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月1日
上午马如荣先生带他的儿子贝特温、女儿林恩来，王恭守兄夫妇来。
与受颐兄通电话，约定在洛杉矶多住一天，到八日晚十一点飞回。
在元任、韵卿处吃午饭。
下午在寓睡了三个多钟头！
恭守与露西来同晚饭。饭后到中国楼小坐，又同去看同学陈健安（行）的夫人和她的女儿秀端、秀芬。陈夫人写了一本《自传》，我带回来看，看完了才睡。
1957年1月2日
出门理发，买了一套衣服。
张紫常兄夫妇来谈。
Dec·29的中共广播四千字（是一万四千字的提要），此地三四个日报一字不提！今天看《纽约时报》（Dec·29），竟登为第一条要闻。只此一事，使我怀念纽约的报纸！
Dec·30 （Sun·）的《纽约时报》的一周新闻，也摘出北平广播中批评铁托的一长段，又有社论专论这广播。
1957年1月3日
上课。述中国“史学”的一千多年来的经过。
刘知几的《史通》（701-710）是史学自觉的批评的着作。其中如《疑古》、《惑经》诸篇都是这种批评精神的表现。
柳宗元（d·819）的《论语辩》、《晏子春秋辩》诸篇是考证的文字。
到了十一世纪，史学成熟了。
欧阳修的《集古录》是史料学的成立。他的跋尾，自觉地说明石刻可以考订历史，可以校订刻本《韩昌黎集》，“是知刻石之文可贵也，不独为玩好而已”！
他的《魏受禅碑跋》（《集》137年），是史料考证的最好文字。
司马光、刘攽、刘恕、范祖禹诸人合撰的《通鉴》（1084），尤其是他们的《考异》三十卷，都是史学成熟的表现。
吴缜的《新唐书纠缪》（1089）二十卷也是十一世纪的史学考证的成绩。
十一世纪有欧、曾、大苏、沈括、吴缜，考证的方法已上轨道了。（三刘，范祖禹当然在内。）
此下便是赵明诚、洪迈、洪适、周必大、吴棫、朱熹、张淏（《云谷杂记》）的时代。
与其说，（如章学诚说的）亭林百诗东原之学“即朱学之数传而后起者也”，不如说，这个考证的学风是一千多年逐渐发展出来的学风。
1957年1月4日
与元任、韵卿谈。在他们家中晚饭后，元任与我去看布德伯格教授及其夫人。布德伯格的父亲是帝俄时代的陆军大臣，革命后他家分散在世界各地，他在远东学华文华语，成为专家学者。所以他最能领会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公开讲演的第十讲，他说他很受感动。
1957年1月5日
彼特·A·布德伯格教授及其夫人今晚为我开晚会，请了七十五位客人。
555 Santa因为有四位客人不能早到，所以我也不能早告辞。我走时已半夜后了。
中央委员会昨签名祝寿 ①
【中央社讯】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为恭祝总裁七秩华诞，于卅一日在会内设立寿堂，全日举行签名祝寿。寿册前有寿序，序文如下：
“天生圣哲，应五百年名世之征；民有依归，慰亿兆人来苏之望。唯我总裁，聪明睿智，领袖群伦，作革命之枢机，为党国之柱石。声明洋溢于世界，事功彪炳于人寰。当去邠之际，乱忾维殷，广兴夏之谋，自强不息，生聚教训，宵旰矢勤，扫荡澄清，瞬息可睹。光华日月，呈元首之麟祥；叱咤风云，待大人之虎变。欢呼颂稀龄之寿，寿并河山；签祝表同德之心，心坚金石。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全体敬献。”签名者有陈诚、张群、俞鸿钧等千余人。
国民党的思想如此！
1957年1月6日
今天上午王恭守兄开车送我到飞机场。十二点起飞，一点半到洛杉矶。李总领事孟萍、蔡领事、钱领事、陈受颐、受康两家夫妇、张公权先生、莫泮芹夫妇及华侨领袖多人皆在场接我，我很不安。
受颐车〔送〕我到克莱蒙特，住教工楼，很安静，设备很好。
此处的 “克莱蒙特各学院”包括波摩娜学院，克莱蒙特学院（研究院）、斯克里普斯学院（女）、克莱蒙特男子学院、哈维·穆德学院（工程学）。
晚上在受颐家喝酒对谈。到半夜后始分别。
1957年1月10日
今天下午上“最后一课”。学生及旁听者（有三个教授）鼓掌欢送。
晚上在李卓皓先生家吃饭。长谈。
卓皓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最有名的教授之一。他是实验内分泌学教授、医学教授和生物化学教授。他已允下学期到台北去做中基会客座教授。
1957年1月11日
早九点，辛格勒顿少将接我去卡梅尔和蒙特利，作两日半之游。
中午在旧都俱乐部午饭。主人是R·伯德博士，阿伦·格里芬上校和斯普拉斯上将。
午饭后去参观“陆军语言学校”的官话广州话教室，我很感兴趣。
1957年1月13日
早九点，与李抱忱到亨利·S·奥夫顿博士家吃早饭。有格里芬夫妇。
饭后，抱忱开车送我回伯克利，林孟工（崇墉）同来。
1957年1月14日
胡渭《锥指》：“按道元卒于魏孝昌二年，岁在丙午。”道元死在孝昌三年丁未（527）。胡渭误记了。
赵一清（《注释》五，39下）引此，而不知改正。他自己屡次误记道元死年，其源在此。
何焯（《注笺刊误》六，19下引）也说：“道元卒于孝昌二年。”
赵一清说：“道元卒于孝昌二年。”（《刊误》五，34下）。又说：
天监四年是魏孝昌元年。明年，道元被害于阴盘。（《刊误》十，25上）
这更错了！梁天监四年是魏正始二年（505），在孝昌元年（525）之前二十年！（刻本十六，补《洛水篇》，则说“道元卒于孝昌三年”。疑是挖改，当考。）
东潜曾详注《北史》、《郦范》及《道元》两传。竟不知道元的死年，可为大疏忽。大概前人的工具书（如年表之类）不完备，检查不方便，容易有此种错误。何义门、胡东樵、赵东潜竟以讹传讹如此！
1957年1月15日
北大地质学古生物学教授葛利普（A·W·葛利普）死后，他的书记卡罗塔·福兰自称是他的妻子，颇使我们难于应付她。
去年她说，葛利普的一部最后着作《我们生活的世界》，在她手里，共廿三章，前十一章已由她打有清本，余十二章则是稿本。她在西德雷马根，莱因瓦尔登堡23号街，生活很窘，愿以一千DM（德马克）卖出此书全稿。我请她挂号寄来。我本想请专家看看，然后买下此稿，为这位老友留个纪念。
昨天她打电报来，说她病了，需此款。我今天到美洲银行，电汇 250给她。
恰巧今天阮维周先生来看我，我请他看此稿，我说，请“中国地质学会”接受此稿，作为我的赠礼，为葛利普留作纪念。他很高兴。
1957年1月16日
亚洲协会的会长布卢姆与同事斯图尔特同来与我同午饭。
1957年1月24日
今天斯坦福大学的霍伯特·J·谢克，弗兰克·G·詹姆士（艺术特别顾问），约翰·W·L·普兰特（东方艺术馆长）来午饭。他们谈他们希望台中的艺术藏品能来此邦展览。
1957年1月25日
受颐说，University of，Santa Clara，中国俗文学甚多。他还没有去看过，袁守和曾看过，可惜我这次不能去了。
林孟工先生说：毛泽东在一九五二年六月四日（或五日，七日）有大文章，题为《为争取财经好转而奋斗》，内容主张：
①肯定世界和平，
②中共要裁军，
③土改要温和化，
④对工商业要采和缓政策，
⑤节省开支。
不等到三星期，“韩战”就起来了。
此文大值得捡来一看。
1957年1月28日
今天（Agricultural）R·；Dean（of），和莫里斯·A·斯图尔特主任与阮维周先生同来午饭。
昨晚我伤风了，喉咙有点肿。因为我已决定明天（廿九）晚上起飞，故我自己勉力要把伤风治好。
1957年1月29日
昨晚我伤风了，颇困顿。今天稍好，把案上函件清理完了，丢去不少。
去看罗伯特·克纳夫人。
晚上元任家中邀了伯克利、旧金山两地的中国朋友，共二十多人，给我送行。韵卿母女做菜。
张充和唱《游园》、《思凡》。
元任弹唱我的《上山》、《他》、《也是微云》，又唱“老天爷”歌。
多数朋友都从赵家送我到飞机场。
十点起飞。
1957年1月30日
早十点到纽约。
叶公超兄来谈。他今天飞往欧洲。
今天是旧历除夕。
连日睡眠太少，故伤风不容易好。
1957年1月31日
今天是旧历丁酉年元旦。
1957年2月13日
去看克兰德·福克纳医生请他检查我的身体。
我把这十多天的病态讲给他听，他也疑心是溃疡。他叫我去史蒂芬·怀特医生处照X光照片。
明天照胆与膀胱，后天照胃。
去看怀特医生，取得明天照X光的事先应准备事项。
1957年2月14日
照X光照片。早饭前去一次，早饭后一次。
晚上忽然大泻许多次。粪是黑的。
1957年2月15日
照X光照片。
下午福克纳医生打电话来，说他看了两天的X光照片，我的胆与膀胱无病，也没有胃溃疡，但胃部似有抽缩状，他要我下星期一（Feb·18）再去看他一次。
昨晚与今天我泻了多次，今天下午出门，我感觉很衰弱。从81大街口到摩尔夫人家（公园大街1000号），只有三条街，我觉得走得很吃力。
后来（五点）我到中国研究院的鸡尾酒会，竟觉得有点发晕。我把此〔状〕告福克纳医生，他叫我星期一带点粪去给他验看。
1957年2月16日
泻已不是水泻了，但仍是黑粪。人仍感疲弱。
杨联陞来谈。同去到蒋彝先生的晚饭之约（在大上海）。
1957年2月17日
这一天最危险，几乎遇着大危险。幸得青年医生赵宽先生（65大街东131号）（我本约了他今天三点去为我种牛痘）临时有决断。他看我身体很弱，听我述三四日来的情形，即知是失血很多。他说，“我就打电话给福克纳医生，请他在纽约医院订一房间，我自己开车送你去。”他不让我回家，就送我直接到医院。
到医院门口，福克纳医生已在等候，并且有一部轮椅候我上楼！
我进了房间，脱了衣服，医生就给我输血了。
是夜半夜时，我大吐血，吐得很多。福克纳医生约了外科S·W·摩尔医生相商，断定是溃疡，但因为我曾有心脏病，今天血压很低，故他们暂不用手术，先做大量的输血。
1957年2月18日
这一天的事，我全记不得了，只记得半夜又大吐血。
半夜后，福克纳和摩尔医生决定用手术。由S·W·摩尔医生主持。
1957年2月19日
三点开始手术。点半才毕。
据说，胃的后层有溃疡，故照片上不显。
1957年3月11日
下午一点出医院。弗吉尼亚·哈特曼同我回家。
在医院共住了廿二天。游建文、冬秀来接我回去。
1957年3月16日
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这个人往往说胡适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称章太炎是他的老师。其实我没有见过此人。
此信大意是说他去年秋间曾到北京、上海去了“两次”，“看到了朝气蓬勃的新中国！”“先生……最好能回北京去看看……可以巡行全国，等先生看了之后再下断语如何？”
他说他“愿意陪着先生同行”！
1957年4月9日
“必能疑而后能无疑。”祝世禄（《中央日报》副刊March 23， 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