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西方通交以来，西方文明就以各种途径传入中国，特别是到了清末，帝国主义以其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得国人不再妄自尊大，不得不放下天朝大国子民的架子，开始关注西方文明。
中国近现代化过程就某种意义而言就是西化的过程。中国向西方文明的学习大致历经了“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一系列过程。当时，人们已认识到中国问题的解决，必须由文化入手，如果只停留在枝枝节节的斩伐，则于事无补。
在当时的中国，对文化问题大致存在三种意见。以陈独秀、胡适为首的革新派主张根本抛弃传统文化、根本改造民族精神，走全盘西化的道路。这一意见由于过于激进而无法获得国人的全力支持，必然引起另一种反对意见。一些顽固的守旧派如辜鸿铭则极端地反对文化的任何变革，他们认为中西文化是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当西方人还在茹毛饮血时，中华民族就已经开化了，西方文化决不比东方文化优越。故而中华民族不应抛弃传统，相反，应完善和发展她。
第三种意见则是调和说。梁启超周游欧洲，看到了西方科学发展偏执而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听到了不少西方人对科学的反感和对东方文明的羡慕，从而认为东西方文化应该相互融合、取长补短，未来的世界将是二者互相结合产生新文明的世界。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对此意见持赞成态度，并于“五四”前后亲赴中国大力宣扬，吸引了不少赞成者。
三方面意见的支持者都认为自己所说的就是真理，各执一端，争执不下，莫衷一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原来无心卷入的梁漱溟再也忍不住了，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他决心将自己的见解贡献给国人，于是不自觉地参加了这场东西文化的大论战。
在他看来，以辜鸿铭、林琴南为代表的旧派实在不是陈独秀等新派人物的对手。“旧派只是新派的一种反动，他并没有倡导旧化……他们自己思想内容异常空乏，并不曾认识了旧化的根本精神所在，怎能禁得起陈先生那明晰的头脑，锐利的笔锋？旧派之所以败阵，吃亏吃在‘思想异常空乏’上，可见仅仅固守前人的成说实属不智。”基于这种观点，他努力从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寻找可资利用的材料和思想方法，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的途径显示传统文化的长处，使儒学复兴。但他又不同意梁启超的折衷方案，认为他没有说出东西方文化为什么调和和怎样调和而断定其结果为调和必然是错误的。梁漱溟主张在旧传统的基础上进行自我的更新才是中国文化的前途。这样，他就开辟了新的治学方向，即现代新儒家哲学。
1920年秋，梁漱溟在北大发表了《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演讲，阐述自己的思想。第二年，他又应王鸿一的邀请到济南山东教育厅讲解同一题目。1922年，他的学生罗常培、陆政根根据这两次讲学的记录和梁在《少年中国》杂志上发表的《宗教问题》一文整理成书，以《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书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这部巨著的出版标志着他的新儒家思想业已形成，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而持久地影响，褒贬不一。称赞他的人认为这是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开山之作，而诋毁他的人则认为梁是封建主义的卫道士，满纸都是保守腐朽的思想。一时间梁漱溟成为当时学术界最有争议的知名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