成的。将其用火点燃，然后插在竹筒内，使其自然熄灭，随后便会在卷纸上形成一层纸炭。
所谓的火石袋，其实就是装有以上三件东西的皮或布制成的包袋。用火时，将火绒或“纸媒子”取出，夹在左手大拇指和食指中间，将火镰拿在右手上，与火石撞击几次，便可点燃。然后，再用易燃物引火。
在古代西域游牧民族中，该取火方法早已被广泛使用。他们往往用一种名为“砧碟”或“站鲽”的腰带，是由皮革制成的。在它的上面钉缀有垂饰的带环，环上悬挂各种各样的必备什物，火石袋就是其中一种。
魏晋南北朝时期，火石袋传入中原，唐朝最为繁盛。《引日唐书·舆服志》、《新唐书·车服志》都有记载。在胡服流行时期，宫廷妇女也非常乐于佩带火石袋。
清朝时，武官也往往会佩带该物。而在民间，用火石取火更加多见。不仅如此，在许多唐朝文学作品中也有很多描绘。例如，柳宗元写的诗句“夜发敲石火，山林如昼明”，白居易写的诗句“熔炉敲火煮新茶，石火光中寄此身”等。
进入20世纪50年代，生活在淮河流域和长江上游的广大村民，仍然在使用火石袋，更有甚者每天将其吊在旱烟杆上。
我国古代时期，有许多关于“钻燧生火”与“钻木取火”的传说。一些学者认为：最早的神话是炎帝作火，后来便逐渐演化为燧人氏钻燧取火的传说。虽然这两个传说都广为流传，但大多数人只知道“燧人氏钻木生火”，而并不知道时间更早的“炎帝钻燧”。不过，这一点足以说明，后人对人工取火这一发明的重视程度。
在很多书上也有记载此传说的。据《管子·轻重》一书中记载：“炎帝作，钻燧生火，以熟荤臊，民食之，无兹胃之病，而天下化之。”在《韩非子·五巍》一书中记载：“上古之世，民食果硫蚌蛤，腥臊恶臭，而伤腹胃，民多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不仅如此，在《太平御览》卷七六引《拾遗记》中这样写道：“遂明国有大树，名遂，屈盘万顷。后世有圣人游明之外，至于其国，见此树下。有鸟啄树，粲然火出。圣人感焉，因用小枝钻火，号燧人氏。”
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2000年，我国的远古文明步入一个铜石并用的时期。我们的祖先当时已经能够冶铜，并且还能制造一些简单的铜器。后来，由于铜镜的出现，又产生了另一种取火方法。该取火法被称为“阳遂”（也称“阳燧”或“金燧”）。这一新的取火方法，在先秦古籍中早有记载。
事实上，阳遂是一种铜制的凹面镜。如果将其向着太阳，利用阳光聚焦的原理能够获取火种。《周礼·秋官》中是这样描写的：“司炬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汉郑玄注：“夫遂，阳遂也。”唐贾公彦疏：“以其日者，太阳之精，取火于日，故名阳遂。”
在遥远的过去，虽然火种可以保存下来，但却面临着许多不便。一旦遇上下雨天，火种极有可能被淋湿以致熄灭。对于当地的人来说，火种的熄灭，意味着巨大的灾难。关于这种情况，《胁记·内则》也有描述。在规范“子事父母”、“妇事舅姑”必须佩带的器物中，就有“左佩金燧”、“右佩木燧”的记载。这里提到的“木燧”也就是钻火用的木杆。但是，为什么“金燧”、“木燧”都要佩带呢？唐孔颖达疏：“晴则以金燧取火于日，阴则以木燧钻火也”。如此看来，“金燧”用于晴天，“木燧”则是用于阴雨天。由此可知，当时该取火工具，与我们现在携带的火柴、打火机一样普遍。
宋代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这样写道：“阳燧面洼，向日照之，光皆聚向内，离镜一二寸，光聚一点，大如麻菽，着物则火发。”这是关于阳燧取火最详细、最精辟的记载。由此可见，我们祖先发明的阳燧取火，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利用凹面镜烧毁罗马战舰的传说比起来，要早四五百年。
1995年9月，考古人员在陕西省扶风县黄堆村周原遗址挖掘出一件西周时期的阳燧。该阳燧铜质，圆形，凹面镜，直径为8.8厘米，出土时通体生满翠绿色铜斑。到目前为止，该阳燧是中国最早的人工取火工具的实物。该文物极为珍贵，不可轻易除锈和打磨抛光。不过，必须证明该阳燧确有取火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周原博物馆便翻模了一件复制品，将其打磨抛光，然后放在阳光下面，确实有取火功能，“阳燧”因此得以确认。
除此之外，古代取火器还有用与玻璃差不多的材料制成的凸透镜。这一发现可以在东汉王充《论衡·乱龙篇》中找到结论：“阳燧取火于天，五月丙午日三时，消炼五色石为器，乃能取火。”这里讲的“消炼五色石为器”，也就是石英砂等原料在高温熔炼之后，制成凸透镜。与金燧比起来，更为先进一些。与从欧洲传入的玻璃技术比起来，要早几百年。
除了上面提到的取火方法之外，晋代张华的《博物志》还有一则用冰取火的奇异方法。书中是这样写的：“削冰为圆，举以向日，以艾于后承其影则得火。”由此可见，古人对凸透镜的原理已经有了一定的掌握与理解，并将其应用到实践中。
人类对于人工取火历史的考证，虽然并不完整，但我们相信，随着考古工作人员的不断努力，人工取火的历史考证将得到进一步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