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比较文学首先是一种胸怀和视野，是一种对文学的思考和把握方式。一个国家的文学如果仅仅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自我评功摆好，是不足以真正完全认识自身文学的全面价值的。因此，我们要自觉借鉴他人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本国的文学，培养文学理解的外位性习惯。诚如巴赫金所言：“在文化领域中，外位性是理解的最强大的推动力。别人的文化只有在他人文化的眼中才能较为充分和深刻地揭示自己（但也不是全部，因为还会有另外的他人文化到来，他们会见得更多，理解得更多）。一种涵义在与另一种涵义、他人涵义相遇交锋之后，就会显现出自己的深层底蕴，因为不同涵义之间仿佛开始了对话。”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在运用自己的语言和思维方式从事审美活动，并且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文学创作，这当然有它自身的发生理由和发展规律。我们研究比较文学的影响的目的，并不是要获得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而是要在几种语言之间考察文学因素的传播和接受的复杂过程，以寻找文学交流的可能性及其背后的人性的规律。对于世界名著《呼啸山庄》的对比研究，国内外也是从不同的视野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本文主要把《呼啸山庄》和以下几部作品做了比较分析：《基度山恩仇记》、《简·爱》、《圣经》、《李尔王》和《水浒传》。选择《基度山恩仇记》作为对比文本是因为它和《呼啸山庄》无论是在创作时代、创作背景还是创作风格上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把《简·爱》和《呼啸山庄》进行对比分析，主要是因为两姐妹有相同的家庭背景，类似的文学熏陶；就对文学作品的直接影响而言，古希腊的神话和基督教的《圣经》已成为浸润欧美文学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源头，所以为《呼啸山庄》中的男女主人公在《圣经》故事中寻找其原型模式，也毫不例外地成为了研究该作品的重要途径；爱，作为人类生活中普遍和永恒的现象，是世界各类文学作品中经久不衰的主题，希斯克利夫与李尔王所创造的情感悲剧，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但他们都能直面人生，通过自我救赎，在爱恨交织中完成了他们的灵魂涤荡，因此通过把《李尔王》和《呼啸山庄》做跨时代的对比，可以激发我们对爱的内涵的探索，对爱的本质的思考；在世界文学史中无论是《水浒传》还是《呼啸山庄》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主人公林冲和希斯克利夫人生命运的探析，会让我们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中更深刻地理解人生的内涵，更真实地认识我们自己。
通过挖掘《呼啸山庄》和这些作品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展示其共同特点的同时，着重分析它们的差异，并探讨其深层的内在因素，可以帮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以及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各种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度的文学总是表现出不同的文化传统，总是对人类所共同面临的难题作出不同的回答，但人类所遭遇的问题和所面临的困难常常是一致的，因而不同民族和不同年代人们的文学创作和经验也是一致的。文学就是文学，“每一个民族文学都具有天然的‘向异性’，即对它本身所不具备的东西的好奇与追求”，不管其作品的故事发生在哪个国度，它所闪烁出的人性的美好都会跨越时空而有着永恒的魅力。一个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都是以他从语言和文化上能够较为深入把握的少数国家文学和理论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进而去展开成功的研究。虽然西方中心主义、西方文学优越论在我国比较文学研究中根深蒂固，“但对于比较文学学科来说，若不抛弃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化’学术意识，则必‘死’无疑”。
《呼啸山庄》与《基度山恩仇记》的对比研究
《基度山恩仇记》和《呼啸山庄》均为19世纪世界名著。它们相似的创作背景和经历、相似的创作风格和主旨、相似的创作题材和情节，使读者更进一步体会到了世界名著永存的艺术魅力， 笃信世界文学发展的整体性和人类文明的继承性。
1845年，被法国称为“文坛火枪手”的亚历山大·大仲马（1802—1870），完成了自己的扛鼎之作《基度山恩仇记》（1844—1845）。被后人美誉为“通俗小说之王”。时隔不到两年，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震惊世界文坛，被后人称为英国文坛史上“最奇特的小说”。读这两部巨著，都会有一种神秘的恐惧感压抑得我们喘不过气来。虽然把这两部著作相比较而谈，似乎相去甚远，因为这两部作品并非属于同一国家，且两国在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方面有着千差万别，但文学就是文学，“每一个民族文学都具有天然的‘向异性’，即对它本身所不具备的东西的好奇与追求”，不管其作品的故事发生在哪个国度，它所闪烁出的人性的美好都会跨越时空而有着永恒的魅力。每当我们读这两部世界名著时，都会被主人公强烈的爱、狂暴的恨及由之而起的无情的报复所震撼。两位作家都以满腔的热情讴歌忠贞不渝的爱情，表达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愿望；都以无比的愤怒揭露和谴责当时社会存在的种种卑鄙行为。他们都把自己对人生的那份最独特的情怀融入了作品与人物，以伟大的创作推动了人类文学事业的进步与发展，从而确立了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或许我们通过对这两部世界名著的对比，能更深刻地理解两部名著字里行间充满的丰富想象和狂飙般猛烈的情感，进一步体会世界名著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一
“一个作家要继承另一位作家的创作风格，首先必须认同被继承者的创作和经历。”两部作品都出自于19世纪前半期，两位作者都经历了西方文明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欧洲旧的格局被打破，尽管一些封建贵族仍在做着垂死挣扎，但许多中产阶级都已建立起自己的政权。社会和经济的重大变化致使社会割据日益加深，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样的创作背景下，“环境对作家及其书中的人物起着重要影响”。
大仲马生活的时期，法国国内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极为复杂。大仲马的父亲老仲马曾是拿破仑部队的将军，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思想。大仲马继承了父亲传统的反封建思想，终生信守共和政见，一贯反对君主****。他反对查理十世，憎恨和不满复辟的波旁王朝，积极参加七月革命。他曾被视为拿破仑分子而受歧视，他也曾两次被迫流亡国外。所以在他的小说中，主人公的经历不同寻常，生活充满奇遇，意志坚强，毅力非凡，善于在危险的境况中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爱德蒙·邓蒂斯就是这样一个“完美化”的人物形象。
而艾米莉·勃朗特生活的三十年间也正是英国社会动荡的时代，资本主义正在发展并越来越暴露出它内在的缺陷：劳资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失业工人的贫困，大量的童工被残酷地折磨致死，英国政府对民主改革斗争和工人运动采取高压手段等。出生在牧师之家的勃朗特，其父佩特里克·勃朗特是个比较激进的保守党人，早年反对过路德运动，后来也帮助哈渥斯工人，支持他们的罢工。所以，“当时整个时代的动荡情绪和反抗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艾米莉·勃朗特也同样继承了父亲的正义感，同情手工业工人的反抗和斗争。她当过屈辱的家庭教师，为了与不平等的社会抗争，曾在布鲁塞尔学习法语和德语，准备自己开办学校，但未能如愿。所以在她的小说中主人公希斯克里夫的反抗同样是一种特殊的反抗，是那些在肉体上和精神上被这同一社会的条件与社会关系贬低了的工人的反抗。
两位作家相似的创作经历虽不见得那么丰富，但他们都有着非凡的想象力，用高超的文学技巧在贫瘠的生活土壤上为我们构建了两座气势宏伟的大厦。他们不仅以镜子般的客观反映了当时黑暗的现实，更是发掘了人的隐秘的、最深层的内心世界。因此，他们的作品具有很强的可比性。
二
《基度山恩仇记》和《呼啸山庄》均为哥特式小说，均属于传奇小说，具有相似的创作风格。两位作家都企图通过文学艺术的形式，通过文学现象的塑造，来达到“彰善惩恶”的目的。
《基度山恩仇记》除了“一千零一夜”式的传奇故事，也有相当浓厚的扬善惩恶、伸张正义的色彩。书中“善”的代表人物是老船主摩莱尔，“恶”的代表是唐格拉尔、费尔南、维勒福。小说同时也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情节设计上除卓越外，还能想象出一些非现实的带有奇幻色彩的内容。就黑牢生活来说，邓蒂斯与法利亚神甫相邻而居就是偶然，法利亚神甫的逃跑计划偏偏出了一点差错，隧道贯通了两个人的囚室，这又是个偶然，如此等等，大仲马将现实与非现实糅合在一起，这正是浪漫主义小说的特色之一。而女作家艾米莉从十三岁时就开始创作贡达尔诗歌，受到了当时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受到了拜伦的影响，《呼啸山庄》内的“粗犷的风景、原始的激情、超自然的插曲以及拜伦般邪恶的男主人公也可以使它被视为哥特式恐怖故事的派生物”。女作家的作品在“体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精华的同时，也贯穿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是对浪漫传奇之意义的探索与延伸”。
19世纪前半期，哥特小说备受读者的青睐，因其主要传统——兽性、血腥的自然；荒野中狂风呼啸的闹鬼城堡；听凭古怪的、被可怕秘密所困扰的男性任意摆布的柔弱的年轻女子；枷锁、囚禁、******和暧昧关系、熊熊烈火——这一切对当时封建贵族和严谨治学的老爷们无疑是构成了巨大的冲击。两部名著的作者具有相似的生活经历，他们都在用哥特式小说的风格、浪漫主义的精神和现实主义的手法，揭露出反动统治的黑暗、封建贵族的罪恶和金钱统治一切等社会弊端，用他们的艺术来向世人表明爱情的永恒和自然界中自由的永存。
《基度山恩仇记》通过对邓蒂斯大半生悲惨经历的描写，“暴露了复辟王朝时期司法制度的黑暗和弊端，对这个反动的时期进行了批判，同时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七月王朝时期的上层人物”，“反映了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历史情况”。不但邓蒂斯的悲惨遭遇足可以说明这一切，唐格拉尔、费尔南、维勒福三人的飞黄腾达也证明了这一点，但事实不仅仅是如此，金钱、名誉对人性的毁灭超乎了读者的想象。且看维勒福一家，维勒福先生自私自利，为了名誉、前途不惜违背自己的父亲，为了金钱，他凭靠着自己法官的身份不知出卖陷害了多少人；维勒福夫人贪恋金钱，为了一份价值可观的遗产，她不惜毒死四个人，其中有她的父母和女儿。由此可见人性的卑劣啊！难以想象维勒福夫人居然会为了钱残害三个至亲的人，金钱就真的有如此大的魅力，可以让人忘了父母的养育之恩、深厚的母女之情吗？事实说明金钱在西方就有如此的鬼魅。在这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已经浸泡在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
而在《呼啸山庄》中，作者同样深刻地传达出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下层人民遭受压抑、摧残的惨痛悲剧， 以此来“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的罪恶和道德堕落”，控诉和谴责扭曲人性的资产阶级的不合理性。通过对希斯克利夫、凯瑟琳同社会的冲突的刻画，作者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富人对穷人的压迫，表现了被压迫者强烈的爱憎之情和顽强的反抗精神。“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是资产阶级婚姻制度的反叛者，他们纯洁的爱被资产阶级社会的偏见所粉碎……这一切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要实现完整人生是不可能的。”在对金钱和地位无比崇拜的那个年代，希斯克利夫被辛德雷无情地逼上了复仇之路，尝到了被抛弃的痛苦，社会的罪恶在他心灵上深深地打上了阶级烙印，使他在强烈的自卑与自尊中苦苦地挣扎。
英国小说家乔治·奥韦尔(George Orwell)认为，“一个作家的主题是由他生活的时代所决定”。大仲马和勃朗特都因从小受家庭的熏陶，毅然地站到了革命的一边。他们都同情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他们都在用自己犀利的目光直视时代的黑暗。《基度山恩仇记》和《呼啸山庄》就是两部抨击当时反动统治的黑暗和上层人物的罪恶史，可以说它们具有相似的创作主旨。
三
《基度山恩仇记》和《呼啸山庄》同为复仇小说，故事情节曲折离奇，但它们又都不违反生活的真实，可以说它们有着相似的创作题材。复仇是古典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主题之一，是人类各民族都盛行过的历史文化现象。两部作品都描述了以捍卫个人尊严与名誉为宗旨的复仇；都向世人展示了 “复仇主体（希斯克利夫、邓蒂斯）肉体上受虐待、心灵上受创伤、精神上受侮辱、意志上受磨砺，最终对复仇对象施以精神上摧毁的叙事过程”；都在肯定假借上帝的意志和体现上帝权威的公众的或法律的复仇行为；都是在认为主人公的复仇是正义的神圣复仇。两部作品在复仇情节的安排上也极为相似：
1.相似的复仇目的
邓蒂斯和希斯克利夫都是为了个人复仇，为爱情他们都将满腔的爱化为了无比的恨。
在《基度山恩仇记》中，男主人公邓蒂斯因为被勾结在一起的、想要取代他的船长地位的唐格拉尔与情敌费尔南告发，而在与女友梅尔塞苔丝结婚之际于婚礼上被捕。而审理此案的代理检察官维勒福因自私将邓蒂斯投入孤岛上的死牢。在此期间，邓蒂斯的父亲惨死于饥饿，未婚妻梅尔塞苔丝也被人强占。失去了所有他所爱的人，这时的邓蒂斯已蜕变为一架冷酷的复仇机器。所以，他急于回到社会去，惩罚恶人，追求属于自己的自由和爱情。
《呼啸山庄》同样是围绕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的爱情纠葛这一线索而展开的：希斯克利夫这个饱尝人间炎凉的弃儿在残酷的生活中养成了强烈的爱与憎，辛德雷对他的折磨、凯瑟琳对他的轻蔑、嘲笑和她后来嫁给了埃德加等行为严重扭曲了他的心灵。为了被剥夺的爱情和被践踏的人生权利，他选择了反抗。所以，希斯克利夫的复仇有其令人同情的一面，“他是为被剥夺的爱情和被践踏的人生权利复仇”。
2.相似的复仇手段
无论是邓蒂斯还是希斯克利夫，他们复仇的手段都依赖于金钱的威力。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主宰着整个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金钱成为一切关系的纽带，成为了时代的特征。他们都是以金钱为武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最终打垮了他们的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