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同做新闻工作的同志谈谈语法修辞问题。
什么是语法呢？语法不是谁造出来的，它是语言在发展中自然形成的规律。每一个民族的语言都有它自然形成的规律。比如我们说“吃饭”，“吃”一定在“饭”前面，“饭”一定在“吃”后面；“我吃饭”或“你吃饭”，“我”“你”一定在“吃”前面，这个次序就属于汉语语法的规律。这个次序是不是所有的语言都一样呢？不是的。比如日语，就说“我饭吃”。
学语法不一定到学校去学，不一定从书本上学。小孩子开始学话，同时就在学语法。说这是“妈妈”，这叫“茶”，这样叫“喝茶”。小孩子说“茶喝”，大人就告诉他，不说“茶喝”，说“喝茶”。这就是在学语法了。
小孩子一进小学，语法就可以得四分五分（假如按五分制），因为先生的话，学生懂；学生的话，先生懂；同学的话，彼此也懂。既然说话能让人懂，就是合乎语法，就可以得四分五分。
一九五一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大家：“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还登了有关语法的文章，曾经引起大家的注意。其实，大家对语法，老早就会了，只是平常注意不够，现在自觉地揣摩一下，研究一下，就能很好地掌握了。一个人对语法，如果仅仅是自发地学，说十句话，八九句是对的，一两句还不免有错，经过揣摩、研究以后，说十句，写十句，就可以十句不错；说百句，写百句，就可以百句不错。抓住规律，按照规律说话写文章，就可以保证不错。语法所以要学，原因就在这里。
什么是修辞呢？我国有句古话“修辞立其诚”。修辞，就是把话说得很正确，很有道理，很完善。“修”并不是修饰的意思，白茶碗不好看，画朵花来修饰一下，修辞不是这样。
比如说：“英法入侵埃及，毫无理由，毫无根据，这是大家理解的。”这是正面的说法。如果说：“英法入侵埃及，毫无理由，毫无根据，这不是大家都理解的吗？”这是反诘的说法。两种说法都对，说出来人家都了解，到底用哪种说法好呢？要看说话当时的情况来挑选。这就是修辞。又比如说“这件事情叫人怒发冲冠”，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叫人生气极了”。说“生气极了”也行，但是听起来印象不怎么深，说“怒发冲冠”就不同。当然，哪有头发把帽子顶起来的？这是夸张的说法。这也是修辞。
总起来说，什么叫语法呢？语法就是教人如何把话说得对。什么叫修辞呢？修辞就是教人如何把话说得好。自觉地研究语法，说话就可以不出错误；自觉地研究修辞，就可以把话说得更好。要很好地运用语言，就要研究语法和修辞。这不是说不研究话就说不好，不研究也可以说得好，但是有时可能说不好，研究以后，可以自觉地把话说好。
运用语言还有个普通话的问题。
一九五五年十月，开了文字改革会议，后来又开了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都提出了推广普通话。
什么是普通话呢？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语言，就是普通话。
为什么要推广普通话呢？汉语方言分歧，例如，一样东西有许多名称，玉米，有的叫棒子，有的叫苞谷，有的叫玉蜀黍……有二十来种。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这有什么好处呢？没有好处。要定一个规范，大家都叫玉米，或者都叫苞谷。
语言分歧，在实际工作中产生很多困难，对社会主义建设是很不利的。建设社会主义要全体人民通力合作，这就要多数人说一致的话。说话不一致，勉强可以了解，可是要打折扣。如果完全一致，彼此就能彻底了解了。
推广普通话，不能由政府下个命令要大家非说不可，必须从各方面用各种方式进行语言教育，使大家运用语言逐渐趋于一致；也不能限到某年某月为止，而要逐渐推广。推广普通话要从各方面进行，新闻工作者当然负有重要的责任。
了解不清楚的词，最好不用，等查清楚了再用。随便用了，就会在社会上造成坏影响。我们的新闻工作对人民影响很大，最好能够做到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恰当，都有力量。
总起来说，新闻工作者应该非常敏捷地写出一点毛病都没有的文章。要做到这一点，就得掌握语法修辞的规律。
语法修辞的基本要求是什么呢？
（1）用词方面。
语言好像一幢房子，词好像砖和木头。房子是用砖和木头盖起来的，语言是用词组织起来的。用词要恰当，不要用那些模糊的词，要用表达意思最准确的词。比如说，这一把茶壶，我说它的形状是圆的。这是不是对呢？不完全对。说圆茶壶就会使人家想到像皮球一样。像皮球一样的茶壶是少见的。
我们讲到的大多是客观的东西。比如这把茶壶，要把它讲清楚，就要用恰当的词。让人家听了，虽然没看见这把茶壶，可是像看见了一样。就是你自己的情感，也可以当作客观的东西，看应该用什么词把它说出来才恰当。比如说，“我非常愉快”。当时的情感确是这样，那么只讲“愉快”就不够，得加个“非常”。又比如说，“我悲哀得很”。当时的情感确是这样，那么只讲“悲哀”就不够，得加个“得很”。把客观的东西和你所用的词对照一下，就能知道用得恰当不恰当。这跟说话写文章的态度有关系。有的人自己心里先有一套程式，例如春景一定是桃红柳绿，而不管那时候的客观情况怎样。应该对准客观的东西说话。你说香山，就把香山说出来。你要写颐和园，就一定不要借北海的光。看清楚什么地方，说什么地方。你要写“五一”“十一”，你就要到天安门广场去看一下，你当时有什么感觉，有什么感想，就把这些作为客观的东西写出来。
用词恰当怎么来的呢？靠自学，靠查词典。我们从小到大，因为生活经验的扩大，对于一个词的了解会逐渐丰富起来。还有些抽象的词，它的含义要在生活中去体会。查词典，能帮助我们弄清楚一个词在什么地方可以用，在什么地方不可以用。
现在报纸上和广播里还免不了有念起来不上口、听起来不入耳的语句。例如“步××的后尘”。这句话没有文言修养的人不了解。放在广播里面讲，有文言修养的人也要想一想才能听出是什么意思。这种文言的词语少说为妙。
方言词最好是不用。方言词很多人不懂得。比如在我们家乡，有一个词叫“日逐”，意思是“每天”，《儒林外史》上用过它。说这种方言的人看了懂，别地人看了就不懂。我们写东西不是专给同乡人看的。
还有一种不好的倾向，是自己造词。说话用词好比用钞票，钞票不能自己造。自己造钞票是犯法的。生造词虽然不犯法，却使人家模糊。我看到过一首诗，里面用了这样一个词——“聊寞”，算是“无聊寂寞”的意思。这样生造词是很不好的。
那么，是不是只能永远使用已有的词呢？不是的。随着语言的发展，要出现越来越多的新词。词是可以造的，但是要看造出来的词起什么作用。用出去之后，大家觉得你这个新造的词有作用，跟着来用，那就通行了。
词是要配搭着使用的。比如，动词跟名词配搭，“打倒敌人”“克服困难”“取得胜利”……这些都是两个词配搭起来的，而且都配搭得很恰当。比照着“取得胜利”说“取得失败”，就不行，只能够说“招致失败”。反之，如果说“招致胜利”，也是不行的。现在的报纸、杂志上，人们的口头上，用词配搭不适当的常有。这个毛病必须去掉。
（2）造句方面。
造句越自然越好，不要装腔作势，摆出一副架子，用一些不同于平常说话的调子。我们经常受到一些外来的影响，比如从外语中学来了如下的说法：两件事情绝不相同，就说“这件事情与那件事情毫无共同之点”。两件事情关系密切，就说“这件事情跟那件事情是分不开的”。这两个说法汉语里本来没有，采用这两个说法，可以丰富我们的表达方式，当然好。但是，说到两件事情绝不相同，一定要说“毫无共同之点”，说到两件事情关系密切，一定要说“是分不开的”，这就不自然，有的时候不必要这样说。如果说“毫不相同”，说“关系很密切”，就很自然。不要故意这样说表示我能够从外国吸收一些新鲜的说法。新鲜的说法如果用滥了，反而讨厌。比如吃东西，山珍海味吃多了，就觉得厌了，还是青菜豆腐吃不厌。所以，写文章跟平常说话一样，一定要自然。
造句要用最妥帖、最恰当的句式和虚词。这在说话和写文章时都很重要。我们的话里有许多没有实际意义的词，比如，“因为”“所以”“但是”……这些都是虚词，虚词很重要，不能乱用。我们经常听到有些人乱用虚词，像“所以因此”这两个词，只要用一个就够了，但是，把它们连在一起用，几乎成了传染病，好像不这样说就不对似的。
怎样注意用虚词呢？就要研究平常说话是怎样说的。假如你的说法跟平常说法不大一致，就有些问题了。平常不说“所以因此”，为什么做报告的时候要说呢？又如“虽然”“但是”，平常说话用得很少，为什么写文章就要用呢？这些问题都需要注意。工人、农民说话，很少用“虽然”“但是”之类的词，也能把意思表达得很好。知识分子就要摆出一副架子，左一个“虽然”，右一个“但是”，文章里只看见这些东西。尤其是文艺作品，用了那么多虚词，艺术性至少要减低一半。
文章中多用长句，恐怕也是一个毛病。报纸上短句不常见，长句常见。意思复杂不能断开的，那只好长，有的不必要那样长，就可以分成几句说。我手边没有现成例子，大家有兴趣的话，翻翻报纸，就可以看到许多长句。凡是可以分成几句说的，就不要写成一个长句。
说话有种种格式，如“在……时候”“除……以外”，都是格式。长句的长，往往由于运用这些格式拉成的。比如“在……时候”中间加上几十个字，等你从“在”看到“时候”，“在”已经忘了。这说明写文章的人只管自己，不管别人，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你要看明白就得自己留心。其实写文章应该为读者着想，碰到这些地方，总要想点办法，使人家不太吃力，更要使人家不发生误会。
现在长句很流行。是不是可以发起一个运动，大家来写短句，说话也说短句。一个长句分成几个短句，看起来，听起来都不费力。这对读者、听者是有好处的。
（3）文风方面。
《人民日报》从七月一日起改四版为八版，发表一篇《致读者》的社论，提出三点。第三点是改进文风。这个号召非常好。我们现在的文风的确需要改进一下。谁来改进呢？凡是开口的、动笔的人都有份。动笔就是开口，是不声不响的开口。
改进文风，起码得是简洁明快。这就是说，去掉那些不需要的部分。我们写文章，重看一遍总要去掉几句，可去掉的总比要增加的多。要写短的文章，用最少的字句表达必须说清楚的意思，不要说废话，不要说晦涩难懂的话。
改进文风还要明晰畅达。文章要有“气”，“气”就是条理。第二句和第一句接起来，一定有必然的道理。第二句是从第一句来的，第三句是从第二句来的。这就叫思路。看人家的文章，把他的思路弄清楚以后，主要的意思也就弄清楚了。
能够引导学生把一篇文章的思路摸清楚，就是最好的语文老师。善于看文章的人一定要把作者的思路摸清楚。
要把作者的思路摸清楚，先要看一句跟一句怎样联系，再来看段，一段跟一段怎样联系，一段一段清楚了，全篇文章也就清楚了。研究人家的文章应当如此。自己写文章，如果思路有条理，第一段有第一段的道理，第二段有第二段的道理，不留没有道理的段落，这就是明晰。每句每段清楚了，意思就畅通了。
新闻工作者应当认识到我们的文风还需要改进。我的话虽然简单，但是心意很诚恳。希望诸位回去，努力提倡改进文风，而且以身作则。
现在讲一讲怎样锻炼自己的语言，怎样提高语言方面的修养。
首先应当从思想上重视语言工作。很有些人看轻语言，比如有些机关的文件写得不好，却有人说，反正发出去下边总可以看懂。再如开会讨论问题做出决议，主席往往说：“今天我们是原则上通过，至于具体说法，请张秘书下去写。”这些都是不重视语言的例证。机关发出文件你随便写写，人家可要照着办事呀。说得糊里糊涂，如果人家理解错了，后果就不堪设想。发出文件，既要政策不错，办法具体，还要说得明白，使人家不会误解，发下去才能贯彻，怎么可以随便写写？比如盖一所什么房子，不能做出“要盖房子”的决议就算，其他都让张秘书去动脑筋。有关盖房子的主要事情全商量好，写下来才是决议。如果什么都叫张秘书去动脑筋，那叫什么集体领导呢？这是最粗浅的道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不重视语言工作跟不重视思想方法大有关系。
新闻工作者要明确认识，我们的武器是语言。我们做工作，非写不可，非讲不可，都离不开语言。有的总编辑、有的社长说，只要内容好，文章可以马虎。这样说是不对的。语言是我们的武器，不能不好好掌握这个武器。
我们要认识语言的重大意义，从思想上重视语言工作。我们做宣传、鼓动、教育、说服的种种工作，完全依靠语言。而且新闻出版工作对语言发展的影响很大。我们出的书，出的报纸，都会影响语言的发展。如果大家在这方面多注意，学校里的语言教育就会得到极大的帮助，就能不费太大的力量，收到很大的成效。如果我们新闻出版工作者对语言工作不注意，学校里虽然用了很大的力量对下一代进行语言教育，希望他们学好语言，但是他们受到报纸、杂志上不好的影响，语言教育的成效就要大打折扣。
有人说，只要内容好，语言好不好没有关系。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要知道，内容跟形式是分不开的，哪里有形式上乱七八糟的好内容呢？反过来说，有了好的内容必须用好的形式才能表达出来。
其次，在日常工作中要多揣摩，多研究，多修改。
多揣摩，就是看东西多留心。留心的时间长了，就养成敏感，一看就能发现毛病。报纸上的大标题，出毛病的常有。这些毛病，如果不留心，随便看看也就过去了，一揣摩就会看出来。
看人家的文章要多研究。文章好，要研究好在什么地方。发现错误，要研究错误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应该怎么改。
自己写文章，要多修改。我不知道你们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稿子写好了就送到排字房？我是无论怎样忙，稿子写好了之后，都要看过几遍才送到排字房的。
修改文章，可以用自己说话的调子来念。自己的嘴代表一个人，耳朵代表另外一个人，好像这个人说给那个人听一样。用耳朵听，比光凭眼睛看能多看出一些毛病，多发现一些问题。要改到没有办法再改，然后送到排字房去。
在我们出版社里，有些稿子是集体改的。起稿人写成稿子，打印出来，发给好些人先看，然后大家在一起，念一段改一段。这样修改，当然比自己修改好。这个办法，诸位可以试一下。不过报馆里如果这样做，第二天恐怕出不出报了。
听人家的讲话，看人家的文章，多揣摩，多研究。好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好？不好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不好？我们要独立思考，不要人家说好就跟着说好，人家说不好就跟着说不好。自己写文章，要尽力地改，要勤改，能改多少就改多少，不要写好了就拿出去，免得印出来了后悔。
到这里就讲完了。我讲了三个小时，如果有三十分钟或者十五分钟讲的话对诸位有一些帮助，我就很荣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