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幢建筑物，往往就是一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
你信也好，不信也好，你听我给你讲讲花园街五号的故事吧。
二
凡是古旧的建筑，往往会成为一块碑石，记载着时代的兴衰，尘世的沧桑，家庭的嬗变。只要它不倒塌垮掉，只要它还矗立着，那些愉快的、甜蜜的、辛酸的、苦涩的，乃至于充满血腥气的往事，都会时不时地在居住过这幢房子的人的脑海里泛起。哪怕这幢建筑物已经荡然无存，哪怕只剩下名义上的遗迹，你放心，也会有人来凭吊的。
但我要给你讲的花园街五号，至少再有一个世纪，也不会坍塌垮掉。这幢坐落在市中心晨光公园附近的花园洋房，在我们临江市，是数一数二的漂亮住宅。
晨光公园地处市区繁华热闹的地方，但花园街却是条闹中取静的马路，而五号院又被密匝匝的树林围绕着，是个更加僻静幽深的院落。远远望去，只见一群鸽子时上时下地飞来掠去，根本看不到那座两层楼的洋房；待到靠得很近时，才能透过枝叶的缝隙，大致窥探到这幢俄罗斯风格建筑物的轮廓。
但是，倘若无人指路，你是决找不到花园街五号的门牌的。而且，我还要先给你打个招呼，假如你在那密匝匝的树林外面来回张望寻找的话，不定哪棵大树的树干后面，会走出来一位值勤的解放军战士拦住你的去路。尽管很客气地请你止步，但由于太突如其来，准会在那阴森的密林里，吓你一身冷汗。
你肯定明白了，这幢有战士警卫的高级住宅是谁在居住。不错，我们临江市的市委书记是花园街五号院的主人。
哦，你可要注意保密啊……
花园街五号从它落成那天起，一直到今天，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五十年来，它换了四个朝代，五位主人。有的住得年头长些，有的住得年头短些。但你记住，所有在这幢洋楼里居住过的人家，都是当时临江市最具有权势的首户、能够决定临江命运的人物。咱们掰着手指头算吧，第一个主人是建成这幢房子的白俄贵族康德拉季耶夫，侨民协会主席；第二个主人是著名的胡匪出身、伪满时期临江的驻屯军司令兼警察局长刘大巴掌；第三个主人是解放后我们党的第一任市委书记吕况；第四个主人是十年浩劫期间造反起家的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现在，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正式任命的市委第一书记、兼代市长的韩潮和他的老伴、市文联副主席吴纬，还有他们的儿媳、《临江日报》的记者吕莎，一家三口人居住着这幢房间并不太多、而占地面积未免太大的花园洋房。
至于韩潮的儿子大宝，咱们还是先不去打扰他，让他在市郊温泉镇的精神病院里安心静养吧！
据我了解，韩潮并不十分乐意离开他当公安局长时居住过的那座四合院，而搬进花园街五号。但是，你也知道，我们社会里不乏这类聪明角色，他们的哲学是：只要长官骑马，等而下之，他们骑驴、骑骆驼都是合理合法的了。于是硬撺掇吴纬、吕莎去说服动员老头子搬家。好像临江市还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谁是第一把手，谁就得住花园街五号，有点类似美国的白宫和英国的唐宁街首相官邸一样。
韩潮不喜欢这幢房子。说得夸张一点，我们这位工人出身的市委书记，从心底里厌恶这幢谁住进去谁都没得到好结果的花园街五号。请不要笑话一个共产党的市委书记，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会产生宿命论的唯心观点。因为房子的历史，确实也是这样写的。
那个如今蹲班房的市革委主任、有好几条人命的造反派头头（吕莎的爸爸、第一任市委书记吕况，就是在他的刑讯逼供下丧命的），得到一个无期徒刑的下场，命运还算不错的咧，至少他可以得到善终吧？而那个白俄贵族，那个伪满警察局长，却和吕况一样死于非命啊！
现在，坐着轿车回家的韩潮，看到那群飞翔着的鸽子，马上皱起了眉头。也许今天一早被刘钊（也是在花园街五号居住过的人，他爸爸就是被韩潮亲手镇压了的刘大巴掌）拉去视察即将交付使用的沿江新村，累得精疲力竭的缘故，心绪不好。所以对他儿媳豢养的这群鸽子，感到格外的厌烦。他觉得这些爱咕咕的生物，有某种特异的禀赋似的，总是云集在那封闭的顶楼圆窗前面。康德拉季耶夫死在那里面，刘大巴掌死在那里面，吕况也是在顶楼里咽完最后一口气。你说，鸽子老在那里停歇，是不是有点蹊跷？
按说，韩潮是干公安出身的，自然不会相信什么鬼神。可他是临江土生土长的人，这幢房子在建造时，他当过小工。对它的五十年历史，他了解得一清二楚。尽管他应该算是绝对的无神论者，但却无法解释为什么以前居住过的四户人家，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着基本上相同的不幸结局，那就是——
后一户总是把前一户干掉，才搬进去住；
每一户的上代人和下代人总是悖谬、冲突、决裂，甚至于还有砍掉老子头颅的。
为什么？为什么？
我们的市委书记闭上了眼。
三
人世间都得像蝉蜕壳一样，要经历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么？难道这个过程一定是那么严峻，那么沉重，乃至于充满着苦痛么？
四
摩托车的响声从脑后玻璃窗外传过来。
吕莎，准是她！韩潮眼皮抬也不抬地想着。这位《临江日报》的记者，本身就是惹人注意的新闻人物。但她好像还嫌不够似的，总是骑着摩托车，留着披肩发，穿着最时髦的、凡人不敢问津的服装，在大街上风驰电掣地疾行着。果然，她的摩托车超过了轿车，拦住了去路。
“怎么回事？莎莎！”韩潮把头探出车窗外询问。
她跨在摩托车上：“爸爸，你还没有看完！”
“够啦！”
“干吗走啊？大伙儿还等着你的指示呢！”
“他指望我对沿江新村唱几句赞美诗吗？对不起，我没有那份雅兴。”
“我真奇怪，爸爸，你干吗吹毛求疵，横挑鼻子竖挑眼？你干吗自尊心那么强，忌妒你的部下？你干吗不承认刘钊就是比我们党里那些白吃饱、饭桶、寄生虫要强得多？爸爸，你怎么不想想，一千多户人家马上可以欢欢喜喜地搬进新居，是个什么心情？共产党治理临江三十多年，可曾有过这么一天？你泼那些冷水，简直不可理解，生那些莫名其妙的气，是毫无道理的。你说我还报道不？”
看来她很激动，满脸绯红，双目闪过忿忿不平的神色。
“我并没有拦着你，莎莎！”
“我们报社主编只会看你脸色行事，只会唯唯诺诺，只会做官样文章。”她那满脸鄙夷的神气，表明了她心口一致的性格。
“莎莎，你这样议论别人，好吗？”
“我一向实事求是，从我老爹开始，临江容不下人才！”
“够啦，莎莎，你要写就去写吧，但是——”韩潮举起一个手指头，威胁地，“不许吹捧刘钊！”
“我干吗给他当吹鼓手？”吕莎说完，准备骑上摩托去报社。但细细琢磨她公公的这番附加的意思，便又跳下来，跑到轿车旁边，俯身朝后座上的韩潮问：“为什么不可以给刘钊鼓吹鼓吹呢？爸爸，我倒要请问！”
“好啦好啦，莎莎，你让我回家去清静会儿，我太累了！”说完，韩潮闭上眼睛，不再理她。
“我知道你的烦恼所在，爸爸，总有一天，我会写一部新的《官场现形记》。”她用威胁的口吻说，然后，离开车窗，跨上自己的摩托，一溜烟地消失在树林间的小路上。
韩潮对给他开车、早年间给吕莎爸爸开过车的司机说：“纯粹是被她爹妈宠坏了。没料到一辈子谨小慎微的老吕，倒有一个和他性格完全相反的女儿。”
年老持重的司机笑而不答，稳稳当当地把车朝隐在树林里的花园街五号开去。
这是晨光公园里面最冷落的地段。喧嚣的市声全被树林挡住，静得连那种叫做“树串儿”的小山雀的啾啾声，都传进了车窗敞开的轿车里。他记起在敌伪时期和老伴吴纬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常常装作热恋的情人在这里秘密接头。“树串儿”是他俩的忠实警卫，只要稍有动静，这种小不点儿的鸟便扑棱着翅膀飞起来。
哦，他这才感到自己的脑袋松快一点。
也许是上了年纪的缘故，再加上内部机件不灵，心脏啊，腰腿啊，都好像超过了保险期限，在沿江新村多爬了几幢楼，就深感力不从心了。
一九四五年，我们这位市委书记单枪匹马，从眼前的树林中，潜入花园街五号院里，会合上已经是共产党员的刘钊，生擒活捉了刘钊的老子刘大巴掌，把他推上顶楼，以革命的名义，处决了这个罪恶累累的伪满警察局长。哦！当年的韩潮也不知从哪儿来的神力，简直像剑侠小说里的镖客，飞檐走壁，穿房越脊，如履平地似的轻捷。如今，多走几步路，便气喘心跳，他不由得感慨：“一个人的黄金时代，毕竟不是那样长久的啊！”
所以，省委提出来要他考虑一下接班的人选，想听听他的意见。看来，人总是要离开舞台的，职务总是要交出去的。他叹了一口气：“想不到这一天说来就真来了，人生实际上是很短促的。”
人生一世，最使英雄气短的，莫过于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并不期望的结局终于到来。正如在轿车前面的路旁标牌上写着的“游人止步”四个字一样，到了自己应该止步的日子，无论如何不是件惬意的赏心乐事。“再见吧，花园街五号！”韩潮在心里说，“也许，说不定我倒是最体面地离开这个院子的人呢……”
那群鸽子一点不怕人地朝轿车飞过来。
五
你在花园街上，决找不到五号门牌。正如在电话簿上，找不到市委书记韩潮家的电话号码一样。五号院的大门，是在晨光公园里面开着的。当然，安全是有了，但离群索居的味道，也是相当浓的。现在，那扇总是紧闭着的大门居然敞开，而且还停放着一辆陌生的轿车。
市委书记家里的客人是有限的，一般的平头百姓，或是普通干部，通常都被警卫在一百米外挡了驾；而有资格进五号院的，自然是临江市的一些头面人物了。
韩潮正纳闷着，轿车在飞蹦的鸽群簇拥下，开进院里。他即使展开最丰富的想象力，也万万想不到这位不速之客，竟是一个黄头发、蓝灰色眼珠、高鼻梁的外国人。他走下车时，又仔细地看了一眼，差点没脱口叫出声来：“天！这不是那个被活活掐死的康德拉季耶夫又回到人间来了么？”
历史当然不会倒转，死去近半个世纪的那个白俄侨民协会主席，一个据说有伯爵头衔的富翁，自然是不会复活的。那么，这位不速之客是谁？和韩潮记忆里的伯爵惟妙惟肖，不但外貌酷似，神态相仿，甚至那种没落衰微的贵族气质，也一模一样。要不是存在着漫长的时间差距，和活生生的现实感，我们的市委书记肯定认为自己背晦倒霉，大白天碰见鬼了。
韩潮马上想起，这人大概就是刘钊在一次会议上提到过的，来临江旅游的奥立维·康德拉季耶夫了。
他应该是伯爵的孙子。
可外国人的年龄不太好估，究竟是四十几，还是五十几？韩潮拿不准。他发现，洋人在壮年到暮年这个阶段上的差别，不像中国人明显。在咱们这块宝地上，只要年岁一过半百，很像秋后的庄稼，一天一个成色，老起来可快了。
可不么？连当年那个国高生、警察局长的少爷、当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劳改农场戴过脚镣的刘钊，浪费了大好青春以后，也都五十出头了。
“是他，是这个该死的不管部长引鬼上门，把洋人领到院子里来的。怪不得他不早不晚，偏偏今天要我去视察沿江新村……”
人到了怕老的年纪，往往最忌讳别人把他当作老糊涂，明里暗里地作弄。只是到了老得不行的时候，才会甘心受人糊弄，或者竟不觉得糊弄为糊弄，甚至于已经口歪眼斜、言辞不利了，马屁精恭维几句“老骥伏枥”、“洞察秋毫”之类的话，居然还认为自己精神矍铄、头脑清醒哩。这样的人韩潮见识得多了去了，但怎么也没想到，居然自己一下子也成了别人摆脱不掉、可又不能不敬重的负担。该死的刘钊竟会用这种糊弄的办法来对付自己。他恼火，他烦躁，他甚至有点恨刘钊这个混账……想到这里，韩潮真想在门口台阶上回过头来，对草坪上站着的老外和陪同者大喝一声：“给我滚出去！”
倘若眼前的事情是发生在十年浩劫前，当他还担当公安局长的时候，这位火暴神，这位雷公菩萨，肯定会像非洲丛林里的雄狮那样怒吼起来的。然而现在，不知怎么搞的，连发脾气的劲头都不如早先了。虽然肝火旺，动不动生气光火，并不是什么值得赞美的品德，但是一个汉子，能够爆发出雷霆万钧的怒火，也是一种力量的表现啊！
老了，力不从心了。省委的话说得既客气，又婉转，完全考虑到老同志的感情和心理。但是，新陈代谢是宇宙间的自然法则，总不能把接力棒老是捏在自己手里，不往下传递呀！那岂不是要惹得看台上的观众起哄么？
可是，让我们市委书记踌躇的是地平线上突然出现了刘钊。这个毫不买账的家伙，像阿拉伯神话里从瓶子里释放出来的妖魔，变得愈来愈不可忽视。大伙儿的意见，社会上的舆论，家庭里的赞成票，好像应该挑选刘钊才是。然而，老市长许杰——哦，让我们祝福他早日恢复健康，他从五十年代由临江市调省工作以后，始终关怀着临江市的五十万人民啊！——在病榻上给韩潮打来电话，再明确不过地举荐了市委常委、第一副市长丁晓。
“你看，是否以姓氏笔画为序？如何？”
你可以想象，韩潮该多么为难了。
六
一大清早，刘钊就来花园街五号等着陪他去视察沿江新村。韩潮一点也不喜欢刘钊这种自以为是、自作主张的神态。好像一切都得由他刘钊安排，听他刘钊调度才行。可他现在连一个市委常委也不是，明确的职务至今还没批下来，名副其实的不管部长。然而，就是这位不管部长，此刻却在镶木地板的俄国地毯上来回踱步，对市委书记讲述吸收外资的必要性。谈话时那种敢和领导人平起平坐的神态，也着实有失恭敬。唉！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刘钊硬是不在乎市委书记脸上的不悦之色。
“今天不谈这个，咱们看房子。”韩潮把他挡了回去。
“应该十个指头弹钢琴，不能总满足于手工业式的领导方法。”说到这里，他站住了，“我知道，你不爱听，不过，换个别人，我还不说。”
“走——”
在宽敞的大厅里，正碰上从大理石楼梯走下来的吕莎。显然是刚刚起床，头发蓬松着，只是用手绢系了个结绾在后面，一副落拓不羁的样子。穿着一件薄薄的纱裙，外露的部分也未免太多了些。手臂上搭着一条大浴巾，看来是准备到洗澡间去。刘钊知道，这是她爹妈给她培养出来的洋习惯，一早先进浴室。他给吕况当秘书的时候，她正在读中学。他亲眼看到这位骄傲的公主，在无忧无虑的幸福中成长，可以肯定，将来准是一个前程似锦的幸运儿。谁也料想不到她今天的不幸——成为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妻子，过着一种当然是很苦痛的生活——尽管她并未流露出来，但对于刘钊，那对漂亮的眼睛是隐瞒不住什么的。
“哎，老朋友，你干什么去？”她扬扬手，问着。
“请老韩去视察即将交付使用的沿江新村，记者同志！”
“啊，没想到，你也学会了丑表功，难能可贵，难能可贵！”已婚妇女对曾经死命爱过的男人，那感情是很复杂的。
“有什么办法，莎莎，人总是要适应环境的嘛！”
这时，她走到他们身边，用眼睛斜睨着刘钊：“我真替你害羞！看来这种官场综合症，你也不具备免疫力啊！”
“走吧，走吧！”韩潮催促着。
也许因为她是自己老战友的女儿，跟儿子大宝结婚以后，又落到这样一个境遇里，所以韩潮对吕莎的行为举止，性格脾气，以及过激的思想，直言无讳的语言，无论怎样不合自己的胃口，也尽量迁就，从不说她一句重话。
刘钊随着韩潮朝大门走去，一边回头笑着说：“莎莎，其实，我也是不想为而为之，需要如此，我也就只好破例了。”
她撇撇嘴，扭动着细软的腰肢走了，那背影，还是当年婀娜动人的少女神态。
在轿车里，韩潮郑重地向刘钊敲了警钟，别出花花点子，老老实实地工作，不要想一出是一出。对从事领导工作的干部来讲，要紧的是稳重二字。然后，他简直有些威胁似地扭过头来，狠狠地说：“我对你说，刘钊，不要异想天开，所有别出心裁的人，最终都要成为历史的笑柄。”
刘钊才不在乎哩，何况他和韩潮、吴纬老两口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便轻松地朝后一仰：“其实，真正被历史打屁股的，是那些落伍者。制造笑柄的是他们——”
“笑话我吗？”
“如果你真的到了闹笑话的年纪，也许我就不这样童言无忌了。”
他相信这是实情话，自己还不到老朽昏庸的地步。他碰了一下刘钊：“一个明白人，他决不会走得离大队太远，这是我对你的忠告。人的可贵之处，就是善于总结经验，从走过来的路汲取必要的教训。”
刘钊差点把头碰到车顶，一蹦老高地说：“得啦得啦，你也学会念紧箍咒了！我真想不到——”
市委书记笑了：“也许这能制服你，784号！”
“哦，你还记得？”
“别忘了我当过市公安局长！”
刘钊一脸苦笑，也许784这个号码勾起了他对那些暗淡岁月的回忆：“不过，老韩，过时的符咒是不大有效验的，你放心，时光是绝不会倒流的。”
“你当真了！老弟！可你应该明白我的用意——”因为司机在前座坐着，尽管是个绝对可以信赖的同志，也不便把话讲得太赤裸裸了，“一动不如一静，这句话不仅很有哲理性，而且还符合斗争策略！”
“我不懂，难道让一个外国人进到市委书记的住宅，就会坏了共产党的风水？你接待一下这个奥立维·康德拉季耶夫，和他聊聊他爷爷、他老子，有什么不可以？”
“我跟你声明了，今天，咱们看房子，不谈别的。”
沿江新村到了。几十幢六层居民楼顺着沿江的大堤一字排开，十分壮观。他们俩走下轿车，发现丁晓的新伏尔加已经停在路旁了。
韩潮当然明白刘钊为什么要抓住那位白俄贵族的后代不放，他一不想捞个出洋考察的机会；二不想弄点兑换券、买点便宜货。但是，这个野心家确实在打洋人那鼓鼓囊囊的钱包的主意。“利用外资也不能不择手段呀！”他心里这样说。
朝新楼走去的刘钊，似乎猜测出韩潮心里在说些什么。他淡淡一笑：“真正的党性原则，并不表现在口头或者形式的革命纯洁性上。”
韩潮装作没有听见，对急匆匆迎过来的丁晓打招呼：“哦，你来得够早的！”
五短身材的第一副市长，浑身透出一股聪明机敏的神气，满面春风地笑着回答：“你是盖房子的专家嘛！这样不收学费的学习机会，我哪能放过。”
是啊，论起盖房子，韩书记可算是个行家里手。三十年代，他就在临江市当泥瓦匠的小工。花园街五号这幢俄罗斯风格的建筑，就有他洒下的汗水。你说巧是不巧，当年盖房子的人，现在住在这幢豪华的建筑物里。
“走，看看去！”
“看能不能给不管部长打个满分？”
像这样大兴土木，至少是临江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别说建国以来，就是旧社会，伪满洲国，张大帅，也不曾有此壮举。马上有一千多户人家要庆祝乔迁之喜，作为一市之长，自然脸上有光。虽然杯水车薪，未必能解决多年欠账，但只要这样下去，不再瞎折腾，希望之火在老百姓心头燃烧，他们会有耐性等待的。
不过，市委书记欣喜之余，有股苦涩的滋味，在喉头鲠着。记忆之所以可恶，是因为它不光是把那些美好的、充满了诗情画意和甜蜜的场面，镂刻在脑海里；而且，还把那些苦痛酸辛、残破阴暗的印象，深深地、永远也不能抹去地留存在那里。现在，望着那从不停息、匆匆流过的江水，韩潮想起来了，不是在这儿开过现场批判会么？大约有几千张大字报痛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刘钊的反党言行。
不过，那时候比“文化大革命”的批斗要文明些，不那么法西斯，所以刘钊竟然还敢声明：“愿意顶着花岗岩的脑袋进棺材，去见上帝！”正是这个刘钊，简直冥顽得不可理解。他对主持批判会的丁晓和坐在丁晓后面的吕况说：“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与其造那么多炼不出铁的小高炉，还不如给老百姓盖一点房，改善居住条件呢！”
“混蛋——”也在主席台上坐着的韩潮、当时的公安局长在肚子里骂着。但他不是咒骂那些反动言论，而是痛恨刘钊的犟骨头，一种要不得的臭知识分子的坏习气。
可谁能料到，把刘钊从拖拉机厂调到市里工作以后，就在这曾经是小土群林立、火光烛天、卫星问世、蔚为奇观的地方，建成了一幢幢居民住宅。老百姓是最讲实用主义的，如今临江市给刘钊竖大拇指的人可不少呢！
看来，是非曲直，自有公论，历史，才是真正的审判官啊！
也许，在九泉下的吕况，心里更不是滋味。
七
“你还有完没完？莎莎！”
“妈，你先吃，别等我！”洗澡间里传出吕莎的回答，同时，还传出来阵阵悦耳的轻音乐声。吴纬摇了摇头，她估计儿媳正泡在浴盆里欣赏电台专给她转录的轻音乐呢，一时半会儿是不会到地下室餐厅去的，便又问了一句：“那你今天还去吗？”
“去哪儿？妈——”
看，她都把丈夫忘得干干净净了。今天星期五，正是医院准许探视病人的日子。吴纬，作为大宝的妈妈，觉得有点心酸。可是，又没有什么权利，而且也不忍心去责备她。一开始，吕莎并不乐意嫁给大宝，而是压力和无可奈何的结果。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大宝好像终于找到自己在生活里的位置似的，和家庭决裂，起来造反，结果精神分裂，成了偏执狂，住进了精神病院。害得吕莎说妻子不是妻子，说寡妇不是寡妇，过着不尴不尬的生活。因此，吴纬不便强求，伤心地走了。等到吕莎领悟到怎么回事时，湿淋淋地从浴盆里跳出来，急忙裹了条大浴巾，拉开一点门缝说：“妈，今天我要去沿江新村写一篇报道，这是全市人民都关心的事。对不起，只好让你一个人去听他演讲了！”这时，吴纬早在地下室餐厅跟阿姨商量今天的午饭、晚饭的食谱了。
生气了！——吕莎在想。
当她还没有嫁给大宝，还称吴纬是阿姨的时候，她们俩是很亲密的。当她俩成了婆媳之后，再加上她和大宝的不和睦，做妈妈的马上站到了儿子的立场上，曾经疏远了一阵。但现在，吴纬和老伴一致，都特别地娇惯依顺着吕莎，谁让自己儿子疯疯癫癫的呢？再说，偌大的花园街五号，要是没有吕莎的话，老两口的生活该多么单调啊！人上了岁数，最最害怕的，莫过于寂寞了。
光是按她的心愿和兴趣调换工作这一项，老两口尽管有许多碍难之处，但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答应了她的要求。这一点，他们是很感激丁晓的，一般地用不着韩潮和吴纬出面，副市长就给办了。老实讲，包括丁晓在内，全市大部分区、处、局、委、厂、公司等单位的领导干部，基本上都是吕况留下来的老班底，所以一呼百应，办个工作调动也并不困难。何况吕莎目前的身分，是市委书记韩潮的儿媳，好多单位想把这位通天人物抢到手还来不及呢！
甚至她想出国蹓跶一趟的愿望，也得到了满足。一开始，韩潮忍不住劝了几句，无非是如今出国成风，群众反应强烈，拿着国家宝贵的外汇，胡花海花，影响不好。
吕莎一笑。那时她还在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也许整天闲得没事干的缘故，才生出去国外观光的念头吧？“爸爸，你说的道理我全懂，那么多人都借机会留了一趟洋——”她如数家珍般地掰着指头告诉老两口，省里市里谁的儿子，谁的女儿，谁的小舅子，还有谁的姑爷，都去见了世面，开了眼界，有的索性不回来，在那儿混个自费留学。“那么，既然影响已经不好，再添上一个我又何妨呢？”
“可也是！”吴纬被她逗笑了。
“起码我还精通英语吧？”吕莎不无骄傲地说。确实，在临江市，有重要的讲英语的外宾来访时，是少不了她的。“爸爸，你不管也可以，但是，你别干预，别阻拦，好不好？”
“又找丁晓？”
“我想丁叔叔会给我办成的。”
果然，成立了一个矿泉水考察团，把吕莎夹带着游了好几个国家。最后，一是没有多少可以买东西的钱，二是考察矿泉水，不能总待在大城市，三是紧张的日程（那是主人按照他们的生活节奏安排的），使一向闲散慵懒惯了的娇小姐适应不了，没有完事，独自提前回来，并且发誓以后再不出国，哪儿好也不如家里好。
“谢天谢地——”
被吴纬紧紧搂住的吕莎，很诧异她婆婆怎么会冒出这么一句似是而非的话：“怎么啦？您——”
“我们真怕你玩上瘾，以后老想出国呢！你不在家，屋子里空荡荡地，可真想你啊！”
“你放心！”她摇摇头，“八抬大轿来请我，我也不去受那份洋罪了。妈，你猜我这次出去的唯一收获是什么？”
吴纬望着那张白皙柔润、闪着魅人光泽的脸。
“我觉得当记者，也许更适合我的性格。”
“啊，又要调换工作？”吴纬的眼睛瞪得老大老大。
“我跟主编说好了，人家点头哈腰地表示欢迎。”
“你呀，你呀！莎莎……”文联副主席除了叹气，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一没偷，二没抢，三没做违法乱纪的事，值得你这么大惊小怪吗？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不再是职业的奴隶。妈妈，我希望到更能发挥创造性的岗位上去，希望为党多干一点，干好一点，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呢？”
“影响！孩子，主要是怕影响——”
她捂上耳朵：“得啦，你们成天考虑影响，战战兢兢，真没劲透了。人只要活在世界上，只要呼吸，就会影响别人。至少你呼出来的碳酸气，还会被别人吸进去呢！难道会因为怕这种后果而把自己憋死么？世上不存在那样的傻瓜。妈，你跟组织部门打个招呼，让他们抓紧把手续办一办！”
“莎莎……”吴纬想让她死了这颗心。
“不！”吕莎缠住不放，她是个要星星月亮，马上就得蹬梯子上天去摘的主，绝不会轻易罢休的。
也许因为她是吕况的亲骨肉，老战友的孩子，这种同志之间的情谊，使韩潮夫妇不忍苛责。人是个感情动物，何况吕况两口已故；自己的儿子又成了废人，只有她是两家人唯一可指望的后代，所以，当韩潮听到老伴要去找机关党委调吕莎到《临江日报》的时候，尽管嘬了半天牙花子，最后还是把这位尊贵的儿媳叫来，给她交代：“莎莎，就这一回，下不为例！”
然而，吕莎却莞尔一笑，眼角里流露出的语言，似乎是觉得老两口如此郑重其事，未免太小题大做：“干吗这样形而上学呢？爸爸，人才自由流动，恐怕是今后发展的趋势。因为这不仅仅是解放生产力的问题，而且也是防止官僚主义的措施。官僚主义只要庸才，不要人才，所以人才被束缚、被压制、被扼杀。有了自由流动，让官僚主义唱空城计，玩不转，就该傻眼啦！……”一番话，说得老两口哭笑不得。
“要你爸活着，又该骂你叛逆啦！”
她把头一仰，那长长的秀发，披散在半裸的肩头：“他倒不叛逆，总那么虔信，总那么诚惶诚恐，结果在红旗下面被乱棍打死！”
像是给了一记闷棍似的，韩潮一下子懵住了。
吕况就是在他们现在谈话的客厅头顶上，花园街五号最高的顶楼里，活活给折磨死的。
那天，他这个临江第二号走资派也在场，吕况以后，下一个该轮着他到顶楼里去接受触及灵魂的批斗。在楼梯口被押解等候的半个钟头，每一分钟几乎比一年还要长得难捱难熬。直到今天，他还记得吕况用生命最后的力量，吼出来的一句话：“毛主席啊，我没罪啊……”
然后，是长时间异样的沉默，良久，顶楼的门打开了。也许因为楼道光线暗淡，猛然间，韩潮觉得小小的顶楼里，一片血红。墙上的红旗，手里的语录，胸前的纪念章，沾满鲜血的凶器刑具，和几乎成了血人似的躺在地板上的吕况，以及那双汪着血水、带着惊异和难以理解的表情、始终也不闭的眼睛，一切一切，都好像用鲜红的血洗过似的。
啊！那双死后还张着的眼睛，也许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觉醒。然而，太晚了……
想到这里，韩潮站了起来，走到大写字台旁边，拿起电话。一边拨号，一边思忖：“对莎莎这项并不过分的要求，为什么不能满足呢？……”他从老伴的目光里，似乎也看到了赞同的表示。也许让吕莎忙一点、累一点、生活充实一点，说不定倒可以使她淡忘一点目前的处境。
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妻子，完全可以到法院申请离婚的。老两口最担心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个。假如吕莎离开了他们，这膝下空空的日子，真不知该怎样打发！再说，万一那个整日演讲的大宝有治愈的希望呢？所以，他客客气气地命令：“……假如可能的话，把我们家的莎莎，安排到报社工作，不会有什么困难吧？”显然得到了对方肯定的答复，韩潮放下电话对吕莎说：“问题不大，过两天你就可以到报社上班；在级别职务上，他们会妥善安排的。”
“哦，爸爸，我倒并不稀罕那些！”
就这样，她成了一名记者，而且是谁也无可奈何，连主编都得退让三分的特殊记者。起初，她从一些人的卫生球式的眼睛里，看到不是蔑视、就是嫉妒的火焰，甚至是咬牙切齿的感情。但是，一连几篇打响的文章，不但上了省报的头版头条，而且《人民日报》转载，新华社播发，人们才逐渐认识她不是那种腹中空空、只知靠着高干爹妈混日子的草包。这时，轮着她用睥睨的眼光在编辑部里环视大家了：“同志们，千万不要形而上学，我们国家吃绝对化的苦头大了，所以孔夫子的中庸之道，还是有道理的。”
大伙儿望着她，不过不是白眼球了。
看来，她在报社工作得还算愉快。吴纬在餐桌上喝完了一盏冰糖银耳，看了看表，估计吕莎今天不会陪她去温泉镇喝清冽的矿泉水了。于是，只好独自前往，听宝贝儿子演讲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去了。
八
新村工地已经进入尾工阶段，正在打扫场地，清理余料，进行最后的弥补修缮。那曾经在图纸上、模型上出现的设想和构思，终于在江畔变成了现实。天蓝的、米黄的、浅绿的和洁白的楼群，一簇一簇聚集在大江一侧，远远望去，像鲜艳夺目的花朵，开放在奔腾的大江边。
“怎么样，老韩，漂亮吧？”
当他们登上一幢楼的顶层，眺望整个新村的时候，丁晓征求着韩潮的意见。
“我是比较注重实效的——”因为在场的人不少，韩潮把下面的话压在舌头底下了，“这些华而不实的名堂少给我看。”
“不容易，拢总不到一年工夫！”
“多快好省四个字全占齐了，才叫真好！”
“这可是我把刘钊从拖拉机厂调到市里抓的头一桩事，应该看到这一点。”
“奇怪，今天他怎么一个劲儿替刘钊做广告，干吗？什么用意？”——韩潮在心里琢磨着。他看了看太阳，还是从东边升起来的，并不反常啊！“到了该拍巴掌叫好的时候，我决不需要你提醒，反过来，要刮胡子的话，你们也别怕疼！”
丁晓笑着对陪同的一群干部讲：“谁不知道，韩书记的批评，是变相的爱护。就拿刘钊来说，自打他重新工作，不知挨了他老上司多少的剋——”他转向刘钊，“老伙计，是不是？”
大家把目光集中到近年来在临江崭露头角的刘钊身上。他那高高的个子、运动员的身材，和过了五十还不显老的神态，本来就够引人注目的了。今天，人们视察沿江新村，他自然更是注目的中心。近来，似乎有过一次隐隐约约的民意测验，许多人认为，要是他接韩潮的班，也许临江的工作会更有起色些。尽管在场的干部中，赞成他的少，反对他的多。因为涉及到本身利害关系，这些人的看法和老百姓的意见还是有差距的。但面对一个具有力量的新对手，大家也不能不刮目相看。
“算喽！”刘钊说，“咱们还是言归正传吧！”
他大模大样地走在前头，时不时地回转身，或者索性站住，对参观、视察的人介绍情况，讲讲全面质量管理，经济手段的杠杆作用。韩潮心里有点恼火，他不喜欢刘钊这种姿态，好像大家来不是检查工作，而是接受企业管理的教育，在现场上课了。
“是不是让我们多看看？”韩潮动议。
但是，刘钊讲得十分起劲，他是从来不爱饶舌的人，今天却故意地偏要往下讲，不听也得听。在场的一些头头脑脑，无可奈何地干忍着，心想：谁让这小子逮住一个有把儿的烧饼呢？是他不到一年时间，建成一片新住宅的啊！
是啊！得理不让人。看他那份神气，好像我们临江市的精华，都是小学生似的。“狂妄！”市委书记韩潮在心里骂着。
有什么办法？他是一直被拖着、压着、捂着，到最后才不得不落实政策的人。就在韩潮张罗给他解决问题，而省市两级阻力重重的时候，刘钊横竖没事干，到外省一个大学举办的企业管理训练班，旁听了外国专家讲的半年多的课。后来，总算在新形势面前，许杰的善门大开，刘钊的一切问题——其实有什么问题呢？——统统平反，给他安排了工作。刘钊来到市委，准备接受新任务。
韩潮征求他的意见：“去哪儿？”
“到拖拉机厂！”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你疯啦！一个著名的老大难单位，败家子企业，省报点着名批评，弄得我们都脸上无光。”
“你把江胖子，连同他的三姑六姨都调走，我来试试！”
“你知道，通常我不采取这种断然措施。”
“恐怕不止是这点理由吧？”刘钊从那对眼睛里看到，显然他没有把话讲完。
韩潮也不见外地说：“当然。你应该知道，胖子的老婆、临江一枝花，是老板的干闺女。我真不明白，快七十的人了，还有雅兴搞什么干的湿的，看来，欧阳确实是个人精！”
也许因为提到了许杰，刘钊耸耸肩膀：“对于老板，我不予置评。不过，欧阳这个女人，除了不爱胖子以外，几乎对所有男人，都感兴趣！”
韩潮把脸一板：“我警告你，少沾惹她！”
“我要是江胖子，先揍得她见了我骨头就发酥才行。想想看，一个家都治理不了的窝囊废，你交给他一个拖拉机厂，不是开玩笑么？”
“不是我——”韩潮当然也恼火这种局面，“论资排辈，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该他坐庄了！”
“他不但会把老本输光，最后连裤子都得剥下来赔钱。我说老韩，银行已经拒绝拨款，他们拖拉机厂上月才发百分之五十的工资，这月就得喝西北风啦！”
“有这等事？”韩潮大吃一惊。
当个市委书记，真是千头万绪。尤其是刚接任不久的七九年、八〇年，忙得上气不接下气，确实有点顾不过来。韩潮一直在临江负责公检法方面的工作，那时，谁都承认他有一套领导艺术，工作能力绰绰有余。后来，他成了花园街五号的主人，掌管整个临江市，就不那么得心应手了，总觉得有点费劲，有点挠头，有点手忙脚乱。他琢磨，也许是岁月不饶人的缘故，到底精力不济了。
“丁晓在给他搪塞着呢！”
“从来没告诉过我。”
“也许是怕惊动你吧？你的事够多的啦！”
就这样，刘钊在拖拉机厂干了三年。现在，这个厂的产值、上缴利润、创汇率，按人头平均，在全省独占鳌头，在全国名列前茅。统计数字是最具有说服力的。它和那些吹牛皮、卖狗皮膏药的文章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实实在在。三年工夫，不仅欠账还清，而且，在企业自有基金方面，成了临江首户，真正的百万富翁。
新来的省委书记高峰，走马上任之前，在这个厂蹲了一个月的点，作了些调查研究，总结出一条经验（说出来你也许会哑然失笑），然后才去省委报到的。
当时，谁也没料到这个其貌不扬的人，会是未来的省委书记。他整天穿一件邋里邋遢的旧军大衣，在工厂里转来转去。如今，好多人惋惜自己失去了一个拍马屁的最佳时刻，羡慕刘钊这王八蛋（那些嫉妒得发疯的家伙，情不自禁地骂了出来）交了好运。据说，高峰好几次在他宿舍兼办公室的桌子上搭铺睡觉，两个人一谈就是半宿，天南地北，海阔天空，聊得肚子空了，又爬起来，到离厂不远、刚兴起的车站夜市买些煮狗肉、卤大肠、烧饼夹肉，回来嘴对嘴就着瓶儿喝白干，接着还是拉开话匣子，扯个没完。
“放心吧！刘大巴掌的坟头冒青烟啦！”人们这样猜测。
可是，那些事后眼馋的先生们，听说刘钊还跟高峰干过两架，居然大吵大嚷要撵人家滚蛋：“你算哪方土地？哪个庙的神？在这儿碍手碍脚！对不起，请你卷铺盖走人！”
高峰才不理睬这个逐客令哩，只是说他在奖励问题上处理得不够稳妥，而且是和蔼地，用商量的口吻笑着说的。
“我是厂长，我负责——”刘钊把眼一瞪……
听到这里，那些眼红的马屁精们放下了心，估计出刘钊不摸高峰的底，竟然出言不逊顶撞了未来的省委领导，所以前景未必乐观。因为，根据他们的官场统计学，能够做到宰相肚里好撑船的领导者，好像为数不多。
刘钊不顾他的阻拦，跳起来嚷：“你给我拉倒了吧，老高！你听过那个狼来了的故事吗？一次给工人空心汤团，二次再给工人空心汤团，对不起，第三次工人就不买你的账了。不但不买账，兴许还要报复。要是不把许诺的自行车，在年底时推到各人手里，你看吧，明年什么戏都唱不成。”
“年终每人奖励一辆自行车，你得考虑政策！”
“政策是人定的，它应该为解放生产力服务。”
“还涉及到左邻右舍。你们隔墙邻居酱油厂，年终才给四十五块奖金！”
“可临江市的酱油经常断顿，你了解吗？如果他们拿四十五块不觉得有愧的话，我们拖拉机厂每人奖一辆摩托车也是应该的。”刘钊说，“不要怕奖金多，就看它值不值！”
“你用奖金调动生产积极性，是不会持久的。”
“看得出你的视力实在不灵——”他嘲笑省委书记那副像螺壳似的高度近视眼镜，“该重新验光换一副了。你以为干劲是奖金刺激出来的么？全厂两千来人没明没黑地拼命干，一年翻身，还清欠账，产品远销东南亚市场。如果你认为这是一辆自行车买出来的成绩，老高——”他伸手去敲敲省委书记的胸脯，“拍拍你那颗共产党员的良心，这样看待工人阶级合适吗？”于是，刘钊大发宏论地说，“现在有许多事，实际上是颠倒着的。工人本来应该是主人，但主人有时却做不了主；干部本来应该是公仆，可不少公仆倒成了老爷。所以，我到拖拉机厂只有一条，让工人阶级真正当家做主，你明白吗？真正！”
“奖励自行车，也是大家的决议？”
“当然。原来是怎样一个烂摊子啊？老高，你可不知道，车间里都长了青草，龙门刨上都絮了麻雀窝。停产开了一个星期会，找出一千多条问题，然后落实到每个人头上。大伙说，人心齐，泰山移，一年工厂翻身的话，年底应该奖励每人一辆自行车，欢欢喜喜推回家去过年。”
“你答应了？”
“为什么不？要求并不高嘛！”
“假如决议要一台彩电，或者要一部小卧车呢？”
刘钊哈哈大笑：“你太不相信我们的工人阶级啦！”
高峰一不是威胁，二不是预言：“反正你是逃不掉受处分的。”
“处分吧！顶多削职为民，我不在乎这顶乌纱帽。其实，当老百姓我就很满足。二十多年，有时连‘人民内部’还混不到手呢！一个共产党员，老是惦念着个人的安危得失，那算投错了门！”
后来，不知为什么，这个处分吵嚷了一阵，也不见公布，只是发了一个通报，批评两句就算了事。丁晓要他向全厂工人传达，刘钊顶住了：“干吗？你们这些年把群众的积极性伤害得还不够么？”
这时，高峰任省委书记的消息，已见诸报端。说实在的，刘钊也吃了一惊。因为他不但开过他的玩笑，跟他动手动脚，还很不客气地轰他滚蛋。可是，一听到高峰在省工交系统一次汇报会上的即兴发言，刘钊知道他决非老板那一类的平庸之流，高峰不会是谨小慎微、维持现状的领导干部，而是决心把事情办好的革命家。他从理论上阐述了主人和公仆的关系：“让工人阶级真正当家做主，这是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一把金钥匙！”
你不认为这条经验太老生常谈了么？其实，真理的面孔，并不都是新奇艰深的。也许正因为它太普通了，太平凡了，太经常出现了，人们倒反而不当一回事了。是的，现在又有多少干部认为自己是人民公仆呢？又有多少工人意识到自己的主人身分呢？
就在那次汇报会上，刘钊离主席台远远地坐着。散会时，才同高峰走了个照面。高峰因为近视，一下没认出他，等到意识到他正是那个吃狗肉、豪饮畅谈的大个子刘钊时，连忙喊道：“刘钊，你干吗躲着我？”
他站在那里，笑了。
“你要在会上讲一讲！”省委书记的话，就是命令了。
“不，我想在厂里试试全面包干制——”他发现省委书记身边，有那么多急切想讲话的嘴，像子弹上膛的枪，对准着高峰，便把话咽住，何况老板也在场。他知道，许杰向来有一种喜欢在重要场合露面的嗜好，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如今，垂暮之年，这种嗜好似乎更强烈了。高峰见此状况，便拍拍大个子的肩膀说：
“也好，到时候我会去找你的。”
去年，市委一班人的多数，非要把刘钊调上来，抓焦头烂额的住宅建设，韩潮拗不过大家。分明应该让他在拖拉机厂搞下去，摸点经验，然而却难驳回异口同声的推荐。
“怎么样？盖房！”韩潮征求他的意见。
刘钊回答：“好嘛！应该让老百姓看到我们是切切实实想办点事的。要不然，当个共产党员，真是脸上无光咧！”
“那好，你就负责吧！”韩潮不无惋惜地说。
刘钊不傻，他知道，沿江新村两年前就破土动工了，但进展缓慢，群众议论纷纷。市里一开会，大家谈起来，意见也不少。而理当承担责任的丁晓，却完全像个局外人似的。或者，丝毫不动声色；或者，一张嘴，不是这个困难，就是那个矛盾，一推六二五了事。现在就是这种风气，好事人人有份，谁都往上贴；而出了纰漏呢，谁都不负责任。
谁不晓得丁晓这条泥鳅鱼呢！当然，这样说有些不太恭敬。然而，把刘钊调上来，确实是他撺掇和造舆论的结果。
“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去摸摸底！”刘钊向韩潮说了以后，就没影没踪了。横竖他是个单身汉，人走家搬，在工棚里搭了个铺，和那些班组长、技术员、老师傅们厮混在一起。
工人们觉得奇怪：“大厂长，你干吗往这儿钻？”
其实，过去八路军进村，都往最穷最破的屋子里借宿；如今，软卧，包厢，宾馆，别墅，哪儿阔绰、哪儿舒服往哪儿去。所以，一件本来就不应该引起惊讶的事，竟然轰动了全工地。小青年们不懂得过去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瞪起眼大惑不解：“怎么？你又犯错误啦？”他笑笑，拒绝回答。然后，拉着小伙子们打冰球去了。
谁不知道他是“临拖”的厂长呢？年终奖励每人一辆自行车的事情，不仅轰动了临江市，而且，全省为之侧目。因为，状子告得那么厉害，居然告不倒他。不是市委书记保他，更不是省委书记保他，而是人民银行说了话：“这样的干劲不奖励，我们就算失职了！”——妈的，人要走运，连鬼神都给他让路……
“你眼红自行车么？你也干嘛！”所有告状的人，都吃了一顿闭门羹。唯一服气而不告状的，正是他的邻居——酱油厂厂长。
省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临拖”的变化：“起用一人，救活一厂。”据说，这是高峰指示省报重点报道的。但他哪里知道，老板许杰虽然在家养病，并不实际主政，但他是决不肯闲着的。就在省报刊登“临拖”的消息不久，刘钊反倒要被调出拖拉机厂。省领导之间的矛盾，弄得市委书记韩潮左右为难，唯一的办法，是希望刘钊自己表示拒绝。但没想到大个子毫不谦让。“我不能老在一个局部孤立作战，应该给我更大的地盘去做文章！我不是伸手向你要官当，老韩，我要的是工作，明白吗？现在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拿出成绩来。”
一个月后，刘钊在市委常委扩大会上露面了。
喝，真像京剧舞台上全靠武生出场亮相一样，全屋子的人，都把眼光投注到他身上。因为，这种每周一次的例会，有时候也是挺沉闷、挺没意思的。他一进屋，气氛马上变得活跃起来。刘钊是刚打了一场冰球赶来的，脑袋像开锅的笼屉似的，直冒热气；那件臃肿的羽绒登山服（出席这样会议的其他干部是决不敢穿的），也热得穿不住了，披挂在身上。
“输球了吧？”丁晓问。
“你又估计错了。七比三，我一个人干进去半打——”这倒不是吹，刘钊打冰球，在临江也算是个角色。年轻时曾经是市代表队队员，后来倒霉了，进了劳改农场，全国冰球赛在省会举行时，市队还打他的算盘呢！“不过，冰软了，大概是最后一场球赛，今年春天来得太早了。”
丁晓不无遗憾地说：“那么，循环赛打不出个结果了！”
只是在打球这个话题上，刘钊和丁晓还能找到共同语言。丁晓是各种球类比赛最热烈的观众，而刘钊是各种球赛的一个尽管不是最好、但也不是最孬的运动员。他们俩的区别恐怕就是一个在场内，一个在场外；一个真刀真枪实干，一个指手划脚评论而已。
但是，其他与会者并不全都热衷体育运动。他们有的喜欢养花莳草，有的喜欢打牌喝酒，有的喜欢为儿孙服务。而主持会议的韩潮，也许因为上了年岁，懒得动弹，说不上什么爱好，所以对刘钊、丁晓的交谈，并不感到兴趣。何况，他不喜欢刘钊那种旁若无人的神态。他看过他打冰球，是出了名的合理冲撞专家，连紧盯着他的裁判，都抓不住他的把柄而无可奈何。但这儿是市委常委扩大会，不是冰球场，而且，他还是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列席人员，所以，韩潮觉得不能让他在这儿再谈论什么冰球，于是，敲敲座前的话筒，表示会议开始，言归正传。
刘钊用胳膊肘捅了一下身旁的会议秘书，悄悄问：“讨论什么问题？”
秘书推过来一张记着今天会议议程的单子，他一看，不禁啊的一声，咱们真是一个有耐性的民族啊！这种耐性固然可贵，但有时也害人的。敢情一个月前，他参加过的那次例会讨论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还趴在议程单子上哩。他见韩潮开场白以后，大家都陷于一种似乎在慎重考虑，又似乎呆呆傻傻怔着的停顿状态时，便说：“干脆，我先打扰一下大家吧！冰一软，春天马上就到，施工的黄金季节也来了，时光不等人，我把沿江新村加快进度的设想，向市委汇报一下吧！”
韩潮问丁晓：“怎么样？”
“也好，明年再不能让老板给我们说情了。要是房子还盖不成，钱花不完，恐怕年底非上缴不可。”丁晓笑着对刘钊说，“你在第二建筑公司扎了一个月，冰球队都组织起来了，看样子一定有锦囊妙计了？”
“要说有什么锦囊妙计，倒也未必。不过，要想使二建这样一个后进单位跃上去，只有一个字：包！”接着，刘钊详尽地讲了他的大包干设想，多少投资？多少任务？统统落实到二建的每个施工作业队头上，提前完成有奖，节余分成。看来，他在二建能拉起一个冰球队，肯定，这个具有活动能量的家伙，也把有志改变二建面貌的人粘成了一团。他们的设想，相当完备，除了无法估量的自然灾害会有所影响外，只要市委点头，权力下放，经理负责，赏勤罚懒，工资浮动，从吃大锅饭到吃小锅饭，绝对有把握在一年以后，先交付一千户、五万平米的住宅。
“不会是神话吧？”
丁晓用多少带点讥讽的口吻说。因为，沿江新村的住宅建设，他是尝到过苦头的。正由于二建这个老大难单位，怎么也完成不了任务，所以他才把这个刺猬塞给刘钊，好杀杀这位走红的厂长的威风。没想到来了个核爆炸，把他撞得两眼直冒金花。假如起初他没插手，又当别论；他管过一阵子，未见成效，推了出去，结果人家说一年以后如何如何，有鼻子有眼，这实在使他有点尴尬。不过，在官场之中，这种尴尬是不大容易被人看出来的。胸有城府的人，往往会把它化作权且记在账上的报复，总会找到适当的机会以索取补偿的，而且还要计息生利。
与会者一时愣住了，不知道是该说好，还是说不好？说好吧，这点子太新。老爷子们对新东西，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担心。说不好吧，不知会议主持人韩潮是个什么态度？而且刘钊在“临拖”搞得有声有色，把省委书记高峰都吸引住了，冲着这家伙目前正看涨的行情，也不敢贸然否决。
韩潮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却想先听听他的看法。
其实，刘钊事先已经把这个方案端给了市委书记。韩潮是盖房子出身，算是行家明白人。他听了刘钊的主意后，心里先替他打开了鼓。钱字当头，是最容易出现萝卜快了不洗泥、偷工减料的质量问题。一个匠人，抹稀泥的门道还是挺多的。
“完全有可能，并不是人人都有那么高觉悟！”刘钊似乎早估计到。
“那得好好斟酌斟酌，把你调到市里来的第一脚，必须踢开。其实，我不喜欢丁晓讨我的好，非把你弄上来。”
“个人成败是无所谓的事情。”他毫不在乎。
“万一砸锅——”
“总得有人去走头一步，破一破局面，否则，临江太沉闷了。你是第一把手，喜欢这种太太平平、无所作为的日子么？”
望着他那绝对自信的样子，韩潮问：“你有把握？”
“我相信群众，如果你支持我，成功的可能性更大，也许用不了一年。”刘钊用赤裸裸的语言说，“我了解一点你们领导层之间的矛盾，但你既然把我这个小卒拱过了河，那么，你就只好一直往前拱，否则的话——”
韩潮自然知道他的言外之意：“好吧，让我琢磨琢磨！”所以，在市委常委扩大会上，他看大家都不表态，于是便说了一句：“我看倒是值得考虑，只要政策许可的话。”
与会者的心情也个个不同。有的希望快些给老百姓盖点房子，有的怕资金上缴，有的无所谓，有的则盼着“牛皮”破产，好看刘钊（实际也是看韩潮）的笑话。这时，刘钊又提醒了一句：“我可不是要挟大家，同意也罢，反对也罢，今天会上都得见分晓。因为实在拖延不起，冰场已经软得滑不出速度来了……”会议室里一片沉默，无人反对，便算通过。
果然，半年多一点，刘钊的诺言实现了。
房号基本上都已分到住户手里，等供水供电以后，就可以庆贺乔迁之喜了。许多商店经理都喜形于色，因为好些滞销积压的瓶酒被抢售一空。临江人受白俄影响至深，至今豪饮成性。但若不是为迁进新居，往年，大热天，白酒是卖不了这样快的。当然，啤酒供应紧张，也是一个因素。
确实是件高兴的事。然而，对我们的市委书记来说，似乎又有一点不高兴。他边走边看边想：倘若前任市委书记吕况的英灵在江畔魂游一遭，该有些什么感想？而现在担任省府副省长的许杰，听到这成功的消息，又该是个什么态度？
甚至包括他韩潮，虽然并不指望全市人民知道是他果断地支持刘钊，才使大片住宅平地而起；而许老板由于特殊原因，对起用、重视这个埋没多年的一员骁将，持消极态度。所以，他韩潮承受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亚于刘钊。但是现在，口碑载道的都是刘钊如何如何，因此，欣慰之余又觉刺耳。尽管刘钊过去、现在都是他直接领导下的部属，而且还是他比较赏识的部属，即使在刘钊不走运的漫长岁月里，无论怎样落魄倒霉，他依然把他当作朋友，并想方设法给以保护。尤其是他老伴吴纬，更不用说了，那份亲昵密切，简直就当作了她的小老弟。
尽管如此，韩潮还是讨厌刘钊那种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傲气。在市委书记看来，即使真有成绩，也应该绝对谦逊；愈是成熟的谷穗，脑袋也弯垂得愈低。可刘钊倒好，梗着脖子仰着脸，给在场的全市精华、头面人物大讲TQC[1]。
“笑话，拖拉机我外行，盖房子我可有发言权，我倒要看看你修出个什么质量！”
韩潮决心要挑一挑刘钊的毛病，敲一敲他的张狂劲，让他明白夹着尾巴做人的道理。而且也让别人看看，他韩潮对于刘钊，除了必要的支持以外，更多的还是严格要求。
是这样，人本身是一个矛盾着的实体，即使是市委书记，九级干部，也不能完全脱俗，照样也具有凡人的普遍感情。
九
沿江新村的施工质量，严格地讲，算不得全优。二建公司是个后娘孩，好的施工机械，技术强的工人，都被丁晓抽调到省样板企业、一面永远不倒的红旗单位——第一建筑公司去了。剩下些残兵败将，领着一帮还带着奶腥气的娃娃，能横平竖直把房子盖起来，应该说是不错了。但是，韩潮今天偏以一副老工长的挑剔眼睛，存心找茬地寻不是。刘钊的长篇发言一结束，他就说：“如果你指望今天我来致贺词的话，那你该扫兴了。”
刘钊笑笑，他了解这位老上级的脾气——喜欢不同一般。也许大家都拍手鼓掌的时候，他要泼点冷水；如果人人都指摘的话，没准他倒会叫起好来。其实，这种做法，未必每次都对。但他是领导人，对了，大家说他有胆识，有真知灼见。错了，只要和自己无太大关联，一是能够原谅，二是善于忘却。也许正因为这样，韩潮逐渐形成了一种喜欢与人相悖的性格。“当然啰，请你市委书记来，就是请你挑毛病的嘛！”刘钊偏要将军。
“不怕多么？”韩潮当然也了解这个充满自信的家伙。他像是存心要挫一挫刘钊的锐气似的，不慌不忙地拿出他当年修花园街五号那慢工出细活的标准，就楼顶防水层这一项，就足足提了一箩筐的意见。盖板，墙围，油毡，沥青，碎砂，下水道，排气管……他掰着指头，一一数着。按他的要求，这房子简直一无是处。
要不是一阵摩托车的响声，从下面尚未竣工的马路传到六层楼顶上来，韩潮说不定还要讲上几条意见。但是这会儿，他停下来了，站在那里，好像是在继续寻找什么不顺眼的地方。其实是摩托车的响声分了他的心。他知道，这是他儿媳吕莎来了。虽说临江市骑摩托车的人越来越多，但在市区里，有交通警的路上，速度开得比她快的人却很少。倒不是别人的驾驶技术稍逊一筹，而是由于她是市委书记的儿媳，所以交通大队也就特别宽容了她的超速行驶。“今天不是该去精神病院看望大宝的日子么？”韩潮心里琢磨，“前些天说好了的，要是真像病院党支部书记来汇报的那样，大宝病情有明显好转，那么就该把他接回家来。换个环境，说不定对病人倒有好处。”
尽管大宝改了个革命的名字——学青，造家庭的反，同父母决裂，但现在是个疯子，成了狂人，也就无法跟他理论了。怎么说也是自己亲生的儿子呐。为了把大宝接回来，他和老伴吴纬不得不听听儿媳的意见。
“好像有这么一派观点，精神病患者也好，麻风病人也好，都应该让他们和正常人生活在一起；隔离，或者变相监禁，都对治疗不利。”
“莎莎，有这种说法吗？”吴纬惊讶地说，好像她首次听到这派见解似的。其实，为了儿子，从他小时候得癫痫病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送进疯人院，她研读了许多医书，有关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几乎不亚于一个医生。所以，有什么新的治疗方法，有什么新的特效药，总是很快就能知道，并且给市郊的精神病院打电话。
吕莎自然明白这是吴纬故意作出的姿态。说实在的，这种人道主义的医疗观点，是她从吴纬订的那四五种医学杂志上偶尔翻到的。但她能体会一颗做母亲的心，只要还有一点希望，就决不放弃。因此，她当然不好讲：“过去也不是没有接回来过，结果还是送走；而每折腾一次，不但更厌恶他，憎恨他，甚至离你们的心也更远一步！”只好对老两口期待的眼神回答：“你们认为怎么办好，就照你们的意思去做好了。不过，爸爸，我可给你提个醒，几乎绝大部分向你汇报情况的人，都有点报喜不报忧，这恐怕是通病了。我真希望那位医院的党支部书记是个例外——”
“下星期你和莎莎去看看大宝，到底怎样？”他对老伴说，然后，又征求吕莎的意见，“行吗？莎莎！”
“好吧！去听他演讲！”吕莎只得这样回答。
如果说，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个不同。那么，在花园街五号这座似乎是不祥的住宅里，不幸的情况则尤其特殊些。它既不是父子不和、夫妻反目、姑嫂勃谿，也不是因争夺遗产闹纠纷、因各怀鬼胎而龃龉、因疑有外遇而猜忌……这些目前比较流行的家庭争执，我们市委书记的家里都不存在。他们家的不幸，只是因为有一个患了精神分裂症的儿子。韩潮和吴纬都清醒地意识到，大宝活着，固然是个难堪的局面；而如果这种病确实无治愈的可能，一旦他不存在了，那么，这个家庭必然面临解体的命运，那将是更可怕的结果——老年的孤独是相当难捱难熬的呀！
大宝成了花园街五号里的不幸根源。然而播下不幸种子的，难道也是他吗？那年头出了多少“学青”、“卫林”、“向东”啊！
她到底还是找了个什么借口滑脱掉了……当吕莎出现在楼顶平台上的时候，韩潮望着她那被风吹拂起来的秀发、裙衫和脖领系着的飘带，显得飘逸不凡的样子，他也不由得矛盾起来，似乎她脱滑不去——已经非止一次——也无可指摘。是啊！她是那样潇洒，那样丰美。一张应该说是相当漂亮的脸上，还保留着一个女性处于最佳年龄期才具有的魅力的光泽。可是总这样借故回避，按人之常情来说，似乎又是不应该的。尤其是她那一双眼睛，亮闪闪地在人群中间扫了一遍以后，落到了刘钊身上，那漆黑漆黑的眸子，透出来的一股难以描绘的光泽，使他顿时心里揪了个疙瘩。
“真凉快哇！”她兴高采烈地走过来。
“莎莎，等临江大厦盖成，你站在二十层楼高的屋顶花园上，那可真是飘飘欲仙了！”丁晓把她当小孩子似的揽过来，“大记者，又要制造头条新闻么？”
“丁叔——”她挣脱开来，指着一大片林立的崭新建筑物，“头条新闻是干出来的，记者的责任是报道。”
“我实在羡慕刘钊的好运气，能搬动你这位吹鼓手！”
“哦？丁叔，你把党的新闻事业看成个人之间的庸俗吹捧，那可实在不合适呵！如果你的一建公司也高速度盖成临江大厦，我准去采访欧阳。”说着，扭转身子，那对闪亮的眸子，紧盯着刘钊，“喂，老朋友，得到你想得到的东西了么？”
不知为什么，她从来不把她爹早年的得意秘书看作高一辈的人，总是“老朋友，老朋友”地叫。而刘钊对于她，永远微笑着，好像能够特别容忍谦让地顺着她。韩潮知道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刘钊，只有吕莎能治他。而这段历史自然要回溯到很久以前。
韩潮打断他们的谈话：“刘钊，刘钊，说实在话，房子的质量和你讲了半天的TQC，根本对不上号！”
“质量是差些，我不否认，可我想，应该满足！”
“你说的什么话？”韩潮有些不高兴，他是个不太喜欢当面被反驳的人，“要我来验收的话，决不会让你蒙混过关、签字了事。”
“饥不择食。老韩，临江二十年净搞阶级斗争，不盖房子，欠债太多。哪怕质量再不合格，大家也能将就。”
“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说的话么？”韩潮把脸板起来。
丁晓连忙打圆场：“是这样啰，多年来，二建净搞些修修补补的活，哪里盖过正经房子？顶替接班，老工人退得差不多了；一帮小青年，乌合之众，毫无技术，再加上吊儿郎当散漫些，确实难以要求。不过，不要紧，可以补救，现在还来得及。”然后，他煞有介事地对在场的施工负责人说，“你们把韩书记的意见记下来，组织力量突击一下，该修缮的，该返工的，抓紧在住户搬进来以前，一一落实。”
刘钊当然明白丁晓其实是虚晃一招：话说得冠冕堂皇，但未必真的去做；即使有所动作，也不过走走过场而已。可是，刘钊决不会干那种欺上瞒下的勾当，他冲着韩潮那张满面乌云的脸，直言不讳地申辩：“应该达到的标准，和能够做到的水平，有时并不吻合，但只要尽了最大的力量，也就不宜多挑剔，多责备。谁一开始学步，不歪歪扭扭呢？老韩，我希望你接着看下去，也许越往后盖的房子，能让你挑出毛病来的地方越要少些！”
韩潮白了他一眼，只有他做得出来，先给领导看最差、最薄弱的地方，这个犟骨头！不过，今天我偏不给他叫好！
“请！”刘钊头前带路。
“你能行吗？”丁晓关切地问韩潮。
“现在我肚皮还没有气炸，走得动！”市委书记气冲冲地说。确实，如今火柴盒式的建筑，显得那样单薄、小气、将就和马虎，使得当年大手大脚大气魄盖房子的韩潮怎么也看不顺眼。
刘钊听到第一副市长在身后跟吕莎开玩笑：“今天的新闻怕不好写吧？”
“记者首先相信自己的眼睛！”
“莎莎——”是韩潮的声音。不言而喻，表明了不希望她介入的意思。
但是，被父母以及公婆宠惯坏了的吕莎，才不在乎：“丁叔，我认为当前主要不在房屋的质量，只要有一大片新房子平地而起，就能振奋人心。”
“质量和数量都要顾到才好！”丁晓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我早料到的——”韩潮叹了口气，“光图快的结果，就是质量不能保证，现在果然应了。大包干使得工人的眼睛光盯住了人民币！”
“韩潮同志——”刘钊实在忍不住了，“你这样评价二建，实在太不公平啦！他们是真正卖了力气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带头义务献工，根本不计报酬。”
“不管怎样，我需要高质量的房子！”
“爸爸，算了，对等了三十年的临江市老百姓来说，他们需要的不是宫殿。一个饿得快要断气的人，一块窝头，要比一桌且做不出来的鱼翅海参席更管用！”
她显得很激动，胸脯一起一伏，眼睛里似乎闪烁着火花，更亮晶晶的了。
十
韩潮怔在那里，望望吕莎，又瞅瞅刘钊，不知为什么，从心底里感到一股隐忧。
命运总是喜欢作弄人的。你希望得到的东西，常常扑空；而你不想得到、或者害怕得到的东西，它倒往往使你躲闪不迭，非碰上不可。看，刘钊和吕莎现在不是又常常在一起了么？
难道果真会死灰复燃吗？
十一
三十年代，韩潮作为一个小半拉子[2]，受雇于这个工头，那个东家，开始给泥水匠当小工了。
那时他才十多岁，就饱尝到生活的酸辛。
拌灰一年，递砖一年，拿上砖刀和泥抹子又是好几个春秋。那漫长的、带有屈辱性质的学徒生活可真是难熬啊。甚至他的师傅，那个绝顶聪明的匠人，也常常伸出长着六指的手，狠狠地揍他、折磨他。所以现在，他对在室内做收尾工程的年轻人那稀松的活路，那懒散的神态，那公子哥儿式的穿戴，那细皮嫩肉的长相，怎么也看不惯，心里想：“哪像个干活人哪！”
但是，接着看过几幢楼以后，施工质量的确有所改善，也许丁晓他们并不觉察，可老工长的眼睛和戥子一样准确，应该承认工人们的技术在长进着。“妈的，这个刘钊……”
刘钊像是把话都说完了似的，现在倒沉默起来。但是，那眼角里的话，韩潮能够感觉出来：“请看吧！请多提宝贵意见吧！我说过的，只要继续视察下去，能让你挑出的毛病会越来越少的。”
“是吗？我不会让你这狂妄的大个子自在的！”韩潮在心里回答。接着，他给在场的干部、工人，毫不客气地指出许多不合格的地方。什么蜂窝麻面啦！砌磨不平啦！变形走样啦！泄漏破损啦！统统都是行话，谁想不服气也不行。
“我们韩书记可是个真正的行家！”丁晓给那些听了直吐舌头的工人们介绍。
韩潮脸上的不悦之色，稍稍减少了些：“别看我好几十年不干老本行了，手艺丢生了，可我要捡起来，也决干不出让内行看笑话的活。我师傅讲过——如今像六指师傅那样的高手，打着灯笼也难寻——他说，‘房子的寿命比人长，好房子能住三五代人，你一时马虎，糊弄了事，日后哪怕进了棺材，也挡不住人家住户骂街’……”他以那种匠人的自诩心理说，“你们知道花园街五号吗？”
丁晓可以称做溜缝专家：“那是我们老书记五十年前的杰作，如今再盖不出那样漂亮，那样气派的好房子啦！”他把大拇指跷起，似乎是从心眼里流泻出的赞美声。
大概每个人都对自己的作品有一种自我欣赏，乃至自我崇拜的心情，这也许是大家所谈论的异化现象吧！因而，像有些作家想方设法吹嘘自己的作品那样，韩潮总爱提花园街五号，也就不足为怪了。
快半个世纪了，那幢俄罗斯风格的建筑物，还像它刚落成时那样结实，那样壮观。虽然风风雨雨，战祸频仍，不但毫无残缺破损之处，细细看去，连一点剥蚀的地方都找不到。
还在“文化革命”初期，“革命派”们硬是推断原市委书记吕况有一部和海外联系的电台，而且说电台就藏在花园街五号的某个角落里。起来造反的大宝言之凿凿地声称：“肯定会有的，应该有的！”
当时，韩潮恨不能把混账逆子毙了。可是关押在牛棚里的他，除了咬牙切齿，别无他法。别人偷偷告诉他，韩学青的推理法是：地下党等于叛徒，当叛徒必定要和台湾联系，既然联系就一定有部电台。而吕莎的妈妈，恰恰曾经是地下斗争时期的一个优秀的，忠贞的电台报务员……
看起来，大宝的精神分裂症从文革初期就发病了。
现在回想那个良知被愚昧遮掩、理智遭迷信禁锢而疑神见鬼的年代，岂止大宝一个人精神错乱？歇斯底里病到处蔓延着。最后，吕况竟被不亚于法西斯的酷刑折腾得相信自己每周一次向台湾发报，并且虔诚地早晚两次低着头在哀号着——
“毛主席啊，我有罪啊！”
“毛主席啊，我把大陆的建设成就，一五一十全泄露出去啦！我罪该万死啊……”
但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把花园街五号搜查遍了，也不知秘密电台藏在哪里。最后，决定撬开地板。他们费尽心机，怎么也拆卸不开似乎浑然一体的硬木嵌花地板。当时听到这一消息的死囚韩潮，对同牢同案犯刘钊——都是被挖出来的“叛徒党”成员——不无骄傲地说：“花园街五号算得上是件艺术品！说实在的，有些粗制滥造的作家，人还活着，作品就先死了。而我六指师傅早跳江喂鱼了，可他盖的房子却永远结结实实，经得起敲打！”
只要提起当年——所有上了年岁的人都爱回忆过去——韩潮的话就多了：“……那时候谈不上什么劳保、福利、奖金，根本不给你宿舍、食堂、浴池和灯光球场，可活路干得漂亮。那时不是讲觉悟，而是讲名声。俗话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层皮，手艺人特别讲究名声。让同行挑出毛病来，那就丢大人啦！现在大家彼此彼此，齐不齐，一把泥，能对付过去就成。甭说人的手艺不如从前，就连这红砖也比不上早先，好像是豆腐渣捏出来的，你看——”他捡起一块砖，用那仍旧像匠人似的大手，使劲一掰，碎成几块，“咱们临江市的砖头倒像桃酥，可桃酥呢？比砖头还硬，能砍死狗！”
大家哈哈大笑。
只有一个人不笑。不但不笑，而且明显地流露出不满的神色，那就是他的儿媳吕莎。她丝毫不觉得这说过多次的砖头桃酥的警句，从她公公嘴里讲出来有什么好处，难道你第一书记不承担任何责任么？
韩潮知道她不爱听。大概还有那个刘钊，他站在人圈外边，瞪着天花板发愣，肯定也是听不进去。但是，韩潮赌气似的在心里嘟囔：“你们不爱听，我偏讲，越讨厌，我越使劲讲！”
也许这就是老年人的固执，一种可怕的固执。而且明明知道自己毫无必要固执下去，还偏偏坚持着。
韩潮已经六十有六，可谓晚秋季节矣。还要求他做到明智豁达，不那么容易了。
十二
刘钊望着天花板，一言不发。
那上面正趴着一只蜘蛛，敢情最早的房客已经搬进来了，正在垂挂的灯绳和天花板的夹角间，营造它小小的不甚工整的蛛网。看来小生物也自有它的聪明，不像市委书记那样一个劲地讲求质量。“是的，老头子存心在找别扭，什么时候气消了，别扭也就不存在了！”
韩潮就是这种不肯人云亦云的性格。
从一九四五年和韩潮打交道起，刘钊就被他那毫不矫饰的直爽性格吸引住了。
那时候，刘钊才十五六岁，是警察局长刘大巴掌的少爷，是穿着立领制服的国高学生。直到今天，刘钊已是五十出头、饱经忧患的过来人，始终敬重着他，挚爱着他。韩潮在刘钊心里，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这倒不是因为自己处于逆境时，韩潮不但支持过他，甚至还冒风险庇护过他。也不是因为韩潮曾经是地下党活动时期的领导人，现在的上级，才产生亲切的感情。
刘钊自从那年冬天——一个在记忆里最温馨的暖冬——在冰封的江面上，头一次见到满腮短硬胡茬的韩潮，就很快喜欢上他。从那以后，经历了如火如荼的岁月，急风暴雨的生涯。尤其是当刘钊一蹶不振，在坎坷崎岖的道路上挣扎时，韩潮，这个不曾抛弃朋友的布尔什维克，始终像兄长似的关怀着他。
有的人根据需要来结识朋友，通过价值规律来调整友情的浓淡亲疏，现实主义使得他们趋利避害，近则如胶似漆，远则狗彘不如。但刘钊和韩潮、吴纬的友谊，既有罗曼谛克的色彩，还有上古遗风；不但有战友的忠贞，还有亲人间的骨肉情深。所以，他们的情谊一直维系了四十年，始终是那样心贴着心。
韩潮还在批评、指摘、挑不是……
“难道人一上岁数，嘴就碎了么？过去，他可是不喜欢讲废话的。”刘钊看了看表，心里琢磨，“该让老头子结束这即兴讲话了。那个奥立维·康德拉季耶夫肯定已经看完了花园街五号他祖父的旧居，此刻该滚蛋了。”
他招呼了一声：“莎莎！”
吕莎随他走进隔壁的空房间：“什么事？”
看她脸色不顺，连语调都冷冰冰的：“你怎么啦？莎莎，刚才还好好的，谁惹你了？”
“你！”她是个说翻脸，立时三刻就和你不共戴天的主。
“我可不曾招你——”对那双既漂亮、又厉害的眼睛，刘钊习惯性地退让。
她逼过来：“你干吗让我爸在这儿大讲特讲那些无聊的东西？又是他当年如何如何盖房、当小工那一套；大家早都听腻了，耳朵都起茧子了，只不过他是市委书记，才不好意思抬屁股一走了之。我不晓得你为什么一定要让他出丑丢人？！”
“莎莎，莎莎！我请你来，就是求你想个办法，别让老爷子再讲下去了——”
“你请得了神，送不了神，对不起，我不管！”
“莎莎，看在老朋友的面上，帮帮忙吧！我有我的苦衷嘛！……”
本来甩手不管、抬腿就走的吕莎，听了这话，站住脚，打量着刘钊。也许正因为是他，她才不愿使他下不来台吧！所以跨出门槛以后，又回转身来，凝眸注视着他。唉！女人的感情变化，真是瞬息万变哪！
临江刚刚解放，他就成了她老爹最欣赏、最器重，也是最得力的秘书。那时都过供给制生活，别看物质的东西不多，但精神世界倒相当丰富，人与人关系那份亲密、融洽，革命大家庭的气氛特别浓厚。先担任军管会主任，后担任市委书记的吕况，把他看作自己家人一样，半点也不见外。所以，那时还是个小姑娘的吕莎，和他十分亲近。
解放后把院墙又加高的花园街五号，实际上是与世隔绝的桃花源。吕莎被关在里边，是很寂寞的。除了韩叔、吴姨偶尔带他们托付屯子里乡亲养大的儿子、也就是现在住精神病院的大宝来串串门以外，没有别的小朋友或是同学来同她玩。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她只有一个朋友，那就是比她大十二岁的刘钊。
慢慢地，吕莎出落成一个俊俏早慧的少女，风姿绰约，聪明过人。刘钊禁不住赞美：“你莫不是童话里的丑小鸭吧？”
生活的河流若是任其自然地直泻而去，也许就不会出现那么多波澜。如果做父母的要是明白，烙在女儿心上的影子，不是可以强行拭掉的话，那么，怕也不会产生以后的悲剧了。
——我们这一代人，办了多少自以为聪明的傻事呵！
后来，刘钊调到省城工作去了。在那里，他和歌舞团唱花腔女高音的罗缦匆匆地认识，匆匆地结婚。他自然不知道有另外一个姑娘，在枕头上悄悄地流过许多眼泪。所以，任何不幸的安排，必定是害了别人，最后苦了自己。
“我决不是预言，老朋友，你不会在那位美丽的歌唱演员的心灵里，寻找到幸福的。我只见过她一面，谈不上深知，可我却很相信我的直觉。”
“莎莎，也许我该爱的是另外一个人，但现在，错错错，莫莫莫，一切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他记得，而她更记得，那一次交谈也像现在这样：一个站在门外，一个站在门内。门是大开着的，彼此面对面站着，只有一步之遥，谁有勇气抬抬脚，就能够站在一起。可是，开着的门，总还是门，即使是概念的门，也会把两人死死地隔开来。
结果，相隔多年后的现在，门外站着的那一个，成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妻子；而门内这一个呢？早就被妻子抛弃，至今还在过着单身汉的生活。
“去吧！莎莎，你去提醒他一句，他不会怪罪你的。”刘钊劝说着，“再说，你也并不赞成老爷子讲嘛！确实，如今大家的心情都是希望讲得少一点，而做得多一点！”
“不！”说变就变的吕莎站在门外不动，“我可以去，但我不去！”
“为什么？”
“让他讲吧！”吕莎转过身去，望着那边人群围着的韩潮，似乎是自言自语地，“难道你看不出来，演讲的机会对他来说，已经为时不多了！”
“他决定退了么？”
“不是他决定，而是大势所趋。”
“谁接？”
“哦！天哪！”吕莎仍旧背冲着刘钊，“你怎么会感觉不到？丁晓最近以来是如何的积极，如何的活跃，又是如何的笼络人心，争取上上下下的选票，忙得连太极拳都不打了。老朋友，你大概是太专心当你的不管部长了！”
听到吕莎特别强调“不管”两个字的那种声调，刘钊笑了：“依我看，党不会把一条泥鳅送进花园街五号的。”
她转过脸来，两眼射出令人凛然的寒光，似乎看透了一切似的，从嘴里迸出几个字来：
“你呀！实在太天真了！”
十三
奥立维先生是在几大洲做过生意的大商人，自然能估量出从轿车里出来的韩潮是个什么身分。他在草坪上，有礼貌地笑着，似乎表示出一种歉意：“真对不住，闯进了你的院子，打扰了你，请原谅！”
这一点，韩潮注意到了，朝他点了一下头，算是招呼，然后，快步登上石阶，朝屋里走去。
也许因为那个外国人，长得实在太像建造花园街五号的康德拉季耶夫，以致韩潮推门走进屋里，踩在过道大厅那虽已陈旧、但还完整的俄国地毯上时，似乎觉得回到了五十年前。
真奇怪——韩潮边走边想：为什么他那样像他祖父老康德拉季耶夫，而一点也不像他的父亲，那个最后把亲老子算计了的臭虫贝希科夫·康德拉季耶夫呢？
早已淡忘的那最后成为仇敌的父子俩，好像正从左右楼厅顺着白大理石楼梯走下来。一个高大魁伟，一个矮小委琐；一个保养得很好，富态而有气派，像真正的伯爵；一个弯腰驼背，细瘦枯干，那骨碌碌转个不停的贼眼和歪肩缩颈的模样，简直是地道的奴才。但是，他们都冲他这个当时名叫柱儿的小工，伸出了毛茸茸的大手，似乎在发号施令。
他不觉吃了一惊，等定下神来，才知道自己刚才只不过是一阵恍惚。原来是吴纬拿着鸡毛掸子，拂拭着楼梯，慢慢地走下来。
吴纬笑着说：“你回来得真快。”
“你不是去温泉镇了吗？”
“我给他们去了个电话，问了问情况，既然最近一直没犯病，那么——”
老头子火了：“看来，这场骗局里还有你？”
“什么骗局？”
“把一个外国人引到这院子里来。”
“刘钊跟我说过一句。”
“你们不觉得太过分了吗？刘钊这个混蛋、卖国贼，简直岂有此理！用这种把戏耍弄我。真是给个梯子就上脸。还有你，你包庇他，护着他，你也逃不脱。”
“吼完了没有？”
韩潮又要发作，吴纬扭身上楼。
“站住——”
“你火头上，我不跟你讲！”
韩潮虽然很恼火，可他懂得他老伴的脾气，这个主管创作和刊物的文联副主席，决不会因为他是市委书记而让步的。她也许有点婆婆妈妈，有点儿女情长，但在工作上，她要认准了怎么干，却是轻易不动摇的。他压住了火，抱怨地说：“干吗串通起来对付我？”
“有什么办法？你死活不同意，只好请你回避一下。奥立维先生千里迢迢从澳大利亚到临江来，就是为了看看他童年时代的花园街五号，我们从人情考虑，也没有理由拒绝。”
“算了！你不要替刘钊辩护，他像公共汽车上的扒手一样，眼睛盯着的是人家的口袋！”
她被他的话气笑了。
“你还笑？！刘钊这小子未免太下作，他的实用主义哲学让人可怕！”他看到吴纬直是摇头，便说：“你是当然不会同意的。”他知道，刘钊十五六岁的时候，是她吴纬，当时地下党学校支部的负责人，把这个寻找革命的伪警察局长的儿子介绍入党的。从那以后，无论刘钊倒霉到何等地步，她像姐姐似的关心着他。
“不错，刘钊是在打他的主意，因为他是一个财团的投资经理。”
“我真害怕，要像你们这样搞下去，会不会被外国人的钱迷得连姓什么都忘了？咱们姓马，马克思的马；咱们还姓共，共产党的共，别把老祖宗给丢了！”
“所有主张闭关锁国的人，都爱把老祖宗抬出来，大清慈禧就是一个。你是三中全会以后才担任市委书记的，讲这样的话，泼这样的冷水，合适吗？”
他又高声嚷了起来：“凡事都要有个分寸，我反对刘钊这样不择手段。”
“谢天谢地，人家走啦！”
从窗户望出去，奥立维和陪同他的几个人走了。也许因为这座在他梦里经常出现的童年时代的宫殿，还是那样光彩夺目的缘故，所以，尽管走远了，还频频回头，恋恋不舍地瞧上几眼。
可是市委书记仍旧不依不饶：“你们根本不为我着想，弄个外国人，还是白俄的后代进到院里，考虑到影响没有？临江放个屁，省里马上就知道；老板咳嗽一声，这里就会有人感冒。现在正有人把眼睛瞪得圆圆的，盯着花园街五号咧！”
“脚正不怕鞋歪——”
“你们不该递给人家话柄，正愁轰你找不到茬口呢！”
“我不稀罕花园街五号。说心里话，至今我还留恋住了多少年的那四合院。那时候，没有这么多挠头的事！”
“唉！”韩潮靠在光滑阴凉的楼梯扶手上叹气，“怎么也跟你讲不通啊！要仅仅是我个人退下来的问题，那就简单了……”
“老韩——”她估计他气消了，试探地问，“其实，你出面接待一次也不至于——”
他一时未能意识过来：“什么接待？”
“请奥立维先生到我们家做客——”
韩潮差点没一口气憋死过去：“岂有此理，这准是刘钊的馊主意！……”他一边说，一边抚摩着胸口，好让一口气舒散出来。
“刘钊有个很不赖的点子，想把咱们的矿泉水弄到世界饮料市场上去。”
“天哪！他还有完没完？我求求你，跟他讲清这个道理，现在对他来讲，最好的工作，就是不工作；最大的积极性，应该表现在没有积极性上，你明白吗？”
“你放心，他那个火车头，决不会按照别人的时刻表运行的。”
韩潮突然想起晨光公园从河南博爱县移植来的翠竹。那一丛丛、一簇簇似乎脆弱的植物，一旦适应了临江的气候，那地下的笋尖便以不可遏制的力量展伸开来，甚至穿过五号院围墙基石，一直钻到院子里的草坪周围，居然也郁郁葱葱长成一片竹林。微风吹过，发出簌簌沙沙的声响。
韩潮由翠竹而产生一种预感：也许会有那么一天，这个真像火车头冲过来的结实家伙，并不需要谁的帮助，成为花园街五号的新的主人。
难道历史真的是环行路么？
十四
一个人能够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是很不容易的。
吕莎终于发现自己是一块天生的记者材料，她从来不曾像在新闻天地里干得那样得心应手。此刻，喧嚣杂乱的编辑部里，踢踢踏踏的脚步声，转动不灵的电风扇声，录音机放出的首长讲话“呃呃”声，通讯员点头哈腰的讨好声，“叮铃叮铃”，永远响个不停的电话声……简直如同闹市一样。在这令人心烦的一片噪音中间，吕莎居然能够无动于衷地，以海明威的写作方式，站在摆放资料的小柜前，赶写一篇沿江新村的报道。她从滚滚江水谈起，描绘它奔流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见到岸边像雨后春笋似的冒出来如此众多的楼群。
“你真行，莎莎，能在乱糟糟的环境里写东西！”别人是诚心诚意地佩服。
“我只要摊开稿纸，周围的一切就都不存在了！”
她就题发挥，又在建设速度上做了点文章：拢总不到一年工夫，在临江建设史上至少是个奇迹。她认为刘钊的话有点道理，“尽量讲得少一点，而做得多一点。”但如果讲的不是空话，而是讲我们做出的成绩，那大家还是喜欢听的。现在需要振奋人心的东西，需要能把劲头鼓起来的东西，诺言付诸实施，希望不再渺茫，这对那些疲疲沓沓的人有用，对信心不足的人有用，对正在干、正在冲的人则更有用。
可是总编看过以后，不说行，也不说不行。他抬起脸，但眼皮还耷拉着，也许是吕莎的衣着太花哨了一点，有些耀眼的缘故。他说——像他写的社论一样，绕来绕去，半天谈不到正题上来：“假如……或者……也许……那么，还是请市委书记定吧！今天他去视察的嘛！你说呢？莎莎，免得我们掌握不准领导意图犯错误，是不是？”
她估计他必然这样说，要不，就太奇怪了。等总编踱出编辑部，她说——只有她敢说，而且是挖苦的言语：“树上的知了，一个劲地叫：知了，知了。其实啊，它既不知道下面的情况，也不了解上头的精神。要说知了，就是知道千万别犯错误。如果一个人这样生活在世界上，还不如把自己泡在福尔马林药水瓶里保险呢！”要不是有电话找她，她还要大发宏论的，横竖她也不怕别人汇报。正如她超速行驶被交通警默许一样。总编即使听到爱多嘴多舌的人把她的话捎过来，顶多也是一笑：“莎莎的直率性格，韩潮同志、丁晓同志都亲口向我打过招呼的。说话尖刻一点，并没有背离四项基本原则嘛……”他自然不愿深究，好多事情还得靠她转上去哩。久而久之，好打小报告的人也失去了告密的兴趣。
她拿起电话：“谁？”
吕莎不论走到哪里，不出十分钟，准有电话跟踪而来找她的。她交游的面实在太广：水上运动俱乐部的那些小姐妹、友谊商店的服务员、春元楼的餐厅经理、电台的录音技师、服装公司的裁剪名手、管理内部影片的某主任、文联的年轻作家和编辑，以及那个混血儿、人称临江一枝花的欧阳慧，还有那些想巴结、攀附这位金枝玉叶的各色人等，都是在电话里会面的常客，叽叽喳喳一谈半天。
只有一个人，从来不给她打电话，那就是她的老朋友刘钊，她奇怪过：“怎么回事？”
“二十多年，连电话都没摸过，已经不习惯了！”不过，他又说，“我将来会适应的，一定！”但是，直到今天，吕莎仍旧不曾接到过他的电话。而且那件洗白了、洗薄了的旧衬衫，也总舍不得扔掉。也许这件衣服给她的印象特别深，无论在什么场合，只要这件衣服在她眼前一晃，她马上就能找到他。
哦！往事啊！辛酸而又甘甜的往事，最能勾起心头的涟漪了……
她拿起电话，好一会儿都听不到对方的声音，于是又“喂”了一声。谢天谢地——听筒里终于传来清理嗓子的响声。可对方并无讲话的意思。她急了，便出口不逊地骂过去：“哪个混账？”
立刻，听到了嘶哑而又低沉的回答：“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请你打开语录第……”
天哪！是大宝！吕莎拿着电话的手，禁不住地哆嗦起来。
精神病院简直混蛋透顶，吕莎在心里咒骂着。因为韩潮下过死命令，决不能让韩大宝接近电话、麦克风、高音喇叭这类东西，甚至连电台的广播也不能使他听到。所以专门花钱给他的病房装上了隔音纤维板，造成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不知他们怎么护理的？竟让他跑出病房打起电话来了。
大宝继续在电话里滔滔不绝地讲：“我不知道你和你老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限了没有？吕莎同志，现在我还叫你同志，是希望你回到革命路线上来，我们不会抛弃你，革命朝你拉开了门闩。我们不管走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叫一声同志，唱一声神仙皇帝，我们就是一个阵营。深山出太阳，铜壶煮三江嘛！咱们要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而且溶化在血液中。吕莎同志，我强烈要求你站起来造反，放下你的架子，有什么可骄傲的呢？现在是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年代，是痞子走上历史舞台的年代。什么金枝玉叶，侯门似海，王谢堂前燕，统统踩在你看不起的痞子，譬如我的脚下，哈哈哈哈，你想不到吧？哈哈哈哈……”
吕莎粗鲁地打断他：“你听我问你！你是在温泉镇给我打电话吗？”
“不，我现在已经冒着生命危险，为了誓死保卫中央文革，来到了临江市资产阶级司令部最深、最黑的巢穴。”
“什么？你在家里？”
“不要说家，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的是国家、大家，不要小家。我这次来，就是要向临江市五十万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也就是四十七万五千革命群众，传达我这次去北京在红三司听到的蒯司令一次讲话，关于炮打司令部，第一张大字报——干吗？干吗？滚开！你不是我妈！我决裂了，我属于革命，我是小将！你是个走资派的老婆！居然胆敢掐我？要文斗不要武斗，坏人打好人是反动，黑云压城城欲摧，放开我，啊……”紧接着，吕莎听到婆婆那十分抱歉、而又尽量哄着她的声音：“莎莎吗？我是妈妈，刚才我没看住，大宝跟你捣乱了。他最近在病院表现挺好的，可能回家的路上受了什么声音刺激，有点不肯安静，陪来的医生说他没事，正在给他打针。你怎么还不回家？莎莎，我告诉你，丁叔送来一条特大个的鳜鱼，足有四斤多重。阿姨说你最爱吃奶油鳜鱼，她给你做西餐呢！莎莎，莎莎，你听见了吗？”
“妈妈，没有别的事了吧？”
“莎莎，你回家吧！你可一定要回家来啊！”
听到吴纬几乎是央告的声音，她心软了：“好的，妈妈，我这就走！”
编辑部的同人们，好像还是头一回觉察到，敢情天之骄子吕莎，也有一颗异常沉重的心。看来，在纷扰的尘世间，绝对的幸运儿是不存在的。
十五
从温泉镇精神病院来到花园街五号，传达红三司蒯司令讲话的“革命家”，在氯丙嗪、苯巴比妥、电刺激棒，和“中央文革关于打砸抢抄抓的通令”一齐作用下，在地下室里原来伯爵打台球的绿呢大桌上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在临睡前矇矇眬眬的状态中，他向那个自称是“戚本禹派来的联络员”说：“我睡觉也得是革命的，把我的头转向旗手居住的地方。”
那个来自医院里的杂工、一个刚上班不久的待业青年，努力忍住笑，一本正经地说：“学青同志，你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他已经口齿不清了：“我向你致以文化大革……敬……我们要关心……关……国……”
等到吕莎来到地下室的时候，他已经睡得死死的了。她看到他那军便服上依然戴着纪念章、衣袖上套着红箍、胸前口袋里揣着语录本的模样，好像一下子又回到那痛心疾首的日子里了。但是，他那张善良的、有点怯懦的、始终祛除不掉的屯里人味道的脸，又使得她想起了他们天真烂漫的童年。那是她唯一可以作弄、嘲笑，而不反抗的小伙伴。于是，她走了过去，把那纪念章、红箍统统扯下来。“你们干吗还要把他弄得这样不伦不类的？”她忿忿地责问着。
那个医院杂工阻拦她：“不行，你别动他的命根子，他会为捍卫红色政权，跟你拼命的。”
陪送来的主治医生自然知道她是什么人物，便把杂工拉到一边：“没关系，即使他二十四个小时以后醒来，至少一个星期之内，连演讲的力气都没有了。”
于是，花园街五号又回到宁静、恬淡、平和、安详的生活轨道上来。她摇摇头，离开了大宝，回到楼上。正好韩潮在花房里摆弄君子兰，吕莎便把稿子塞给他：“爸，总编要你点头，他是个树叶掉下来都怕打破头的主！”
“给我把眼镜拿来！你呀，莎莎，干吗给刘钊帮倒忙呢？”
“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我的任务就是要为改革呐喊！在我们临江，阻碍四化得理、力图改革受罪的颠倒局面该颠倒过来啦！爸爸……”她把眼镜放在他面前，转身走了。
“唉！你知道什么哟？”他叹了口气，也不忍再深说什么，那紧锁的眉头，表明她心头的沉重，谁知她是因为大宝呢？还是其他什么？他琢磨不透，摇摇头，拿起稿子阅读。
吕莎的文章，当然是才气横溢的了，让韩潮惊讶的，却是她在字里行间透出来的她的思考。她写道：“生活的辩证法就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人一定能胜过前人。”啊！鬼东西！她竟运用一浪更比一浪高的道理来劝喻我咧……韩潮似乎呃上一股酸水，因为他又想起那个让他头疼的刘钊。
市委书记干了一辈子革命，接触过许多许多的人，自然有他自己衡量每个人价值的天平，谁重谁轻，他都能量得八九不离十。独有刘钊，不论你放上多重的砝码，似乎他总还有潜力。一个没有底的人，是会让某些人望而生畏的。
也许正因为如此，有些人才不赞成“放虎归山”的吧？
是的，刘钊是他一手拉拔起来的，这一点无可置疑。对此，有些流言蜚语，飘进韩潮的耳朵里；有的甚至把他俩看作一伙。可悲啊！十年浩劫把正常与不正常弄颠倒了，以致革命的友谊、密切的同志关系，反倒成了那些最爱搞帮帮伙伙的人竭力攻讦的目标，不过，腆着将军肚的韩潮并不在乎。
他们先是不给落实政策。为此，韩潮专程去了趟省城，登门拜访许杰。许老板正在大案上画松竹梅岁寒三友；他的夫人罗缦在一边听录音，好像放的是世界十大著名女高音的唱段，一听他们谈到这样一个自己特别熟悉的名字，便站起身来姗姗走了出去。
老板画兴正浓：“我怎么会是阻力呢？笑话！对他受了多年的委屈，我一直是同情的。”
“那好，既然有你这句话，我可以找省委了！”说罢，韩潮告辞。那时，他刚接任市委书记，千头万绪，实在不能陪老板谈谈齐白石、黄宾虹，何况他也不懂。
送客到门口，许杰说：“考虑到罗缦，还是在临江给他安排工作吧！”按政策，刘钊应该回到省城工作才是。
“我就是来组织部要刘钊的，现在是需要有用之才的年头了！”他请许杰回屋，“老市长，快画去吧，好容易调好色。”
“好好，再见！哎，回去催一下丁晓，他说的那幅郑板桥的竹子，我希望尽快看到。”
韩潮行色匆匆，乘夜车赶回临江，把丁晓从被窝里拖了出来，讨论给刘钊安排工作的事情。
“唉，老韩，你已经是市委书记了，用不着再拿公安局长办案子的精神工作。又不是强奸抢劫、无名尸体，值得深更半夜——哦，都一点半啦——来砸门破户，扰得四邻不安！”
韩潮看了看表，不觉哦了一声，实在太晚了。
他知道，丁晓实际上等于第二个老板。模样、派头、作风，都同许杰有某些近似之处。甚至善于珍摄、注重调养、陶冶性情、延年益寿等等养生之道方面，第一副市长也是亦步亦趋的。不过，老板画画，丁晓打太极拳，稍有不同而已。
把他俩连在一起想，韩潮不知为什么有点替刘钊担心，倘不趁热打铁，又不知他俩会生出什么点子？于是一屁股坐下来。“怎么办？别耽误你睡觉！”
丁晓虽然睡眼惺忪，呵欠连天，但头脑却相当清醒而又冷静。过去，他和刘钊都曾经给吕况当过秘书，但他只是坐在办公室里守着大印、盖盖戳子、管管文件的机要秘书。而刘钊，不但住进了花园街五号，还成了吕况的影子内阁，炙手可热的人物，更多地起着智囊的作用。这时，他的脑海里浮现出江胖子那副焦头烂额的形象，于是，便提出把刘钊安排到负债累累的拖拉机厂去。心想：“让刘钊套上这副枷锁，看他还能蹦多高？”
“不行！”韩潮连忙摆手，“他适宜在机关给领导同志当个左膀右臂，具体的实际工作，他缺乏经验，不一定能搞好。”
“好钢要使在刀刃上嘛！”
韩潮看谈不拢，便扯回到郑板桥的画上来：“你从哪儿搞到一件值钱古董，让老板知道了？”
“嗐，你该有数的。不就是给师范学院那个教授落实政策，摘掉多年的资产阶级右派帽子，才感动得他献出一批文物吗？”
“其实，教授一九五七年说的那几句话，真算不得什么，还不是因为收藏的书画得罪了谁？”
“那都是过去理不清、说不明的事了。不过，老教授献的文物，倒是给我们临江市博物馆增添了光彩。”
韩潮不由得叮嘱：“老板要看看，完全可以。但看完后，你一定负责归还博物馆。”
“你就甭操这么多心了！”
话说到这里，也就差不多了。于是，又回到原来的问题上，“那么，刘钊呢？”
“反正临拖，已经到了混不下去的程度，要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十个江胖子，也都会跳楼自杀了。你斟酌罢，我也再考虑考虑。你要还有兴趣聊，我干脆把老婆叫起来做早饭吃罢！”
可是，韩潮还来不及斟酌，刘钊倒自告奋勇抱着石头跳井，到拖拉机厂去了。“等着碰个头破血流吧！”韩潮预言着。
没过多久，韩潮开始感到刘钊的分量，他确实很有一点潜力。他们厂生产的手扶拖拉机，居然参加了全国农机展览，还捧了块银牌回来。
“你是不是走了什么门子？刘钊！”韩潮有点怀疑。
“当然！”他脸一点也不红地回答，“展览馆有我一个大学同学，我请他在全聚德吃了两回烤鸭。”
“混账！你太下作了！”市委书记蹦起来。
他很冷静：“这有什么值得你激动的？拖拉机的各项质量指标都达到了部颁标准，我有检验合格证书，一点不弄虚作假。至于同样水平的各厂产品，挑我而不挑他，那倒确实沾了熟人的光。可你知道，这好比重病人喝了一碗参汤，起死回生。现在产品有了销路，银行也肯贷款。再说，烤鸭是我自掏腰包，并没让公家报销，你跳个什么劲？本来血压就高，还挺沉不住气！”
“弄一个漂亮姐在电视里开你们的拖拉机，合适吗？”
“广告片，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要推销产品嘛！一个共产党员厂长，不能给国家挣钱、给工人谋利，算是脓包蛋。靠脓包蛋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
韩潮讨厌他的狂劲，就拿话堵他：“我听人反映，你和欧阳下过好几回馆子，从临江吃到省城，也是吃烤鸭吗？”
“不错，有这回事！欧阳的酒量真大，拿起茅台瓶子，一仰脖，咕嘟咕嘟，老韩，你都不是她的对手！”他笑了，“这个混血儿娘们，真有股浪劲！”
瞧他装出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韩潮又按捺不住了：“你听到什么反映了吗？人家说，你不但夺了江胖子的厂长，还要夺江胖子的老婆！”
“你相信？”
“我当然不信。”
“那你还当回事，莫名其妙！”他倒生气了。
“可你应该明白，你是个光棍汉，而她又是那样一个风流女人。”
“也许她有过一点想跟我睡觉的念头，不过我辞谢了。她说她决不会爱上我，但她认为我很够朋友，所以亲近亲近！”刘钊看出老头子的反感，故意说，“她懂得女人的价值！”
“真不要脸，这种人居然在一建公司那样的红旗单位当业务科长，我早晚要把她撤下来。”
“你撤不掉的，她可不是江胖子。”
“那你们下馆子是什么目的？”
“她请我客，是要我替江胖子擦干净屁股；我请她客，无非求她不要跟我捣乱，我总不能把拖拉机厂所有江胖子的人都赶出去。”
“完了，完了！我怀疑你还是不是原来的刘钊？”
“一个共产党员，和人、和狼、和鬼打交道的时候，都采取同一种手段，那是迂腐的。还有，如果事实证明已经钻进死胡同，此路不通，应该允许退出来，另找一条能到达目的地的路。书记同志，你不可能要求一个人每走一步，都合乎规范。毫无疑问，要力争走得正确，但连一点允许误差都不给，那不是唯物主义者。”
韩潮想到这里，心里未免有些沉甸甸的。因为手上的稿子，恰恰赞扬的是刘钊力破迂腐陈旧观点，不被世俗的庸人哲学所囿，而有逸出常规的勇气和敢于别闯一格的做法。虽然全篇稿子只字未提刘钊，可在临江，又有谁能不知道呢？
“那么，今天把我哄骗到工地上去，让外国佬来参观，也算是他刘钊的高明手法了？”
韩潮不禁想起了老康德拉季耶夫。
是啊，他自己也纳闷，怎么偏偏又想起那位白俄贵族，为什么？为什么？
十六
冥冥中，他仿佛回到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临江残冬里去了。也许儿时的印象，往往铭刻得最深。尽管自己已近晚年，一旦陷入往事的回忆里，童年时残留下的色彩，仍是那样鲜明。
他在记忆的幻境里慢慢地向前走去，似乎遥远的地方，谁在唤他的小名：“柱儿，柱儿！”
“我来啦！我来啦！”满街的冰溜子，韩潮走不快，毡靴里的靰鞡草也没楦好，跑快了直打滑。不过，他辨认出来了：这一带还是老城，老式的房子，老式的街道。好像此刻正是夜市最热闹的时候，他被夹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往前流动。那些老字号他是熟悉的，那些幌子他是认识的，甚至马路两边影影幢幢的嘎斯灯光里的摊贩，卖香果鲜货的、卖卤肉烧鸡的、镶牙拔牙的、算命看相的、卖耗子药的、西洋景里看大姑娘洗澡的、买一送一大减价吹洋鼓洋号的……这一切他也是挺亲切的。
天那么冷，嗖嗖的小风朝骨头缝里钻。大家缩着脖子、揣着手在马路上匆匆行走。穿棉袍的、穿老羊皮的、穿马褂的、穿小袄大裤裆朝鲜服的、穿大氅的，你挤我，我挤你，那热腾腾的羊汤、血肠、酸菜白肉、灌肠包的雾气弥漫着，谁也看不清谁的脸。
“柱儿，柱儿！”
“你在哪儿啊？伙计！”
“小兄弟，去八道街咋走？”
“快跑吧！警察抓国兵喽……”
于是，大家慌慌张张跑动起来了，过了黑魆魆的铁路地道，就是新市区了。街道，房屋，商号，铺面，俄国味越来越浓，老城那种酸菜汤味，泔水味，被白俄的廉价香水味、狐臭味代替了。
那年代，新市区是白俄麇集的天下。
“韩潮，韩潮！”还有人在远处叫喊。
叫他的人声音变了，好像是地下党的哪一个同志？他穿的不是毡疙瘩，而是从破烂市弄来的旧马靴，咯吱咯吱地在马路上走着。
夜色愈来愈重，这倒使他便于隐蔽，但是，满街都是白俄和他们的后代，他又觉得自己反而显得突出了。那时节，临江的白俄可真多啊！
那些在栅栏里面紧紧拥抱的情侣，那些喝得烂醉的酒鬼，那些拉着手风琴的流浪汉，那些在教堂里唱圣诗的善男信女，那些地下室餐厅里戴白帽的侍者，那些爱嗑瓜子的白俄娘儿们，那些卖笑的姑娘，那些舞厅里的洋琴鬼……哦！韩潮在记忆里越走越远了。
“你这个小兔崽子，王八羔子……”女人们在打情骂俏。
除了“兔”和“八”这两个字，稍稍带一点俄语“P”的卷舌音外，在临江住久了的白俄，都会用挺流利的中国话骂人。
韩潮顺着路灯照不到的阴影里走，那里的雪踩得不实，咯吱咯吱的马靴声，再加上噗哧噗哧的踩雪声，肯定会把刘大巴掌的侦缉队惊动的。
“韩潮，韩潮！”
“轻点，你这个混蛋——”
突然，一个香喷喷、涂着口红、画着黑眼圈的白俄“姑娘”拦住他：“哎，穿马靴的小伙子，忙什么？走，到我家去！”
“躲开我！”
“别走，我让你开开洋荤！”她纠缠着。
“滚——”
这时，他瞅见他六指师傅从小巷子里被人拳打脚踢地撵出来——又没钱逛窑子了。这个建造花园街五号的能工巧匠，已经成了被梅毒和吗啡折磨得不人不鬼的躯壳。
“师傅，你怎么又来八道街？”
这一条明晃晃照如白昼的巷子，有白俄妓院、土耳其浴室、日本窑子、按摩院、赌场、抽大烟和扎吗啡的小乐园，不论谁掉进这腐蚀心灵的染缸里，都注定了毁灭的命运。师傅抬起那张因梅毒升天而变得畸形的脸，终于认出了自己徒弟的那一对浑浊的眼珠，呆滞地盯着韩潮。
传过来远处的谈话声：“盯住那个穿大马靴的！”
“别让他跑了！”
韩潮必须马上离开：“师傅，我有急事——”
“你去吧！柱，而今你成人啦，好好干……”虽说他只不过比死人多口气，但在徒弟面前，他还是意识到自己的前辈身分，竟忘了刚才的狼狈相，居然一本正经地谆谆教导着。
他一直记得这位师傅，使他从破土动工挖第一锹土开始，直到今天和花园街五号结下了不解之缘。
也不知是梦？是幻觉？还是遐想？韩潮继续在这似乎真实、又似乎缥缈的境界里徜徉着，一会儿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一会儿是干活的小半拉子，然后又意识到自己是坐在花房里藤椅上闭目养神的市委书记。
好像有人给他讲过，或者，是在哪本书里看到过，倘若一个人总是爱回忆自己的过去，丧钟实际上已经开始敲响了。
是这样吗？“过甚其词！我还偏要回忆，偏要……”
他又回到记忆中的临江新市区的教堂街，那些戴着白帽、穿着黑袍的嬷嬷，那些虔诚地画着十字祷告的老毛子，那些伸着手讨钱的穷白俄，以及那些他至今也弄不懂属于哪些教派的圆顶、尖顶、方顶建筑的教堂，都在那残冬淡薄的阳光下醒来了。谁知道是俄国人的什么节日呢？教堂顶楼的钟声，此起彼落地响着。在他残留的印象里，从一进入雪花飘飘的初冬，直到来年开江化冻，什么受难节啊、复活节啊、降灵节啊、圣诞节啊，还有犹太教的逾越节啊，一个接着一个。那烤面包、煮肉汤、煎牛排的气味，那伏特加和俄斯克酒的气味，混合着月桂叶和洋葱头的气味，整个冬天都在街筒子里弥漫着。
在钟声里，在东正教洋葱头似的圆顶教堂拖长的阴影里，高大魁伟、但胡子已经斑白的康德拉季耶夫，一位真正的贵族（他祖辈都是沙皇宫廷的侍卫）、临江市的侨民领袖、在日本人经营的正金银行里存了许多黄金的富翁，又一次扮演了新郎的脚色。其实，他给身旁年轻貌美的新娘当教父倒更相宜些。他挽着这位罗曼诺夫王朝的后裔，一位虽然有高贵身分、但却没有财产的新娘，在围观人或嫉恨或羡慕的眼光下，在神父祝福的祷告声中，走出教堂庭院，登上马车，回到花园街五号。
这幢漂亮房子，就是伯爵为她卡德林娜建造的。至今，顶楼尖端的石块上，还有用花体俄文字母镌刻下的她的芳名和建造年代。不过，吕莎养的鸽子，屙了许多粪在上面，看不清楚了，虽然那曾经是显赫高贵的东西，现在谁还记得呢？
韩潮好像又一次被夹在人群里，跟随着那辆马车奔跑着。一路上，只见站在后座的伯爵前妻的儿子，叫做贝希科夫的臭虫，大把大把地往马路上撒铜板，叮叮当当地响着，滚着。满街的人蜂拥地推搡着、叫喊着、追逐着、捡着、抢着，形成一股喧腾的人流，使得上了年岁的新郎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
谁也不相信委琐的、丑陋的、人人憎恶的贝希科夫，会是仪表堂堂的伯爵康德拉季耶夫的儿子；而且更不能相信毫无作为、毫无出息，如同奴仆一样谦卑忠诚于老子的臭虫，会在他父亲结婚这一天，离开了花园街五号，一去不回。在这之前，他以不使年轻的新娘难堪为理由，先把老婆孩子送到上海去了。贝希科夫走后，曾给他老子拍来一份长长的电报，好像是说，请他原谅不能和他一起在沉船上淹死，也请他原谅在生存竞争中，所谓信义、公正、情谊、伦理，统统是作为一种装饰品而存在着的。原来，臭虫就是按照这个指导思想，压榨他老子开办的工厂里的工人，压榨修花园街五号的韩潮和那些师傅们。现在，他连他亲生老子也不放过，那些存在银行里的金银珠宝，早被他巧妙地、不露声色地转移走了。留给新婚伯爵的是一堆天文数字的废卢布和实在搬不走的财产。
于是，这位最富有的白俄，被他阴谋家儿子算计了，只剩下一个空架子。他给临江人留下的印象是：好像他逃出布尔什维克的俄国，来到异乡的土地上，就为了挥霍金钱，就为了娶王朝后裔，就为了盖花园街五号，就为了打台球，就为了最后被勒死在顶楼里，这样，他才功德圆满，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那个具有强烈色彩的场面，在韩潮脑海里涌了过来……
刘大巴掌，那个剽悍的、杀人不眨眼的胡子，伸出两只简直像蒲扇似的大手，掐住了伯爵的脖子，让能够讲点俄语的六指师傅把话翻译过去：“把黄的、白的拿出来，我饶你命！”
康德拉季耶夫尽管已是破落户，但决不承认自己不是富翁。那种贵族的尊严，有钱人的气派，甚至在被勒得透不出气、脸涨得像猪肝、眼珠凸出、嘴角滴血的时候，也决不相信自己早已没落衰微，早已不是爵爷。当刘大巴掌的手稍微松一松的那一瞬间，他还含含糊糊地呓语：“给我……拿法国……陈年白兰地来！”
可见，一个时代的终止，落在了硬是不正视新的现实、偏要抱残守缺的人的头上，是充满了悲剧性的。
贝希科夫，那个残暴阴险的吸血鬼，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吗？应该说，是他搞的家庭政变，把他老子提前送进了天国，而自己却得到了解脱，这种结果，也真是严酷无情啊！
在那样一个金钱世界里，两代人这样地交替，或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吧？
十七
“咕咕，咕咕……”
一群鸽子围着喂食的吕莎，有的盘旋低飞，有的在草坪上啄食，有的往她手上肩上落去，表示对她的亲热。也许今天由于他们到底把大宝又弄了回来，使她好容易才平静得近乎忘却他的存在、也把一个女人的天性，努力遏制到最小程度的生活，完全扰乱了，她显得异常烦躁。然而不知为什么，除了该死的躁乱以外，她感到还有一种无可名状的焦虑、隐忧的氛围在缠绕着。
小生灵们诧异地咕咕着，好像在说：“怎么啦？女主人，往日里你不是这样愁眉苦脸的呀？”
俗话讲：眼不见，心不烦。说不定还是因为大宝，一个大活人放在眼前，而且是她的丈夫，这不能不是她心灵上的负担，精神上的压力。她轻轻地推开差点弄乱了头发的鸽子，坐在草坪上遮阳伞下的藤椅里，心情沉重地思索着。
唉！干吗当初要嫁给大宝呢？这个永远使她责难着自己，也折磨着自己的懊悔烦恼，又开始在熬煎她的心。假如那时无法和刘钊如愿结合，索性把自己封闭起来，不谈恋爱，不嫁人，其实和后来的处境也并无什么区别。要不，坚决冲出家庭的樊笼，即使刘钊发配天涯海角，也随他而去，无非颠沛流离，度尽艰辛，受够羞辱。然而终于还是自己软弱，一步棋走错，全局皆输。否则，无论当初怎样的苦果，不出嫁也好，随他走也好，熬到今天，也该苦尽甘来。可现在，尽管在物质享受上，几乎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要什么，有什么。在工作上，得心应手，颐指气使，想干什么谁都得让路。在花园街五号，老两口由于种种原因（她明白也不只为了大宝），娇宠容让着自己。至于在同志、朋友间，更是人人捧着的凤凰。即使在女性这个范围里，虽然已非妙龄少女，但也决不比谁逊色。可是，种种圆满之外，偏偏没有爱的幸福。也许，得不到爱情的女人，和得不到雨露的花朵一样，那种干枯酸涩的痛苦，即使泡在蜜糖罐里，也是解脱不了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吕莎心里好容易刚刚淡薄了一点的苦味，现在像胆汁似的又泛了上来。她想到躺在地下室里、至今还生活在十年浩劫中的大宝，禁不住地要把心头的郁闷，哇地一口全吐出来。
难道仅仅是因为大宝么？她觉得（在这样家庭里长大的吕莎，有着一种天生的政治敏感），包括这次突然把大宝接回来，说不定是谁像下围棋似的在给你做眼呢？
一辆新伏尔加驶进了院子，短小精悍的丁晓急匆匆地走过来。大概他也是经常来的客人，那些飞翔的鸽子并不特别回避；倘若不是它们良好的识别能力，便是对于坐汽车的人一种友好感情了。用吕莎的玩笑话说，官场综合症是有很强的传染力的。
“莎莎！”他热烈而又亲切地招呼。
“哦，你来得正好！”她瞅了一眼腕上的金表，“丁叔，吃你送来的鳜鱼！”
“是吗？我真有口福。不过怕不行，我有急事，你爸呢？”
“在花房里看我刚写的一篇报道。”
“什么报道？”
“你忘了？丁叔，就是你说的给刘钊吹喇叭的文章！”
这个车轴汉子，很有风度地作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摊手姿势：“你呀！莎莎，让我说什么好啊！”
“怎么啦？”她一下揣测不透他是正话，还是反话？
“也没什么。”他又淡淡地，若无其事地问了一句，“好像大宝回来了？”
“嗯！”
“听病院讲，好像恢复得不错！”
“是这样吗？丁叔！”她也淡淡一笑，“医院保证，不好会出院回家吗？”
“好！那太好啦！大宝回来就好了！”说罢，匆匆走上台阶，朝楼里走去。
她把手里所有的高粱米，全撒了出去，站起来，抖抖衣裙，轰开纠缠的鸽子，也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凭她的直感，估计丁晓决不会无缘无故说那些不咸不淡的话的。
康德拉季耶夫营造的楼房，用大而无当四个字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华丽的大厅，虽然金碧辉煌，但一点用处都没有，实际等于是个过道。那大理石的楼梯倒是豪华漂亮，但占去许多面积。二楼除去宽阔的走廊，必要的生活设施外，只有两个硕大无朋的房间。现在，一间是老两口住，一间是她使用。而这两个房间，都通向那圆柱形全是落地窗围绕的特大花房。所以，丁晓和韩潮在谈些什么，吕莎在自己屋里也能听得清清楚楚。
大厅上面是谁也不去的顶楼，那里不但有伯爵未修成的圣坛，有刘大巴掌练枪法留下的累累枪眼，还有一连串阴森恐怖的回忆，所以索性封死了。大厅后面是韩潮的办公屋子和会客室，还是一式的旧俄家具，包括伯爵那幅油画，多少年一直挂在壁炉上面。至于厨房、餐厅、伯爵的台球房、卡德林娜的钢琴室，以及其他一切都在地下室里了。
她在她足足有五十平米的房间里踱步，倾听着他们的谈话。或许是他们这类家庭自然形成的生活习惯，对不曾特别指明可以参与的议论、交谈，一般都不表示兴趣，即使语音在耳边响如惊雷，也表现木然。但不知为什么，今天吕莎有些特殊，一个字也不想放过。而且不是为了猎奇，不是为了抢新闻，更不是为了写她的伟大作品。长期来，一种想搞搞文学创作的念头，一直在她脑海里盘桓，而且已经动手收集素材，草拟初稿。也许起初，她由于害怕自己的脑子空闲下来，害怕那种干枯酸涩的滋味来啮蚀她的心，所以要把自己每一分钟空闲都填得满满的。因此她得思考，得探索，得想问题，终究是攻读过政治经济学的人嘛！她自然努力寻求生活的答案。就这样，慢慢地，是这颗思考的心，成了她执意写作的原因。她已经决定了，等干腻了记者这一行，就到她婆婆主管的市文联去当专业作家，写她想写的那幢美丽的房子，以及围绕这幢房子所产生的形形色色的故事。爱情后面的悲剧——今天，此刻，她心思全不在这上面。
“你看，不早不晚！唉！”
“当然要严肃对待——”
“你一向好像是最忌讳这种事的，我琢磨过，存在着小人诬告的可能。树大招风，他又狂点，容易成为别人的攻击目标。可是，我想，为了他好，虽说是过去的事，还是弄清楚为好。”
“真的同居了吗？……”
“一般情况，谁也好像做不到柳下惠，何况——”丁晓的声音低了下去，“有鼻子有眼，头头是道，很可能是——”
吕莎竖起耳朵，也听不清他叽叽咕咕说些什么。
但是，可以肯定，丁晓是在说刘钊的什么事情，而且好像还涉及到一个女人。谁？吕莎顿时间觉得根根头发都竖了起来。因为，对于吕莎来说，她至诚地相信，刘钊从自费到一所大学旁听了企业管理课程回到临江，落实政策，重新工作，无论在拖拉机厂，在二建公司，都是全心全意力主改革的。但是，奇怪的是，在临江，听不到那些像小说里写的有关技术方案之争，上马下马之争，条条块块之争，先进落后之争，等等；灌进耳朵里的全是些庸俗无聊的勾心斗角，是非纠葛，样样都是拿不到桌面上来明摆的货色。
“不行，坚决不行！”
“嗐！先不去管那些，领导同志心里有数就行了。我们当然要进行必要的调查，但也不能因为一封不负责任的检举揭发信，就把接班的问题搁置起来，省委等着呢！”听那义正辞严的声调，可以想见激昂慷慨的声色。
“对不起，我还没有很好地考虑！”
“我觉得新来的省委书记对他挺赏识！”
“噢！可高峰连把他调出拖拉机厂都不赞成——”
“是吗？……”他又把声音缩回喉咙里去了。
她了解，丁晓讲话习惯分高低两个声部。在“文化革命”时期，凡是和两报一刊社论相符的话，则用激昂高亢的嗓门；反之，就尽量地低沉，尽量地含混不清。而在以前给她爸爸吕况做秘书的时候，她的体验就更多了。吕莎觉得应该在自己将来的作品里，写一写这种类型的人物，可惜至今对他还琢磨不透。
“你是很器重他的，要是再老练点，成熟点，政策水平高点，思想作风正点，倒是理想的接班人咧！”
韩潮分明是生气了：“老丁，至于将来谁接我的工作，省委自有考虑，但现在既然征求我个人的意见，对你，对他，还是别的同志，当然要掂量掂量，可并没有最后定嘛！”
“我的分量有多重，你还不知道。老韩，我确实是为了刘钊，才来找你商量怎么处理这封信。假如他要接班——”
“笑话！即使没有这封信，我也不觉得刘钊已经成熟得可以挑这副担子！像他那样的愣头青——”韩潮突然停住了。
沉默了一会以后，丁晓说：“那我走了！”
“马上吃饭了。”
“酱油厂的事还等着我呢！”他们边说边走了出去。
吕莎还从来没干过这类在她看来是极不正当的事情，她尽管举不动那双腿，但目光透过窗户，却落在了花房茶几上的那封信上。犹豫了一会，她终于还是扭开通往花房的门，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抓起那张薄薄的用圆珠笔复写的信笺。那满篇密密麻麻的字，还没等看完，她就两眼发黑，顿时觉得天旋地转，于是，跌坐在沙发里。
她身后花架上的几盆君子兰开得正旺，金黄色的花朵，聚结在花梗顶端，像一团美丽的花球，喷奇吐艳，光彩夺目。据说，这种花所以被叫作君子兰，也是有点原因的。每当它花期正盛的季节，花开得越多越美，整个花茎也越是低垂下来，显得那样虚怀若谷，隐隐地透出一种君子风度，人们这才给它起了这样的名字。但是，在市委书记家养的这种大花君子兰却别是一种风格，愈是恣情怒放、吐露芬芳的时刻，那脑袋也昂得愈直、抬得愈高，看上去是那样刚劲挺拔，而又充满了勇气和力量。
吕莎终于冷静下来，环顾四周，一切都出奇地静，她望着那几盆美丽鲜艳的花，不由得想：“在生活里，做一个昂着头的君子，为什么就不被欣赏呢？”
——你能回答吗？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