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册里先是些凌乱的素描，出自十二岁孩子之手：带翅膀的人，长着人头的鸟，蛇和浮在空中的剑，看不出一丁点天赋。然而，曾与曼努埃尔的母亲在巴黎共同生活过两年的大诗人理查德·雷明看中了其中几幅，收进了他的诗集《路边集》中。战争爆发后，雷明被迫流亡，在搭船去美国的途中身染肺炎去世。还有两张童年旧照，胖嘟嘟的曼努埃尔穿着水手服，一张照片里他戴了副把双眼放大得很怪诞的眼镜，另一张里的他则眯起双眼，好像有人在用强光照他。他小时候长得不大好看。我翻阅得很快，纸张因受潮而膨胀。
接着是象征主义时期的作品。他画了有上百幅。那时他刚中学毕业，母亲又过世了，一个人住在巴黎的出租屋里，多亏有瑞士护照的庇佑，他才得以安然度过德占期。后来他烧掉了那一时期几乎所有的画作，少数几幅幸存下来的也都差得可以：金色背景，画得很不灵活的鹰在树丛上盘旋，树上长出目光阴森的人头，一只笨拙的青蝇停在一朵花上，那朵花看起来就像水泥做的。只有上帝知道是什么让他画出这些东西来的。一个瞬间，我把画册浸在泡沫里，晶莹的白色泡沫仿佛在缓缓攀上纸面，我伸手抹掉。凭借雷明帮他写的一封旧推荐信，卡明斯基前往尼斯，向马蒂斯当面展示了自己的作品，马蒂斯却建议他改变画风。他不知所措地返回了巴黎。战争结束之后的一年，他去参观克莱昂斯的盐矿，途中跟丢了导游，在废弃的矿道里独自迷路了一个多小时。后来人们找到他，把他救了出来。随后他把自己锁在屋里整整五天。没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但他从此画风突变，完全是另外的样子了。
他的朋友和赞助人多米尼克·席尔瓦出钱帮他租下一间工作室。他在那里进行创作，研习透视、构图和色彩学，将之前的试作尽数销毁，重新开始，然后又全部毁掉，再从头来过。两年后，经马蒂斯引荐，他在圣丹尼斯的泰奥夫拉斯·勒农寇特（Theophraste Renoncort）画廊举办了生平第一场个展。在那里他首次展出了新的系列作品，我继续翻阅——《反射》。
《反射》系列的全部作品现今都挂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画上呈现的是以各种不同角度相互映照的镜子。银灰色的走廊在镜中无限延展，轻微扭曲，漫溢着阴森、凄冷的光。镜框的细部抑或镜面上的瑕疵繁复滋生，以渐次缩小的复制形式排列，一直延伸下去，消失在视线所不及处。其中有几幅，仿佛出于疏漏，甚至能辨识出画家本人的影迹，一只拿着画笔的手，画架的一角，似是无意间被镜子捕捉到，再不断衍生下去。有一幅画的是一根蜡烛被复制成无数根蜡烛的并排燃烧的火焰。另一幅上则是铺满白纸的桌面，桌角有一张明信片，印着委拉斯开兹的《宫娥》[8]，桌子被置于两面呈直角的镜子之间，透过两重镜面的彼此反射，镜中又出现了第三面镜子。在这第三面镜子里，所有东西的方向都没有颠倒，与原物一致，呈现出极度对称的奇异混沌：一种难以置信的复杂效果。安德烈·布勒东[9]为他撰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毕加索买下了三幅作品，卡明斯基看似将要一举成名。然而那并没有发生。没人知道为什么，可终究就是什么都没发生。三周后，展览闭幕，卡明斯基把画搬回家中，回到默默无名的状态，一如往昔。画册里接下来的两张照片上，他都戴着一副昆虫般的大眼镜。他与艾德里娜·马勒结婚，她有家生意不错的纸店，婚后过了十四个月的富裕生活，然后他离开了艾德里娜与刚出生的女儿米莉娅姆，一场婚姻以离婚告终。
我打开热水龙头。一下子转得太大，烫得我差点惨叫起来。转小一点，水温刚刚好。我把书立在浴缸边缘。有很多事我都需要向他求证。他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眼疾的？那段婚姻为什么无法维持下去？矿道里究竟发生过什么？其他人的观点我都录下来了，但是我要引用他本人的说法，要问他从未对外袒露过的事实。我的这本书不能在他去世前出版，但也不能在他死后太久，他的死会在短时间内成为舆论焦点。我将会受邀上电视，发表对他的评论，屏幕下方会用白字插入我的名字，并且标明我是卡明斯基的传记作家。如此便能为我谋得一份大型艺术杂志社的好工作。
这会儿画册已经被蒸汽熏得非常潮湿。我很快浏览过《反射》的剩余部分，翻到下一个关于小型油画——蛋彩画的十年。他再度过上了单身的生活，席尔瓦按时供给他生活费，有时帮他卖掉几幅画。他的调色板变得更加明亮，线条则越发简洁。他画抽象到几乎难以辨识的风景、城市景观、浓雾中隐现的热闹街景。一名正在走路的男子将模糊的影子拖在身后，山峦被大片糊状的云团盘绕，塔楼在过于强烈的拥挤背景中愈显透明；无论怎么努力都分辨不出塔楼的轮廓，刚刚还是窗户的地方，原来只是折射的光线；原以为是一堵充满艺术装饰的墙，却越看越像形状奇异的云；而凝视得越久，能从那座塔中发现的就越少。“其实很简单，”卡明斯基在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但也很难。我快要瞎了。我画的就是这个。这就是一切。”
我头倚着瓷砖墙面，把书架在胸口。《彩色光线之暮》、《虔诚祷告中的玛格达莱娜》，尤其是那幅以雷明最著名的诗句为题的《一个困顿漫步者的遐想》：一个几乎难以分辨的人形，迷失在铅灰色的昏暗中。这幅《漫步者》完全是靠雷明的原因入选了一个超现实主义展览，他在展览中获得了克拉斯·欧登伯格[10]的青睐。两年后，经欧登伯格引荐，卡明斯基最差的作品之一，《圣托马斯的讯问》，在纽约的里奥·卡斯特里[11]画廊举办的波普艺术展上展出。作品标题被添加了一个附注：一位盲人所作[12]，旁边还配了张卡明斯基戴着深色墨镜的照片。从别人口中得知此事，他十分震怒，以至于持续高烧不退，整整卧床两个礼拜。等到能再次起床的时候，他已经一举成名了。
我小心地把手伸直，甩了甩右手，再甩甩左手，这本书可真沉。我的目光穿过敞开的门，落在绘有老农夫的那幅画上。他手里握着一把镰刀，目光骄傲地注视着。我喜欢这幅画。事实上，比起那些我天天在写评论的画作，它更让我喜欢。
卡明斯基的画一夜之间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关于他失明的谣言。他向人们保证，他真的还能看见，但当人们逐渐相信他时，一切都不能退回重来了：古根海姆博物馆举办了他的作品展，他的画价格飙升到令人目眩的地步。照片中，他和十四岁的女儿在纽约、蒙特利尔和巴黎的开幕酒会上，那时她真是个漂亮的小女孩。然而，他的视力日益衰退。他在阿尔卑斯山上买了一座房子，从此在公众视野中销声匿迹。
六年后，博戈维奇在巴黎为卡明斯基办了他最后一个展览。十二幅巨型作品，依旧是蛋彩画。几乎全部都是明亮的色彩，黄色、淡蓝、刺目的绿色，还有透明的米色调；在那些相互缠绕的水流之中，只要稍微后退一点或者眯起眼睛看，那隐蔽其间的开阔风景又豁然开朗起来：山丘，树木，一场太阳雨中的青翠草地，苍白的太阳下，云渐渐消散成乳白色的雾。我翻阅的速度慢了下来。这些画我喜欢。有几幅我看了很久。水也渐渐凉了。
但还是别喜欢为妙吧，因为展览反响奇差。人们说那些画媚俗，是令人尴尬的脱轨之作，并且将其作为证据，说明他真的病了。画册的末尾是一页大幅的照片，上面的卡明斯基手持拐杖，戴着黑色墨镜，面色出奇愉悦地在展厅中闲逛。我冷得哆嗦起来，把书合上放在浴缸边，等发现那里有一摊水时已经晚了。我赶紧把书挪开，但这种样子恐怕拿去教堂的跳蚤市场都卖不掉。我站起来，拔开排水孔，注视着小小的漩涡，如何将水流吸走。我看了一眼镜子。我秃？根本就没有。
我说起卡明斯基还活着的时候，几乎每个人的反应都很惊讶。这听起来好像非常不可思议：他还活着，在山中隐居，住在一幢大房子里，在失明和盛名不复的阴影中度日。他和我们关注着一样的讯息，收听同样的广播节目，依然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其实我很早以前就想过应该写本书的。我的职业生涯有个不错的开始，但随即便遭遇了瓶颈。后来我考虑过挑起一场笔战，或许可以攻击一下某位知名画家或者某个流派。我想到的第一个攻击对象是照相写实主义派[13]，但后来又觉得应该捍卫他们才对，结果照相写实主义突然就过气了。那我不如写本传记好了？我在巴尔蒂斯[14]、卢西安·弗洛伊德[15]和卡明斯基之间犹豫不决，然后第一位就去世了，第二位人选听说汉斯·巴林已经在接洽中。我打了个哈欠，擦干身体，穿上浴袍。旅馆的电话突然响了，我走进房间，想都没想就接了起来。
“我们必须谈一谈。”艾尔可说。
“你怎么会有这儿的电话号码？”
“这不是重点。我们得谈谈。”
肯定有什么特别要紧的事吧。她正在替工作的广告公司出差，一般出差期间她从来不打电话给我。
“你打来的可真是时候。我快忙死了。”
“必须现在讲。”
“好吧，”我说，“等我一下！”我放下听筒。站在窗前的一片黑暗之中，远处的山峰和半轮惨白的月亮清晰可见。我深呼吸了一口气，“到底是什么事？”
“我本来昨天就想好要跟你谈谈，但你又是老样子，总是我出了门之后才回来。现在又……”
我对着话筒吹气。“信号不好！”
“塞巴斯蒂安，这又不是手机，信号好得很！”
“对不起！”我说，“再等我一下。”
我放下听筒。心里一阵忐忑。我很清楚她要跟我谈什么，但是我绝对不要听。索性挂电话？但我已经挂了她三次电话了。我犹犹豫豫地拎起听筒。“喂？”
“我要说关于公寓的事。”
“明天我再打给你好吗？我手头事情太多了。下个礼拜我就回去，然后我们再……”
“不必了。”
“什么？”
“你不必回来了。回这里。塞巴斯蒂安，你再也不住在这儿了。”
我清了清嗓子。现在得想出点话来。要简单明了，而且要坚定。马上！但是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以前你说的，只是过渡一下，只住几天，等你找到房子就走。”
“所以呢？”
“都过了三个月了。”
“哪有那么多房子啊！”
“房子多得很。反正不能继续这样了。”
我不说话了。也许这样最有效果。
“而且，我认识了一个人。”
我保持沉默。她在期待什么呢？我是该哭，大吼大叫，还是苦苦哀求她？我还真这么打算过。我想起她的公寓：皮沙发、大理石餐桌、昂贵的睡椅，室内酒吧、立体环绕声音响和超幅平面电视。她真的遇到了一个肯听她抱怨公司事务、听她讲全素饮食、政治和日本电影的人？实在不敢相信。
“我知道，这对你来说不容易，”她声音里带着沙哑，“我也不想……我不想在电话里跟你说的。但是没别的办法了。”
我依然沉默着。
“而且你也很清楚，我们之间不可能继续下去的。”
这话她说过的。但为什么就不可能了呢？她客厅的样子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一百三十平米、绵软的地毯，能眺望到公园的风景。夏天的午后，南边温柔的日光投射在墙上。
“我不可能相信，”我说，“我也不会相信。”
“你非相信不可。我把你的东西都打包好了。”
“你说什么？”
“你可以来把你的箱子拿走。或者也不用来了，等我回去就帮你送到《晚间新闻》那儿。”
“不要送到编辑部去！”我吼了起来。肯定还有挽回的余地。“艾尔可，这些话我通通都会忘掉的，就当你没打过这个电话，我也什么都没听见。下周我们再好好谈谈。”
“瓦尔特说了，你要是敢再进来一次，他就亲手把你扔出去。”
“瓦尔特？”
她没回答。真的有这个必要吗，还要让我知道那个人叫瓦尔特？
“他礼拜天搬进来。”她轻声说。
原来如此啊！现在我懂了：房屋短缺还真能让人做出些不可理喻的事情来。“那我去哪儿啊？”
“我不知道。旅馆。朋友家。”
朋友？我税务顾问的那张脸跳了出来，还有一个上周在街上偶遇的小学同学。我们一起喝了啤酒，但两个人都不知道有什么可聊的。整个过程中，我始终在记忆里努力搜索着他的名字。
“艾尔可，那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寓啊！”
“不是两个人。你分担过房租吗？”
“浴室的油漆是我刷的呀。”
“不，是油漆工刷的。你只不过打了个电话叫他们来而已。钱还是我付的。”
“难道你要这么跟我算钱吗？”
“为什么不算？”
“真是不敢相信。”这句话我是不是已经说过了？“没想到你这么做得出。”
“是啊，不行吗？”她说，“我也不相信！我也没想到！卡明斯基的事情怎么样了？”
“我们一见面就聊得不错。我相信他很喜欢我。但他女儿是个大问题，总是护着他远离所有人。我要想个办法甩开她。”
“祝你一切顺利，塞巴斯蒂安。也许你还有一次机会。”
“什么意思？”
她没有回答。
“等一下！我要听清楚。你这话什么意思？”
她挂了电话。
我立马打她手机。她不接。我再打。一个毫无起伏的机械声音请我留言。我又拨了一次号码，一次，再一次，连拨九次，终于放弃了。
我忽然觉得这个房间一点都不舒服了。雪绒花、奶牛和粗糙农夫的画像瞬间充满了压迫感，外面的黑夜近在咫尺，阴森恐怖。这就是我的未来吗？不是廉价旅馆，就是出租屋，啰嗦的女房东，午间从厨房里飘出的油烟味，还有大清早不知从哪里传来吸尘器的噪声？我是绝对不能沦落至此的！
那个可怜的女人一定是昏了头，我几乎替她感到惋惜。凭我对她的了解，她现在肯定在懊悔。最迟明天晚上，她一定会哭着打电话来，求我原谅她。在我面前她伪装不了什么的。稍微平静了一些，我拿起录音机，把第一卷磁带放进去，然后闭上眼睛，好让自己专心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