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近代以前没有国家概念，是因为历朝历代都遵循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硬道理，天下是某姓某氏的“私家财产”，百姓只是他家的奴才。理所当然，治理天下，那是“肉食者谋之”的事，国家治理不好，亡国了，关老百姓何事？无怪乎顾炎武认为，亡国与亡天下大有区别：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而矣！（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
不知是确实无知，还是被迫“选择性接受”，身在网络时代的愤青对“国”和“天下”的理解还不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他们张口就来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的“天下”，很多时候是指“国”，需要肉食者谋之，而不需要他们瞎操心的。也就难怪林语堂要感叹：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林语堂《一夕语》）
五四启蒙运动的旗手陈独秀也是在很晚才懂得“国家”这个概念的。陈独秀曾在1904年《说国家》一文中回忆说：“我十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哪知道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听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我生长到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文化巨人尚且如此孤陋寡闻，更不要说普通老百姓，老百姓没有国家观念，何来爱国情感？没有爱国情感，何来爱国热情、狂热排外？
不要说排外，就是外国人打进来，他们也有理由作壁上观。麦天枢、王先明在《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里讲道：如果以为沿海和长江的炮声与白旗，已经在国民中掀起了多么巨大的精神波澜和情绪风涛，那便是属于今人想当然的自作多情。事实上，英国殖民者也发现了这一点。1841年的鸦片战争中，英国舰队突破虎门要塞，沿江北上开向乌涌的时候，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平静地观看着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两个不相干的人争斗。
有人拿三元里人民抗英来反证人民有爱国之情，孰不知三元里人民抗英，是因为自己的祖坟被英夷挖了，母亲妻女被英国人强奸了，才奋起反抗，有人认为这种反抗是基于一个民族的伦理自觉与伦理本能。本能的反抗被视为为国抗英，“家仇”被夸大成“国恨”，显然有失依据。
天下是某个利益群团的天下，而且对自己还不仁不义，“宁赠友邦，不与家奴”，老百姓凭什么会有国家概念？凭什么站出来对外国愤怒？人家洋人要你西太后下台，你不肯下台又不敢得罪洋人，想出个“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那你就结去呗。总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走我的阳关道。
00可能有人会说，古代没有国家概念，可古代不缺少爱国的仁人志士啊？古代是有仁人志士，其实呢，只是把忠君当做爱国而已，忠君等于爱国，不忠君就等于叛国。像岳飞这样“精忠报国”的志士，他忠的是赵家，报的也是赵家；袁崇焕被认为不忠君，所以也就不爱国，要被人肉分食。
近代，当中国人发现这个世界上不光只有我天朝，以及向我天朝进贡的夷狄，还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中国只是万国之一。这是一个爆炸性的知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万国”应该让自己有了更多的关于本国政府、政治、社会、经济、生活的参照对象，或许多了一个“适彼乐土”的去处。
不幸的是，近代，中国国家民族的觉醒，是靠西方外来民族的坚船利炮轰醒的，是被动式的“惊醒”。在战争与屈辱的阴影下，中国形成了猜疑、排外和被动反应式民族主义，“弱小和缺乏安全感的民族倾向对外来的、陌生的东西充满猜疑，认为所有外来势力都包藏着威胁本族利益的祸心。这些民族既怀疑外部势力的动机，又害怕遭到外部势力的侵犯，最终往往把自己孤立起来，一心追求自给自足。弱小民族的脆弱无助感使他们对外来压力与凌辱异常敏感，尽管有些压力和凌辱只存在于他们的想象之中”。（王绍光《民族主义与民主》）
被动反应式民族主义让中国愤青对外来压力与凌辱异常敏感。这也就助长了愤青的盲目爱国与狂热排外。这一先天性的症状一直延续至今，仍然能从现在的愤青身上看得十分清楚。
中国愤青什么时候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以我的学识很难从源考证。不过，我认为最早应该是从晚清教案（或称反洋教斗争）算起。据赵树好在《晚清教案发展阶段新探》一文中考证，最早的教案是开始于1842年的北京教案，这或可作为源起。赵先生说，“鸦片战后的不平等条约改变了传教士的地位，使其从受压制者一跃而变为特权阶层；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教民（特别是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地区的教民）的地位。此后，一些教士和教民违背条约，无视地方官的权威，横行霸道，引起了中国官绅们的反对；加上清朝君臣对基督教的忌恨，也时而打击教民，因而开始出现教案。”
在我看来，教案发生的主要原因不应该是教士和教民多么横行霸道，而是因为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中国愤青出于民族情感而采取的排外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明显差异的基督教神学文化首当其冲，成为忌恨攻击的对象，具化起来就是打击教士和教民，本质上是愚昧自大、爱国排外。
中国愤青第一次集中闪亮登场，是在戊戌变法时期。戊戌变法是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主张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等，试图在政治上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在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这本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却遭到思想极端守旧、抗拒一切新生事物的封建顽固派的反对，他们表现出了盲目爱国、狂热排外、愚昧自大的愤青特点，说“天不变道亦不变”、“老祖宗之法不能变”、“君权天授，不可动”，极力打压维新派。
最后，戊戌六君子被真正的“卖国贼”慈禧太后污蔑为崇洋媚外的“汉奸卖国贼”，押到菜市口砍头示众。愤青们对变法的怨恨都化作刑场上的拍手称快，大骂六君子是勾结洋人颠覆中国的汉奸。维持了103天的变法被扼杀了。
中国愤青真正扬名天下，是以义和团身份登台亮相。他们扛着“扶清灭洋”的大旗，登坛作法，口念诅符，扒铁路，烧教堂，但凡有点近代科技含量的东西都成了捣毁的目标。他们杀洋人杀得起劲，连老人、妇女、儿童也不放过。变法图强的维新志士被视为“汉奸卖国贼”，理所当然地成了屠杀目标。后来凡跟“洋人”相关的二毛子、三毛子也统统砍掉，连使用洋货的中国平民也不放过。时人记载说：“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罗稷臣星使之弟熙禄，自河南赴津，有洋书两箱，不忍割爱，途次被匪系于树下，过者辄斫，匪刀极钝，宛转不死，仰天大号，顾以为乐。一仆自言相从多年，主人并非二毛，亦为所杀，独一马夫幸免。其痛恨洋物如此。”（见《西巡回銮始末》，佚名《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第2册，第146页）
王树增在《1901年》里也提到：“义和团们砸了所有带‘洋’字的东西，……还通告所有的居民，‘各家不准存留外国洋货，无论巨细，一概砸抛，如有违抗存留，一经搜出，将房烧毁，将人杀戮，与二毛子一样治罪’。义和团们还宣布白色、灰色都是洋人的颜色，所有在街上看见穿这种颜色衣服的人，一律斩杀。一家有火柴一枚，而一家八口，一律砍死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