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康定至庆历年间（1040—1043），也正是包拯知端州的时期，由于西夏侵宋，辽番（契丹）威胁，边事频起，战火不断，以“军役代替民役”的政策也受到冲击，名存而实亡。徭役既重，赋税频加，朝廷对西夏战事耗费愈大，百姓的赋税负担就愈沉重。公田赋、屯田赋、民田赋、城郊赋（即房地产税）、杂变赋（即交纳实物）、丁口赋（按人口交税）……名目繁多，百姓不堪重负。还有如“折变”、“支移”等许多不合理的规定，加上州、县官吏巧立名目，变换花样搜刮钱财，百姓更是有苦难言。
那时候的所谓“折变”，就是官府临时定出税物品种，农户必须用自己的品种折变成官府规定的品种，或者折变成银两，才能交纳。所谓“支移”，就是以战争需要或支援某地灾荒为由，要农户将税物交纳到别的州、县仓库；而支移所需的运输费、脚力钱全由纳税户承担。如果折变价格合理，支移路程不远，农户还能勉强负担。但是州、县的一些贪官污吏在“按价折成”的时候，都尽量压低农户生产品种的价格，抬高折变品种的价格；或随意将支移的路费、运费加重，从而鼓胀自己的腰包。“折变几十倍，支移百千里”，农户如何承受得起。
包拯认为：“民者，国之本，财用所出，安危所系。”不减轻赋税，不禁止官吏变着花样敲诈剥削，农户的收成再多，生活也改善不了。端州长期是“摄官”、“荫官”履政，他们大都有心敛财，无心政法，与城狐社鼠串通在一起，变尽法子中饱私囊。包拯在了解情况之后，立即实施“做薄”（只纳原定赋税）、“宽了”（调整服役年限、轮流派差）和“快救”（在受灾县邑开仓放粮救民饥饿）的做法，在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尽量减轻百姓的负担。一旦查出利用征收赋税，滥用折变、支移等手段欺诈百姓的贪官污吏，一律严厉惩处。那时候，中原、岭北的一些州、县由于横征暴敛，生产力受到破坏，农民饥寒交迫，导致骚乱频生，甚至出现兵变。而过去经常出现动乱的端州，在包拯的管治下却呈现出一派稳定祥和的新气象。在端州的亲身经历和体验，让包拯形成了“薄赋敛，宽力役，救荒馑”的主张，他竭力向仁宗皇帝呼吁：“大缓吾民，以安天下。”
端州独有的端溪名砚，出产于端州东郊羚羊峡斧柯山和西江北面的北岭山一带，相传始产于“唐武德之世”。到了唐中晚期，端砚被列为贡品。到了宋代，端州每年照例要为朝廷无偿进贡一定的数额，朝廷甚至还会派出征砚官员前来督办催征。
端砚有许多独特的优点，细腻不损毫，呵气可研墨，有多姿多彩的石品花纹，再加上巧夺天工的精雕细刻，是各地所产的砚台难以媲美的，自然就十分名贵。宋代徐似道的一首《买砚》诗咏叹出它的价值：
俸余拟办买山钱，却买端州古砚砖。依旧被渠驱使在，买山之事定何年。
这位诗人因为迷恋端砚之精美，用准备买山的钱买了一方端砚。端砚买回来之后，他又慨叹：买山的钱花在了买端砚上，以后再要买山呀，就不知到何年何月才能凑足钱了！
“端州石砚人间重”，采制一方端砚十分艰难。唐代诗人李贺在诗中说“踏天磨刀割紫云”；宋代诗人陈师道也有诗云“石出蛮溪百丈深”；苏东坡更是体会深刻，他在《端石砚铭》中感叹：“千夫挽绠，百夫运斤。篝火下缒，以出斯珍。”采砚石的艰难由此可见。包拯虽然没有在端州留下有关端砚的诗词，但是他到过砚坑，访问过进洞采石的工人，深知开采砚石的艰辛。包拯也曾经接触过制作端砚的工匠，了解制作一方精美的端砚很不容易，要经过维料、设计、雕刻、磨光等等工序，需耗费许多精力和时间。
文人墨客视端砚为至宝，写下了许多咏端砚的诗词歌赋，将端砚推崇备至；端砚成为朝廷贡品，受到皇帝的赏识喜爱，更是身价千百倍，与黄金玉石齐名。据传当时一方上好的端砚，可以换回一顶九品县令甚至七品知州的乌纱。正如徐似道诗中所咏，买山的钱才能买到一方小小的古砚砖，谁人不看着眼红手痒？从朝廷派出的征砚官员、转运使、提点刑狱，到州官、县令，有门路的，都想得到一方上好的端砚，去敲开加官晋爵的大门，换回一个锦绣前程；没门路的，也都想得到一方上好的端砚，作为买田置地的资本，从而晋升为富贵人家。特别是那些摄官，俸禄既少，前途堪忧；还有不少荫官，靠父祖福荫来走一遭，滥征多要便势所必然，如此一来，苦了靠采石雕砚为生的端州百姓，也严重损害了端州的赋税收入。
包拯因为端砚的滥征惩办过哪些官吏，史籍志书上不见记载。但史籍志书十分明确记载了他在任期内规定只按贡数征收，并以身作则的做法。这就使得上不敢伸手，下不敢妄为。包拯不惩过往，这是因为过去的滥征牵涉面广，盘根错节，难以取证追究。况且，包拯只是个连七品也不够的芝麻官，若然不自量力，大张旗鼓肃贪倡廉，只会触怒权贵，不但目的达不到，乌纱不保，连性命也堪忧。不惩过往，足显他的政治策略；只律于今，是他先正己而后律人，从而使端州的吏治得到有效的整顿。宋代包恢《肇庆府学二先生祠堂记》载：“且独闻孝肃时，州岁贡砚，前守缘贡率数十倍以遗权贵，公命制者方足贡数，岁满不持一砚归。此其律己之义，凛乎严凝，盖有肃于秋霜，而寒于冬雪者。”“方足贡数”指的是只按照朝廷核定的数量征收，不能多征一方，以此杜绝官员借征收贡砚之名多征滥征的现象。初任七品知州的包拯，敢于向积弊动真格，如没有“严于秋霜”、“寒于冬雪”的凛然正气，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
“方足贡数”不是一纸简单的政令。去岁未罢征敛，砚役又催今年，日子过不下去的端砚工匠，却能凭“方足贡数”得以从沉重的负荷中走出来，用自己辛勤的汗水和精巧的技艺换回温饱。当时政令一出，端州的上七坊、下三坊（今黄岗、白石、宾日等村一带）的制砚工匠燃放鞭炮，奔走相庆；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咬牙切齿，顿足捶胸，却又无可奈何。此外，这一政令，更保证了端州的端砚赋税收入，使当地在农业丰收的同时，又多了手工业赋税的积累，经济得到迅速的改善和发展。
包拯能够革除滥征贡砚这一积弊，做到对违犯者严惩不贷，凭的正是他自己“岁满不持一砚归”的清廉。肇庆府学教授吕中说：包拯“……为节操为政事，则足以动明主服生民”。时过九百三十余年之后，1973年，合肥的文物管理部门在清理包拯墓时，在包拯及其子孙的陪葬物中，仅发现一方普通的砚台，并没有端砚。这证实了史籍方志的记录是真实可信的。入宝山空手而回，“岁满不持一砚归”，包拯离开端州时在羚羊峡“掷砚成洲”的故事，一直流传到今天。
包拯与贪官污吏势不两立，主张严加惩处，他在给仁宗皇帝《乞不用赃吏》奏疏中说：“臣闻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今天下郡县至广，官吏至众，而赃污擿发，无日无之。洎具案来上，或横贷以全其生，或推恩以除其衅。虽有重律，仅同空文，贪猥之徒，殊无畏惮。”包拯列举了两汉及宋太宗严惩贪官的故事，请求仁宗今后要“臣僚犯赃抵罪，不以轻贷，并依条施行。纵遇大赦，更不录用。或所犯若轻者，只得授副仗上佐。如此，则廉吏知所劝，贪夫知所惧矣”。字字千钧，掷地有声。
包拯说：“果为国，岂不以爱民为心哉。”他是把为国的赤心体现在为民的行动中的。他认为，父母官就是将百姓视为父母，而不是颠倒过来。包拯治理端州的经历，更坚定了他铁面无私、刚直不阿、清廉公正、宁折不弯的为官之道。“立朝刚正，清风峻节”（明代宋濂《跋包孝肃公诰词后》），“以刚正敢言，辨忠奸，诋权幸，犯天子颜色，以议国本”（宋代韩元吉《庐州重修包马二公祠堂记》），其清廉耿直之风，历代称颂。
包拯在端州审理过什么案，史籍志书没有记录。张国华《包拯身前身后事》一书，叙述了包拯审理过一宗和端砚有直接关系的案件：端州有个老砚工雕刻了一方“丹凤朝阳”砚，精美绝伦，当地一个恶霸出十两黄金购买，遭到老砚工的拒绝。这恶霸便倒打一棒，买通地方官员，反诬告老砚工偷了他家的砚台。地方官员受贿枉法，把老砚工屈打成招，下狱长期关押，而将“丹凤朝阳砚”判给了恶霸。包拯上任后，公开重新审理了这个案件，为老砚工平反，让“丹凤朝阳砚”物归原主，又把欺压善良的恶霸判了十年徒刑。端州百姓齐声称颂“包青天”。
这个故事也许是“拯命制者方足贡数”的一个反映。贪官与恶霸总是联起手来欺侮百姓的，夺了端砚还要将人“长期关押”，这正是现实中贪官与劣绅对端砚工匠长期欺诈的缩影。包公不仅把端砚而且把公道还给了百姓，才会如此受到百姓的敬仰。端州衙署内有一处高台，相传是包公审理案件的地方，叫乌台，端州人称为“青天台”。历来审理案件都是在衙署的公堂上的，而百姓却要给包公特殊的“待遇”，给他造了一座“青天台”。
有一个细节能十分形象地说明包拯的清正廉明。包拯博学多识，睿智超群，虽然少赋诗词，却极爱笔墨，书法也很见功力。作为一位读书人，他也喜欢端砚。在修葺端州州署，增建枕书、清心二堂时，他还专门在州署庭院西边开凿了洗砚池，由此可见他对砚之喜爱。即使他拿不出“买山钱”来购买精美的端砚，以他作为一个州的最高行政长官，也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力，得到精美的砚台。但是，他在端州任职三年，虽开凿了洗砚池，却坚持用自己带来的普通砚台，而不用一方端砚，连最普通的端砚也不曾占用。至任职期满，他“不持一砚归”，其为人，其品格，其清廉，其自律，洗砚池足可为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