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战协议的签署和政协会议的成功，使梁漱溟看到了和平、民主的曙光。他又天真地以为战争问题已经解决，剩下的只是建立新中国的问题。于是他又萌生了退出现实政治，致力于文化研究的想法。
1月26日，政协会议已取得了协议，只等各方代表签字生效。周恩来来到民盟总部看望梁漱溟等人，一方面庆祝胜利；另一方面表示如协议生效就马上要改组政府，希望大家参与其中，共同努力。当时梁漱溟、张君劢、张东荪三人不约而同地表示不愿参与政府。周以为是自诩清高的知识分子故作姿态而已，所以笑了笑不置可否。但梁却是认真的，他托周给毛泽东带去一封信，表明自己的努力至此终于可告一段落，今后要致力于文化研究，要远离政治，处于中立的位置反而便于说话，并请毛泽东予以谅解。
毛泽东自然无法谅解。他在复信中言辞恳切，希望梁留下，而周围恩来则话语严厉，不允许梁离开。但梁漱溟却不为所动。这和他一贯坚持的立场有关。因为他深知，只要涉足政坛，就必须投向国共中的一方，夹在中间摇摆不定就会被挤死。而他却无法看清国共中哪一方更先进，只有先离开，和国共两党保持等距离，这样反而能赢得主动，成为国共两党都不敢轻视的第三派政治力量，他的话才更具力量。
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梁漱溟完成发表了《八年努力宣告结束》和《今后我致力之所在》两篇文章，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和退出政治的想法。之后，他又与叶石荪、李源澄商量，准备在昆明建立一个文化研究所，开始文化研究工作。
激流勇退、明哲保身，这正是梁漱溟在政治上的精明之处。国共双方虽然都明白，却也拿他没办法。但梁漱溟却忽略了一点，他所代表的第三派手无寸铁，而国共两党都挟兵自重。如果在和平建设时期，第三派或许能起到制约的作用，但处于战争年代，双方尤其是在军事、政治上都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是不会顾忌那些不起实质作用的批评的。
1946年1月31日，政协召开综合小组会议，对各项问题做出了最后的一致意见。一个小时后，国民党中央就召开了长达3个小时的会议。谷正纲、张道藩等右翼在会上哭诉政协决议使国民党什么都没有了，一切都完蛋了。但蒋介石却不动声色，只淡淡地说，这仅仅是个草案，还有国民大会呢。很显然，在蒋介石心中，政协决议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
国民党对政协决议的仇视日益明显。2月4日，梁漱溟报告政协工作情况时，不断有特务从后面扔石头打人，使会议无法进行。2月10日，在政协成功庆祝大会上，特务们更是寻机闹事，郭沫若、李公朴等著名人士都挨了打，梁漱溟刚上主席台也被石块逼了下来。到了3月，国民党更是死搅蛮缠，逼着各届人士修改宪章草案。
共产党此时显示了大度。3月15日，周恩来表示可以做出让步。当时，梁漱溟正二访延安，参观解放区的军民共建情况。听了周恩来回来之后的报告后，他明白和平又出现了危机，他的学术研究计划又一次落空了。
3月25日，梁漱溟搭乘周恩来的飞机赶回重庆。在刚宣布退出政治之后，他又再次为政治问题的解决而奔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