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生命是线性的，面临的常常是只能非此即彼的选择，因而，困境自人类有意识以来便困扰着人类。尤其是价值、意义问题，一直与人体意识如影随形。对于这一困境，《老子》曾明白地揭露出来：“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之相生，难易之相成，长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倾”，“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
美丑、善恶、宠辱这些价值判断，何曾与个体生命有须臾分离呢？可以说，寻求个体生命价值从根本上是个体生存与群体生存之间的矛盾处理。一方面是注重群体共存，君子疾没世而不名，另一方面是遗世而独立。无疑，无论采取哪一条路线，都失之偏颇。而道教则把二者进行了巧妙的统一，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积善成仙。尽管每一种宗教都是劝人行善的，但道教的特点在于把行善爱人与利生相结合。《老子想尔注》认为：“积善成功，积精成神，神成仙寿，以此为身也。”积精和积善都成为成仙的“身之宝”。
对这一点，唐代道士施肩吾作了进一步说明：“寿者，以法修其内，以理验其外。修内则闭精养气，安魂清神。形神俱妙，与天地齐年。炼神合道，超凡入圣也。验外则救贫济苦，慈物利人，孝于家、忠于国、顺于上、悯于下，害不就利，忙不求闲……苟不达养寿之宜，安得内外齐成乎？”
在好生恶死上，天和人是一致的，“人所恶，天亦恶之也。人所爱，天亦重爱之也”（《太平经合校》卷117）。生存是一种值得追求的快乐，因此，利他人之生存，利万物之生存，为天而乐，就是符合天道的精神，就是善事。维护群体共存，当然善莫大焉。同时，乐善得善，乐恶得恶，陆修静在《道门科略》中所谓“若救治天下万姓，扶危济弱，能度三命”。
道教把行善作为神仙必备的素质。葛洪在《抱朴子》说：“立功为上，除过次之。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并具体地补充道：“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宋代道教劝善书《太上感应篇》更说：“积善，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卫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稍后的全真教把帮助他人，拯救贫苦有难的穷人等善行称为“真行”，进一步密切了行善与成仙的关系。
在群体社会中，所谓善，即是对共存的贡献。道教所推崇的积善成仙说，从深层次上涵纳了个体生存与群体共存之间的矛盾，有效地让个体从心灵到行为克服了利我和利他之间的困难处境。它既能够满足个体自身对生命价值的追求，也能够满足群体对个体的生命价值关注，故而，从某种意义说，道教神仙思想的这一内涵，对于整合社会伦理，促进社会安定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由以上的分析，不难得出，对于个体生命而言，神仙既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它既是生命的目标，也是生命自身最完满的体现。从外在的对象化角度来考察，神仙是个体生命的精神对应物，而从内在的体行性角度来考察，神仙则是个体生命最具价值的表现方式。神仙思想的最主要意义在于，它能够激发个体生命唤起想象，从而创造出更为新颖、更具韵味、更富吸引力的境界，并因此把人带入意义更加充实、内容更加丰富的存在。神仙思想所具有的独特的超越功能和整合作用，亦能使彼此对立、相互冲突的心理内容处于有机统一的状态。总而言之，神仙思想对信仰者而言，它能够解除因存在的有限性带来的种种阴影和焦虑，帮助个体组织和协调起潜在的心理能量，并为之指引积极的方向。与神仙共存的个体尽管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这种意义却足以使个体生命生机盎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