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中国的读书人，自古以来，除了少数人之外，一般都会有点家产。即使是穷秀才，谋生的机会，也比一般贩夫走卒要多些。所以，他们的地位，从经济到政治，都比较高。自西汉以来，民间士大夫的议论，朝廷是要听的。所谓御史的弹劾，其实消息来源，就是这些议论。至于选拔官吏，一度要看民间士人的评议，所谓“月旦评”是也。后来实行科举考试了，但报考的人，也需有民间士人的担保，如果一个读书人品行很差，担保的都找不到。地方官到一个地方，懂事的，首先要拜门，把当地有名的士绅拜上一拜，以后好办事。所以，后世有人说，中国的乡村，实际上是乡绅自治。
其实，乡绅自治的说法，多少有点夸张。如果地方官真的安心要搜刮，而且他的来头又足够的大，那么，乡绅是挡不住他的。不到万不得已，乡绅不会动用自己在京里的关系弹劾他。因为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一动，就意味着翻脸。翻脸之后，扳倒了这个人也就罢了，万一扳不倒，以后的麻烦可就大了。所以，乡间的士绅议论，对于朝政的影响，其实没有像后人想象的那样大。所谓自治，也只是在宗族治理和乡村的互助事业上，有那么点意思。清朝是“异族”统治者，对于汉人乡绅天生怀有敌意，所以，清朝的乡绅自治，就更谈不上了。
然而，这种状况，到了太平天国之乱的时候，出现了变化。当家的统治者，在大乱之际，已经完全丧失了控制力，不得不祈求汉人士大夫出来帮忙。在这种情况下，不喜欢太平天国的士绅冒了出来，从而颠倒了清朝政治，开始了地方坐大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由于此后的洋务运动的加持，使得士绅以及后来演化出来的绅商，力量越来越强大。到了戊戌变法失败，朝廷乱政，义和团兴起的时候，居然可以策动东南地方，实行暂时性的独立。
到了清廷实行新政之时，在内外压力之下不得不开放报禁的朝廷，面对各地的报界舆论，已经只能做乖乖宝了。此时，地方势力的膨胀，已经到了绅商当家，新旧士人帮忙的阶段。过去的读书人中，出现了留学生，学堂学生，中国的记者编辑和撰稿人，用手中的笔，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舆论场。在这个舆论场面前，没有什么权贵人物敢于瞒天过海，胡为乱来了。
此后，在民国期间，舆论场的作用更是可怕，任你是谁，都不敢轻忽。袁世凯的称帝，败于梁启超的一支笔，而张勋复辟，也同样在舆论面前吃了瘪。尔后的军人派系之间的混战，首先开打，不是用枪炮，而是先打电报战，在报纸上互相攻击，谁打得好，后来真刀实枪的战争，还就真的占便宜。
近代中国，从古代变过来，变得很大，最大的，其实就是出现了舆论场。这种转变意义深刻，影响深远，本书由此展开广阔的历史思考，值得细细品味。
这种轻蔑可以理解。在中华帝国，公共舆论从来不是一股真正的力量，如果有，它也来自于朝廷中的言官；唯一的声誉的来源则是科举考试，这些记者与主笔们，往往是落第者，他们虽然以文字为生，却无力取得功名。公共舆论也与对西方的排斥有关，报馆最初是西方商人创办的，它不仅是“野蛮人”的事物，而且是商人的产物，看起来只以赢利为目的。
这些记者与编辑们似乎也用行为来响应这种轻蔑。他们往往自暴自弃、沉迷于一种放荡的生活方式，在他们编辑的报纸上则充斥着种种不实的传闻。
梁启超与《时务报》是对这种看法的有力扭转。它的三位主要创办人不仅拥有科举功名，还是官僚系统的一部分。黄遵宪是官员，汪康年是进士，梁启超则是举人。
它在编辑与论述上代表崭新的叙述，不局囿于宫廷的斗争，或是琐碎的社会见闻、简单的翻译，而是新型的知识人对于世界与国家变革的看法。透过奏章，来看到内部改革的进展，翻译国外文章，看到中国在世界图景中的位置，被瓜分的危险性。《时务报》随即也创造出独特的阅读公众。从地方大员张之洞到安徽的一个普通秀才陈独秀，它变成了中国第一份精英读物，塑造了一个全国性的精英网络。改革话语以一种崭新的方式呈现。
孤立的改革者们，突然找到了认同，他们在纸上形成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在阅读这本《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1872—1912）》时，我想起了在福州路上的闲逛。因为这本书，我多年来对晚清的报人的兴趣，得到了更充分的满足。在这本书中，梁启超只是更漫长传统的一部分。作者追溯了近代新闻业的兴起，它在现代民族国家塑造中的作用。他也描绘了王韬到章太炎这些性格迥异的人物的生平与思想。我尤其喜欢他对于《申报》之分析，一份印刷品如何将重大政治、社会事件转化成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很多时刻，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慰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