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贸中心
位于东长安街与东三环交界处大北窑的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是一组以浅褐色为基调，并大量使用玻璃幕墙的宏伟建筑。这组建筑的主体是由展览中心、商用办公楼和中国大饭店三部分构成的。欣赏这组建筑，应着重于玩味设计者所布置的三个巨大的弧面。横向发展的展览中心的顶部是一个朝天的凹弧面，这样，也就使这一部分的建筑立面有一种展翅凌空的动势；竖向高耸的商用办公楼，则令朝向展览中心的楼面转角呈柔润的弧面，体现出一种亲切的呼应；而深入于里面的中国大饭店，则又以微凹的光洁立面，仿佛展现出一个温馨的笑靥；这三个弧面，把这一组建筑的“精、气、神”提了起来，使得其整体上具有了一种交响乐的韵律与气派。
国贸中心所使用的建筑语言，基本上是西方现代派的那一套，谈不到吸收了多少中国古典建筑的传统语言，然而自从90年代启用以来，中国民众大都接受了它；我想这一方面说明越来越多的当代中国人已基本具有了吸纳西方文化精华的能力，同时也意味着，只要因地制宜、“文通字顺”地使用外来建筑语言，也能为中国的大地增添悦目的“凝固诗篇”。
国贸中心主体建筑立面所选择的浅褐色，我以为凝重而不沉重、雅致而不俗艳，也是别具一格，令人望之心旷神怡的。现在北京有的大型建筑使用玻璃幕墙做装饰时，常选用浅绿色与宝蓝色，这两种颜色当然不是不可选用，然而这是两种“险色”，倘若与建筑物其他部分的颜色没有精心的配伍考虑，则容易“扎眼”，乃至显得造作、俗气，顺便提出这一看法，仅供设计师们参考。
京伦饭店
有朋友跟我说，他觉得位于建外大街的京伦饭店气派不够大，我接过他的话茬儿说，美感往往产生于“适度”，京伦饭店以投资规模和功能性考虑而言，它现在这样的面貌，应当说是得体的。
俗话说，“量体裁衣”“可着脑袋做帽子”“守着多大的碗，吃多大的饭”；一座建筑物的设计，也应本着这些个原则；该大则大，该小则小；大有大的衣衫，小有小的装扮；应当忌讳的是将大做小，以及将小装大。我们在京城里可以看到这样的建筑：它的体量很大，功能性也是“肩负重任”的，却设计得轮廓线暧昧不清，立面视觉效果杂驳琐碎，仿佛是一位丈八巨人，身上却箍着一套米老鼠的童装，令人望去啼笑皆非；也有很低矮，并且用途也很平庸的建筑，却偏给戴上庞大的“皇冠”，蹬上厚重的“墙靴”，如同硬把一位弱女子，给塞到了阔大的龙袍中，望去实在颟顸刺眼。当然，也有成功的例子，比如金鱼胡同里的王府饭店，该气派就爽性“派头十足”，金碧辉煌得可以；而位于德胜门外马甸桥北的独一居饭庄，自知其小，周遭又是乡野，便干脆走“蓬牖茅椽”的路子，倒也别具一格。
京伦饭店的投资规模“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所以既不强装“财大气粗”，也不自甘“小模小样”；它基本上是一种“有教养的小家碧玉”的风韵，雪白的外墙、规整的窗格、简明的线条、精致的工艺、雅洁的氛围、爽朗的气度，令人感到既很现代化，又“中规中矩”，入住其中，是很舒适恬静的。我觉得连它门楣上“北京一多伦多”的英文标识，不用粗壮夺目的大写体，而用秀气平易的小写体，也是经过精心考虑的，这就好比在素净的衣衫上，不使用豪奢的胸针，而别上淡雅的康乃馨，见之令人欣悦。
建国饭店
建国饭店是80年代初期建造的一座完全欧陆风格的高档饭店。据说那时候来中国做生意的一些西洋商人，他们对中国只怀有单纯的商业兴趣，从西方飞过来，就是跟中国人谈生意，而且恪守“时间就是金钱”的信条，谈完就直奔飞机场，全然没有旅游观光的闲情雅致；他们不喜欢你请他们住带有中国情调的饭店宾馆，什么中国宫灯、红木古式家具、螺钿镶嵌的仕女屏风他们都欣赏不来，也不习惯吃中国饭菜，他们希望到了北京能住进如同西方一样的饭店，过他们习惯的生活，吃他们习惯的东西，因此，便出现建国饭店这样“全盘西化”的别墅式饭店。
对于北京人来说，建国饭店是长安街上的一组最具现代西方富人生活情调的建筑，它的矮小并不意味着寒酸，而是炫耀着敢于奢侈地浪费空间；它那坡形屋顶下优雅的阳台，阳台上的休闲桌椅，还有攀缘在墙体上的常青藤，以及饭店门廊前的喷水池，都传达出浓郁的西洋风情；它的前堂虽然不算很大，却以两侧的落地玻璃窗将绿化得很精美的庭院延伸进你的视野，使人心旷神怡。
如今北京有了相当多的西洋别墅式建筑，但其中有不少那样的建筑总让人觉得虽然是努力地“依葫芦画瓢”，却依然不能脱去一股子“画虎类犬”的土气。毛病出在哪里？要解决这个问题，便无妨多观察观察建国饭店。它的体量与它的斜顶、窗户、阳台等的比例，它那屋顶与墙体的色彩配置，以及整组楼体高低、退缩的变奏，都是很精心地追求着一种韵律的，大可作为借鉴。
国际大厦
中国有个成语，叫“秀色可餐”，也就是看到美丽的人儿，恨不得将其吃掉。这是中国“吃文化”的最极端的体现。中国人讲艺术欣赏，用一个“品”字，“品”是三张嘴，那乐趣似乎倒不在视觉，而是在味觉上。中国人赞赏一个艺术品好，往往说是“有味道”“品味很高”“韵味充沛”。所以，一幢建筑物倘若能让中国人产生出“可餐”的“酽味”，那说明中国人真是非常喜欢它。
在北京建国门外大街北侧，80年代初耸起了一栋长方形高楼，是中国国际信托公司总部所在地，门楣上有叶剑英元帅题写的“国际大厦”立体标识，这栋楼落成后，北京市民约定俗成地称它为“巧克力大楼”，在这种“群体无意识”里，体现着北京广大市民对这栋西式建筑的亲切认同。
这栋建筑获得“巧克力大楼”的称谓，当然首先是因为它的颜色。以棕色装饰立面，在北京街头建筑中虽不算多，却也并非罕见；国际大厦迤东，大北窑的国贸中心，便使用了大面积的棕色玻璃幕墙；不过这栋国际大厦所使用的棕色，不是像国贸中心那样偏浅近冷，而是很接近于精炼可可酱那样，偏浓靠暖，所以引发出了巧克力的联想。
仅仅是颜色像巧克力，那还未必令人有“咬上一口”的欲望；这栋大楼在轮廓线的处理上，表面似乎方正无华，其实它的立面与每一转角处都尽量避免着生硬，而刻意营造着圆润的意趣，这就更能让人联想起一根巨大的巧克力外壳的紫雪糕。巧克力是一种从国外引进，而比咖啡更能令中国人接纳的食品，这栋大楼用于从国外融资，因此它所引出的联想，以及所获得的绰号，都说明它的设计创意是“对口味”的。
国际俱乐部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国与西方世界恢复接触，并很快发展为与西方国家普遍建立了外交关系，西方国家驻京外交人员逐渐增多，这样，就需要为他们提供一个社交与休憩的场所，于是在北京建国门外的使馆区，便不仅耸立起了若干栋比较精致的外交公寓，也建造了专为驻京外国人与来访外宾购物的友谊商店，并且有国际俱乐部的出现。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建外大街上的这个国际俱乐部无论体量、规模都实在太小气，特别是它周遭及马路对面不断冒出高拔的新建筑，因此竟有人讥它为“一个过时的鸡窝”。
不过我以为脱离其产生的具体时代与人文环境来评议国际俱乐部是不恰当的。需知那时还是“四人帮”控制意识形态的年月，设计者动辄便会落得一顶“崇洋媚外”的大帽子。但这座建筑物的设计者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来营造出一种与西方文化相亲和的开放氛围。它的正面并不对着建外大街，显露于街面上的是它的餐饮厅与游泳馆。在美学创意上，它打破了对称的古典格局，多少体现出了一些西方现代派建筑的非规整趣味。显露于街面的部分，无论是二楼的椭圆形厅墙，还是游泳馆的高拔立柱，以及联系二者的楼廊，在那个时代，总算传达出了些微西方建筑艺术中的健康信息。
这个国际俱乐部从70年代一直使用到现在，我国外交部经常在它的多功能厅中召开新闻发布会，是许多重大的时代转折、社会变迁的见证者。
北京电台
它位于建国门外赛特购物中心东边。这栋楼的地基比较狭促，因而它虽然层数并不怎么超俗，耸起的剪影却相当地抢眼。
这种“瘦长个儿”的楼房，在世界上许多城市里都有。尤其在地价金贵的地方，万丈高楼有时只好从“豆腐块”般的地皮上拔起。比如在新加坡，其繁华商业区和金融区的高楼中，就有“秀气”得令人吃惊的代表性摩天楼，在旅游明信片上，它们骄傲地呈现着其倩影，促人怀念。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这栋楼，说实在的远算不上“摩天”，而且细加推敲，也未必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地皮将其建造得粗壮些——它的基座与辅楼向东延伸了好几十米。这栋楼相对于目前周遭的许多建筑，用褒词形容是朴素，用贬词描述则只能说是简陋。
这确实是一栋简直没有多少艺术追求，唯求功能性到位的楼房。但若仔细观看，则可以看出，它的所有楼窗，上下连缀成了一条“龙”，并且从楼体上凸现了出来，使这栋楼虽然“瘦”，却并无“弱”感，相反地，倒因为有了由窗框连成的竖凸棱角，而颇具“健美”的风采。我有幸数次进入这栋楼，参与节目的直播。我发现那些有外凸窗户的房间，多半都当作编辑部的办公室，在那样的办公室里，随便一抬眼，便能从外凸的无墙体遮拦的窗户，看到我们这座大都会的万丈红尘，这种视觉效果，对电台的编辑们，有很好的心理效应，就连我这种偶尔进入其中的人，也感受到“电台”“电波”与整个社会，特别是与沸腾的生活，与万众的心灵，相亲和，相交融的那么一种激情。
建筑物可以是大投资并且“元素”复杂的，也可以是小投资“元素”简单的，前者具有作为艺术品的优势，却未必一定成其为艺术；后者却只要设计者刻意把“社会·人·心灵”的因素凸现出来，哪怕只从一点上突破，也就可能获得成功。
赛特购物中心
90年代以来，北京人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大型现代化购物中心。位于建国门外南侧的赛特购物中心，其建筑立面的最大特色，不消说是正面那个半圆形的玻璃幕墙。我在马路对面，问过几位路人：“您觉得这座建筑顺眼吗？”除了一位说：“没理会”，其余各位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表面上看，这座建筑似乎无甚“说头”。其实，我以为设计师有很深的用意。他如果将那半圆形的玻璃幕墙“正放”，那就实在是太平淡了。请您注意观看：他不仅将那玻璃半圆“倒置”，而且，那圆弧其实并非是一个“正圆”的弧，而是一个更有“动感”的抛物线弧，因此那其实也就并非一个死板的“半圆”。这个富于跃飞感的弧形玻璃墙面，与大体方正并且显得敦实稳重的楼体，互补出一种“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的意蕴，这也便喻示出这座高档次商厦所能给予顾客们的全方位享受。
“到赛特，观倒虹”，赛特购物中心立面美感集中体现在那个“倒置”的抛物线上，这是读它的一个“要点”。
在东三环北路东侧的燕莎友谊商城，其立面与赛特购物中心的风格迥异。赛特似乎是一种从“现代派”到“后现代派”的过渡性风格，以些许“非理性”来挑逗我们的视觉；而燕莎友谊商城则富有德国式的规整、严谨，富于“理趣”。
长富宫
十几年前我访问日本时，曾下榻于东京新大谷饭店。东京的那座新大谷饭店什么样？你如果去过广州，看到过广州花园酒店，那么，新大谷饭店的模样也就不难想象了。那其实是70年代现代化大饭店的一种“定式”。北京80年代新建或改建的长城饭店、昆仑饭店、西苑饭店等，都可以说是从这一模式中翻化出来的“变式”。其要点是以张开式楼体或斜梯形楼窗来满足不同部位客房的采阳要求，以及高踞于顶部的旋转餐厅。
位于建国门外长安街南侧的第一栋建筑，是日本新大谷饭店的北京分店，即长富宫。它没有采用东京本店的那种“定式”，在设计的美学追求上，体现了一种“雅静”的沉稳风格。
乍看这栋建筑，似乎太“不足为奇”。特别是现在长安街上，大的建筑似乎都争先恐后地“戴帽子”，要么戴个中国古典亭子，要么戴个西洋圆尖顶，谁都怕“歇顶”。长富宫却“反潮流”，看来并非为了“节俭”（它的建筑费用恐怕不菲），而是为了另辟蹊径。如果你仔细鉴赏，便会发现它的顶部并非“任其光秃”，而是精心地加以了艺术处理的。
长富宫无论从什么角度去看，都是很顺眼的。这说明设计者是在貌似平实的线条、体量和比例中，很精心地去体现“简洁明快”而又“雅在无言”的现代派装饰趣味。需知人的眼睛是一种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出客观事物的观察器。初学雕塑的人，往往以为只要严格地按真实人体的比例塑出圆雕，便能取得“栩栩如生”的效果，其实不然，那样制成的雕塑，安放起来后，往往令人感到不是头大便是身子短了。因此，杰出的雕塑者，便应擅长“歪曲”真实比例，而让人眼观赏时产生出“恰可好”的愉悦感来。长富宫的设计者便具有这种能力，他不是在纸面上计算出“和谐比例”而照搬，他一定是考虑到了人眼的“偏差”，于是通过纸面上比例的未必和谐，来恰可好地使这栋成品映入我们眼帘时达到“舒服”。
国际饭店
1979年，我随“文革”后的第一个出国访问的作家代表团抵达布加勒斯特，那时罗马尼亚跟前苏联闹别扭，反而跟西方加强了联系，所以在首都盖了不少挺现代化的西方式大饭店，记得当我一眼望到位于布市闹市区的国际饭店时，心中很是震撼，当时就想：要是北京也有这么壮丽的大饭店，那该多好哇！
我的好梦很快成真，80年代中，位于建国门内北侧，正对着北京站，一座雪白的大饭店巍然出现，而且也叫国际饭店！
国际饭店的造型特点是打破了“火柴盒”模式，它以阔大的弧形墙面显示出一种现代化的气派，顶部的圆磨状旋转餐厅，则将“观赏城市天际轮廓线”的新式享受引进了古都。不少从外地来的旅客，甫出北京站，眼中便落入了这座饭店的身影，它仿佛是古都步入了现代化的一个巨大标记。
但是，从建筑艺术的角度来衡量，这座国际饭店确是并无多少创意的一种“国际通用范式”的挪用。它不仅与布加勒斯特的国际饭店“何其相似乃尔”，后来我又有了多次出国机会，并注意观看影视中世界各地的风情镜头，发现许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在70年代都盖了一些这种模样的饭店，而这种模样的饭店在西欧北美，只在60年代一度出现，就如“喇叭口裤”一样，早就“过气”了。
不过我们不应苛求北京国际饭店的设计师。这座饭店其实早在“文革”前便有规划，并且已经挖好了地基，被搁置了几乎二十年才终于耸立起来。想到此，我们也许会更加珍惜这座建筑所隐含的历史沧桑，还有那种努力与国际社会接轨的开放精神。
长安大厦
原来在西单十字路口的东南角，有历史悠久的长安大戏院，那是梅兰芳等许许多多的名伶迷倒过万千观众的一座艺术殿堂，近年来由于市政建设发展中的需要，它被拆除了。此事引来了无数艺术家和市民乃至于外埠甚至海外人士的扼腕叹息。其实在拆除它之前，有关部门就做出了还在长安街上，将其异处重建的计划。现在这一计划已然落实，在长安街的建国门内北侧，新的长安大戏院已然开锣启用，不过，它只是全名为“光华长安大厦”中的一部分罢了。
据电视里的多次介绍，更据某些在彼处登台献艺的艺术家和有幸成为首批观众的人士评议，这座大厦里的戏院不仅堂皇富丽，在设施与容量上大大超过了原来的那座旧剧场，可谓“鸟枪换炮”，而且与大厦里的其他部分构成了一个民众娱乐消闲的福地，既氤氲着优秀的民族传统的馨香，也焕发着清新刚健的时代气息。这当然是值得庆贺的事。
但这座大厦的立面作为长安街上的一道风景，却还有很不尽人意之处。
它除了使用深浅不同，让人联想起“格子布”的玻璃幕墙的“现代化”手法外，也相当落俗地使用了中国古典宫阙的那些常见“元素”来体现“民族特色”。它在大厦的正中顶部，安排了一个天安门式的两层门楼檐顶，另外，又让两侧的楼翼略高，而高出的楼翼上，又以厚重的琉璃檐包装，使当中的“门楼”不是“水落石出”地自然挺拔，而是甚为“窝囊”地“陷落”其中，不知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地处理？或许蕴涵着什么深刻的玄机？我太愚钝，实在是仰望良久而难生美感，更无所领悟。
它的正门以同色（浅土黄？）的材料（似乎还不能称为琉璃瓦，因为毫无传统琉璃瓦的亮丽感，而是相当沉闷的一种质感）处理为一座牌坊，造型实在小气，给人枯竹扎制的草率感。
交通部大楼
这座新落成不久的大楼位于建国门内北侧，它几乎使用了所有这些年来建筑设计上的那些时髦招数，例如：亭子顶，玻璃幕墙，高立柱，去锐角的墙面转折处理，等等。
据说北京市的那位前市长，对建筑艺术一窍不通，然而刚愎自用，抱定了建筑物上安些个亭子顶便是民族传统便是美的主张，强行要求设计师们“安亭”，故老百姓们私下里送他一个“雅号”曰“希亭”；当然建筑物上不是不可以配置亭式部件，可是这栋楼也顶个亭子，那栋楼也嵌个亭子，到头来难免风格单一，长官意志主宰了城市建筑，其危害亦不可小觑。
这栋交通部大楼以对称手法，在楼顶上设置了两个亭子。这两个亭子似乎是唐代风格，比较雄浑粗犷，这也是近年来建筑物上的亭式部件的常选样式，比如在东四西大街上出现的隆福市场新楼，那上面的亭式垂饰便也属这一流；这种风格的亭子在日本京都、奈良很是普遍，不消说，那恰是日本传统文化深受我大唐文明影响的铁证，我们现在盖些仿唐建筑，如旅游胜地的什么什么“城”，把在日本盛行的这些个亭式部件再请回来，亦无可厚非，但我总觉得像交通部大楼这样的建筑，顶上两座这样的亭子，似属多余，因为不能给过路人的观赏以新鲜感，并且，恐怕也没有多大的功能性可言。
不过这栋建筑物立面的色彩配置还是比较成功的，它以大面积的烟色墙面和立柱，体现出一种沉稳的气派，正门再以赭红色大理石镶成厚重的装饰框面，虽非华贵，却极端庄，望去很有点大国重镇的意味。
全国妇联
“半边天”是中国人对妇女约定俗成的总称，而具体到视觉形象上，则是用半个圆弧来体现这一意蕴，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的徽号如此，位于北京建国门内北侧的全国妇联新厦，其设计构思亦未能超越这一符码系统，于是我们看到了三个互相勾连的圆弧形建筑，东边是妇联的主楼，它的弧面比较柔和，然而环拱着它的装饰性门廊，那弧形便未免有点直奔主题——似乎生怕面对它的人联想不起“半边天”来；当中的大门更以醒目的竖立得如虹霓的门架来强调出这一立意；也有人指出这构图还不只是表示“妇女能顶半边天”，这里面还有慈母情怀，乃至孕育着生命的母腹的意象。这些设计的构想不仅是情理之中的，也是完全可以表达得极其艺术的；然而不少人站立在这部分楼体前，总觉得视觉上还不是那么愉悦，我想，恐怕是那些重复使用的弧线之间，尚未寻求到一种最大程度的和谐。另外，虽然楼体很大，但因线条与配伍的装饰性部件沦于琐屑，因而给人气派不大，甚至颇为小气的感觉。
这座建筑的中间部分是中国妇女活动中心，它的立面依然是内凹的圆弧，然后再联通到最西面的辅楼，那辅楼则是外凸式的弧面，这两部分的弧面看去都比东边主楼的弧面顺眼。整组建筑是灰白色的楼体，配以绿色的琉璃瓦檐顶，而中国妇女活动中心的入口，却处理为酱红色的大理石门墙，并以乳白色的金属支架撑起了一个与弧形相异的，充满了棱角感，并很有现代派风味的风雨廊棚，我以为这是设计者相当成功的一笔，它多少化解了一些因“意义”过多所引发出的审美上的淤塞感。
中国海关
建国门内南侧的中国海关，其建筑美学上的追求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左右对称的亭子顶，这是突出民族风格，以体现中国气派；二是整座建筑形成一个巨大的“门”字，昭示出海关的“国门”性质。
关于亭子顶的运用，不仅建筑界内部，社会上其他各方面人士也都有所议论。无论是攒尖顶亭还是正脊顶亭，以及其他形式的中国古典亭子，都是我国当代建筑设计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美学资源。关键是在继承这一传统时是注入新的时代气息，有所发扬呢，还是仅仅出于“你说我民族风格不够，我就拿个亭子顶来凑”。中国海关的亭子顶在形态、体量上，与颇具现代化气势的楼体，配置得还是和谐的。
海关既是“国门”，便将楼体构成一个“巨门”。这是建筑设计中常有的一种思维定式。有人说这是“图解”，或“意识形态化”。其实西方哥特式建筑的高尖顶，最初大都是宗教建筑，那何尝不是图解“朝天通神”的企盼。精美绝伦的北京天坛建筑群，更是当时意识形态的产物。“图解”意念与“意识形态化”在建筑美学上，我以为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大流派，中外的古迹中都有不少这个流派的杰作，足资借鉴。问题是，“图解”与“意识形态化”在美学趣味趋于多元的现时代，会遇到越来越多的挑剔眼光，因此，使用这一美学策略时，便应格外富于创新意识，而不能“敷衍成篇”。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海关的设计应说是认真努力的，但可惜给予我们的审美乐趣，毕竟还是较为单薄。
恒基中心
香港马上就要回到祖国怀抱了，位于建国门内南侧的恒基中心仿佛把香港的一角搬到了北京长安街上。
这是一座再典型不过的“港式”建筑，其特点是在广泛使用西方古典建筑语汇时，比较突出英式风味。它中心部分那有锐锥状金字塔顶的钟楼，为了使其不至古板，钟面上部的凸檐处理成弧形；还使用了若干多立克式与科林斯式的浮雕柱，以及卷翘的檐体，来营造出丰沛的“西洋韵味”。
但它其实又是很“现代”的，这体现在使用着环绕楼体的多条带状玻璃幕墙，以及关键部位的“流线形”简洁处理；它又使用视觉上较为秀气的上蹿式金属桁架来装饰楼体最高处的立面；由于非常流利地将许多不同时代的建筑语汇杂糅在了一起，履行着“同一空间中不同时间并列”的美学原则，因此，它实际上最终应视为是一栋“后现代”的大厦。
因为近年来北京的新建筑动辄以顶上起阁安亭来体现“民族特色”，已出现不少的败笔乃至大败笔，少数其实将“亭子顶”运用得较为得宜的大厦，也被连累得一样地令人“厌饫”，因此，像位于东二环路东四十条附近的富华大厦，以及这长安街上的恒基中心，因为爽性使用了“全盘西化”的建筑语汇，倒反而令人耳目一新，甚至有人激赏。
其实它们虽然“文笔通畅”，却还算不得多么富有创意。富华大厦似脱胎于英国16世纪“都铎风格”的沃莱顿府邸，当然，它也是杂糅了西方另外许多不同时代的建筑语汇，最终似还应归入“后现代”。恒基中心如果搬回香港，会显得更缺乏新意，但是在现在的北京长安街上，它的视觉效果却属于相当新颖的一类。
在有总体美学规划的前提下，北京长安街的建筑，其对不同风格的容纳应该是宽宏的。毕竟，北京已经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会。
中粮总公司
美国华盛顿的东区艺术博物馆，是著名美国华裔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的得意之作，其特点之一，是设计出了极其尖锐的楼体折墙；我曾在参观时特意跑到那锐折处观察，乃至以身臂“合抱”，一方面深感其趣味之诡奇，一方面也深感美国人钱多了舍得浪费，因为那样的设计新鲜固然新鲜，建筑物里面在空间使用上显然会造成人为的困难，我至今不知它那锐折墙体内的楔形空间能派什么用场。
没想到现在北京也有了这种锐折墙体的大型建筑，这就是位于建国门内南侧的中粮总公司。它正面相当开阔，两翼的转折都是锐角式，而且它后面的结构比较复杂，似乎还有锐折转角的处理。我亦无从设想它那锐角式转折的墙体里的楔形空间怎样发挥其实用功能。
撇开它那锐角式转折的墙体不论，仅就其立面效果而言，我以为这实在堪称是一幢美丽的建筑。与在马路对面同它隔路相望的交通部不同，它没有安装亭子顶，但它的顶部以多边形的双层结构，显示出了一种简洁大度的风韵；交通部大楼以两根立柱撑在两侧，构思未免落套，它却偏将两根立柱集中到横阔展开的非规整楼面的中间，给人以波俏奇诡的创新感；在楼前广场上设置了横向展开的喷水池，与整幢建筑也很谐调。
有路人望着这幢建筑，试图分析出它的建筑语言里所包含的“粮食”因素，那立面或鸟瞰的总体效果是否有些个“麦穗”的感觉？那淡褐色的墙面与灰色的连体玻璃窗所构成的交错视像又意味着什么？我以为这幢建筑好就好在没有什么图解“中粮”的前提，它摆脱了“比喻”的模式，追求一种自然通畅而又活泼奇突的“句法”，这样地使用建筑语言，在当前的设计风气下，是尤其值得肯定的。
外贸部
对东长安街上的几栋建筑，北京市民中存在着讥讽性的评价，说一栋是“帽子”，另一栋是“肚子”，再一栋是“裤子”。普通市民不懂建筑美学，也基本无缘进入这些建筑里面去体验其功能性效果，他们往往只是就其外观发表朴素的感想。这些感想值不值得重视呢？我们常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现在群众的眼睛感觉到某些建筑的“帽子”“肚子”“裤子”不那么让人舒服，并且直截了当地把感受说了出来，我以为从建筑师到规划部门及其他相关人士不但不能充耳不闻，而且应当从中引出一些必要的思索。
被戏称为“肚子”和“裤子”的两栋建筑我已在前面议论过。现在来看“帽子”。这就是位于东单十字路口西边南侧不远的外贸部新楼。这座建筑由中间的主楼和相对称的两侧辅楼构成，大体上是中高边低的“金字塔”构图。整栋楼的楼体处理非常平庸，稍有特色的也确实只剩那些楼顶上的“帽子”。平心而论，那些高低错落的“绿帽子”，与全楼体的比例还是和谐的；其努力摆脱仿古式“亭子顶”的创意，也值得给予一定的鼓励。主楼的“帽子”是“船形帽”，辅楼的“帽子”则有点“滑雪帽”的感觉，承托“帽子”的支础，做了“砍角”处理，因此也颇有点俏皮的趣味。
外贸部原有建于50年代的，具有中式歇山顶的临街办公楼，现仍保留，白色楼体的新楼耸起于灰黑色旧楼的后面，主楼大门豁然向街，上面是圆弧形的处理，并且有一部分使用了暗色玻璃弧幕，使新旧楼间产生出一定的色彩联系。
这栋建筑的设计虽非高明，却也不能说非常失败。所以我建议过往的路人多给它一些体谅的眼光。不过，它与离其不远的“肚子”“裤子”连在一起成为嘲讽的对象，倒也说明市民们的“集体无意识”里，积淀着一种对自己城市中大型公用建筑的更高的期望，那就是不要仅是用一些“刺目”的建筑元素来“惊心”，而要用更具创意的建筑语言，来营造出一种令市民感悟到“这城市属于我们”的自豪氛围。
北京饭店
北京饭店是北京世纪沧桑的见证者。现在的北京饭店由三个部分构成。也许有的人把跟它联为一体的贵宾楼饭店也算是它的一部分；倘不从其经营权的分野而从建筑艺术的角度来观察，那么位于东长安街王府井南口迤西的这四个相连的楼体，也确实构成着一道浑然的景观。
其实最早的北京饭店是当中那一部分。它虽经一再整修，却还大体保持着民国初年的那种“西艺东渐”的风貌；你细看它的窗饰风格，很有些个西洋古典建筑的情调。它虽“美人迟暮”，却韵味犹存。这从你穿行在它横贯东西的公众共享长廊时，在那历经几十年而依然光润柔适的镶木地板上所获得的快感上，可以得到证明。
在老北京饭店的西侧，是60年代初启用的扩展部分。这栋建筑表面上并不怎么华丽，然而用料精到，内部功能性极好；特别是它那一楼的大宴会厅，开国内大饭店大面积多功能厅设置之先河，其气派的宏阔高雅，直到今天亦不显落后。它在外部形态上既照顾到与旧楼风格的统一，又在顶部很自然地使用了民族化的亭子顶装饰，因为有意不使用琉璃瓦，并使亭顶与楼体浑然一色相连，所以在视觉上给人以并不突兀的灵动感，化解了整栋楼体过于方正所引出的单调印象。
在老北京饭店东侧，则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建成使用的新楼，也是如今北京饭店的主楼；整个饭店的大门和大堂也设在这里。这座采取当时国际上较为先进的新型结构，却又将外部装饰减少到最简约的程度的大楼，在1976年的地震中显示出其防震设计与施工质量都居世界一流。它也是北京第一栋使用了人体感应自动扉的大楼，这在二十几年前曾是北京胡同杂院居民引为新奇的一个热门话题。
虽然现在北京已经有了甚至于可以说是太多的星级饭店，北京饭店的设施、气派、韵味都未必居于首位，但许多外国客人下榻的首选还是这家饭店；因为他们回到自己国家，当亲友们问及他们在北京住在哪儿时，一句神气的“北京饭店”，确实能使他们立时处于艳羡的目光中。
贵宾楼饭店
这座豪华的五星级饭店的外观并不怎么起眼。这大概是因为它必须与方方正正的北京饭店相连通。它的立面如果不保持大体方正而锐意出奇，在视觉效果上必定两败俱伤。
然而局促的建筑空间与相连属的环境限制并未使贵宾楼饭店的设计者敛缩起自身的想象力。他努力地在这栋建筑的内部，特别是公众共享空间的配置上，来营造出一种既华贵高雅又出人意料的优美氛围。
在贵宾楼饭店楼体的前方，恰好有一段早已存在的皇城城墙。这堵红墙该怎么处理？方案之一是将其拆除，以使饭店获得敞阔的前庭，并可从容配置水池喷泉太湖石圆雕之类的园林小品。但设计者没有这样做。他宁愿将贵宾楼的大门斜通于北京饭店的前庭，也尽量保留了这堵红墙。
我们进入了这座饭店，登上了其二楼的咖啡厅，便会眼目一亮，心中一喜。原来这个共享空间的南面完全处理成毫无界断的落地大玻璃窗，从这道窗面望出去，那堵古色古香的皇城红墙，恰好高度适中地豁露于玻璃窗之外！这便犹如颐和园昆明湖，巧妙地借景于玉泉山的妙高塔一样，令人觉得美不胜收！
老北京曾有“半城宫墙半城树”的美誉，加上秋高气爽时北京高高的蓝天，那碧绿、朱红、蔚蓝所整合成的京都之美，真是如诗如画，如歌如笛；贵宾楼饭店的设计者能以一面长窗，运用中国古典建筑艺术中的借景手法，将古都神韵尽搜于此，真可谓神来之笔了！
长安俱乐部
这是最近才出现在长安街上的新建筑，它的体量并不大，然而位置却极“黄金”，斜对着王府井大街南口，与赫赫有名的北京饭店隔街相望。
建国门外的国际俱乐部，是一个主要供外国驻华的外交官活动的空间；这个长安俱乐部，据说是主要供外国驻华商人与中国人中搞外贸的人士活动的空间，其活动方式表面上是休闲娱乐，实质却是谈判桌旁洽谈的延伸。这个俱乐部同北京时下众多的高档俱乐部一样，实行会员制，除了少部分餐饮空间可接纳临时来客外，基本上是只向其缴纳了不菲的会员费的成员提供服务。这是一个北京绝大多数市民难以涉足的空间。对它的内部情况笔者不敢率议。不过，它的外观却是公众共享的风景，因此也就只能任公众评说。
这栋建筑的立面追求堂皇、豪华的视觉效果，既有欧陆式的钝三角形屋顶，又有前凸的中式宫廷亭窗与门檐，自然也少不了玻璃幕墙与透明式转角的时髦处理，望去活像一位满身名牌、浓妆艳抹、珠光宝气的贵妇。
从建筑艺术的角度来说，这栋楼却实在乏善可陈。它过分恪守对称的手法，缺乏独到的构思与追求，既不庄重，也非灵动，色彩繁多而未达于绚丽，线条重叠而显得堆砌。
有人说像长安俱乐部这样的建筑，是90年代市场经济催生出的蘑菇，有一种暴发的气息，却缺乏坚实的文化积累感。市场经济是可喜的春雨，然而北京广大市民企盼在自己心爱的长安街上，挺拔出更多富有深厚文化内蕴的“雨后春笋”，而不希望尽是急匆匆用钱催出来的“雨后蘑菇”。
天安门观礼台
这里说的不是天安门本身，而是位于天安门城楼下面的观礼台，在金水河北侧是比较高的红色观礼台，南侧是比较低的灰色的观礼台。
这观礼台也算建筑？当然要算，因为它是土木工程，并且具有很翔实的功能性。从50年代到80年代，这观礼台在节日期间都发挥过非同小可的作用，今后它们依然可能发挥其令人欣喜的作用。
这观礼台就算勉强可归为建筑吧，可如此简单的建筑，难道也有什么艺术性可言不成？
是的，这观礼台很简单，而设计师能把它设计得这样地简单，简单到甚至于你稍微离远点看便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那可不是一桩简单的事，毫不夸张地说，能设计成这样，非大手笔不行！
一般来说，建筑师都是做加法，做加法不是很难，出奇制胜，使其设计的作品跳眼，应是设计者的着意追求，这似乎都用不着多说。但是，在天安门前造观礼台，却不能让观礼台喧宾夺主，不但不要喧宾夺主，最好能做到实有却似无，因为天安门本身实在是个完美的建筑，再往它前头增添东西，不管那东西单独拿出去看有多么美丽，往天安门前头一搁，很可能是画蛇添足、为美女增须！天安门观礼台的设计者深知此理，便刻意地做减法，尽可能地减去一切可以减去的雕饰、细节，力求平淡无奇，不但绝不令其跳眼，而且尽可能使人们漠视它的存在，这样，就既保证了天安门本身在视觉上的完美感，又使观礼台在使用时能充分地体现出其良好的功能。他使金水河前的观礼台围壁与金水河栏墙一样地呈现灰色，混为一体；使金水桥后的朱红观礼台尽可能融入到天安门的红墙中去，不令悦目。
建筑艺术的最高境界，是与周遭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相融相谐，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华丽抢眼。对比于天安门观礼台设计者的拳拳匠心，古长城边的某些新建筑，以及不少名胜古迹所在地的新建筑，难道不是做了不该做的加法吗？
电报大楼
城市建筑中，有一种是在其高处嵌有公众共享计时器的，如英国伦敦的“大本钟”，俄罗斯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斯巴斯基塔上的钟，都是世界闻名的；整体而言，北京的这种街头的公众共享计时器还嫌太少；这些年北京的新建筑此起彼耸，却很少有在设计上考虑放大钟的；倒是1959年的“十大建筑”里，其中的两座都有钟楼，一是北京火车站（它有两个钟楼，气度不凡），一是位于府右街口迤西的电报大楼。
电报大楼这栋建筑放到世界建筑之林中去考评，自然不仅属于程式化的，而且属于无论结构和装饰性考虑都比较简单的，这一方面是那个时代的总体氛围是务实和朴素的，另一方面恐怕也是投用资金所限。
但是电报大楼历经三十七年的风雨沧桑，现在我们望去，仍是悦目的。它的主体与其上耸起的钟塔的比例是十分和谐的；它墙体上所显露出的结构线条，以及窗牖与总墙面的比例，也都很得体；它的基本色调——米黄偏橘红，与其附近中南海的红墙，以及人行道的绿树，还有秋日北京那澄净的蓝空，都很匹配；它的内堂在那个时代来说显得非常精致典雅，并且有足够的公众共享空间，并且直到今天也不甚过时，我们无妨拿它和挨着它的，于近年建成启用的民航大楼做一对比，后者内堂的空间处理就反而没有它精彩。
从离它已经比较远的北海大桥上，我们可以透过中南海的绿树看到它的身影，我们会觉得它虽然是一栋非民族传统的建筑，但是却因其线条的简洁明快，能融汇在古色古香的京城传统建筑群中，不显得突兀刺眼，反起着增添情韵的作用，这也是很值得称道的。
民航营业大厦
60年代初，在猪市大街（现东四西大街）西北角，耸起了一栋高层建筑，以一个竖高的长方形衔着一个横展的长方形的大体量形态夺人眼目。这栋镶着米黄色饰片的大楼据说是利用建造人民大会堂的剩余建材构筑的。那便是当年的民航大楼，一楼有营业厅，其余部分用来办公。在那个时候，这栋民航大楼在北京市民眼中颇有“摩天”的气派。民航嘛！以“摩天”的气派引发出人们蓝天一游的欲望，是顺理成章的构思。
近年来在西长安街西单迤东盖起了新的民航营业大厦。这栋新楼的地点相当地“黄金”，按理说，它不仅应具有跨世纪的功能性，也应成为北京这座伟大京城，特别是长安街最繁华地段的一道引人瞩目的风景；然而，很遗憾，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座大厦在建筑艺术上却乏善可陈。我们并不要求它奇形异状，或一定要使用过多的修饰手段，它完全可以方方正正，可以朴实无华；但摒除了浪漫情怀，你可以采用德国包豪斯建筑学派的理性路数，或其他的严谨简洁风格，来呈现出一种气势，却不可以这样地古板平庸。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航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长安街的黄金地段，建造一栋新的民航营业大厅，设计者本应有着饱满的创新激情，本应给予所有路过特别是进入其中成为民航顾客的人特殊的美感；然而，却不知为何，花了那么多钱，盖出来这么一栋大而无彩的楼房，我们不能不问：设计者的想象力哪儿去了？在设计时除了功能性考虑，难道艺术追求的翅膀竟始终垂敛着？附带说一下，就其营业的功能性来说，我以为也很不理想，根本就没有配置足够的“公众共享空间”，活动于其中，没有什么愉悦感，甚至于觉得局促而枯燥。
对比起来，这栋新的民航营业大厦，倒还不如东四西大街的那栋旧民航大楼“抢眼”。
民族文化宫
1959年国庆节前，北京的“十大建筑”落成。十座大型建筑是：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电报大楼、民族文化宫、军事博物馆、广播大楼、北京站、农业展览馆、工人体育馆、工人体育场。其中前六个都在长安街上。“十大建筑”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审视，其设计中的美学意蕴也是丰沛而久远的。说实在的，虽然三十七年过去了，长安街上这几年增添了不少簇新的摩登建筑，但其中有的新虽新矣，如作为一本“巨书”来读，那么，就未必都有这十座“古典名著”那样的魅力。
现在我们来看位于复兴门内北侧的民族文化宫。我以为这是一件杰作。我喜欢它，还并不是因为它中央的塔形主楼，与两翼的环臂形辅楼，喻示着民族大团结，以及“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造型非常之“切题”。我主要是觉得它那亭子顶不仅一点不勉强，而且在形态、体量以及色彩上，对整个建筑群起到了视觉上的统率作用。它墙面上窗门的数量也比例得宜。特别是整栋建筑所采用的装饰性配件，既不显得繁琐“抢戏”，也不令人感到疏落沉闷。它整体上慎用鲜红、明黄等暖色（这本是为了“图解”而最省事的做法），偏偏采用了蓝色和绿色等冷色调的配置，营造出了一种宁静安谧的和谐氛围，这就从更深的层次上，宣喻出了中华民族勤劳质朴、热爱和平的可贵性格。
据悉民族文化宫东翼的剧场将改造为一个歌舞餐饮式的场所，这不仅使长安街上丧失了最后一个严肃艺术的演出场地，也可能使那里的建筑立面大为改观，从而使这首存在了三十七年的“凝固诗篇”，化雅诗为俗调，实在令人扼腕长叹！
中国人民银行
很显然，这座建筑的艺术构思里有“聚宝盆”的意向。“意向”是一种概念性的指向。倘若停止在这个层次上，那么，很可能产生出一栋图解式的建筑，而且是笨拙乏味的图解。但这栋位于复兴门内北侧的中国人民银行大楼，其设计者却超越了“聚宝盆”的意向，而呈现出一种富于韵味的意象。“意象”与“意向”之不同，就是使单一的联想指向，导入了丰富而交融的想象空间。
中国人常常使用“元宝”（金锭、银锭的形状）来象征财富。所谓“聚宝盆”一般也都袭用着“元宝”模式。但“元宝”实在是一种俗不可耐的形态。90年代在北京地坛公园东门对面，建成了一栋高档的商品楼“京宝花园”，其立面便是“元宝”形状；该高档公寓楼的投资者与购买者有喜爱“元宝”形状的审美自由，但中国人民银行的大楼却不该体现那样的审美趣味。感谢这栋大楼的设计者，他取“聚宝盆”之民族文化精髓，与西方现代派建筑在变形上的灵动手法，加以糅合、融通，结果构筑成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栋新颖别致的大楼。
这栋大楼一反世界上大多数金融机构的那种以高耸入云、体壮貌雄来显示其实力的惯常手法，它不是纵向拔升，而是横向铺排；横向铺排的格局很容易落入单薄小气，它却以一个饱满的圆形前楼，先给人视觉上以丰盈充实的冲击力，然后再将后面楼体以灵动的环抱感来进一步加强你的印象，使你对这栋建筑产生出一种亲切的、可信赖的感受。长安街上使用弧形楼面手法的建筑颇多，这栋中国人民银行大楼的弧形楼体我以为是最优美的，它当中既蕴涵着一些中国民族折扇与屏风的意味，也糅合进一些海贝与西洋古典衬领的风韵，是很受看，很耐品味的。
我还特别欣赏这栋建筑外表保持水泥原色的设计，这使得它那相当浪漫的外形，在朴素到古拙的色彩与质感的中和下，回归于端庄沉静，这恰是国家银行所需要的一种风格。
百盛购物中心
著名诗人、杂文家邵燕祥对我说，他觉得位于复兴门立交桥东北角的百盛购物中心像是几只大箱子垒在一起，没有什么美感。
对建筑物的解读，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许有人觉得百盛购物中心很美。不过就我听到的评议而论，叫好的似乎不多。
据我看来，这座建筑物的设计者似乎从三个方面汲取着创作的灵感：一是西方现代派建筑那种注重体现工业化高峰的超自然气派，二是西方后现代建筑所追求的那种“拼贴式”的装饰趣味，三是中国民族建筑的檐顶风格。应当说设计者是颇具匠心的。这座建筑的位置非常显要，因此一旦落成，其优点和缺点便一定都会愈加“触目惊心”。尤其是它与正面对着长安街的中国工艺美术馆以及旅行社的办公楼相属连，这就更加重了总体设计上的难度。
我以为百盛购物中心在杂糅上述三种风格时，因为平均用力，或犹豫不决，所以三方面的因素未能互补，反倒“打起架来”。因为整栋楼体并不怎么高大，所以超自然气派的营造便施展不开。“像几个大箱子垒在一起”，如果大胆夸张一些，不必那么规整，“非理性”一点，也许其“后现代”的趣味会更凸现一点，但是现在却表现为缩手缩脚，放不开，也就耍不出幽默感来。民族形式檐顶的运用，单论应该说是成功的，但与其他部分的整合效应却并不佳。这是否是一次未能取得成功的“折中主义”尝试？
电教大楼
这是一栋落成启用不久的新楼，位于复兴门内东南角，隔着马路与百盛购物中心相望。它的全称应是国家教委电教大楼。
望着这栋楼，我便仿佛看到了设计者那颗跳动着的心。那是一颗充溢着创新欲望的心，一颗竭力从具有束缚力的“定式”与“定势”中突破出来的心。
所谓“定式”，近年来建筑设计上无非是：玻璃幕墙、中国古典亭子顶（或西洋金字塔顶）、通天柱、弧形转角（或“切角”式处理）、连通式密封窗、琉璃瓦部件（或烧陶部件）装饰……
所谓“定势”，是你不直接挪用中国古典建筑的传统语汇，便会被批评为“有悖民族传统”；而你若不大面积使用玻璃幕墙或几何模型式的外观及顶部处理，则又会被视为“不入现代潮流”。
彻底摆脱“定式”难，彻底摆脱“定势”更难。在遵守“定式”中的合理成分，并且尊重“定势”中的合情企盼的前提下，如何曲径通幽、柳暗花明？
电教大楼的设计，体现于楼体的，是一种对非玻璃墙体与玻璃幕墙之间，以及对线条与色块，还有对楼体立面的平与斜、对称与非对称这诸种关系的耐心探求，求的是和谐，是灵动感，是整合后的悦目，以及时代精神的非强制性的自然表现。
看得出，最折磨设计者的，是对顶部的构思。根据电教中心的功能性要求，顶部必须要有高耸的天线，这天线以怎样的建筑语言来托举？是采取立交桥西边广播大楼旧楼的那种苏俄式，还是其新楼的“天坛顶”式，抑或是再往西的中化公司大楼的那种西洋“蒲公英”式？显然是经过反复的推敲，甚至是经过了内心的好一番挣扎，设计者终于定稿于现在的这种方式：以四块略向内倾斜的长方结构，既不像亭子檐顶，又不喻意于“书籍”“文件夹”，也不似现成的几何模型，来组合成一个顶部；而各相关的长方板块之间，则作了细心的锥形凸窗的处理；莫名其妙么？无可名状么？不管它！只问你：顺眼不顺眼？
我不敢断言，人们都像我一样，答曰：顺眼。但我为设计者力图有所突破的心思热烈鼓掌。
广播大楼
电视的深入亿万家庭曾使一些人为广播担忧，近年来的事实证明，电视不仅绝不会淘汰掉广播，甚至也未必就占到了广播的上风，有一些人在广播与电视二者间是更钟情于广播的，特别是出租汽车司机们。
复兴门外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大楼是一座有近四十年历史的建筑，它的美学创意是前苏联式的，在品字形的米黄色楼体上端，有耸起的塔楼，从比例上看，是比较纤秀的；塔楼的壁体做了镂空花纹处理，它也是安装天线的部位，设置它不光是为了装饰，其功能性是很强的。
这座建筑在很长的时间里，都在复兴门外独领风骚；因为那时附近基本上都是些单调的“板楼”；它焕发出一种庄重而典雅的文化氛围，给北京增添了一点有所变化的天际轮廓线。
它附近的立体交叉桥是北京最早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它与立交桥现在相得益彰，互相整合出了一种现代化城市的怡人风貌，这说明即使过了几十年，它也还不“显老”。
随着我国广播事业的发展，这座大楼现在当然已经不敷使用，在利用它再立新功的同时，兴建新的广播大楼当然极有必要。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它的正后方耸立起了一栋体量似乎略超过它的新楼，这栋楼下部基本上重复着前面老楼那种稳重、对称、规整的风格，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倘若基本形态变化太大，也许会造成视觉上的紊乱；但这栋新楼装上了显得十分沉重厚实的“天坛顶”，这“天坛顶”不仅单看十分矫情，与前面老楼的“苏式顶”合观尤其不协调。这两栋楼贴得非常近，一前一后，像列队的士兵；但这两个“战友”却戴着风格大相径庭的“军帽”；它们的“军装”色彩的反差也挺大，前面的是米黄，后面的却给人以蔚蓝色为主的印象；也许，一位是“空军”，而另一位是“海军”？
中化公司大楼
这座大楼的设计，综合运用了近年来中国大陆建筑设计中的种种时髦手段，如高拔的楼体、弧形转角、玻璃幕墙、长框连体窗、金属桁架与大理石圆柱组合的大门、锥形尖顶、“蒲公英”式天线……但总体而言，这座大楼的外观却乏善可陈。关键是它在使用这些时髦的建筑语汇“作文”时，只是达到通顺而已，缺乏创造性的灵气。
最近建筑界有的人士提出，需确立新的建筑观念，“根据世界建筑界的当代精神，建筑应是为人类创造生存空间的环境科学和环境艺术。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过去那种将建筑比附为音乐、绘画和雕塑的旧观念，彻底抛弃了。”（见9月4日《光明日报》）我们作为北京市的普通市民行进在长安街上时，不可能进入到大多数的大厦中去考察它们所营造的“生存空间”是否科学合理；但不管我们是否具有建筑美学方面的观念（无论新旧），这些建筑物总是难以避免映入我们的眼睛，从而引发出我们对这些建筑美学的外行朴素的审美反应，也就是说，到头来，我们还是会首先判定它“顺眼”还是“不顺眼”；把我们这些外行话坦率地讲出来时，恐怕一时还难免要“将建筑比附为音乐、绘画和雕塑”，而不能将这种眼光、语汇“彻底抛弃”。附带说一下，最近我们在报刊上所看到的由建筑界人士所撰写的建筑艺术评论，也还是在使用着“美观”“韵律”“色彩谐调”“立面气势恢宏”等语汇。当然，即使是外行，我们也应学会那样的眼光：不是把一栋栋建筑物当作孤立的东西来考察，而应将它们的相互关系，以及所构成的整体人文环境，来加以评价。
回过头来再说中化公司大楼。不管怎么说，作为长安街上的路人，我们总希望耸起的大楼或者以其本体给予我们惊奇，或者让我们感到它在整个街区环境中起着某种特殊的作用，然而中化公司大楼在这两点上都未能赋予我们乐趣。
光大大厦
这栋大厦和中化公司大楼离得很近，而且都在复兴门外大街南侧，它们的高度、体量也差不多，粗粗望去，其外表都有玻璃幕墙，并且非玻璃部分的墙体也大体都是灰白色；然而，却不能说它们是“何其相似乃尔”。
我以为，光大大厦具有若干中化公司大楼所不具备的优点。
光大大厦虽然也用玻璃幕墙，但它不是平板机械地铺敷，而是结合着功能性的考虑，将墙面做若干次棱形的处理，这样既增加了楼内空间采取自然光的机会，也使大厦的外观避免了刻板单调。它那玻璃幕墙的颜色乍看与中化公司大楼很接近，但后者大体是正蓝色，总让人觉得有些个“怯”（土气）；它却避免了“正色儿”，而选取了从正绿往正蓝变化过程中的一种“中间过渡色”，看上去便比较舒服。
中化公司大楼在玻璃幕墙与非玻璃墙体的配置上，采取了非常规整的对称方式，显得呆板；光大大厦却力求活泼，它从高层往下，将非玻璃墙体构成四级倒梯形，这就使整栋大厦有了一些个视觉上的惊奇效应。不过，它在创新上似乎胆子还不够大，有些个缩手缩脚，还不能彻底摆脱“对称式”观念的束缚；其实，它的各个立面完全可以处理成互不相像而又交相辉映，给予人们更多的惊奇与联想。
光大大厦的顶部处理不能说是成功的。但它力图从中国古典亭子顶（方亭或圆亭）的模式中解脱出来，这种努力是值得鼓励的。它也不是那种西方一度时髦的几何模型式的金字塔顶。也许从设计图上看，它的顶部体现着很明确的追求，但建成后的这栋大厦，路人即使走远些从马路对面细望，也还是很难看清它的顶部究竟戴的是什么“帽子”，这种暧昧的美学效应，也许倒成了它的一大特点。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光大大厦在设计伊始，就充分地考虑到，它的位置既是在长安街街面上，也是在一条与长安街竖直交叉的街道的把口处，因此，究竟把大厦的“正脸儿”对着哪儿，才既显示出自我的“威风”，又与周遭的环境相配合呢？设计者最后是将“正脸儿”斜置，望向西北；这一面并不使用玻璃幕墙，顶部是“光大银行”的金字标识，气派不凡。
燕京饭店
明成祖时兴建的北京城，基本上是在恢宏的整体设计下，一气将之呵成的。现在其中轴线上，犹见当初的惊人气概与深邃哲思。但20世纪以降，北京城被历史的雕刻刀零敲碎塑了，尤其是后半个世纪城中所陆续建起的楼房，多是“想起一出是一出”的“即兴演出”，不但谈不上有什么整体意识，往往其自身也只顾个“眼前利益”。
位于复兴门外木樨地附近的燕京饭店，便是这种“应时而生”，单摆浮搁的产物。大约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门初开，外宾渐多，光靠北京饭店、友谊宾馆之类的地方，安置不下那么多客人了，于是有燕京饭店等新的“涉外饭店”冒出。当然，“最高级”的外宾，还是往钓鱼台送；“较高级”的外宾，也还是安置在北京饭店等处，燕京饭店是接待“一般外宾”的。
“像燕京饭店这样的方块楼，毫无艺术性可言，有什么好说的？”读友们可能会这样问我。我还真有得可说。记得1979年5月，我参加“文革”后第一次派出的作家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到了布加勒斯特，主人让我们下榻于该市的“多洛班济”饭店，那是当年罗马尼亚为接待“一般外宾”新盖的饭店之一，也是一栋长方形的，几无什么外部装饰部件的“板楼”，可是我下了汽车头一眼望见它时，却觉得它非常别致！我心里想：这楼怎么只有窗户，不见一个阳台呢？那时我以为凡高楼总得设置阳台，1973年左右建成的北京饭店新楼，也是充满着阳台的嘛！没阳台反倒成了那楼的“戏眼”。住进去才知道，那楼里有“中央空调”，也就是说里面有“人造气候”，哗！多了不起啊！于是悟出，设计者故意不设计出阳台，恰是为了显摆其“现代化”气派。燕京饭店其实也和那“多洛班济”饭店一样，是那个历史阶段的产物，设计成那样，想必一是当时经费有限，而且要适应形势，快快上马；二是别看它方方正正，却无阳台，正显示出一种非同小可的“流线形”气派。当然，燕京饭店只是正面无阳台，其侧面还是有连体阳台的，比起罗国的“多洛班济”，更具发展过程中的折中痕迹。
这样来看燕京饭店，也就看出了它在北京城建筑风尚流变中所具有的某种文物价值。城市的建筑物不仅可供我们探讨环境科学与环境艺术，它也是城市文化发展轨迹的巨大见证。
全国总工会
这是一栋旧楼，位于复兴门外大街南侧。我弄不清它是一建成就是这个样子，还是后来才附加了一些个装饰性部件。但它呈现为现在的这个模样，总有几十年之久了。
它也属于方方正正，设计与结构都仅是功能性到位，较少考虑到艺术性的那种建筑。我之所以要议论它，是因为在长安街上，至今还存在着不少50年代至70年代建成的几乎无任何艺术考虑、没有任何装饰性部件的大体量楼房，如位于王府井大街南口对面、台基厂北口西侧的原煤炭工业部办公楼（现在被许多单位分割使用，门口挂满牌子），位于木樨地的板状住宅楼，等等；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些这种建筑物的使用者可能是感到其面貌未免太寒酸，与长安街的整体气派太不相称，于是开始用外加装饰性部件的处理，来使其“面目一新”，比如位于正义路北口东侧的中国纺织总会（原纺织工业部），那栋楼原来不仅简陋，可以说相当地猥琐，实在是可惜占据了那么一个如此黄金的位置。近年来，这栋楼大动“美容术”，不仅加高了楼层，立面还增添了许多的装饰，如镶嵌白瓷砖的墙面，加上土绿色的琉璃瓦式檐顶，以及营造了一些对称的图案，等等。这种试图以“美容”来化解单调简陋的努力是应当肯定的，但是其方略却实在不敢恭维。它的构想，是似乎只要抹了“美容霜”或戴上了“假睫毛”，便一定会靓俏起来；其实高明的美容术不在所用的材料如何时髦、使用的技巧如何高难，而在于尊重原有素质，审体量材，以恰如其分的方式，来营造出一种韵味。在这一点上，全国总工会大楼的装饰性部件的选择与使用，给我们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这座建筑的楼顶，本是最古板的平顶，怎么让它多少增添些趣味呢？一般性的方案，是加琉璃瓦的檐子；倘舍得大投资，或者还可以顶上起阁；但此楼的方案，是只不过沿楼顶边沿加了一圈中式建筑的“瓦口”，投资极其有限，却顿化古板为灵动，取得了很好的视觉效果。它把高层处的一些窗户，上部处理成圆弧形，再略加上些浮雕花纹，也便改进了立面的单调。它的正门未能获得充足的伸展机会，但就在那相当狭促的空间里，用上展下收的几个水泥原色的托拱，使人产生出中式宫阙风格的联想，大方而经济。整体的视觉效应，即使在这90年代，也还经得起反复品味。
军事博物馆
50年代初，中国在各方面都受到苏联的影响，建筑设计上也不例外。最突出的例子是位于西直门外的苏联展览馆（后易名北京展览馆），其特点是以一个带锐锥形尖顶的主体建筑，对称地铺排开辅楼，后身则以飞机机身形状延伸，构成一个气势恢宏的群体，以喻示蒸蒸日上、欣欣向荣。苏联的此类建筑，其实是从俄罗斯古典建筑中撷取精华，加以发挥而形成风格的。“十月革命”的指挥部所在地——圣·彼得堡的斯摩尔尼大厦（原沙俄海军总部），主体结构便是高大的圆柱撑起巨大的屋架，上面再挑出锐锥形摩天尖顶。不过苏联时期的此类建筑格外注重外装饰部件，除了种种以镰锤麦穗及各民族民俗图案为题材的浮雕外，必不可少的是尖顶上的红星。
作为1959年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十大建筑”之一的革命军事博物馆，其艺术风格是苏式的。它的整体结构与布局类似于苏联展览馆，但不像苏联展览馆那样纤秀雕琢，而是追求厚重敦实、淳朴浑然的视觉效果，这与它的功能性质是相符的。它的尖顶从体量与相对于楼高的比例而言，都不那么锐利玲珑，但因为它所承托的红星还要有叶环匹配，所以从视觉感受上，还是会使我们产生星星似乎过大过重的印象。不过当年“十大建筑”的设计考虑都相当周密精当，施工质量更属上乘，因此，当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时，原苏联展览馆尖顶上的红星被震坠跌碎，而军事博物馆上闪闪的红星却依然巍峨高踞。
军事博物馆虽然不是什么出色的建筑，然而它本身是一种美学时尚的历史见证，自有其独特的价值所在。
中央电视台
前些时到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去了一趟，自然特别去观看了即将竣工的佩特罗纳斯双峰大厦，这是大马国家石油公司斥巨资兴建的，到目前为止，这座高453米，当中有K形桥廊沟通的双峰大厦是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成了吉隆坡市民引以自豪的一个标志。
一座城市以其中的一栋最具特色的大型建筑为其标识，或至少是能令其市民引以自豪，已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文化时尚，如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美国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大厦，等等。但这种建筑物的出现，一般都需要超常的投资额，并且建筑物本身也应具有非同小可的社会性功能。
近年来，我国一些城市里兴建了投巨资的重要建筑，并由于设计者不负众望，使其成了改革开放历史阶段的纪念碑，并可望以其美学上的创意流芳后世，如上海黄浦江东岸巍峨新颖的电视塔。
80年代末建成，位于北京长安街西段的中央电视台，本是有资格成为京都一座标志性建筑的，谁知现在它矗立在军事博物馆迤西，显得不仅平庸，而且，恕我直言，简直是有点寒伧！它的内部功能性也许还不错，然而它的外观实在不能恭维。
位于西三环北路的北京市电视台大楼，虽然也不能令人满意，究竟还以左右两道冲天而去的曲线，牵动着观看者的情绪，使其至少有些个跃飞的想象；中央电视台的楼体却干巴巴的，单薄小气；楼面设色也缺乏应有的凝重与辉煌；它启用的时间并不怎么长久，但现在从近处看，已有褪色剥落的地方；这座造价不菲，而且极为重要的建筑，正被京城中，特别是它附近接连出现的建筑物比了下去，它甚至于不如其后面的那座三星级饭店梅地亚中心那样多少有些视觉上的美感。盖这样一座大型建筑洵非易事，我们只有期待另外的项目能令我们刮目相看了！
城乡贸易中心
建筑设计上不是完全不可以从理念出发，但如果仅是直露地显示理念，搞成“看图识字”式的图解，而全无理趣可言，那便是失败的设计。
位于长安街西头公主坟大转盘西北角的城乡贸易中心，我以为就建筑艺术而言，便是一件失之于浅露生硬的失败之作。
这座庞大的建筑以其中高耸的部分象征“城”，然而用几个与其相连属的矮粗一点的部分象征“乡”，再以下部一圈将“城”“乡”二者环围的裙楼，来表达“城乡团结”的主题。这种用意是一目了然的。
这座建筑的功能性也许尚可。但因为它的体积很大，在北京西长安街的那一路段构成着重要的景观，因此我们不能不在艺术性上对它提出比较高的要求。
高大的城市建筑构成着城市的天际轮廓线。这样的建筑不仅应有尽可能悦目的外观，尤其应有从各个角度望去都令人视觉舒畅的天际轮廓线。城乡贸易中心的天际轮廓线却不仅从正面直视缺乏美感，从其余几种角度望去更显得暧昧不明，甚至于有笨拙失衡的感觉。
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在唐时达于极盛，那时大多数诗歌都充盈着丰沛的意象与韵味，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雨浓”，似乎极“无理”，却又浑成天然，给人以直观的美感；到了宋代，有一种专门表述道理的诗兴盛起来，这种诗可能不提供充分的画面与动感，但其说理却很富于趣味性，如“梅花香自苦寒来”，我们读着时还是很舒服的；但到了再后来，有人写起诗来变成押韵而已的顺口溜，直白得到乏味的地步，那我们就只能对之摇头了。当代的建筑设计师们，或许应当多多地从优秀的唐诗宋词中，汲取艺术营养。
东单菜市场
1980年我在中篇小说《立体交叉桥》里，通过主人公的眼光和思绪，这样写道：“（东单）十字路口西北角，把口那座古旧大棚构成的‘东单饭馆’，依旧触目惊心地映入了他的眼帘。……三十年了，这座丑陋陈旧的饭馆虽然一再粉刷，却永不见拆除重建，它还要存在多久呢？”现在离我写这篇小说又已过了十六年，尽管整条长安街有了相当大的变化，但东单路口的房屋轮廓线，却很遗憾地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我那小说里写到的东单饭馆，以及与其比邻的东单菜市场，都还“健在”，和当年的区别，仅在于其门面连成了一体，并且菜市场内部利用原有的高架棚空间，搭出了二层楼面而已。
在这专栏里，我“读”了那么多或高大雄奇或簇新泛彩的建筑，现在怎么忽然“读”起这一被我在十六年前判定为“丑陋陈旧”的房屋来了？事情是这样的，一位朋友，他对长安街，以及北京别处的若干新建筑，动不动玻璃幕墙，动不动顶些个大大小小的仿古亭子，非常地不满意；他愤激地说：“我的眼睛，宁愿多对着东单菜市场看！心里还舒坦点！它虽然简陋，但立面造型总算有些独特的弧形！”听了这朋友的话，我抛弃我那小说中人物的眼光，试着用这位朋友的眼光来“读”东单菜市场，于是，我也发现，它前些年重新修整过的立面，确由三个颇长的弧线（中高，两侧对称下斜），整合为一种“祥云形”的视觉效果；这当然无论是以我们民族传统的角度，还是从西洋建筑史的角度来衡量，都属于非常“小儿科”的造型，本不足道；但是，为什么时下的新建筑，几乎很少在立面上大长度使用弧线轮廓呢？是我们的建筑师们的审美意识都过于“方正”了吗？
“通读”长安街，就此告一段落。说了一些外行话，而且“站着说话不腰疼”，人家辛辛苦苦设计、建造出来的作品，仅仅因为自己不欣赏，便直言不讳地加以了批评，实在是非常冒昧！愿有关的设计者建造者，多多海涵！我所要表达的，其实只不过是许多市民们的最朴素的愿望：城市规划者，建筑师，建筑部门，以及其他有关的部门，为把我们心爱的北京城变得更加适合于人们生息，更加美丽，更值得引以自豪，拜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