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戚继光撰。明隆庆二年（1568）五月明廷命戚继光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总兵官以下悉受其节制。他到任以后，上疏痛陈边备废弛、边军“七害”，“士卒不练之失六，虽练无益之弊四”，并针对蓟州一带地形的三个特点，提出车、步、骑战，“三者迭用”的用兵方略。他整敕军纪，革除弊政，改进兵器，修建敌台，建立车营和辎重营，使蓟门军节制精明，器械犀利，遂为诸边之冠。蓟镇“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率以罪去。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练兵实纪》就是他在蓟门练兵守边的经验总结和真实纪录。
《练兵实纪》，清代常州麟玉山房刊本刻成《练兵纪实》。《明史·戚继光传》记作《练兵事实》，显系笔误。中华书局点校本据《明史·艺文志》、《千倾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校为《练兵纪实》欠妥，因上述书目作《练兵实纪》，应校为《练兵实纪》为是。
《练兵实纪》是戚继光练兵中编写的各种教材和条规的汇编。《练兵实纪公移》说：“譬如遴选营阵行伍号令旌旗之色，金鼓之音，车营、车步骑合营、野营、行营、野战、战胜、教养、晓喻之类，一切未备者，本府逐渐拟定。教练已经二年，各路与人卫将士，虽以台工未及详举，而标兵六营，耳提面命，颇皆堪阅。今将先后给与将士教习过条约，通集成帙，计八卷，一卷大约数十条，又附以练将一卷，乃听将官自习，不系士伍程督，计共九卷。”这就是《练兵实纪》正文九卷的成书情况，但只言“教练已经二年”，未说明具体成书年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据《登坛口授》载：“时帷庚午夏六月，诸边新台，肇建过半，乃奉制府会同抚院奏，奉暂停以举练事。”庚午年即明隆庆四年（1570），断为写成于明隆庆五年（1571）。据今人考证，戚继光练兵始于隆庆二年（1568），其成书时间当在隆庆四年末或隆庆五年初。《杂集》六卷写成于隆庆年间至万历初年，收入《练兵实纪》当在万历年间。
《练兵实纪》九卷九篇共二百六十四条，具体篇目是：练伍法第一、练胆气第二、练耳目第三、练手足第四、练营阵第五（场操）、练营阵第六（行营）、练营阵第七（野营）、练营阵第八（战约）、练将第九。后附杂集六卷六篇：储练通论（上下篇）、将官到任宝鉴、登坛口授（李超、胡守仁辑）、军器解、车步骑营阵解。书前还冠有“凡例”即“分给教习次第”共十五条，记述了将、卒各自应学习的内容、标准，教材发放办法，督促学习的措施等。
《练兵实纪》内容广泛，涉及兵员选拔、部伍编制、旗帜金鼓、武器装备、将帅修养、军礼军法、车步骑兵的编成保结及其协同训练等建军、训练和作战的各个方面。正文一至四卷侧重单兵训练；五至八卷和“杂集”的《军器解》、《车步骑营阵解》讲营阵训练；正文第九卷和“杂集”中的《储练通论（上下篇）》、《将官到任宝鉴》和《登坛口授》等篇记述了将帅的选拔培养、应具备的条件等。
《练兵实纪》成书于《纪效新书》之后，它既注意吸收南方练兵的经验，又结合北方练兵的实际，其练兵思想在《纪效新书》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主张根据实际情况改革训练。针对北方地形和敌情，提出改革编制，增设车营和辎重营，并提出车、步、骑三兵种协同作战的思想，记述了协同作战的方法。改革兵器，扬长避短。指出敌人力壮，专用刀，善骑马，我方的刀必须长于敌才能占便宜，就是砍不着敌身上，必先砍着他的马头。所以规定，我方各项器械必须各长彼一倍，敌善用弓矢，我则用远射火器火箭、鸟铳、喷筒制敌。提出要灵活布阵，“各随地制宜，如地不容若干车为一城，大大小小，多多寡寡，长长短短，曲直偏弯，只以地为准，并不相拘。”
在训练方法上，提出要分层次训练，“练将册给将；练卒册给卒”（《凡例》），并对将帅和平卒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对士卒不要求原文背诵，只记大意即可；将帅则须条条款款诵熟；将帅必须背诵练卒条款，而士卒不必背诵练将条款。还制定了鼓励背诵的措施，“若将条约随俗改为唱曲习学以代戏乐者，有赏。”对于触犯军法者，若能背诵五条，免打一棍。
在训练内容上，特别重视学习兵法理论。认为：“兵之有法，如医之有方，必须读习而后得。但敏智之人，自然因而推之，师其意不泥其迹，乃能百战百胜，成为名将。盖未有不习一法，不识一字，不经一事，而辄能开阖变化运用无穷者。”它还规定了学习内容和次第，指出要先读先讲《孝经》、《论语》、《孟子》白文，《武经七书》白文。次第记诵，不专句读文辞，但求理解精义；次读《百将传》，熟知诸将人品、心术、功业，以为借鉴；再读《春秋左传》、《资治通鉴》，以丰富历史知识；最后讲授《大学》、《中庸》大意，以修身养性。它还重视练心，要求使将士把实心拿出，“爱军是爱军的心，操练是操练的心，上阵是上阵的心，必思胜彼之法”。这样上下同心，就能达到万人联异为同，聚少成多，合寡为众。主张以练胆为先，对于“艺高人胆大”这句谚语有新的认识，认为“必须原是有胆之人，习得好艺，故胆益大。无胆之人，平日习得武艺十分精熟，临时手软身颤，举艺不起，任是如何教习，亦不得胆之大也”。
重视后勤训练和物质保障。戚继光针对以往官军因无辎重常常失掉战机的实际情况，提出“师行粮从，军事所先”，新创辎重营三座，每座大车八十辆，每辆骡八匹，并规定了辎重营的编制、训练方法，绘制了辎重营阵图。认为“辎重无失，便为奇功”。
重视政治训练。他认为“将有本，心术是也”。所谓“心术”，就是政治素质，即“光明正大，以实心行实事，纯忠纯孝，思思念念，在于忠君、敬友、爱军、恶敌、强兵、任难”，具体提出要有志向，懂得生死的意义，明辨利害得失，做好人，守节操，宽度量，禁声色，尚谦德，惜官箴，牢记货利、刚愎、骄傲、逢迎、委靡之害等。宣传为民杀敌而死，虽死犹生的道理，指出：“况使死得当，立庙祭祀，血食百世，是死后还活，地方士女，口碑一日相传，是一日活在世间；若生前无闻于世，就活在世间，已是死了。”还反复强调拼死作战则生，侥幸偷生则死的道理。它强调军队要尊重人民，将帅要尊重士兵，注重维护人民和士兵群众的利益，反对扰民和向士兵乱派公差杂役，规定：“行营排阵间，将领敢于行伍中抽一人一骑者，军法从事”，“军士擅发冢墓，焚庐舍，杀老幼及妇女，践禾稼，伐树木，奸犯人妇，及将妇女人营者，军法从事”。认为将与卒虽位有贵贱，但身无贵贱。反对下级对上级“惟惟奉命，甚至增美其说”。
强调练兵之要，先在练将。书中对将帅的品德、战术和技术修养有具体的规定和要求。它认为将帅是一军之长、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全军的情绪，所以要求先要训练好将帅。它主张兴办武庠，即军事学校，对各级军事统帅进行系统地正规训练。在学习文化的基础上，“授以《武经总要》，孙吴兵法，‘六壬’、‘百将’等书，俾各习读讲解其义。仍于骑射之外，如矛、盾、弋、铤、钩、弩、炮石、火攻、车战之法，各随所长，分门析类，各令精通，俟其稍熟，间一试之，或令之赴边，使习知山川之势，北敌之情。或暂随在营，使熟识旌麾金鼓之节，且教而且用之。用之不效，而复教之。如此，数年之后，必有真材”。它还对将帅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如要求“将官先以舍生为本”，“刚不可吐，柔不可茹”，习武艺学兵法，“必自身率始”，“不拘三军各色武艺，长短器具，必一一习之。既不能皆精，必精其一二技，而余技亦必习知其概”等等。
关于书中的迷信问题。《将官到任宝鉴》等篇中确实有利用时日吉凶预测人事和因果报应等封建迷信内容，这是需要批判的。但是，书中又明确规定：“禁妖妄，讹言诳惑。妄说阴阳、卜筮、道释、鬼神、灾祥、祸福摇动众心者，重治。”并声明：“夫天时不足忌，在尽吾人事，自能感召天禄，所谓人定亦能胜天，阴阳时日，何为者哉！”这说明作者并不相信迷信，他收录这些内容，目的是让将帅掌握，作为一种心理战术，以达到“定众志而作气”的目的。
《练兵实纪》是明代以讲军事训练为主的著名兵书。它条理清晰，语言通俗，易懂易记；反映了明代后期火器大量使用后，军队编成的变化和训练作战的特点，“今以此书，考其守边事绩，无不相符，非泛摭韬略常谈者比”。因此，它具有较高的军事学术价值和军事史料价值，受到后世兵家的重视。
《练兵实纪》现存版本主要有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刑蚧刻本、明天启二年（1622）刻本、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许乃钊刻本、清咸丰甲寅（1854）光霁堂刻本、清光绪乙未（1895）上海醉经楼石印本、四库全书本、学津讨源本、墨海金壶本、守山阁本、瓶花书屋本、京都琉璃厂刻活字本、抄本、多种铅印本等。抄本十卷，与刻本内容不同，子目为：骑兵、步兵、车兵、辎兵、合营、行营、下营、禁令、兵法、练艺、练器、训谕、条教、图解。《海防图论》
《海防图论》又称《海防图说》、《海防论》等，是明代关于海防的兵书，旧题胡宗宪撰，实际是由胡宗宪汇编而成。这在胡宗宪的序言中说得很清楚：“凡耳目所历，哨探所传，无微不核，无细不综，因汇次为《海防图论》，凡若干篇。”经核对，自“广东要害论”至“山东预备论”辑录自郑若曾的《万里海防图论》（见《郑开阳杂著》）这是本书的主要内容，所以，有的版本又著录为郑若曾撰。《辽东军饷论》由明万世德补辑，《日本考略》由明殷都补辑，但其资料都源自郑若曾的《万里海防图论》。胡宗宪在给《筹海图编》所作的序中说：“余既刊其（注：指郑若曾）《万里海防》行世。”据此推测，《海防图论》当即是《万里海防图论》。题郑若曾撰是正确的。
《海防图论》主要篇目有：海防图、广东要害论、琼管论（原作琼馆守御论）、广福通番当禁论、福洋要害论、福洋五寨会哨论、福宁州论（原作福宁州守御论）、广福浙兵船当会哨论、浙江四参六总分哨论（原作浙洋守御论）、舟山论、浙直福兵船当会哨论、苏州水陆守御论（原作苏松水陆守御论）、江北设险方略论、江淮要害论、山东预备论、辽东军饷论、日本考略。本书铅印本后附《阵纪》八篇：战令、战机、摧陷、水战、火战、夜战、山林泽谷之战、风雨雪雾之战。以《武经七书》的言论为根据，阐述战场律令、战机选择和各种天候地形条件下的作战特点。
《海防图论》以地形和倭情为依据，论述了沿海各地的战略形势和在抗倭中的战略地位，提出了加强防御的措施。其总的防御思想是御之于远洋，歼敌于近岸，各省联合防御，协同会剿，内外夹持，水陆兼备。具体措施主要有加强鱼船管理，除掉内奸，使倭寇失去耳目和向导；占领海上要害岛屿，封锁倭寇必经之路；分哨和会哨紧密结合，尤其要加强防御接合部的会哨，堵塞一切空隙；在沿岸港口设水陆把总和游兵把总，既能水上击敌，又能在陆上堵截歼敌；组织团练乡兵，使处处有御倭之兵。每篇之后有辑录者的评论，如“苏州水陆守御论”后，针对原文提出的“调募客兵不如调土著之兵，可调习而有常；官造战船不如雇民间造私船，皮坚久而省费”的主张，评论说，“苏松海防所依赖者，无过兵船。第招募客兵亦未为不可，至于战船民造，实为坚久，是当永为例云”。
《海防图论》是明代的重要海防文献，所提出的御倭方略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据胡宗宪《筹海图编·序》可知，此书在嘉靖年间刊印过，称《万里海防》，此刊本今不可见。万历年间刻本改称《海防图说》。以后被《兵垣四编》、《长恩书室丛书》、《后知不足斋丛书》等丛书收录，均题《海防图论》。《武备志》
《武备志》是中国古代部头最大的一部综合性兵书。全书二百四十卷，约二百万字，附图七百三十余幅，被称为“军事学的百科全书”。这部兵学巨著是由茅元仪历时十五年撰成。
茅元仪（1594～1640），字止生，号石民，又号东海波臣、梦阁主人、半石址山公等，明归安（今浙江吴兴）人，明末杰出的军事家和文学家。他出身世代书香门第，自幼好学不厌，博览群书，尤“喜读兵农之道”。年方十岁，他的家乡吴兴遇大灾荒，太守集议赈荒，官吏及富户无人敢应诺，独有未成年的茅元仪请求倾尽家藏粮食数万石，以救济灾民。他熟悉古今用兵方略，对九边阮塞要害，口陈手画，了如指掌。面对后金政权崛起，狼烟频频，明廷政治腐败，国运衰落，激起了发奋学习，探讨“治国平天下”方略，著书立说，以振兴明朝武备的雄心壮志。他寓居南京，潜心研究历代兵法韬略和当代国防形势，倾注十五年的心血，撰成了《武备志》这部古代兵学巨著，于天启辛酉（1621）刻印成书。自此，这位年轻学子声誉鹊起，以“知兵”之名被任为赞画，随大学士孙承宗督师辽东，抵御后金。他曾出塞视察红螺山，七天不见烟火，随从都面无人色，而他仍从容不迫。并到江南募集舟师战舰，为孙承宗筹划了辽东水军的部署。不久，孙承宗遭排挤去职，茅元仪亦被削籍，告病南归。崇祯帝即位后，茅元仪赴京向新帝进呈《武备志》，“且上言东西夷情，闽粤疆事及兵食富强大计，先帝命待诏翰林”。然而却被权臣王在晋等所中伤，以“傲上”的罪名被放逐定兴（今属河北）江村。崇祯二年（1628）冬，后金骑兵进逼京师，孙承宗于危难之际再度受命督师。茅元仪和二十四骑护卫孙承宗，从东便门突围至通州，击退后金军，解除了京师之危。茅元仪被任为副总兵，督理觉华岛（今辽宁兴城菊花岛）水师。先被权臣所忌被解职，后受辽东兵哗之累，充军福建。辽东军情紧急，请求募死士勤王，遭到权臣阻挠，悲愤纵酒而亡。茅元仪文武双全。明清之际学者称赞他“年少西吴出，名成北阙闻，下帷称学者，上马即将军”。他一生著述宏富，据《方以智茅元仪著述知见录》（任道斌编著，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统计，其著作有《武备志》、《督师纪略》等60余种，数百万言。但由于屡遭禁毁，多散佚。
《武备志》是一部大型综合性辑评体兵书。它体系宏大，条理清晰，体例统一。全书分类排纂史料，每类之前有序言，考镜源流，概括内容，说明编纂指导思想和资料依据；大类之下有小类，小类之下根据需要设细目，如《军资乘》下又分为8类64个细目；文中有夹注，解释难懂的字词典故，如在《孙子·行军篇》“仗而立者”下注“依兵仗而立”；文旁有批点，用“〇”表微妙处，用“”表示紧关处，用竖空心线“”表示一篇纲领，用竖黑线“”表示分段条目，用“”表示隐微处；文上有眉批，或赞扬，或批判，不拘一格，如在《孙子·九地篇》“善用兵者，譬如率然……击其中则首尾俱至”上批道：“千古阵法，概此一语。李药师稍窥其端，其余名将犹堕云雾中。”《武备志》完备的体例，不仅表明了著者对各个问题的看法，而且为读者把握全书的重点提供了线索。
《武备志》共由兵诀评、阵练制、军资乘、占度载五大部分组成。
《兵诀评》，18卷，选录《孙子》、《吴子》、《司马法》、《三略》、《六韬》、《尉缭子》、《李卫公问对》全文和《太白阴经》、《虎钤经》的部分内容，进行评点。他非常推崇《孙子》，“自古谈兵者，必首推孙武子”。他还有一段名言：“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谓五家为孙子注疏可也。”后人在引用这段话时往往掐头去尾，只取中间一句，来证明《孙子》是古代“空前绝后”之作，实际上是不符合茅元仪本意的。茅氏是将《孙子》与先秦其他五家兵书相对比得出的结论。尽管如此，茅氏评说仍有偏颇之处。不可否认，《孙子》的成就最高，但其他五家也各具特点，都在不同的方面对《孙子》有所发展。
《战略考》，三十三卷，按照时间顺序，从战略的高度选录了春秋、战国、西汉、东汉、三国、晋、宋、齐、梁、陈、隋、唐、五代、北宋、南宋、元等十六个朝代有参考价值的战争战例。茅元仪认为，“良工不能离规矩，哲士不能离往法。古今之事，异形而同情，情同则法可通；古今之人，异情而同事，事同则意可祖”。所以作《战略考》“以为今之资”。古代战争战例资料非常浩瀚，他并非有记必录，而是有严格的标准：一、不是讲战略的不录，“非略弗录”；二、不是奇略不录，“略非奇不录”；三、要能启人心智，“每举一事而足益人意志”；四、要能“言之竟日而弗倦，试之万遍而不穷”。《战略考》共选录六百余个战争战例，大都在历史上以奇谋伟略取胜著称，如马陵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虎牢之战等等。
《阵练制》，41卷，由“阵”和“练”两大部分组成，前者强调要详细，后者强调要通俗实用，“阵取其制，制则宁详；练取其实，实则宁俚。”“阵”下又分94个细目，附三百一十九幅阵图，详细记载了从先秦至明代各种阵法阵图，堪称古代阵法阵图大全。茅元仪认为，古代阵法失传，后人便胡编乱造。本来古人量地制阵，出现方、圆、曲、直、锐之形，可后来有人便“易以旌旗之名，诡以神将之临，重以五行之目，饰以五方之色，淆以吉凶之门”，把本来很形象实用的阵法搞得扑朔迷离。其原因是秦以来谶讳盛行，阵法也被蒙上了神秘色彩。其中“有最卑浅而无当者”。对这些诡诞不经之作，如果废掉，有人反而会以此惑世，“故谱而存之，鲜有删铲，阵所掊击，以广学者之目。”“练”又分选士、编伍、悬令、教旗、教艺五部分，详记士卒选练之法。有士卒的选拔淘汰，车、步、骑、水兵的编伍，赏罚律例，教兵方法，兵器训练等，多采自唐宋以来的兵书《太白阴经》、《虎钤经》、《行军需知》、《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
《军资乘》，五十五卷，由营、战、攻、守、水、火、饷、马八部分组成。类下又有子目，子目下又分细目，内容非常广泛。现将子目抄录于下：营：营制（下设十八个细目，记李靖等立营方法）、营算、营地、营规、夜营、暗营；战：军行、渡险、赍粮、寻水、候探、烽火、乡导、审时、布战、料敌、应战、设险、入伐、受降、符契、旌旗、器械（下设三十三个细目，记弓矢刀剑等兵器）、祭杩；攻：措置条件、器具图说；守：城制、约束、需备、措应、器式、堡约；水：水利、水平、战船、济水、禁涉、海候；火：制火器法（下设三十七个细目，记各种火药制造方法）、用火器法（下设五个细目，记各种条件下火器使用方法）、火器图说（下设四个细目，记各种火器图式）；饷：屯田今制、屯田水利、河漕、海运、车运、骑运、人运、米盐、宴犒、矿砂、医药；马：相形、相毛、齿诀、刍水、医药、禁忌、简别、结束、驰骤、征调、厩牧、贡市、虏产。从以上子目可以看出，这部分所记军用物资完备而详细，从攻守器械、火器火药、车马战船到粮饷米盐无不具载，堪称古代军用物资大全。尤其是在军事技术方面收录资料更丰富，共收录各类武器装备六百余种，其中仅火器即达180多种。是收录军事技术成果最多的一部兵书。不仅如此，它还首次辑录了火龙出水（一种龙头多发火箭）等他书罕载的珍贵资料。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海候”部分占风、云、雾、电、海潮等内容与《占度载》的占验内容不同，它是当时气象经验的总结，没有把自然现象与人事相附会，有一定实用价值，如“占雾门”用雾相预测天气：“晓雾即收，晴天可求。雾收不起，细雨不止。三日雾蒙，必起狂风。白虹下降，恶雾必散。”还记载了浙东等沿海地区的潮候。
《占度载》，九十三卷，由占、度两部分组成。“占”即占天，记天文气象。子目有：占天、占日、占月、占星、占云、占风雨、占风、占蒙雾、占红霓、占霞、占雨雹、占雷电、占霜露、占冰雪、占五行、太乙、奇门、六壬、杂占、选择、厌禳。这部分内容反映了古代人们对天文气象的朴素认识，如“天色惨黄为风”等。但是转而把自然现象与人事相附会，便成为谎诞迷信之说，如“天色惨白，风声凄切，大兵起”等。
“度”即度地，记兵要地志。子目有：方舆（下分一统图等十六个细目，详讲内地）、镇戍（下分蓟镇等九个子目，详讲边疆）、海防（下分二十七个细目，有“日本人犯图”、广东、福建、浙江、南直隶、山东、辽阳等沿海地区总图、兵险考等，详讲沿海）、江防（下分江防考等五个细目，详讲江河）、四夷（下分四夷总图等十九个细目，详讲周边属国）、航海（讲航海所到诸国，即所谓声教）。茅元仪认为曾公亮《武经总要》“独载边塞道里之远近，而于方舆之概，户口兵马之数，缺如也”，“近王将军之谈地理也，详与沿革，旁及山川，则太矣，而于关要者仍有缺，非所以言武备也。故我志武备而终之于度”。这部分详细记载了明代的山川形势、关隘要塞，道里远近，州府及卫所设置、兵马驻防、督抚监司、镇守将领、钱粮兵额等内容，尤其是收录了郑和航海图，即《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蕃图》，以及航海用《过洋牵星图》，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武备志》在内容和编纂方法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
1.广收博采，内容丰富。
茅元仪的祖父茅坤是著名藏书家，又“究极兵家之学，其书多秘诸枕中”（顾起元《武备志序》），为茅元仪采辑兵学资料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然而他不满足于此，又四方搜讨传借，私访秘图写本。“其所采之书二千余种，而秘图写本不与焉；破先人之藏书垂万卷，而四方之搜讨传借不与焉”。（宋献《武备志序》）全书囊括了当时兵学的各个方面。
2.选材精当。
强调资料要可靠，不凭道听途说；讲实用的问题，不采稗官野史，如他在《占度载·度·序》中说：“其声声之不通于中华者，不敢据稗而信也；贡献不通于大国者，不敢信耳而传也。”紧紧围绕武备选材，如在《战略考》和《占度载·度》序言中规定：“非略弗录”；“于武备稍远者，听之舆图方史可矣”；名胜古迹主要供游览、吊古之用，与行军作战关系不大，“故不敢详”等。注意选录最新资料，全书对明代军事记载最详，不仅选录了先于编者的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的治军、练兵、作战等方面的言行，也选录了与他同时代人的军事资料，如王鸣鹤的“号令说”等。
3.编排合理，有一定的逻辑秩序。
全书五大部分，从理论到实践井然有序，又不可分割，郎文唤在序言中以医药作比喻，生动地说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首兵诀者，如医，之探腑脏，论脉理也。次战略者，如医之举旧案，宗往法也。次阵练者，如医之辨药性，讲泡制也。次军资者，如医之分寒温，定丸散也。终占候者，如医之考壮弱，断死生也。”每部分的子目顺序也是按照它们的内在联系排列的，如茅元仪在交待《军资乘》子目的排列顺序时说：“三军既聚，必先安其身，身安而后气可养，身安而后患可防，故首以营。营具而可以战矣，故次之战。地有异形，时有异势，不可徒恃其野战，故次之以攻。可以攻人，人亦可攻我，故次之以守。五兵之用有时穷，则必济之水火，水火之资生者大，故其为杀也亦暴，智伯曰，吾知水之可以亡人国也，故次之水。水待于地，火时于天，地有定而天常移，是以火之效居多，故次之火。明乎六者而思过半矣，然民以食为天，故次之饷。士以马为命，故次之马。于兹八者，核其详，辨其制，是为军资乘。”
4.评论精炼概括，既讲历史沿革，又讲当代研究的最新成果和自己的看法，具有批判精神。
如在评论兵器时说：“诸艺宗于棍，棍宗于少林，少林之说莫详于近世新都程宗猷之阐宗。”（《阵练制·练·教艺·棍·序》）又指出，弩之法不传，程宗猷革新古弩机，创造出腰开弩，力可达三十六钧（合当时1080斤），而力举三百斤者便可使用。他在“挑壕而营”的上方批评说：“今御虏者，全用挑壕法，所谓自置其身于死地也。”
5.辑录了许多他书罕载的珍贵资料。
如一些杂家阵法阵图，连研究阵法的专著《续武经总要》都未记载。尤其珍贵的是收录了“郑和航海图”、“航海天文图”，及明代一些少见的舰船兵器及火器等。
6.图文并茂。
全书附图738幅，除《兵诀评》和《战略考》外，都有大量附图，生动形象，便于理解说明文字，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我们窥见明代兵器、车船等的形制，山川河流的概貌。
7.采用了目录学中的参照法，对交叉重复的内容进行了说明，便于互相参照。如《军资乘·战·器·弩·序》指出：“其详则见于练制中。”《占度载·度·序》指出：“若漕河，见于饷，不复再。”这样读者便可到《阵练制》中去查找弩的资料；到《军资乘·饷》中去查找漕河方面的资料。
《武备志》汇辑了历代的兵学成果，包含的军事思想非常丰富，反映了各个不同时代的特点，但不能视其为辑录者的思想，所以本文不再一一概括介绍，仅据序言和评点对茅元仪的军事思想作一简单介绍：呼吁加强武备，富国强兵。他认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此三代之所以为有道之长也。自武备弛，而文事遂不可保”。他痛斥当世士大夫不习兵事，遇有战事惊慌失措，束手无策，误国误民。提出“惟富国者能强兵”，“足饷尤先务”。主张开矿、屯田、发展经济。重视军队的训练，认为，“兵之有练，圣人之六艺也。阵而不练，则士偶之须眉耳”。战时号令不齐，“不归于战而归于练”。在国家防御方面，主张边、海、江防要并重。针对西北边疆的特殊情况提出“人自为守”的战略方针，指出：“西北诸边，与虏相犬牙，非随地为堡，则子女、牛羊、储粮、蓄刍皆虏资也。虏资粮于我，故我必清野，始可与虏战。有堡始可以清野。虏人自为战，故我必人自为守，始可与虏敌。有堡始可以人自为守”，对海防提出“其要在拒之于海”。又认为江防的战略地位也非常重要，指出：“迫海而亘中区，外溃则为门户，内讧则为腹心，故江之要与边、海均。”对于攻与守、盛与衰、强与弱的认识，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例如，他认为我“可攻人，人亦可攻我”，“善守者，使不得攻”。能从攻与守这两方面认识问题。他还认识到物极必反的道理，指出：“夫极盛者，必极衰，天道然也”，“然衰极则盛，理之常也。”并用这一道理论证贡市潜伏危机的道理，劝说明廷振兴武备，指出：“贡市者，体极尊，名极美，而财日浚，备日弛，丁我之盛，其衰伏焉。有所衰，必有所盛，可不畏哉”，“我不振则彼强，故张皇六师，非黩武也。”
由于茅元仪长期与清政权处于敌对阵营，加上他为抗击后金政权、保卫明廷的著书目的，书中有许多对女真族和后金的不敬之语，所以，这部很有价值的兵书在清代遭到禁毁，清乾隆年间被列入《违碍书目》和《清代禁毁书目·禁书总目》。致使这部兵书的版本发生了较为复杂的流变。明天启元年（1621）刻印本，由于保持了本书原貌，“多悖碍字句”，在清禁书严律下，流传不广。现在只有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等几个大的图书馆藏有此本，而且有的本子被清代人挖掉了一些“违碍字词”。明天启年间刻的版块，后被汪允文收藏。汪允文，钱塘（今杭州）人，室号莲溪草堂。清初，他对收藏的明刻板块进行挖改修补后，进行了重印，因书名页下印有“莲溪草堂藏板”，故称为莲溪草堂本。此本撤掉了卷首李维桢、顾起元、张师绎、郎文唤、宋献、傅汝舟等六人序，挖掉了茅元仪自序中的“东胡”。清廷取得政权之初，尚无暇顾及禁书，出现了一种刻印较好的据明本覆刻本，由于未著明刻者姓氏和刻书年代，往往使人误以为明刻本。实际上若细心观察亦不难鉴别，因为，它为避清讳对原序言进行了篡改，如茅元仪自序中的“东胡”改刻为“兵戈”；郎文唤序中的“东夷小丑”改刻为“域中小丑”；张师绎序中的“建夷匪茹”改刻为“边陲告警”等等。并抽掉了李维桢序。正文中凡对清“违碍之语”均缺字，并刻成了墨围，还抽去了第二百二十八卷《四夷》中《女直考》的内容。日本宽文4年，即清康熙三年（1664），日本须原屋茂兵卫据明刻本覆刻。此本增刻有日文假名训点，序和正文未作任何删改，从内容上保留了明本原貌。清至道光时已开书禁，此书得以公开印行。这时的公开印本是木活字本。书前增收了“明史节录”和“茅待诏小传”。此本系据清初刻本排印，卷首删去了李维桢等六人序，“自序”中的“东胡”改排为“干戈”，书中对清“违碍之语”加墨围代替，《女直考》亦被删掉。清末，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湖南以日本刻本为底本覆刻，另外，还有抄本行世。现存各种版本以明天启元年刻本为最善。
《武备志》是中国古代部头最大、类似军事百科性的兵书。它以丰富的内容、比较科学的编纂方法、珍贵的史料，赢得了后人的赞誉，受到社会的重视。在遭到禁毁的情况下，几经翻刻，广为流传，说明它影响深远。在国外，日本不仅于宽文年间据明刻本翻刻，而且于1974年以和文出版发行。它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和军事学术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对于研究军事史、经济史、交通史、海外关系史、科技史、历史地理等均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当然，本书也不是十全十美，无懈可击，在对有的兵书评论时，未有深究，承袭了以往错误的说法，如他评论《三略》说：“本太公所作，黄石公尝推演之授子房。”又如因袭《续武经总要》、《武编》等明代兵书对宋代兵书《虎钤经》的记载，将其作者许洞记为元代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