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下旬，德军攻占比利时的阿登高地后不久，一列列满载步兵补充兵员的火车开始抵达马里兰州的米德堡军事基地，每天会到好几批。清点之后，这些士兵会排成长长的纵队缓缓前进，干什么都得站在雪地里排队——吃饭、体检、领取新的服装和装备、领受接下来该去向何方的命令。在热火朝天的军营里，士兵们有时会为全面野战勤务检查做好几个小时的准备，结果检查却被临时取消，有时又提前十分钟才得到消息，只得手忙脚乱地准备应付检查；队伍不断被打散重编，人人都说，要是你在米德堡这些天结束后还有朋友，那就非常幸运了。
普伦蒂斯就很幸运：因为姓氏首字母相邻[8]，他得以跟奎因特待在一起，而且更幸运的是，皮克特营那帮难缠的家伙的姓氏大都与他相隔甚远。他和奎因特被分入同一间寝室，睡上下铺，室友全都来自别的训练营，而且他明白，如果这份好运能够持续，那他们就会挺过日后的每一次解散和重编：他们很可能会作为同一批补充兵员奔赴战场，在同一支队伍里作战。
在米德堡待了差不多一天之后，他们结交到第三个朋友，或者至少是第三个伙伴，那是一位名叫山姆·兰德的阿肯色农夫，二十九岁，身材壮硕，跟随得克萨斯州某军营的一支分遣队来到这里，占据了他俩旁边那张床的下铺。他取出装备时神情严肃、乖张，令人生畏；随后，他把一只少了食指的手伸过床铺之间狭窄的空隙，依然板着面孔。“我叫山姆·兰德，”他说，“很高兴认识你们，兄弟们。”在一支非战斗工程编队服役三年后，他被电锯切断了食指；出院后，他发现自己所在的队伍已经解散，所有成员都转而重服兵役，开始接受步枪手训练。“我还以为缺了手指就不用加入步兵了；没了扣扳机的手指，我不知道自己对步兵还能有什么用，但他们说这没关系。说我还可以用中指扣扳机。”
跟他在一起时，奎因特似乎总是特别开心，不断被他的话逗乐，并且十分尊重他那种乡下人的智慧；他立刻就开始管他叫“山姆”了，而对普伦蒂斯，他却始终只是以姓相称，而且他俩有时还会单独离开营房，不叫普伦蒂斯，这让普伦蒂斯有些嫉妒。一天下午，普伦蒂斯坐在上铺，发现奎因特和山姆又已经不知去向，遂决定不去在意。他的新装备还乱七八糟地堆在身旁，他明白自己迟早得把它们整理出来，不过在那之前，他还有件更重要的事要做：他打算给他高中最后一年的室友休·柏林盖姆回一封信。
柏林盖姆每月差不多只给他寄一封信，每次读信都会花费他很大的精力，因为柏林盖姆明确说过自己讨厌那种琐碎无聊的回信。“咱们要通信的话，”还在学校那会儿，他曾对普伦蒂斯说，“就至少得言之有物。要是我哪天在你信中读到诸如天气不错啦、祝我一切顺利啦，或者一大堆愚蠢的笑话之类的，那我是绝对不会回信的，而且我希望你也能这样做。说定了？”
“说定了。”
这样一来，普伦蒂斯每次都得花上好几个小时给柏林盖姆写信，从空军到皮克特营，他每次都把信誊了又誊，去图书馆核对自己的文献引用，确保每段文字都能传达一种精辟的观点，且最终的成稿能自然而然地延续他们之间那场旷日持久的智性交流。这项任务相当艰巨。
柏林盖姆现在正在海军服役，或者毋宁说，是在参与一个名为“V-12计划”的项目，也就是让优秀学生穿着海军制服就读非军事高等院校，而且他似乎有不少时间可以用来遣词造句：
……你说你的战友“凶蛮而愚蠢”。我周遭也净是这样的人物，我对他们毫不同情。不知你有没有读过法雷尔[9]的《斯塔兹朗尼根》？读了你就会知道，那本书囊括了我的大多数战友。他们没有思想，没有目标。他们认为跟某个饱受蹂躏的妓女上床实在是“爽翻了”，事后还会不知羞耻地谈论。他们的可笑在我意料之中——他们令我发笑——不过，当我意识到这些人就是美国最精英的年轻人时，不禁感到一阵沮丧。V-12的人尚且如此，我完全可以想象在别的队伍里，例如你所在的那支，军人素质恐怕更是堪忧，因为其中想必还掺杂了一些社会渣滓。不过，这就是战争[10]。
说到宗教，我想这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想来咱们在学校里还聊过叔本华等），但我已不再是无神论者了。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把自己的哲学观点诚实地梳理了一遍，惊讶地发现对我而言，基督教已经不像过去那样面目可憎了。现在，我能理解为什么那些大思想家、我们西方文明中那些最开明的头脑，都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探讨过基督教的观念与伦理……
类似的内容还有好几页，不过普伦蒂斯感觉已经读够了。他仔细擦亮自己的自来水笔，继续写他那封未完成的回信。“至于基督教，”他写道，“我仍然无法信任它，就像我无法信任一切教条、一切道德伦理，以及一切精神上的确凿无疑。”这话听上去不错——调性对了——不过在开始誊写最终稿之前，他还得再写出三四句类似的话，而他已经带着喷薄的灵感迅速写下：“我想你会有一阵子没法收到我的来信了，因为我即将被派往欧洲，我想届时我们所有人都会非常忙碌——包括社会渣滓、斯塔兹朗尼根和我。”
他还在琢磨过渡句时，奎因特和山姆·兰德进来了，两人重重倒在床上，一身酒气。“普伦蒂斯，老伙计，”奎因特说，“你要是能下一回床，去外面瞧瞧告示牌，就会知道咱们今晚有一次八小时的通行假。我们要去巴尔的摩。一块儿去怎么样？”
于是休·柏林盖姆立刻被抛诸脑后。在普伦蒂斯记忆中，这是奎因特第一次管他叫“老伙计”，尽管带点挖苦，而且他还开心地意识到，奎因特和兰德在出发前回到营房，是特意来叫他一起去的。出发之后，他们沿着冰雪覆盖的营区步道前行，竖起大衣领抵御寒风，这时，普伦蒂斯心里有说不出的快活。他的新制服比先前那套合身多了，他也很喜欢在米德堡领的这双新式“战斗靴”：他已经学会用火把棕黄的靴子熏黑，再涂上好几层鞋油。穿着这双鞋，他的腿就不那么显细了，走起路来还有一种前所未有的、阳刚的威严。奎因特和山姆都没刻意熏黑靴子，而且他们走起路来像脚疼似的；因此，当他们向城里进发、准备欢度一个愉快的夜晚时，普伦蒂斯不禁觉得自己是三人中最有型、最富军人气概的一个。同时，他心中还充溢着高涨的同志情谊，他不仅把奎因特当作挚友，还将山姆·兰德也看作他们中的一员，因为现在，他看出兰德无法对他构成真正的威胁：兰德是如此头脑简单、缺乏教养，如此“有声有色”，就像电影里的性格演员，单凭这一点，自己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他能给普伦蒂斯和奎因特两人营造一种淳朴而富有戏剧色彩的轻松氛围，让他们不再拘泥于彼此间深沉严肃的友谊，因此，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接纳他。要是山姆·兰德在战斗中受伤倒地，普伦蒂斯一定会像《西线无战事》里的卢·艾尔斯那样冒着枪林弹雨把他救回来，一路把他扛到救护站去，丝毫没意识到自己的同伴已经死去。而奎因特则会毫不掩饰眼中的热泪，说：“对他你已经尽力了，普伦蒂斯。”（或者最好是：“鲍勃。”）不过在幻想这些画面的同时，他却不得不叫他俩停下来等他，他得在公交站附近的消费合作社给他妈妈打个电话；而当他把自己关进电话亭、拨打长途电话时，他感觉自己丝毫没有军人气概。
“噢，亲爱的，”听到他说这次通行假时间太短，来不及往返纽约时，她说，“好吧，不过你说另外那个地方会不会给你放几天假呢？就是离这儿比较近的那个？”她指的是纽约的尚克斯营，那里是军队出发的港口，据说十分神秘。
“不会，”他说，那边连电话都不让打。不过总之我会写信的。还有，听着，答应我别担心，好吗？我不会有事的。”话筒被他手心渗出的汗水浸湿，变得滑溜溜的。
“好吧，亲爱的。不过你一定得小心啊，知道吗？我知道这听上去很傻，可我就是——”
“我会小心。我不会有事的。你只管照顾好自己就行了——你知道——答应我别担心。好吗？”
挂断电话，他不得不在潮湿闷热的电话亭里呆坐几秒，试图弄清自己究竟为什么会给她打电话。等他出来、跺着脚整理靴子上方的裤腿时，他发现只剩奎因特一个人在等。
“山姆呢？”
“他走了。他碰见几个朋友，那帮人还打了辆出租车，他就跟他们一块儿走了。他说他晚点尽量跟咱们在城里碰头。你都搞定了吗？”
巴尔的摩城里那种属于平民生活的杂乱无章令他们手足无措，他们来到一家旅馆的酒吧，山姆说会尽量去那儿找他们；但山姆并不在那儿，而且雪上加霜的是，酒保拒绝卖酒给普伦蒂斯。
“噢，见鬼，”奎因特说，“看在上帝的分上，他可是一名军人啊。他马上就要奔赴海外了。这他妈的算怎么回事？”
“嘴巴放干净点，当兵的。二十一岁是法律规定，骂人也没用。卖给他我就丢饭碗。”
“见鬼，不用管我，奎因特；不管怎么说你还是喝一杯吧。”
“不。去他的吧。”他们在酒吧门口茫然地站了一会儿，盯着里面那些坐满平民、军官和姑娘的桌子，直到奎因特说：“咱们走吧。”
“说实话，”他接着说，此时他们已经回到大街上，完全不知道该往哪儿去，“说实话，我根本没指望山姆会出现。我想老山姆不会让任何东西妨碍他享受今晚最要紧的一夜春宵。”
普伦蒂斯听罢笑笑，但实际上却被这话搅得心神不宁。他没敢指望他们今晚会去妓院，或者从酒吧里带走姑娘，或者诸如此类，但除此之外，在离开美国前最后一个自由的夜晚，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做的呢？奎因特真的相信只有头脑简单、“有声有色”的军人才会干那种事吗？这二十四年来，奎因特在女孩面前会不会也像自己一样害羞？
眼下，他们来到这座城市的繁华地段，类似纽约的时报广场；当他们走到一个滑稽剧团的帐篷底下时，奎因特一皱眉、一耸肩，说要不进去看看吧。不管怎么说，这总比看电影强；但那场表演却叫人失望。那些女人看上去并不怎么诱人，脱衣舞跳得十分拘谨，小心翼翼地不去触碰警方的红线。喜剧演员一点也不搞笑，整场表演不停被打断，好让捧着糖果盒的售货员能巡遍每条走道，而那些盒子里，据主持人介绍，藏着许多价值不菲的礼品，像银质打火机、真皮钱夹什么的。
“唉，”无聊的表演结束后，奎因特说，这会儿他俩又回到了冰冷的人行道上，“见鬼，咱们再去哪儿喝一杯吧。这个城区比较乱，在这儿咱们说不定还能喝上一口酒。”他们找的第一家酒吧二话没说就给他们上了啤酒。酒吧内部促狭凄凉，墙壁刷成绿色，一股消毒水味，他们刚在卡座上坐定，点唱机就咕噜噜地奏响了《我将独自前行》的前奏。其他客人大都是老人，在吧台上坐成一排，有几个人清清嗓子就直接把痰吐在地上，不过这里也有别的军人，在一个卡座上，两名海军士兵搂着两个看上去非常年轻的女孩，也是这里仅有的两个女孩。这儿的啤酒比普伦蒂斯在消费合作社喝惯的那种要烈，他喝到第三瓶，意识就愉快地模糊起来：不管怎么说，就这样跟约翰·奎因特一起坐在这个奇怪而邋遢的酒吧里，听他滔滔不绝地分析战争宏大的社会和历史意义，就这样度过出国前的最后一次通行假，也不失为一段美好而难忘的回忆。他感觉自己已经可以这样说了。因为奎因特已经不再心事重重地抽烟斗，而是打破了沉默，打开了话匣——虽然他这样做似乎更多是为了打发无聊，而不是真有什么谈话的欲望——聊起了经济、政治和国际时事；他侃侃而谈，几乎跟那天在皮克特营的鼓舞与动员宣讲会上的样子一模一样，只不过，普伦蒂斯愉快地意识到，这回他只讲给自己一个人听，而且自己还可以回应。这很像过去在学校里他与柏林盖姆之间的那些谈话。
“好吧，不过咱们能不能从这个角度看，奎因特，”普伦蒂斯听见自己在说，惊讶于自己的声音竟是如此悦耳，“譬如说……”
“……没错。你说得很对，普伦蒂斯。”尽管事后，普伦蒂斯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到底说了什么，但他无法忘记奎因特一脸郑重、点头赞许的样子，“你这话一点没错。”
“打扰一下啦，伙计们，”一个陌生的声音透过浓重的烟幕传来，他们抬头一看，只见一个醉醺醺的年轻水手在他们座位上方摇晃，“有这么个事儿。我和我伙计跟那两个小妞都预热得差不多了，可我俩必须在二十分钟内赶回基地。能把她俩交给你们吗？我是说，你俩看着怪寂寞的。”
普伦蒂斯瞧瞧奎因特，试图向他寻求建议，但奎因特却专心致志地撕着啤酒瓶上湿漉漉的标签。
“这么着吧，”水手说，“你们把名字告诉我就行，我去介绍。见鬼，你们能有什么损失呢？”
奎因特抬头望着他，普伦蒂斯觉察到他的神情有些古怪，兼具轻蔑与羞赧。“约翰。”他说。
“鲍勃。”普伦蒂斯说。
不一会儿，水手回来了，普伦蒂斯和奎因特没有交换眼神。这回他带来了自己的伙计，一个身材魁梧、看上去像在梦游的红发男孩，还有那两个女孩。“嗨，约翰，”他热络地说，“你怎么样啊？嗨，鲍勃。伙计们，让我给你们介绍两个朋友。这位是南希，这位是阿琳。咱们一块儿坐会儿行吗？”
两名水手不久就走了，只剩下他俩和两个女孩。那位南希丰满、健谈，黑发打着小卷，姿态放松地坐在奎因特身旁喋喋不休，而普伦蒂斯则怯生生地把那个阿琳揽在臂弯里。她十分瘦削，一言不发，身上散发着浓浓的香水味。
“……没有啦，不过我有个问题，约翰，”南希在说，“我还有件事没弄明白。你俩跟吉恩和弗兰克怎么会成为朋友呢，他俩是海军，你俩是陆军啊？”奎因特用一句听不见的话礼貌地作答。他已经摘下了眼镜，用纸巾擦拭着镜片，一双小眼睛对着南希眨巴。
接着，阿琳也骤然健谈起来。“鲍勃，你有硬币没？”她说，“我想再听一遍那首歌，《我将独自前行》。我爱死这歌了。”
他起身去为她投币，他跺跺脚，把裤腿抖落在战斗靴上方，以那种全新的步态迈向点唱机，希望她会全程注视着自己。他回位时，她和着音乐为他唱起了歌，她坐直身子，双手垂放在腿上，双眼直视前方，任由他欣赏自己的侧影，她的前额有些凹陷，形状古怪，脸上还有一些覆盖着脂粉的粉刺。
“有人会问我为什么，”她唱道，“因为我愿意——我要对他们说。我要收集美梦，你我在夜晚编织的美梦——梦里你紧紧拥我在怀中……”
趁她唱歌，他带着疑惑飞快地琢磨起这些女孩来。她们是妓女吗？会不会那两个水手已经享用了她们，然后没付钱就跑了？不会的，不会的；那样的话，这两个女孩是不会放他们走的。她们多大年纪？十七岁？可这个年纪的女孩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任人把自己像货物一样转来转去呢？
“……每次祈祷，每个夜晚，无论你身在何处，我始终在你身边。你若是呼唤，我就能听见，无论相隔多远——只要你闭上眼，我就在你身边……”
那两个水手是在哪儿找到她们的？说不定她们就是报纸上写的那种“劳军女郎”？想到这儿，他陷入了短暂的担忧：她们会不会携带性病？
“……请独自前行；用你的爱和吻将我指引——”唱到高潮部分时，阿琳闭上眼睛，深情地微微颤抖，额头上荡起丝丝皱纹——“我会独自前行——直到你与我并肩而行。”随后她睁开眼睛，动作优雅地喝了一大口啤酒，在玻璃杯上留下唇印，嘴上沾了泡沫。“天啊，我真喜欢这首歌，”她说，“你从哪来，鲍勃？”
“纽约。”
“你有兄弟姐妹吗？”这不像她这种人会问的话：那是高中舞会上女生惯用的开场白。他试着表现得老练些，告诉她自己和奎因特在米德堡服役，眼下随时可能被派往海外，但她似乎不为所动：她显然早已见过许多来自米德堡的小伙子。很快，他们就完全无话可说了，他向桌子对面投去求助的目光，却只看见奎因特被南希的某句话逗得满脸潮红，笑作一团，南希也笑容满面，还戴着奎因特的军便帽。这时，阿琳突然扭动身体凑到普伦蒂斯身旁，手在他大腿上有节奏地轻轻揉捏，他只觉得膝头升起一股美妙的暖流，直冲咽喉。那是一只孩子气的小手，指甲被啃得光秃秃的，手指上还戴着高中毕业戒指[11]。
“你看，”她说，“时候不早了。你想送我回家吗？”
她住得相当远，离市中心不知有多少英里，以至于他们得先坐一趟公交，七拐八弯地驶过很长一段路，然后再换另一趟公交。他有些担心找不回来，让她把路线重复了好几遍，最后，当他俩并排坐在第二辆公交上摇晃时，她已经开始显出疲惫和厌倦。他察觉到了她的厌倦，军便帽的羊毛斜面内侧开始渗出细细的汗珠；他想象她会在门口有气无力伸出一只手给他握握，然后甩出一句可怕的话——“再见了，笨蛋；今天很开心”，或者诸如此类——于是，为了避免这种灾难，他更紧地搂住她，鼓起勇气把手往上挪，在她敞开的大衣里摸索，直到握住她小得可怜的乳房。她顺势依偎在他身上，呜呜地呻吟，同时整整大衣，想遮住他的手；他俯下身去，用嘴唇碰了碰她脂粉浓重的前额，然后继续在巴尔的摩的深夜里疾驰，感觉自己简直是个披着士兵外衣的恶魔。
后来他们终于下了车，沿着路旁建筑影影绰绰、密密匝匝、阴森可怖的黑色轮廓走过一个阒寂的街区，这时，他的勇气消失了。“你跟父母一起住吗？”他问，忽然希望这个夜晚会以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的景象结束：穿背带裤的父亲快活无比，会跟他分享上一场战争的故事，温柔而笑容满面的母亲会感谢他把阿琳安全护送回家，一面祝福他，一面亲吻他的脸颊，送他上路时还塞给他一个热乎乎的纸袋，里面装满自家做的饼干。
“对啊，”她说，“不过没事。我爸上夜班，我妈睡觉像死猪。喏，就是下一栋了。现在，看在上帝的分上，动作轻点。”她领着他穿过一条小巷，进了一扇侧门，爬上一段咯吱作响的楼梯，再穿过一个铺着油地毡的大厅来到她住的公寓门前。她的钥匙擦碰着锁孔，然后，她一边说着“嘘——！”一边把他带进房间，开了灯。
墙上贴了带花的墙纸，房间里有一张华丽的绿丝绒沙发，壁炉没有点火，里面安了一只带灯丝的黏土煤气烤炉。墙上挂着几幅宗教画，还有一幅颜色深暗的《死神》[12]复制品，壁炉架上有许多摆件，包括一只来自1939年世界博览会的“角尖塔与圆球”[13]镇纸，还有一个带羽毛的超大丘比娃娃。阿琳脱了鞋，把他单独留在这里，自己一边轻声说去去就来，一边走进另一扇门。他脱下外套，摘下帽子，试探地坐到沙发上。他想点一支烟，但又打住了：他准备等她回来再把两支烟叼在嘴里点燃，然后慢慢取一支递给她，再眯起眼睛瞧着她，就像《扬帆》[14]里保罗·亨里德对贝蒂·戴维斯做的那样。
“没问题，”阿琳说着，在身后关上门，“她睡得不省人事。”她拿着一夸脱瓶啤酒和两只杯子来到沙发旁，“你有香烟吗，鲍勃？”
他一丝不苟地上演了保罗·亨里德的戏码，但她一直在倒啤酒，压根就没注意。“谢啦，”她说，“对了，我来把这玩意儿点上吧。”她不雅地蹲下，用火柴点燃煤气壁炉，炉子迅速燃烧起来，发出嘶嘶的响声。随后她关上灯，在炉火橙红的柔光中坐到他身旁。
他可以就这样一言不发，直接开始跟女孩耳鬓厮磨吗？他想可以，而且他没想错。期间他挣脱了一次，站起来脱他那件令人窒息的上衣，坐回去时，他躲开她，伸手抓过啤酒豪饮，仿佛他是个意兴阑珊的酒鬼，不喝这一口就没法对做爱这件事提起任何兴趣；在一饮而尽之后，他又试着来了一遍《扬帆》里的桥段，新点了两支香烟，尽管之前那两支还几乎原封不动地躺在烟灰缸里，结果她还是没注意。她在为他解自己的胸罩。他不知道该不该说：“听着，阿琳，咱们还是别了；你是个好女孩，不该这样。”也不知道她是否会在他怀里抽泣着说：“哦，鲍勃，你是第一个真正珍惜我的男孩。”更不知道在那之后，他们会否在门口浪漫地紧紧相拥，深情地告别，说好会互相写信。问题是，她的舌头已经伸进他嘴里了，她小小的、赤裸的乳房已经被他攥在手中，而她的手，那只还戴着毕业戒指的手，正娴熟地解开他的裤子拉链。这时，他才想起自己钱包里那包揣了好几个星期的军用避孕套；他费力地取出一只，却不知道这该死的玩意儿该怎么戴，最后还是阿琳帮了他的忙。事实上，是她帮他完成了他该做的一切：她在沙发上安置好两个身体，一双手郑重而周到地引导他进入自己。他明知那个过程应该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却在慌乱中结束了它，几乎没花什么时间。
“你已经完了？”她问，尽管不算愠怒，但也近乎一触即发；作为回答，而不是致歉，他把脸埋进她的颈窝，发出一声呻吟，希望自己听上去无比深沉，心满意足。意想不到的是，她似乎也像他一样，急于假装一切都很成功：她抚摸他的脊背，轻咬他的耳朵。她会不会早就惯于将就这样的表现了？他只能这样希望了。
随后他们坐起来，她穿上衣服，理好头发。“天啊，”她说，“瞧那些香烟。都是你点的吗？”
他摸回营房的时候，奎因特和山姆·兰德已经睡得很沉，他带着蒙眬的睡意注意到这一点，心中充满骄傲，这表示他比他俩都更有艳福。
不过第二天早上，他却没有任何机会提起这事，甚至没机会给出任何狡黠的暗示，因为那已经是他们在米德堡的最后一个上午了，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他们得打包、应付例行检查，还得被暴躁的预备士官点名。
中午之前，他们的队伍已经走入冰天雪地——人数成百上千，而且远不止一千——随后悉数登上一列北上的火车。在拥挤而闷热的硬座车厢里，普伦蒂斯本可有大把机会宣扬自己昨晚的艳遇，但他不知该如何开口，而且就算知道，他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想说。他怕山姆·兰德会说：“唔，我看这事已经把你变成男子汉了啊，是不是，普伦蒂斯？”而奎因特或许只会把嘴咧到一边，轻轻摇头，嘲弄地笑笑。也许，奎因特对另一个女孩，南希，所做的，只是帮她买了酒，再把她送上回家的公交车；也许，要是你还有点尊严，那你跟这样的女孩就只该到此为止。这时，他的思绪又停在一个更为丑陋的问题上。那些预防性病的宣传片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一层橡胶无法起到充分的保护作用？他事后难道不该去一趟防疫站吗？而他完事之后，居然——天哪！——连澡都没洗。他感觉自己仿佛赤身裸体，身体在层层冬装和长款内衣的包裹下发痒，爬满了肮脏的细菌。最初的症状大概多久会显现呢？
尚克斯营坐落在纽约西北部的密林深处，是一座由狭长低矮的柏油棚屋组成的迷宫，空气中弥漫着大肚炉排出的煤烟，还能闻到一股甜味，来自新出厂步枪上涂抹的凡士林。在尚克斯营，一旦擦完步枪、上完油，你就没事可干了，只能坐着聊天或听别人聊天，而所有人都在聊各自的绝望。
“……见鬼，我倒希望我真受过训练呢。花上六星期学基本知识，再去一支正规军接受强化训练，然后才上战场。我是说，那才叫当兵呢，懂我意思吗？而这儿呢，我靠——抓起你就往前线扔，四周全是陌生人，把你当炮灰；这就是他们干的事儿。不瞒你说，我已经吓傻了。”
“谁不是呢，伙计？你说谁不是呢？”
“……见鬼，不过话说回来，咱干吗不开溜呢？最严重的后果是什么？在莱文沃斯[15]关上十年，战争结束后再减到六个月吗？也没那么糟嘛。”
“还莱文沃斯呢，我呸。你连莱文沃斯的影子都见不着，伙计。宪兵会直接把你他妈的塞进下一艘船，他们只会这么干。”
“……隔壁营房有个伙计告诉我，他们那儿有个哥们儿被那些家伙把腿架在树桩上了？就那样？把他的腿架在树桩上，然后命令兄弟们拿步枪抽他的腿？而且你知道不，这哥们儿其实还挺明智的？眼下你大腿开花，日后你就省了一大堆麻烦。”
“狗——屁。你把腿架在树桩上试试，雷诺兹！真想看看你是不是有种把腿架在树桩上，让我用步枪抽。”
“我又没说我愿意！呸，你这是歪曲！我根本没说我愿意！……”
这里的每个人都一门心思地夸大其词，争相吐露自己的懦弱，普伦蒂斯对此失望至极。他尽量跟奎因特和山姆·兰德待在一起，那两个人都没有加入这些谈话，同时，他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完成那封给休·柏林盖姆的信。但他怎么也写不好，最终把它撕得粉碎，扔进了煤炉。
第二天，一个烦躁的小个子黑人中士风风火火地走进营房，宣称他本人根本不他妈的在乎他们有没有仔细听他说话，不过谁要敢不听，或者错过了那艘船，那谁他妈的等着上一般军事法庭吧。接着他用粉笔在他们每个人的头盔上涂了个编号，说队伍马上就要出发了，要他们随时待命。但他们直到深夜才上路；出发后，他们汇入一支看不到头的纵队，脚在雪地里打着滑，翻下一座仿佛绵延了好几英里的山坡，而且，尽管天气寒冷，但等到登上另一趟火车时，他们已是满身大汗，火车载着他们来到威霍肯码头港池，他们在那里登船，驶入了午夜宁静的哈得孙河。他们向城里驶去，向东渡过河流，随后，渡船停泊在伊丽莎白女王号庞大的灰色船体之下。他们费力地爬上码头，登上船，在操英国口音的疲惫声音指引下穿过曲折、倾斜的走廊和楼梯，直到找到那些小得难以置信的帆布床铺，它们纵向排成四列，上面的数字与他们头盔上的编号相对应。第二天早晨，当他们醒来时——当他们一边晕船，一边挣扎着站起来，带着饭盒站在寒冷的露天甲板上等候早餐时——四周已是一片汪洋。
“只不过那不叫克莱德河[16]，”六天后，他们凭栏站在无风的船上时，奎因特解释说，“那应该叫——”随后他开始撕心裂肺地咳嗽，咳了好一阵子。他和普伦蒂斯都得了支气管炎，而且病情还在恶化。“应该叫克莱德河港，”他咳完之后说，“我根本不知道‘河港’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不过就是这么叫的。那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造船中心之类的地方。”
“看上去不怎么样嘛，”山姆·兰德说，“不过那些丘陵真是漂亮。”
当晚，他们花去一整夜外加大半个白天乘火车穿越大不列颠，火车很合普伦蒂斯的意，因为它跟英国电影里的火车一模一样，在一节节舒适的车厢之间有用于连接的走廊。他坐在靠窗的位置，在别人入睡之后还始终着迷地盯着窗外黑暗中一闪而过的风光，先是苏格兰的，然后是英格兰的。置身英格兰，让他想起了一个久已忘却的人——尼尔森先生，斯特林·尼尔森先生；他曾说：“我走之后，希望你照顾好你妈妈。”——有一会儿工夫，他几乎感觉母亲就坐在自己身旁（“噢，这难道不令人兴奋吗，鲍比？”），因此当他发现身旁那个沉沉倒在自己肩上、在睡梦中呻吟的人是约翰·奎因特时，不禁微微吃了一惊。
早上，在发放冷餐K口粮[17]时，全车上下充满了乐观的流言，大概意思是他们这车补充兵员根本就不是去前线作战的。阿登战役[18]，即如今广为人知的“突出部之役”已经基本告捷。欧洲的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欧洲大陆上既有的军力足以完成扫尾工作。他们的目的地是英格兰南部的一座军营，就在南安普敦附近，在那儿，他们将加入一支新的队伍，受训成为驻守德国的占领军。整个下午，在飞速穿越英格兰乡野的同时，火车上始终洋溢着一种假期将至的气氛——有人谈起英国姑娘、英国啤酒和伦敦的假期——不过依然有人持怀疑态度。
“见鬼，又是老一套，”山姆·兰德说，“千万别相信那些道听途说的东西，亲眼看见的也只能信一半。要我说，我们会直接去比利时。”
“山姆，老伙计，”奎因特说，“我不想这么说，但我觉得你或许是对的。”
他的确是对的。等到他们拖着灌了铅的腿走在南安普敦的大街上时，流言还没完全破除——他们的营地按说就在南安普敦附近，不是吗？——但那里却没有军用卡车在等待他们，也没有越野车来传递命令，要他们中途折返，不再前往海滨。他们继续跋涉，经过无数英国平民，那些人的眼神中分明透着一种厌倦，仿佛早就看够了美国人，最后，他们终于停止前进，上了一艘散发着鱼腥味和呕吐物气息的英籍运兵船。当晚，这艘通讯完全切断、处于无线电静默状态的航船悄然驶入海峡。
他们来到诺曼底，乘一列颠簸的法国货运列车向东驶去，车厢地板上铺了厚厚一层稻草，起初他们被弄得喷嚏不断、怨声载道，后来却发现它相当舒适。天刚亮普伦蒂斯就醒了，他又是咳嗽，又是发烧，躺着扭动身体，想把脑袋凑到半开的车门旁，尽管他明知这或许会加重他的感冒。他想看看冰雪覆盖的田野和灌木丛，那是去年夏天激战正酣的地方。他再次感觉母亲就坐在自己身旁——“噢，瞧那些色彩啊，亲爱的；它们岂不是很美？”——但他又睡着了，许久之后才被一种声音吵醒，一种肯定会让他不知所措、心烦意乱的声音：市场上讨价还价的喧嚣。他们在某座城镇附近停了车，衣衫褴褛的男人和男孩们聚集在货运列车下面，想用钱和红酒换取香烟。
“……多少钱？”
“他说儿拾舞[19]。也就是二十五法郎一包。好吧，管它呢。”
“见鬼，别卖；别傻了——那才半美元。卖他一美元一包。”
“嘿，小孩儿，红酒多烧？嘿！混蛋！流鼻涕那个——对，就是你。轰酒多烧？”
“对不起，先生？什么？[20]”
“我说你想用轰酒换多烧香烟？不对，该死的，我说的是轰酒！”
不久他们又启程了。普伦蒂斯很乐意把这天余下的时间用来跟奎因特聊天——他们可以聊聊这里的乡村，设法判断这是法国哪里——但奎因特却说他感觉很糟，把自己整个埋在稻草里，不是在睡觉就是在试图入睡。他倒可以找山姆·兰德聊天，不过山姆并没对眼前的景致表现出任何兴趣。“我只想快点到地方，”他说，“不管那该死的地方在哪儿。”
“补充兵员兵站”这个名字听上去有种令人宽慰的牢靠——它似乎包含着一种许诺，仿佛在那里，他们至少能过上近似卫戍军的生活，能有个像样的住处，吃上像样的食物，还有医疗保障——然而，第一军的补充兵员兵站却是一片令人失望的混乱和一顶顶草草搭建的军用帐篷，位于一座被炮击严重毁坏的比利时小村庄外。普伦蒂斯所在的队伍被分进一座谷仓，所以不必睡帐篷，但谷仓却漏风漏雪；要想住得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步行到半英里外，用香烟跟那儿的比利时农民换几把稻草，而且他们很快就愤怒地发现，稻草简直珍贵得要命：
“嘿，你把我的稻草全薅没了！”
“去你的吧，伙计——这是我的稻草。”
早上，他们来到一座临时靶场，校正了各自的步枪瞄准器，下午他们领了套鞋——那双平淡无奇的黑色民用套鞋让普伦蒂斯有些失望，因为它们看上去完全不像军用的。随后他们登上敞篷卡车，驶向一个未知的地点，据说到那之后，他们会在二十四小时内被分入各支战斗队伍。
“他们到底为什么不给卡车加顶棚啊？”普伦蒂斯在风中问，而奎因特似乎曾在《时代》杂志上读到过第一军的许多事迹，解释说突出部战役过后，军队就规定只能用敞篷卡车了：这样士兵才能在遭遇敌人袭击时迅速下车。他们在一个营地下了车，那里有一些寒冷的行军帐篷，他们在帐篷里咳嗽着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随后，第一军各部队的卡车就陆续抵达，准备接人了。普伦蒂斯、奎因特、兰德和数百名其他士兵上了同一批卡车，司机都戴着同样的肩章，上面是花纹簇拥的数字“57”。
“这个部队还行吗，这个第五十七部队？”普伦蒂斯问。
“我他妈的怎么知道啊？”奎因特说，“你以为我什么都知道吗？”
“呃，耶稣啊，那你也没必要骂人呀。我只是觉得你或许会知道而已。”
“好吧，我不知道。”
随后是长时间的沉默，他们都把身体深深埋进落满雪花的大衣里，尽量不在寒风中暴露任何皮肤。
“我在想他们是会立马把咱们送到前线的连队里去呢，”普伦蒂斯说，“还是会先把咱们安置在师部。”
奎因特慢慢转过他那张胡子拉碴、饱受风吹的圆脸，瞪着眼睛盯着他，仿佛在看一个烦人的孩子。“见鬼了，普伦蒂斯，”他说话时几乎没有张嘴，“你哪来那么多问题？”
“那又不是问句。我只是说我在想。”
“好啊，那就别想了。闭会儿嘴吧。说不定还能知道点什么。”
他们当天晚上就得知了关于那支部队的全部情况，在远处低沉的隆隆炮声中，他们被集中到一座谷仓里，听一位神情恳切、声音洪亮的随军牧师致欢迎辞。“现在你们已经是第五十七师的一员了，”他站在前面说，大拇指勾着手枪背带，竭力收着肚子，“而且，相信你们很快就会发现，你们有理由为此感到自豪。”接下来，他说第五十七师是一支新的队伍，尽管如今衡量一支队伍新老的标准不过是去年夏天有没有在诺曼底服过役。去年夏天，第五十七师还在美国。他们于今年十月漂洋过海，乘快速列车穿越威尔士，不到一个月前才进入比利时作战。不过随后，牧师的脸开始颤抖，露出凛然的神色，他指出，在过去这一个月中，第五十七师的小伙子们蜕变成了真正的男子汉。他们“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严酷的战斗，某些连队的伤亡率高达百分之六十”。他又说了些别的内容，很可能是从《美国佬》或《读者文摘》上整段摘录的，普伦蒂斯很快就不再听他说话，转而倾听远处的炮声。
他们被安排睡在一栋废弃谷物磨房的二楼，房间有如冰窟，寒风始终在破洞的窗户上呼啸。普伦蒂斯和奎因特告了病，各领到一份阿司匹林和几粒令人作呕的黑色药丸，大小和质地都类似兔子屎。
“这药其实可管用了，只要你受得了那股味道，”奎因特说，“先在嘴里含化；让它覆盖你的喉咙。”但普伦蒂斯做不到。他会迅速吞下药丸，继续咳嗽，嘴里和鼻腔里还残留着那股恶心的味道。
第二天晚上，山姆·兰德在大路上不远处找到一位农民，用三包香烟换他们三个在他家厨房里过夜，结果那间厨房简直温暖得不可思议。他们坐着，把穿着袜子的脚搁在一只大铁炉的挡板上，喝着K口粮里的咖啡，听着炮声。但奎因特说他们最好只在这儿住一晚：否则风险太大，因为他们可能会错过上前线的命令。那天他们刚抽了签，分了组，普伦蒂斯很高兴他们三个都分到了同一支队伍——第一八九团的A连。
“还有哪几个团来着？”他说。
“第一九〇团和第一九一团。”
“哦对。就只有这三个是吧？”
“噢，看在上帝的分上，普伦蒂斯。是的，一个师有三个团。”奎因特闭上眼睛继续说，声调像语法学校老师那样单调而抑扬顿挫，“每个团有三个营，每个营有三个连，外加一个重武器连，每个连有三个排，外加一个武器排——”
“我知道，”普伦蒂斯说。
“——每个排有三个班，每个班有十二人。”
“这些我都知道。”
“你既然知道，那干吗还老问些不走心的问题呢？”
“我没老问。我没问。”
“而且，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忘了你自己是在哪支部队。你是在第一八九团第一营A连。你最好写下来。”
“去你的吧，奎因特，你干吗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我是说，我又不是傻瓜，知道吗？”
“我知道你不是——”奎因特陷入一阵猛烈的咳嗽。停下来之后，他说，“我知道你不是。所以才受不了你一直表现得像个傻瓜。”
“你知道更让人受不了的是什么吗？就是你永远表现得像个货真价实的超级烦人精。”
“好了，好了，孩子们，”山姆·兰德说，“别吵了。”随后，他们围坐在炉旁，渐渐平静下来，陷入长时间的沉默，直到兰德开口说：“你多大了，普伦蒂斯？十八？”
“没错。”
“见鬼。我大儿子都有你一半大了。好笑不？”
普伦蒂斯回答说是挺好笑的。“你有几个孩子来着，山姆？三个对吗？”
“嗯，三个。闺女七岁，还有个四岁的小儿子。”他把半个屁股挪到椅子外，去掏他的钱包，“你看过他们的照片没？”
“不，我想我还没——”
山姆拿出一张快照，几个孩子满头金发，神情严肃，排成一排站在一栋浅色的木板房旁边，眼中闪烁着阳光。
“还有，这是我妻子，”山姆说着，翻过塑料相框，露出另一张照片，上面是个纤瘦可人的女孩，穿着花裙子，留一头刚烫好的鬈发。普伦蒂斯盯着照片看了好一会儿，说了些赞许的话，然后把钱包递给奎因特，奎因特盯着它，面露不悦，嘟囔了几句讨喜的话，把钱包递了回去。
“再瞧瞧这个，”山姆说，小心翼翼地在钱包里另一处地方摸索。他从里面抽出一张带横格的作业本纸，已经折过很多次了，还被浸湿的皮革染成了褐色。“大儿子在学校里写的。”
那是一篇作文，铅笔写的，很多地方都用橡皮改过，句号几乎跟字一样大：
我的爸爸
我爱我的爸爸，因为他对我们很好。他让我们骑中更机[21]，还带我们上集市，而且从来不生气。现在他参了军，我祈祷他能早点回家。他是个好人。他很正直。他很聪明。这就是我爱我爸爸的原因。弗农·兰德三年级。
老师用红色铅笔改正了“中耕机”的写法，又在作业纸上方写了个“A”。
“哇，真没想到啊，山姆，”普伦蒂斯说，“这真是太棒了。真的，这太棒了。”
兰德有些羞涩，表情僵硬地盯着火炉，把玩着香烟，用中指从嘴唇上抹下一缕烟丝。“嗯，”他说，“我觉得对一个九岁的孩子来说，这确实算写得不错了。或者八岁，我想。他写这个的时候只有那么大，八岁。”
“非常好，山姆，”奎因特边说边递还那张纸，“确实非常好。”
紧张的气氛消失了；他们准备就寝，普伦蒂斯一边钻进地上的铺盖卷，一边开始在脑中为他有一天可能会写的一封信起头：亲爱的弗农：我想告诉你，你父亲是我认识的最优秀的人之一……
第二天晚上，奎因特和兰德都被派到师部外围去执勤了，普伦蒂斯无事可做，只得独自坐在寒冷的谷物磨房里。此时，一个名叫雷诺兹的人跑来跟他蹲在一起，用近乎耳语的声音向他透露说自己知道这条路上有一栋暖和的房子，“比达拉斯还大”。这句话是雷诺兹的口头禅：在米德堡和尚克斯营的陌生人中，他好几次用这句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而且在后来的种种混乱之中，这句话都为他赢得了善意，所以他说上了瘾。他曾尖声尖气地宣称，伊丽莎白女王号比达拉斯还大，船上抽水马桶的冲力比达拉斯还大，还有在货车上，某人从他脚下挪走旅行袋后留下的空隙比达拉斯还大；直到现在，他还在说这句话，尽管已经有不少人叫他把达拉斯塞进屁股里了。
“别告诉别人，”他说，“咱可不想把事情搞砸。那儿住了位好心的女士，她丈夫在德国被抓了。她有两个小孩，还有个老妈妈——那个老妈妈也可好了。昨晚我们就在她们那儿过的夜，有我和另外两个兄弟，今晚我们还想去。再加一个人也住得下。”
“呃，谢了，”普伦蒂斯说，“不过我不知道。你不觉得咱们应该呆在这儿吗，万一得出发呢？”
“呸，我才不担心这个呢。他们说第一九〇团明天晚上才动身。你是一九〇的对吗？”
“不。一八九的。”
“呃，随你便吧。不过那房子真是不错。她们还会给你红酒啥的。”
于是普伦蒂斯决定跟他走，但不打算带铺盖。他准备在那儿喝点酒暖暖身子再回来睡觉。房子比他头天晚上住的那栋要远，他留心记路，到时候好自己找回去。
雷诺兹所言非虚，那两位女士的确非常友善：那位老妈妈身材矮小，牙齿已经掉光了，穿了好几层毛衣，不停地管他叫大兵[22]，她竭力抬起眼睛，不敢相信他竟如此之高，而且，还没等他脱下大衣，那位相对年轻的女士就劝他来一杯红酒。她丰满，快活，看上去十分干练，显然惯于操持家务。墙上有一张染过色的照片，上面是她穿军服的丈夫，此外还挂着一些家庭照片，其中一张上有位牧师；家里的两个五六岁女孩，似乎是双胞胎，她们坐在雷诺兹那两个朋友膝上，那两人普伦蒂斯都只是打过照面而已。很快，他们就欢乐地围坐在一张大桌旁，尽管有语言障碍，但他们依然达成了几个基本的共识：在这个寒冷的夜晚，能呆在这所温暖的房子里真好；红酒很好，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是好人，希特勒实在太坏了，提到他时必须做个表示厌恶的鬼脸，还有，纽约的楼真是高得不得了。女士们始终点头微笑，不停地倒酒，士兵们则较着劲，都想证明自己熟谙在体面人家做客的礼节：他们不断彼此提醒，让对方把烟灰掸在烟缸里，并且注意用词，不管她们听不听得懂，还有，不要向后翘起椅子。在孩子们睡觉前，做母亲的让她们为士兵们唱了一首美国歌曲，她们十分腼腆，但非常乐意。她们手拉着手，直挺挺地站在屋子中央，唱道：
“去蒂伯雷利的路还很长
还很长……”[23]
他们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没人忍心指出那其实不是美国歌曲。然后她们又拿来一瓶红酒，接着是另一瓶。雷诺兹那两个朋友的朋友也来喝酒、过夜，结果整个底楼都挤满了人，弄得普伦蒂斯就算想留下也没地方睡了。等到他一边连声道谢和不停告别、一边起身离开时，时间已过午夜。
他钻出遮光帘，一吹到走廊上的凉风就开始猛烈地咳嗽，咳得寸步难行。他蜷起身子，摇摇晃晃地靠在墙上，却怎么也止不住咳嗽。黑暗中，一些白茫茫的飞絮在他眼前浮动、起舞，在剧烈的咳嗽中，他感到一阵钻心的痛楚——他初次感受到这种疼痛是一个月前在弗吉尼亚的野营地，当时奎因特承认自己也有同样的症状。终于，疼痛过去了，但他还没来得及离开，那位相对年轻的女士就走了出来，用胳膊揽住他。她用法语说着什么，语速太快，他听不明白，不过他不用翻译也知道她的意思：在这样一个夜晚，她不会让一个咳得这么厉害的人离开她家。
她带他回到屋里，穿过厨房，别的士兵正在那里铺各自的铺盖，她以母亲般的执拗领着他上了楼。推辞是没用的，就算他知道该怎么说。他还没弄明白她在做什么，她就已经在儿童房的地板上靠墙为他铺好了毯子和被褥，正对着孩子们的两张小床。接着，她用手势示意他把步枪留在大厅里，面朝墙睡，以免传染两个小家伙。“好啦，”她说。“晚安。[24]”
“吕士，”他对她说，十分庆幸自己会说这句话，“您真是抬、抬好了。肥常感谢[25]。”
她离开后，他把大衣盖在毯子上，脱掉套鞋和靴子蜷在被子里，俨然舍弃了世间的一切奢华。
他醒来时闻到一股尿味——其中一个小女孩的夜壶就在他头顶附近，或者两个都在——还听见楼下的大路上传来喊声和沉重的脚步声。他挣开毯子，噌地站起来，拨开遮光帘向外望去。窗外是炫目的白天，时间已是第二天上午晚些时候，路上全是两人一排的纵队，军人们背着背包、提着旅行袋，步履沉重地从他眼前经过。他扣好靴子，套上套鞋，抓过头盔和大衣冲下楼去，下了一半才想起他的步枪。他跑回去取，然后下楼来到街上。
“嘿！”他发出一声沙哑的嘶喊，“这是哪个团？”
“第一八九团！”
“哪个营？”
“第二营！”
“第一营呢？”
“前面老远去了！”
没必要去唤醒楼下那帮人；他们都是第一九〇团的。他拔腿就跑，任敞开的大衣飞舞，一口气跑回了谷物磨房。他艰难地爬上二楼，发现里面空空如也，一片死寂，墙边仅剩一堆东西，就是他自己的野战背包和旅行袋。他跪下来，呜咽着喘气，手忙脚乱地钻进背包带，把它扣紧。他把旅行袋甩到肩上，不由自主地打了个趔趄，然后摇摇晃晃地下了楼，上了路，正好看见最后一队补充兵员消失在拐弯处。他追上去，在踏平的雪地上打滑，赶上他们时，他几乎已经没力气说话了。
“这是哪——哪个营？”
“第三营。”
于是他再次拔腿就跑，依然踉踉跄跄，腿脚不听使唤。一开始，他好像怎么也追不上那一队队行进的士兵，就像在噩梦里那样；后来他渐渐开始超过他们了，一队接着一队。有一阵子，他陷入了剧烈的咳嗽，不得不放下行囊，停下脚步，俯下身子，把痰咳在雪地里，咳完之后，他又被第三营的不少军人超过了。汗水浸透了他全身。
终于，当他询问这是哪个营时，一个声音回答说：“第二营”。
“你能不能——能不能告诉我第一营在前面多远？”
“还远着呐，伙计。你赶紧加快速度吧。”
可他刚加快速度，就一头栽倒在雪地上，从他身旁经过的纵队爆发出一阵兴高采烈的起哄。起来后，他再度开始奔跑，只觉得纵队在他身边化作了一片缓慢而模糊的棕黄。现在，他奔跑时心脏怦怦乱跳；他感觉自己就快晕厥了，并且相信即便如此，他的双腿还是会继续奔跑。
“这是哪——哪个营？”
“第一营。”
“A——A连在哪？”
“前面。”
这么说他快到了，但前面的队伍依然看不到头。他允许自己放慢速度，步行起来，直到周遭白雪皑皑的天地不再在他眼前旋转和荡漾；他又奔跑起来，终于，他在前方看见了奎因特与山姆·兰德艰难跋涉的小小身影，先是隔着六个人，然后是四个、三个。
“哇，上帝呀，看看谁来了，”奎因特说，“你到底上哪去了？”
“我——我——”
“你最好赶紧到最前面去跟中士报个到。他记你擅离职守了。”
中士是位利落的团部军官，人高马大，走起路来像运动员那样大摇大摆，他步态平稳，丝毫不受背包和旅行袋影响。
“中士，我——我刚到。”
“你他妈的叫什么名字？”
“普伦蒂斯。”
“你他妈的上哪去了？”
“我——我睡过头了。”
“嗬，好嘛。你真给自己开了个好头啊，是不是？你知不知道自己差点就上军事法庭了？好了，归队吧。”
普伦蒂斯弯着腰站在那里喘气，直到奎因特和兰德赶上来，与他并肩而行。
“普伦蒂斯，你他妈真够可以的。”奎因特说道，接下来，在余下的半小时行军中，他再没说过一句话。
他们来到一片开阔平坦的原野，旁边有一道铁轨，远处是一片漆黑的森林。A连补充兵员被带到野地里一个看似随意的位置，奉命站在铁轨旁原地待命。B连和C连的人也都沿着铁轨排开，像A连那样在雪地里小团小团地聚集在一起。
普伦蒂斯坐到旅行袋上，伸展四肢，摘下头盔，用手揉捏自己阵阵作痛的太阳穴。他几乎都有些感觉良好了，为自己终究赶上了队伍而得意。过了一会儿，他点了支烟，却被呛得咳嗽起来，只好扔了。他有些腼腆地站起身，向奎因特和兰德坐的地方走去。“所以怎么说？”他问，“咱们是要上前线了还是怎么的？”
奎因特不耐烦地抬起头，仿佛受了某个陌生人的烦扰。“见鬼，普伦蒂斯，要是你没错过早上的列队，你就不会没听到宣讲了。这下我又得把事情从头到尾给你解释一遍，像往常一样，”他叹了口气，“不，我们不是去前线。他们要从前线上下来了。我们得在这儿跟他们会合，然后一起到另一个前线去。”
“哦。明白了。”
说话间，奎因特一直在拆C口粮[26]里一只罐头的锡箔带；这时，普伦蒂斯发现兰德和其他人都在吃东西，他们嚼着饼干，一勺一勺地舀起冷的肉炖菜。看到食物，他才意识到自己饿得够呛，不过他立刻发现奎因特看见了他饥饿的目光。
“你肯定没赶上早餐吧，是不是，”奎因特说，“而且你当然也没领口粮，所以连午餐也没得吃啦。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他缓缓从旅行包上站起来，一双眼睛在镜片后闪着愤怒的光，“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普伦蒂斯？那就意味着你活该。你以为我跟山姆会分给你吃吗，别做梦了。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他气得发抖。其他人看着他，脸上挂着尴尬的微笑，山姆·兰德始终无动于衷地低头盯着他的炖菜罐头。“我还要告诉你，从今往后没人会管你，除非你学会照顾自己。听懂了吗？已经他妈的三个月了，我每天都在照顾你，给你擦屁股，帮你他妈的擤鼻涕，我受够了。现在我告诉你，我不干了。你得自生自灭了。听懂了吗？”
一股热流涌上普伦蒂斯喉头，他担心自己会像个孩子似的，在比利时的这片原野上、在这些人面前哇的一声哭出来。他唯一能做的，只是尽量忍住不哭。
奎因特重新坐到他的旅行袋上，用勺子狠命挖着食物。但他还没说完。“要是你还有别的问题，”他说，“也请你闭嘴。我受够了。烦透了。我受够了当你见鬼的——”在吐出最后这个词前，他犹豫了片刻，而他最后甩出那个词的样子，就仿佛那是他特意搜寻的一个最残酷的字眼：“——你见鬼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