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路仔眼里的鬼佬
咸丰八年（1858）二月七日，是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来到广州的第二天。早餐后，他漫步广州街头，忐忑不安，“生怕有个什么不怀好意的fuh-kee（按，粤语‘伙计’之音译），会在我背后琢磨着要给我这个孤孤单单在他们的大街上游逛的fan-kuei（按，粤语‘番鬼’之音译）猛地来上一拳”。幸运的是，没有广州人冲上来攻击他这位“外宾”——除了一个“细路仔”（按，粤语“小孩子”之意）突然对他叫了一声“鬼佬”。赫德观察到“近旁的年长的人们立即对细路仔投以责备的眼色”，从而觉得，行走在广州还算安全。
赫德是英国海外殖民的代理人，也是为清廷尽心服务的“客卿”。自咸丰九年任粤海关副税务司，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离任大清国海关总税务司，他为清廷理财达五十年之久。英国皇室表彰他在海外殖民的功勋，授予他从男爵（Baronet）的荣誉，清廷也因他在财政上的贡献，在他逝世后将他追封为太子太保。当他在广州街头行走时生恐被人袭击，其时尚未在海关任职，而是以英国驻宁波领事馆的助理翻译身份，初来广州，冀望为自己的职场生涯开创一个新局面。
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Fairbanks，1907—1991）主持赫德日记的整理工作，他对赫德来广州以前的生活进行了敏感与可信的评论。他首先判断，赫德在年未弱冠时误交损友，“犯下一种堕落行为”，并因此“得了某种（惩罚性）疾病”。然后，当赫德在宁波，遵照彼时来华西人的“老规范”——“西方人在中国所过的高等生活的必备条件之一就是享有中国女人。这种女人实际上是一种会走路的商品，任何外国商人照例可以通过他的（中国）买办买来”——花钱买了一位姚氏女子（赫德日记称为“阿姚”），她为赫德生下二子一女。再后，赫德在广州抛弃了姚氏（分手费为125洋元），与另一位中国情人“阿依”（Ayi）结为露水夫妻。费正清认为，赫德虽然抛弃了姚氏，但是，仍可“推断，使他永远留在中国的不是别的，正是他和阿姚的一番经历；他一生成熟过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发生在中国”。
窃谓，费正清或许浪漫主义过了头，深受“才子佳人”的封建思想毒害，才如此下笔。因为，根据他整理的赫德日记，我们不难发现，赫德在广州所受“恐怖袭击”的经验以及他最终被任命为粤海关副税务司的事实，对于塑造他的人格更有效力。让我们检讨赫德在广州的经历，看一看这位来自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的少年是如何适应南中国的波谲云诡，以及如何通过这段经历趋于“成熟”的。
译员赫德眼里的高官
广州被占领是确凿无疑的事实。然而，占领军一出广州，即有受到民兵攻击的危险。尽可能待在城里，才是明哲保身之道。由此而言，广州也是一座围城。
咸丰八年二月六日，赫德进入围城。当晚，“广州总督”巴夏礼为他设宴接风。巴夏礼“身材中等，面容白皙而微微偏黄，淡黄色的头发，留着沙色柔润的小胡子，真是仪表堂堂”“但是，他的鼻子和嘴部却使人感到他的行为有些神经质，而不具有一种决断的性格”。这是巴夏礼留给赫德的第一印象。
无疑，赫德的观察是准确的。巴夏礼极具办事能力，但性格暴躁，不时会做出一些失常的举动。譬如，与联军紧密合作的中方人员，除了柏贵、穆克德讷与蔡振武，就数怡和行的伍崇曜了，巴夏礼却在一次会议上狠狠抽了伍崇曜的耳光。这不仅令柏贵诸人有兔死狐悲之感，也让包括赫德在内的外邦人士深感遗憾。
随后，赫德见到了将军与巡抚。将军穆克德讷“是个大汉，身高几近六英尺，年约六十岁，胖得出奇，几乎无法站直”“他之所以身居高位，似乎主要是由于他拥有这么一副魁伟的身材，而不是其他什么德行”“他是个最无关紧要的人物”。二月十八日，穆克德讷对联军两位司令官进行“礼节性拜访”，会见完毕，赫德请他摄影留念，“鞑靼将军和他的扈从们看到照相机，似乎有些怀疑，但他还是勇敢地坐在那里，尽量做出庄重的样子”。
巡抚柏贵“自幼在首都生活，言谈举止皆合乎宫廷中的礼仪规范”“为人精明强干，外貌坚强果断”“一见而知，他在任何方面都比那位武职官员（穆克德讷）高超得多”。只是，在赫德看来，柏贵仍不够“精明”，至少，他不擅说谎，偶一尝试，立即为人识破。
三月十五日下午，赫德作为柯露辉与马殿邦两位委员的翻译，随同拜访柏贵。柏贵提出，他想出城拜谒新到不久的钦差黄宗汉，越快越好。为了强调尽早会晤的重要性，柏贵透露了广东官场微妙而复杂的情形。布政使江国霖与按察使周起滨“与他为敌”，“对他毫不尊重，完全无视他现在是钦命署理广东巡抚”，甚至番禺、南海二县的知县也不尊重他，未经请示，便擅离治所，去花县联络“乱党”——是的，柏贵此时不得不称义军为“乱党”。柏贵深恐这些人与钦差见了面，会说动钦差“参加反英与反柏贵集团”，因此他不得不“棋先一着”，尽快向钦差“陈情”，希望能将钦差拉到“中外和好”阵营这一边来。
侵华英军的法庭
侵略者固然可恶，然而他们依法治军，惩处在战争以外的时间侵犯平民的军官与士兵，让人印象深刻。当然，坚持这么做的是英国侵略者。至于法国人，以后再说。
四月六日，英军军事法庭开始审理三名皇家海军陆战队员被控谋杀、抢劫与强奸未遂的案件。由一位中校出任法官，十一名军官充当陪审员，请随军警察所长担任检察官，还有一位军官被任命为军法官，并规定，必须为中国证人配备翻译，否则不能开庭。
第一天，先有英军士兵证明主嫌犯威尔福德在案发当日不在场。显然，作为译员的赫德不信这些证词，他更关心中国证人的表现。然而，令他感到“颇为好笑”的是，尽管出庭的两位中国证人确认威尔福德当时在场，并强调他眼部下方的伤疤是辨认凶嫌的主要特征，可是军医，一名中国人，却说案发以后嫌犯在军营与人斗殴，才有了这个伤口，并经他处理伤势，而当检察官质询军医处理伤势是在哪一天，军医却又根本记不清是哪一天。
次日，上庭的全是中国证人，赫德译员累了个半死。最后出庭的是受害者唐志忠，他称自己在一周前被嫌犯殴劫，而在此之前与自此以后，都没见过威尔福德。于是，法庭找来四个英国人，与威尔福德站成一排，皆剃去胡须，请唐志忠辨认。法官问他，打他的人在不在现场。唐志忠说：“有一个在这里。”法官说：“把你的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唐志忠“毫不犹豫地把他的手放在威尔福德的肩上”。
第三天，有个小插曲。充任陪审员的某位军官因病不能出庭，军事法庭特地给侵华英军指挥官写信，请示如何办理，两小时后收到回信，指定另一名后备军官宣誓，增补为陪审员。于是，再次开庭。
法庭命令三个嫌犯与另外八个英国人（二人留须，六人无须，增加一点辨识难度）站成一排，仍请受害者唐志忠指认。唐志忠首先再次“毫不犹豫地挑出了威尔福德”，然后细看了一下，指出另一名嫌犯，只是最终表示第三个人实在挑不出来了。
“我从未见到过比这更确凿而无可置疑的认证。法庭上每个人见到这种情景似乎都感到松了一口气：他们对过去几次认证时都没有指出威尔福德的那些中国人是否正直无私，是心存怀疑的。但是这一次，问题就一清二楚，毋庸置疑了。”——这是赫德当庭的观感。
当然，法庭作出判决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譬如委员重走一遍三名嫌犯当日所走的路，落实各项书证与物证，撰译有关案情的告示与信件，甚至与三人委员会发生冲突。巴夏礼指示赫德不要管法庭的闲事，而应将精力放在委员会的工作上，法庭因此休庭，向联军最高指挥官投诉，并特派军官到赫德办公室，“命令”他出庭。巴夏礼闻讯大怒，说：“谁有权来向我们的下属发号施令？”
当然，最终“广州总督”巴夏礼还是放手，让赫德去了法庭。万恶的侵略者也知道不能对抗法律。
“恐怖袭击”
英法联军占领了广州城，但是无法阻断城内外的交通，也不能有效盘查进出的人员，这让团勇有机会混进城，暗杀了一些外国人。
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四名法国水兵在永靖门（又称东便门）被数十名团勇围攻，逃走三名，剩下的一位被斩首分尸，扔在门外小河。闻讯，联军派出两支小分队赶到现场，将“附近企图逃跑的人”一一枪决——看到荷枪实弹气势汹汹的“番鬼”，大概每一位围观群众都要“企图逃跑”，而若不跑是否就能保证安全，也很难说，然而无论如何，真应对此负责的团勇应该早就走了。
事情还没完。次日，三人委员会派赫德找到蔡振武，通知他，联军决定向永靖门外居民课以四千元的罚款，并指定他负责收齐，在明日午后四点以前交到委员会。振武当场抗命，理由很充分：一、联军攻城以来（甚至以前），富户早已逃走，留下来的都是穷人，根本凑不齐这笔巨款；二、为搜捕凶手，法国水兵遇难地周遭的房屋，昨日已被拆毁不少，而且当场还杀了六十多人，这些人几乎都不过是看客而已；三、振武不敢去收，去的话，肯定挨骂挨揍，甚至丧命。振武表达反对意见时，用了“欺人太甚”四字，赫德对此“颇感羞愧”，只是感愧的原因不是认为联军的报复行为“太甚”，而是“这样会使中国人把我们看得比他们本国的官员更贪婪，更见钱眼开”。显然，英国人一贯看不上法国人的立场并不因为成立联军就有所改变，赫德亦未免俗。
“恐怖袭击”——中国人很难认同这个词，暂用侵略者的口吻——继续发生。二十七日，英军小队经过西郊，被七十余名团勇追杀，终于逃脱。六月三日，联军强征民夫拆除东郊民房，坚壁清野，预防团练攻城，突遭袭击，一个法国人与两个英国人被杀；夜里，一名英国商人与他的葡萄牙仆人失踪，几天后，在西郊十三浦发现两具无头尸体。四日，巡逻队在西南门内遇袭，被霰弹枪击毙二人，伤七人。六日，一名英兵在城内被斩首分尸。八日，巡逻队在文明门附近遭遇路边炸弹。据事后勘探，应是团勇将点燃的香系在一根绳子上，绳子穿过炸药包，又越过一所房子的墙壁，穿过屋顶，屋顶布置了哨位，一旦敌军近前，则以“当当的异常的敲击声”为信号，另有人闻信便拉绳子，引发爆炸。
联军几乎没有捉住或杀死任何一个参与暗杀的团勇。唯一的“回敬”，只是“派出去一帮人把（袭击所在地附近）长达半英里的一条大街烧个精光”，同时设想“那些中国房主对各路乡勇一定是感激不尽吧”，再加上一句英伦风俏皮话：“我相信现在投资房产一定获利颇丰，但是风险也不小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