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1988年的春天，大概二十年前，当时母亲任南丁格尔高中的校长，某天收到一张明信片，上面只寥寥几句：亲爱的玛丽·安·施瓦尔贝，我是一名菲律宾修女，目前在泰国难民营工作，我需要您的帮助。签名是“玛特修女，仁爱修女会”。
很多年后，母亲才知悉这位修女是怎样获知她的姓名和地址的。这既算是个巧合，也算是上帝的意旨，单看你的宗教信仰是什么。真相是这样的：母亲的一个学生随意游玩到泰国北部，身上带着一叠明信片和少量现金，却找不到邮局又不懂泰语。后来他在路上巧遇了一位修女，觉得她值得信任，就请她帮忙寄信。这位修女不仅是仁爱之女（母亲后来常喜欢如此称呼她），还是一位了不起的筹款人。修女寄出了明信片，也记下了母亲的地址。
母亲回复了那张不可思议的明信片，玛特修女又寄来一封很长的信。之后她们互通书信长达数年。玛特修女的信中会带上残疾的赫蒙族儿童的照片，他们住在BanVimi，那是泰国境内最大的老挝难民聚集地。那的难民有45000名，妇女和儿童占80%，严重残疾的儿童达上百名。
不久，玛特修女开始寄一些产品目录给母亲。母亲收到后会买下那些物品，再寄回难民营。偶尔也会寄去二三十美元、一两本书，或订购一本杂志。母亲让她的学生募集书本、纸张和彩笔，邮寄给泰国难民营的孩子。又有一次，玛特修女的信像平常一样寄到，但内容有些不同。她向母亲募集的款项数额不小，达几千美元。母亲马上回信，说她对于捐那样的数额无能为力。母亲在信里似乎表露了一些不悦，修女马上回信，说她很抱歉，不了解金钱的含义，因为她仅仅是一名修女。
她们保持着通信关系，后来玛特修女在一封信中提到，她的一个朋友从菲律宾去了难民营做志愿者，假如母亲想要给予帮助，但又无法提供很多资金上的援助，也许她可以去难民营帮忙。
母亲头脑清晰且慎重，不过也有头脑发热的时候。当她看到玛特修女的建议时，就决定离开学校一学期，到难民营去工作。
妮娜那时即将大学毕业。
母亲和妮娜关系非常亲密，但那时她们母女间正在闹小矛盾，在很多事情上意见无法统一。不过她们在妮娜将和母亲一起去难民营工作这件事上达成了共识。那时我觉得，假如这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主意，那么就是最糟的。我偏重于选择后者，父亲和哥哥也这样认为。
她们最后还是飞去了曼谷，之后换乘卡车，夜间在泥泞的道路上行驶，还在后备厢里待了十二个小时。母亲当时想：“我怎么让妮娜也卷进来了？怎么回事啊？”后来她才认识到，她连这位修女和难民营的真假都未验证过。直到她们到达难民营，才发现那是她们见过的最艰苦恶劣的地方。
母亲的日记里对难民营的第一印象是这样描写的：“处处都是飞扬的尘土，几千名衣衫破烂的孩子，在看到外国人的时候不是哭喊着就是躲起来，还混杂着几百只淌着鼻涕、流着口水的脏兮兮的狗，它们头皮似乎被烧过，全身满是伤痕。”
母亲和妮娜被安排在康复中心工作，她们接触到的第一批孩子是四个聋哑女孩，她们负责做饭，母亲和妮娜没多久就喜欢上了她们。四个女孩很乐观，特别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帮忙。康复中心里的孩子有许多不能爬动，有些甚至连动都动不了。另外有许多孩子存在严重的发育问题。到达那里的第一天上午，母亲要照顾的一个二十岁的年轻女子，名叫莽泉，不过她看上去只有十二岁。她全身都是病，大小便失禁。莽泉仿佛没多久就认同了母亲。她无法行走，去任何地方都必须靠人背着。她喜欢和母亲亲近，起码母亲认为是这样的。
而莽泉第二天没有再来，后来也不再出现。在第三天晚上，母亲跑到她的帐篷去找她。很快母亲就了解到莽泉为什么无法再次回到康复中心。虽然莽泉的父母很爱她，但他们因为年纪太大而无法照料她。因此他们把她放在一个阴冷的小棚子里，在一个特别寒酸的帐篷外面，任她光着身子躺在一块木板上，旁边放上一碗米饭。她的父母都病了，无法带她去康复中心。她浑身脏兮兮的，也因此觉得难堪，她不想让母亲看见她的样子，所以向母亲扔石子，赶母亲走。
那天是第四天。
母亲和妮娜在如此恶劣的生活条件下依然坚持下去了，并因此而感到万分自豪。公共厕所是最恐怖的地方，但她们很快也能付之一笑。
每天有一百名三到八岁的儿童来到康复中心。母亲和妮娜要照顾他们吃早饭，帮他们刷牙和洗澡，努力与他们玩在一起，逗他们开心。时间长了，母亲和妮娜的努力开始有所成效。那里的物资非常稀缺，她们就利用小鹅卵石教孩子们做游戏。妮娜在当地的泰国杂货铺里找到了通心粉，于是教孩子们用通心粉串项链。母亲将较多的时间花在帮孩子们洗澡上，妮娜的工作则是陪孩子们玩耍。
最后莽泉也回来了。母亲曾在她的日记中写道：“两周后：今天我们这里一团糟。我照顾的一个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小女孩崇涛——我叫她‘跳舞的女孩’——不小心摔了一跤，还把自己的舌头咬破了。在我帮她处理血迹的同时，莽泉躺在水泥地上，把自己搞得脏极了，因为她一看见我和其他孩子在一起就爱发脾气。妮娜和我一筹莫展，于是决定教孩子们学唱歌。我们能想到的最容易学的歌是《幸福拍手歌》。我们把那些能拍手的孩子安排在无法拍手的孩子旁边。后来一直到我们离开，我们每天都会唱这首歌。”
母亲和妮娜在每天下午教九岁的孩子们学英语。这是孩子们主动要求的，他们无事可做，特别希望可以学一点儿东西。他们没有书，不过母亲和妮娜在镇子里找到了许多旧的《读者文摘》。在这些男孩里，母亲和妮娜与一个叫莱康的孩子成了好朋友。
莱康第一次看见母亲和妮娜，就递给她们他写的一篇作文，上面写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喜欢当难民。难民不得不不停地迁移，从一处换到另一处。世界上所有人都不喜欢难民。
莱康是个乐天派，因此他的失落并没有持续多久。
晚上母亲和妮娜要走一个小时的路，才能回到她们两人居住的地方。妮娜常会在晚上和一些本地的朋友或其他志愿者一起出去喝点啤酒，母亲则常待在房间里用手电筒看书。
三个月后，妮娜弄明白了她以后想要做什么，并决意继续留在难民营工作。母亲也找到了新的人生目标。她决定再留在学校工作一年，之后辞职，去“救助难民妇女和儿童的妇女委员会”担任第一任理事长，负责这个机构最初几年的运营，为救助难民的事业做出贡献。难民莱康五岁就从家乡老挝来到泰国，目睹了亲人惨死，母亲打算为他到美国学习助一臂之力，为他申请大学奖学金，让他在美国继续他的人生，成家立业。他有两个家：一个是他自己的，另一个是我们家。他是母亲最早接触的难民之一，近来他也来探望过母亲，母亲也满含骄傲地给我看他的照片。
我一向都乐于向人们讲述这个故事。许多人对我说，这个故事使他们受到了启发，使他们找到了一种与成年子女或父母进行沟通的非同一般的方法。这件事改变了母亲和妮娜的人生，也改变了我们所有人的。这件事富有挑战性，我认为令我们变得更无畏了。并且我觉得，经过了母亲和妮娜的这些事，我们将变得越发无私。
母亲经常被邀请去做演讲，讲一讲她为什么对难民的事情这么热心。她会说：“假设一下，半夜家里人叫醒了你，他对你说：‘把你最珍贵的物品放入一个你能随身携带的小包里，我们不得不随时做好离开家的准备，然后去最近的边界。’你要翻越哪座山？你觉得会怎样？你要怎样面对一切？如果越过了边界，另一头是一个言语不通的陌生国度，是一个不希望你们进入的国度，是一个你将无法工作的国度，你将会被限制在难民营里，一直待上几个月，甚至几年……”
母亲用一首诗来形容这一切。这首诗完成于1989年，名为《我悲痛》，是十六岁的越南女孩辛迪·常在香港一个用铁丝网围成的难民营里创作的。在一次读书会上，我记不清具体的时间了，只记得是母亲做化疗的一个冬天，我让她说出几位曾经令她的人生发生变化的作家。“有很多。”母亲马上回答，“我甚至不知道从何说起。任何时候，只要你读的是一本好书，它都能影响你的生活，即使你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事实。”停顿了两秒，她又补充道，“不过，毫无疑问，我会把辛迪·常放在第一位。”
我悲痛
谁会情愿倾听我的感受？
谁会情愿倾听我无用的国度？
战争之后，我的皮肤已被损毁。
我的体内留有子弹的伤痕。
尽管我悲痛、遗憾、承受苦难，
我悲痛、遗憾、承受苦难，
谁会愿意知道我的感受？
我悲痛并非因我受损的身体。
我悲痛是因为人们无法公正地对待我。谁会愿意知道我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