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伤中逐渐安稳
一九八〇年，我家搬到报社大院，原先住的纺织厂宿舍，留给了我姥姥。周五放学，我和弟弟便乘着厂车去我姥姥家，厂车是大巴，很高，看窗外时，有居高临下之感，当它缓缓驶入纺织厂厂区，那种感觉来得更是分明。
厂区大门两侧的路牙子上，永远有吃晚饭的女工蹲成一排，白围裙，白色的软帽，帽檐下露出的头发上沾着棉絮。她们一边扒拉白瓷缸子，一边抬眼看着大巴，苍茫暮色中，她们没有表情的脸，如油画般麻木苦楚。
当然这也可能是我的心理作用，我无数次听我妈说，工人是社会的最底层。我爸则紧跟着补充，说，你妈每天绕着织机跑，一天差不多要跑三十里！
累倒也到罢了，我妈耿耿于怀的，是常有人来厂里参观：“有些女的，拽得人五人六的，长得不就那一堆吗？”——“一堆”是吾乡俗语，形容外表没有可圈可点之处。很多年之后，当我偶尔也作为会议代表，去工厂参观时，看着那些在流水线上忙碌的工人，特别能够理解，作为我妈，对那些姿质平庸只因命好就可以带着优越感看她们劳作的参观者的厌恶，所以，我总是匆匆一瞥，便溜到门外去。
好吧，还是回到那些黄昏，我和弟弟从厂车上下来，去我姥姥家。我们老是去我姥姥家度周末，不是亲情使然，探望之外的更重要目的是，我们要去洗澡。
那时候的冬天，没有取暖设施，在家里洗澡，是不可想象的事儿。我妈也想过办法，在家中架起一个塑料薄膜做的浴罩，有点儿像蚊帐，澡盆置于其中，试图让热气挥发得慢一点。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热气流失的速度未必变慢不说，挥胳膊伸腿时，一不小心，那塑料薄膜就会贴到皮肤上来，像一层冰冷的蛇皮。
只能是去澡堂子。报社大院附近也有澡堂子，私人开的，面向社会，三教九流出没其间，像我爸妈这样的“公家人”，多少会有些嫌弃。纺织厂的澡堂子相对单纯，也便宜，便成了不二选择，我妈下了早班或夜班后，会端着大盆，带着我来到澡堂子——我弟弟交给对门的叔叔照应。
纺织厂女工众多，女澡堂也宏伟，一长溜的淋浴头，雾气蒸腾中，站在这头，看不到那头。我妈带着我，寻找空位子，或者根据洗澡的流程，判断淋浴头下的女人，是否接近尾声。通常，打肥皂（我们管香皂也叫肥皂）是最后一个环节，身上覆盖着一层白色蕾丝般的泡沫的女人，一定快要洗完了。
这寻觅的过程，让我有足够的时间来打量那些女人。她们大多是已婚女人，不少像我妈这样带着孩子——女工们通常结婚较早；身上大多有赘肉——我妈说，如果不下劲儿吃，就跑不动，那赘肉，是劳作的身体下意识地启动了自我保护程序；不少人的身体上，还有一条蜈蚣般的深色竖形疤痕，剖腹产留下的疤痕。
很多年之后，我也经历了一场剖腹产，因为不是疤痕体质，且是横切，那疤痕渐渐地就看不清楚了，我依旧略感遗憾。但在许多年前，水雾里，那些带着疤痕晃动的白亮身体怡然自得，让我感到，疤痕已经与她们融为一体，与她们不完整的生活融为一体，那些疤痕让我知晓，生活就是这样，在创伤中逐渐安稳，我们不可以，对它有太任性的要求。
在澡堂子里，我妈经常会碰到熟人，她们互相援助，让还没有找到空位的对方，暂且在自己的淋浴头下存身，互相给对方搓澡，给对方带来的孩子搓澡。有一次，我妈遇到的那个女人特别热情，拉着我问长问短，帮我搓背。出了澡堂子之后，我妈说，那是你爸当年的对象。我不由为自己背上那厚厚的污垢，对我爸和我爸那已经逝去爱情感到抱歉。
爱慕里的迫切
我再大一些时，就不大愿意去纺织厂洗澡了。毕竟太远，我姥姥又太啰唆，最重要的是，我爸发现了一个很近又很“规范”的去处：军分区澡堂子。
军分区澡堂子，是对外开放的，但知道这一点的人不是很多，去那里洗澡的人就少。第一回，我去得很早，进去之后发现，就我一个人，虽然清凌凌的一池好水赏心悦目，但是，脱光之后浮在水面上，总觉得危机四伏，房檐窗框上都是眼睛，过了好一会儿，才见女人们陆续进来。
与我妈厂里的澡堂相反，军分区的女澡堂很小，去了几次之后，有几张脸，看得熟悉起来。有个高个子女孩，浓眉大眼，鼻梁挺直，下巴尖尖的，长得可谓标致。但我听到她在澡堂里公然谈论她的“个人问题”，说自己还没有对象。有人用不能理解的口气恭维她的美貌，她说她也正为此烦恼，作为一个美女，她的单身使得她处处显得可疑。她大着嗓门在一堆陌生女人中诉说这烦恼，我当时就很容易理解她的问题之所在了，她看得上的男人，只怕都很难爱上她一览无余的大嗓门吧。
相形之下，另一个经常出现的女人更耐人寻味。她的脸不算漂亮，单眼皮，眼睛细长，却有一种简洁之美，衬着那个大嗓门美女的脸，都失之于啰唆和用力过猛了。
她的身材也很简洁，胸不算大，臀也不肥，腰肢也不特别纤细，但看上去结实而富有弹性，像是经常锻炼的样子。她身体上的神来之笔，是那挺拔的脖颈，许多次，我看到她仰起头，下巴与脖颈成一条优美的弧线，水柱重重地打在她脸上，水花晶莹，冲刷着她的短发，弹溅到她的肌肤上，我能够感觉到她的快意。仿佛，是她的灵魂，在经受着这样一场强有力的冲击，我不由想，她一定是正在恋爱中吧。
有一次，我们一前一后离开洗浴间，来到更衣的区域。我看见她一件一件地穿衣服，那内衣，正如我想象中那样考究，她穿上了白色的棉毛衫，套上黑色的高领毛衣，跃进蓝色牛仔裤里，她的外套，是一件米色的风衣，她系好风衣腰带，将擦得半干的短发梳整齐，走出门去。
我跟在她后面。那时刚过完新年，地上是初融的积雪与鞭炮碎屑混合成的泥泞，我跟在她后面——我并不是刻意要跟踪她，我正好也走那条路，可是，走在她身后，我的心思全在她身上。那爱慕里，还有一种好奇，我想看看自己将来会变成什么样，我希望自己会变成她这样的女子，我一定要变成她这样的女子。
那时候我多大？十六岁，还是十八岁？我只记得在许多个年头里，我迫不及待地想要长大，想要一脚踏进更加精彩更加炫目的另外一种生活。那种生活里充斥着各种元素，最主要的两种，就是美，和爱，不同寻常的美，和不同寻常的爱。
要做一个有故事的人
我还曾在不洗澡的时候见过她，或者，只是我以为我见过她。那天晚上，小城的电影院难得地放一场正经电影——通常我们经过时，大喇叭里都吵吵着港台录像的搏斗或呻吟声。
那场电影是《霸王别姬》，我爸单位发了两张电影票，我和我妈一块儿去看。我不能完全理解电影在说什么，但当张国荣那张浓墨重彩的脸浮在银幕上，眼神里的悲伤让我恻然。我原本不喜欢京剧，咿咿呀呀地听不出个所以然，可是它虚化为背景，那一声声长吟短叹，更增悲情。当程蝶衣拔出长剑自刎，段小楼一声惊叫脱口而出，便是曲终时候。灯光亮起，林忆莲的歌声袅娜而出：“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我心中亦像是浇漓了一大片风雨，还想再听，我那排座位上的人，都不耐烦地推着前面的人朝前走了。
我背对着歌声，掀起厚厚的门帘，走到台阶上，远远地，看见一个穿着米色风衣的女人站在台阶那端，像是在等什么人，那风衣，那挺拔的脖颈，都酷似澡堂里的女人，我在心里，就把她认作她了。
她在等谁？她的情人吗？——我刻意没有用爱人或恋人这样的字眼，因为它们太常规了。在我那个年纪的，常规的感情，是让人提不起精神的，不过是一系列的流程，恋爱，结婚，生儿育女，从最初看到最后，没有一丝的跌宕起伏。
我宁可为她设计一段非常规的恋情，我要她爱上的那个男人不爱她，或者，不能够爱她，或者，不够爱她。他们说好了看电影，他没有来，她一直站在这台阶上等着他，她的风衣不时地被夜风掀起，脸色被灯光漂得苍白，飞蛾在她眼睫下奋力撞击着灯盏，像是上天存心给她这爱情一个暗示，她却一直站着，站在高高的台阶上，看着下面，像看一片黑暗的海。
也许，不，十有八九，不是这么一回事，可能她只是跟男朋友约好了，看完电影，他来接她。可能她根本就不是我在澡堂里遇见的那个女人——隔了那么远，凭着一个身影能判断什么呢？但我抱着我的想象，一抱就是很多年，与其说，我不能容忍她的爱情庸常，不如说，我不能容忍自己的未来的庸常，而我所谓的庸常，不过是平淡、安稳、确定，我想好了要与它们为敌，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耐人寻味的人。
一九九四年，我离开家乡，去南方一所学校读书。宿舍后面就是女澡堂，出来进去的，多是住在那个校区的女生，绝少有生面孔。有一天，我去得很晚，还有半个小时就关门了，我快刀斩乱麻般地洗了个澡，出来时，看见一个老太太正在不紧不慢地穿衣服。
她已经穿好了棉毛衫，正在往棉毛衫上套假领子，八零九零后一定不能明白假领子这样东西，它是一件衬衫的局部，只到胸口，没有袖子，从外套的领口看，它貌似一件完整的衬衫，脱掉外套，才会发现它是那么滑稽。但在当年，假领子还算是时尚人士的爱物，意味着对于生活品位的顽强追求，它出现在这个老太太身上，简直让我肃然起敬了，高龄如她，实在不必将自己武装到领口。
我一出神就有点儿失礼，她也注意到了，竟然，朝呆望着她的我眨了眨眼。近乎顽皮的一眨眼，也将我惊住，赶紧收回目光，却用余光瞟到，她拿出一把精致的小梳子，一下一下，梳她花白的头，随着手势，她的指间有什么一再闪耀，看仔细了，是一枚钻戒。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叶，钻戒尚未飞到寻常女人手上，而这个戴钻戒的老太太，有七十多岁了吧？我觉得不能再将她等闲视之。那么，她和她的钻戒，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这个女生宿舍后面的澡堂子里呢？我发达的想象力，马上给她设计出一套前尘往事，我想，她一定是来缅怀的。
她可能曾是这个学校里的一个女生，月白衫子黑短裙，黑发齐耳，步履轻捷，她可能在这里爱上过什么人，然后失散，她的人生又经历了许多事，有了丈夫和一堆儿女，但当她进入垂暮之年，越来越想回到这里，不只因为这是曾遇到过他的地方，还因为，她想在这里，与记忆里的那个风华正茂的自己相遇。
这样想着，我又认真地看了她几眼，我知道，我看的不是她，是我心中那个，未来将来的自己。然后，我们几乎是一起，掀开那个软塑料的门帘，走出澡堂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