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妈妈，我回来了，你感觉身体如何？”
“我觉得好多了。”
某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刚刚从法兰克福回来，就与母亲通了电话。母亲通常会问我航班有没有晚点，在飞机上看了什么书。像往常一样，我需要花费些时间才能将话题转移到她身上。她的大部分活动都是关于孙子孙女们的。她提及妹妹妮娜快搬到日内瓦居住了，但是妹妹并没有做好准备。在母亲确诊癌症之前，妮娜争取到去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工作的机会，能够参与全球疫苗政策的制定。距离妮娜与她的伴侣萨莉以及两个孩子搬去日内瓦的期限只剩几天时间了，但是妮娜犹豫了，想留在纽约，陪在母亲身边度过她最后的时光。
“你妹妹不想去。但我和她说必须去。”
尽管母亲的黄疸愈发严重，也根本不能让她停下来休息。通过一位朋友的引荐，她去了一个超级豪华的娱乐场所拜见一位高僧，地点选得非常不搭调。她从高僧那里得到一本小册子，打算借给我看。册子收录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还有龙树大师的《七十空性论》等。我问她关于这次会面有什么感想。她说见到那位高僧，听了他的传经布道，深受感动。实话实说，他的许多话她都不十分理解。但即便如此，还是给她带来许多思考——尤其当她读到小册子里跟演讲有关的经文时。
我也发现那本小册子里有许多值得让人深思的话语，但即便到现在仍然有很多内容我无法理解。里面的经文并不容易理解，需要仔细研究。《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强调空性的概念。1907年，中国西部发现一块刻于公元868年的木刻《金刚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七十空性论》编撰于公元200年，作者龙树大师，是印度南部婆罗门教上层社会出身。我和母亲即使听了演讲，仍然无法参透其中的道理，母亲感叹人年纪越大才越发现自己有多无知。《七十空性论》中有一句话被葛雷·斯巴汉翻译成了英文，母亲特意在下面画了线：“Permanent is not;impermanent is not;aself is not;not aself（is not）;clean is not;not clean is not;happy is not;suffering is not.”（非常非无常，亦非我无我，净不净苦乐，是故无颠倒。）
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总会读着并一次次思索。虽然我确定不了它的意思，但它能让我的心情平静。
周五那天，也就是我从德国回来的前一天，母亲告诉我妹妹陪她去看了另一位肿瘤医生奥赖利。医生对她的病得出的结论是：“能够治疗，但无法治愈。”这句话令母亲倍感安心。仅“能够治疗”几个字就让一切变了样，这预示着母亲能活不止六个月。只要她的病能治，那么就有希望。
“等你见到奥赖利医生你就知道我所言不虚。”母亲说，“她是个很年轻的医生，个头不高，聪明极了。她效率高，待人又非常亲切。你一定会喜欢她的。”母亲觉得让全家人都喜欢她的肿瘤医生是件非常重要的事。
在从法兰克福飞回的途中，我开始看智利诗人兼小说家罗贝托·波拉尼奥一部非常大气的小说《荒野侦探》。小说以西班牙布拉瓦海岸为故事发生地，创作力很强。原本写诗歌的波拉尼奥，为赚钱帮助儿子，转而写散文。此书初版是1998年，但美国直到2007年才出版英译本。那年波拉尼奥已经因肝脏疾病去世四年了，年仅五十岁。这本书是我从书展上带回来的，我想赶在送给母亲之前看完。母亲刚刚看完迈克尔·托马斯的《沉沦之人》。作者是出生于波士顿的年轻作家，现居住在纽约，以教师为职业。《沉沦之人》同样是一部气势恢宏的小说，内容主要涉及种族、美国梦、男权、金钱与爱。母亲还没看《荒野侦探》，我也没有开始看《沉沦之人》，但彼此交换读书笔记后，我们发现这两本书在本质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广阔的视角，大胆的创作手法，情节引人入胜，语言精彩绝伦。内容方面，都提到了失败、写作和奔跑（对于波拉尼奥来说，奔跑是象征意义；对于托马斯来说，奔跑不仅仅有象征意义，更有现实意义，因为托马斯书中的主人公是一个慢跑者）。
我刚看完波拉尼奥的书，就和母亲换书看。母亲特别喜欢《荒野侦探》，虽然作者随心所欲的写作手法偶尔会让她万分无奈。我猜她喜欢《荒野侦探》，最主要的原因是，这是一位用心写作的人以作家为题材写的书。母亲也被作品中使用的文学暗示手法深深吸引。我们对波拉尼奥提到的或极力讽刺的多数作家的名字或作品也完全不熟悉。这次的阅读体验激发了她的好奇心，如同你在火车上和咖啡厅里不经意间听到的陌生人的故事，即使不认识故事中的人物，但如果讲得绘声绘色、妙不可言，也能令人迷醉不已。
不同于波拉尼奥的作品，托马斯书中涉及的人、事和物都是我们熟悉的。托马斯的书出版于几个月前，母亲很高兴我也读了这本书。《沉沦之人》以童年和成年两条线索穿插叙述的手法，讲述了波士顿的一个黑人孩子，在已经强制废除了种族隔离的学校里依然遭受着由于种族问题而引发的种种暴力；后来，他去了纽约，与一位白人女子结了婚，生了三个孩子，但又面临着重大危机，仅剩几天时间来挽救家庭毁灭的危机。
“你一口气就能把这本书看完。”母亲说，“它描绘了这个国家和这个城市最真实的场景。”
现在波拉尼奥和托马斯成了我心中永久的回忆。这并非因为他们都写了和伤痛有关的故事，而是因为母亲生病后和我第一次一起看的书正是他们所写，而且带来了与奥赖利医生给我们的希望截然不同的某种希望。这两本书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不必退缩和感到孤立无助，即便母亲和我的人生道路不同，我们仍然可以彼此分享阅读体会；在阅读这些书籍的时候，不必把身体是否健康放在心上，这不过是一位母亲和一个儿子一起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此外，阅读带来的让人安心的力量是我们亟须的，特别是在母亲生病后出现了恐慌和巨变的情况下。
但这一点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记得我当时工作很忙，一直认为和母亲一起看书太浪费时间，对她也没什么益处，而我又不能看自己始终想看的书。而假如我没有看她认为我会喜欢的书，她的言语间就会流露出失望。于是，我只好继续看她推荐的书，同样我也会向她推荐我觉得她会喜欢的书。从客观角度讲，我们的读书会是母亲在偶然间促成的，而我是勉强加入的。
因为我很想做一些能帮得上母亲忙的事，于是提了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是让母亲写博客。由于她的朋友很多，来自各个地方，要是告诉每个人她的近况，会让她疲惫不堪。当我建议母亲写博客时，她和父亲马上同意了。不过她认为自己文笔不好，不愿意自己动笔。此外，我猜她私下里也许认为写博客是很上不了台面的自我评价的东西。
“你怎么不帮我写呢？”母亲提议道。我考虑了一下，同意了。
我给出的第二个建议是，希望母亲跟我们的朋友罗杰聊一聊。他照顾过一个我们认识的患胰脏病的人长达五年，有相当多的经验。我们全家人的学习能力都很强，无论去哪个国家都会学习那里的语言。母亲生病后，我们需要学习与病人有关的用语。我确信母亲跟罗杰的谈话会给她带来希望。罗杰是一个无私的人，且很乐于助人，他是一名极限运动员，身高近七英尺，还曾做过核潜艇军官，也曾领导过抗击艾滋病的斗争。甚至他还曾写过一本怎样照顾病人的书并得以出版。
当从罗杰那里得知他已经和母亲聊过了，我马上给母亲打电话，想知道这次谈话起到了什么作用。
“怎么样，跟罗杰谈过有什么收获吗？”
电话那头母亲沉默着，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听到我的话。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她说话了：“我讨厌这次谈话，因为它有点让人沮丧。罗杰告诉我做化疗的时候会非常痛苦，自己什么事都做不了，需要他人日夜陪在身边照顾自己，而且疼痛感会很强烈。”
在阿拉伯神话中，魔瓶中的妖怪只要有机会被放出来，就很难再把它装回去了。我觉得让母亲跟罗杰聊聊是个不错的主意。我认为罗杰知道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我以为他能燃起母亲的希望。我听出了母亲声音里的哽咽，那是她得知自己的病情后第一次表露出难过。她不断地告诉自己和全家人她是如此幸运，有医疗保险，有美好而精彩的人生，有可爱的孙子孙女们，有意义非凡的工作，有优秀的医生和非常爱她的家人，在医院工作的侄女还帮她安排就诊事宜。她不断地重复这些赞美的话，然而我从她的声音里察觉到了异样的情绪，那是恐惧。事情究竟发展到多悲惨、多痛苦的境地才会令母亲如此害怕？
为什么我没想到这一点呢？！为什么事先我没跟罗杰谈谈，看看他会说些什么？为什么我老是好心办了坏事，把一个人介绍给另一个人，自以为是在帮忙，但有时还不如不帮。我懊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只能吞吞吐吐地说：“我很确定（我为什么那么确定呢？）如今的医疗手段和以前不同了。那个得了癌症的人早就去世了。如今的医疗技术肯定比几年前更好更见效，不会让人那么痛苦。”
在生活中我经常向别人提建议和做推荐：你应该跟这个人谈谈；你应该读下这个说明书；你应该去这个饭店试试；你应该点这道菜……建议很棒，但结果有时却很糟糕。我回想过去，对自己是否在推荐之前深思熟虑过感到质疑。烧烤餐厅里真的是奥斯汀最棒的吗？是否因为我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所以才有这种感觉？
“你后悔跟罗杰聊天吗？”我问。
“不后悔。”虽然母亲的语气不像过去那么确定，但还是说，“我们尽人事，听天命吧。”
第二天一早，父亲和我说，母亲昨天一晚上都没睡好。罗杰说的话让她辗转难眠，连父亲也感觉到那沉重而压抑的氛围。罗杰告诉她，她的头发会一绺一绺地掉；消化功能将彻底失控；她会吐个不停，甚至会虚弱得下不了床；还要吃止痛药以及一大堆药丸，整个人就仿佛行尸走肉似的。
父亲对此感到难过、担忧和生气。我决定跟母亲聊聊。
“儿子，昨天你没睡好吗？你的声音听起来疲惫极了。”我还未曾开口，她已先一步问我。
我回答说我睡得很好。这当然是在撒谎，一是我总是习惯性失眠，二是我感到自责，因为我安排母亲与罗杰进行了那次谈话。
那天正好是我两个侄子——四岁的米洛和两岁的塞伊——的受洗日，全家人都来了。妮娜和萨莉早先没有想到让孩子们受洗，现在母亲病了，她们又要去瑞士，因此只能尽快安排他们受洗。“今天真是个好日子。”母亲说，“现在我所有的孙子都受过洗了。”
她还要和我谈谈其他事情。因为以后会有更多的人知道她得了癌症，所以要依次告诉大家，并且不要误导大家认为这个病可以治愈，只是可以治疗而已。她希望每个人都不要过早地为她挂挽联吊唁，她已下定决心要与癌症斗争到底。她要大家明白，只要有他们的祈祷以及一点儿好运气，她应该能活很久。同时，她也要大家知道，这是真正的胰腺癌，治愈的希望很渺茫，大家只要祷告就足够了。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向众人解释，因为母亲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影响了其他器官，已不宜做胰腺切除手术。
我的一位表哥和他的妻子写了一封信，母亲看后心情愉快。他们在信上说，虽然他们不信奉上帝，但还是会替她祷告。这封信让母亲感到欣慰。她对我们说，不信奉上帝的人很少做祷告，偶尔做一次祷告可能比基督教、犹太教或者伊斯兰教教徒们做的祷告更有用。
家里开始陆陆续续收到各种食品，这预示着母亲得癌症的消息已经众所周知了。有香气四溢的烤鸡；有开着车送来的自家做的汤和松饼。还有一位跟母亲亲近的小学同学雇了一位厨师，每周为母亲做一顿晚餐，让她不用亲力亲为就能举办一个小型聚会，或者跟父亲享用一顿美味的家庭大餐。
一些朋友给我打电话咨询我的意思。我明白他们的尴尬：对一位才发现得了癌症的人，他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美国每年有超过35000人死于胰腺癌，它在癌症死因中占第四位。可能此病的死亡率不高，所以美国癌症研究中心只拨付2%的经费进行此项疾病的研究。因为它的发病症状总是出现得很晚，大部分患者在癌细胞扩散之前并不知道自己得了胰腺癌，而是在已经危及其他器官的时候才发现。而且，胰腺癌的症状又与其他疾病类似，如体重下降、背痛、呕吐、食欲不佳，这些症状通常由很多病因引起。虽然黄疸会引起的眼睛和皮肤发黄，是另外一种症状，但其与病毒性肝炎也非常相似，因而病人被误诊而耽误治疗的也很多。
母亲确诊后我曾上网搜索胰腺的图片。它表面坑坑洼洼，呈圆锥状，在腹部最里面、胃部后方，依附于小肠，后面靠脊椎支撑。胰腺是生产酶和胰岛素等激素促进人体消化食物的腺体器官。因为胆管与肝脏、胆囊相连，所以癌细胞从胰腺扩散到身体的其他部位很容易，然后再通过血液循环从胰腺扩散到淋巴系统。
85%的病人无法开刀切除肿瘤，只能进行各种化疗，母亲也采用了这种治疗方法。这是一种常规的保守疗法，只起到缓解病情恶化速度的作用，却无法阻止癌细胞的扩散。
在母亲确诊的那段日子，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都了解到胰腺癌的毁灭性，除非能及时开刀切除它。但是几乎所有被诊断出患有胰腺癌的人，包括那些进行了肿瘤切除手术的人，其中也仅有不到5%的人又活了五年。像母亲一样癌细胞扩散后才确诊的人，通常只能活三个月到半年。当然，这只是个平均值。有些人不到一个月就死了，有些人却能活两年或者更久。
对于不知道该对母亲说什么的那些人，我告诉他们，只要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无论说什么都行。我有一种直觉，母亲若是知道大家都关心她，一定会感到很开心。这回我猜对了。朋友们的问候让她很欣慰，她也把这些跟我一起分享。我的一位老朋友写了封编年体体例的信，讲述她与我们家几十年的情谊，还邀请母亲参加她的生日party，或去她家享用一顿安静的晚餐。母亲最早收养的孩子的姐姐寄来一张非常有爱的图画，画上写着：“一艘纸船行驶在盐与沙的河上，它会带走你的痛苦。”还有些人写信说母亲曾影响了他们的人生。此外，还有些歌功颂德的话令我感到惊诧，这些葬礼上才说的颂词，现在说未免太早了啊。但母亲似乎很爱听，毫不介意。仔细想想，也没什么不好的。在我们活着的时候，为什么不在知道你还能够感动他人的时候享受这些呢？
这一点母亲做到了，但她也坦白，在看到或听到有人对她说“我相信你很快就能痊愈”时，心里会感到或多或少的不愉快。
也有人将他们陪伴患有胰腺癌的亲朋好友们的经历与母亲分享。对这些故事我慢慢厌倦了，母亲依然兴致勃勃，她常常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以免遗漏一些对她有用的信息，也可能只是因为她更喜欢安慰别人。母亲告诉大家，她不再像以前一样心里装满了工作，现在更喜欢为自己和家人着想。离开了慈善事业和学校，她感到如释重负，但又有些自责。她的朋友则持相反意见，认为在当前情况下，她这样想很正常，一点儿都不自私。谈话刚告一段落，母亲又提出建议：要给国际救援协会里一位已九十三岁的老同事举办一个派对，并主动要求组织一个代表团前往乌干达。虽然她自己无法陪同前往，却觉得做这些事非常有必要。
之后，因为胰腺中肿瘤压迫的关系，母亲的胆管肿大并堵塞了。那个星期，她必须去医院装支架，以便黄疸能透过胆汁引流，减缓黄疸症状。虽然出现了这种状况，她依然忙个不停：接电话，安排派对，组织去乌干达的代表团，安排我们的生活。
母亲病情的加重让妹妹对搬去日内瓦的事越发犹豫起来。她的新工作让她有机会去影响相关政策，去挽救全世界无数儿童的生命。但她特别希望能够留在母亲身边，陪她去做化疗，让她跟孙子孙女们有更多时间在一起。可母亲完全听不进去。
“我会坚决跟这个病做斗争的。妮娜想什么时候回来看我都可以。我也会常去日内瓦看他们。但她和萨莉及孩子们必须搬去日内瓦。”如果妮娜和她的家人不听母亲的话，一定要留下来，这就意味着母亲时日不多了。在许多事情上母亲都依赖妹妹。如果妮娜在搬去日内瓦的前几天取消所有计划，对母亲来说这意味着什么？还有所有那些与搬家相伴而生的计划怎么办？只一点儿日程的稍加改变都会让母亲焦虑无比，那么这次母亲该如何是好？
妮娜仍然不想搬家，纯粹是因为她不想离开。但她不搬家会让母亲更加沮丧，她会觉得自己快死了，这样做好吗？我忽然想到一段经文：“非我，无我。”
“你确实不愿意我留下来吗？”妮娜问母亲。
“自然想，但我更希望你搬去日内瓦。”母亲说。
“假如是我生病了，你也像我一样面临是走还是留的选择，你会选择哪个？”
“亲爱的，这根本不是一码事。你还有一辈子的时间呢。”
“你会选择留下，对吗？”妮娜问。
母亲没有说话。
于是妮娜打电话问我：“我到底该如何选择呢？”
母亲刚给了我一本《灿烂千阳》。这本胡赛尼的新作，写于《追风筝的人》之后。2003年《追风筝的人》出版不久，母亲就发现了这一佳作。她特别喜欢这本书，向别人极力推荐。她被这本书和作者深深迷住了。胡赛尼是喀布尔人，生于1965年。他过去在阿富汗的小学读过书，11岁时和做外交官的父亲搬到巴黎。1991年苏联解体时，胡赛尼一家以难民身份留在美国。后来，他当了医生，在每天上班前抽出一点儿时间，写作《追风筝的人》。在作品即将完成时，“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了。恐怖组织袭击了美国五角大楼，使胡赛尼产生了放弃写作的念头。但他的妻子鼓励他写下去，因为这本书能够让人们看到“阿富汗人充满人性的一面”。母亲觉得胡赛尼这一点做得很成功，她不但了解阿富汗人，也喜爱他们。书里的阿富汗人都很可爱，和她在阿富汗实际见到的一样。她不用再费力向别人解释她喜爱的那个一再被误解的国家，人们只要去看《追风筝的人》就能理解了。
我并不完全同意母亲对《追风筝的人》的评价。虽然我也很喜欢这本书，不过我认为它的情节有点过于夸张。把恶毒的塔利班组织描写成纳粹，有这个必要吗？书里面还安排了一个使用弹弓的重要情节，我也很难信服。如果我对母亲喜爱的书发表不同意见，她就会皱起眉头。这是因为她觉得你没找到重点，过分地抓住某一点不放，并非因为你的意见和她的不一致。这就像她说的是某家餐厅食物的优劣，而你却忙着批评装潢不好。两个人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当母亲把《灿烂千阳》给我的时候，我们正站在她和父亲在纽约的公寓的客厅里。阳光穿过法式大门，照得室内一片明媚。她说她喜欢这本书，喜爱程度甚至超过了《追风筝的人》，因为这本书以女性为主角。母亲深信，如果阿富汗的女性能够受到教育，可以阅读书籍，她们将会承担起拯救那个国家的重任。“这本书里没有纳粹。”她强调道。她一直记得我前面对于《追风筝的人》的批评。
我一看完书，就跑去找母亲讨论。父亲还在办公室工作，母亲在家等着召开电话会议。我们讨论这两本书里显露的足能改变命运的人生选择，一共有三种：第一种是人们最后才明白他们永远无法从头再来；第二种是人们原本以为还有退路，直到最后才发现退无可退；第三种是人们认为自己只有一条路可走，最后却发现，当初以为无法改变的事实际上是可以改变的，只是发现得太迟了。
母亲一直教导我们，在做决定之前，要事先想一下做出决定后会不会后悔，要做好两手准备。当陷入两难境地时，那个在需要时能重新再来的一个是最佳选择。少有人走的那条路不是个好选择，要选择有逃生通道的那条路。在我们人生的不同时期，可以不假思索就去异国他乡待一段时间，我想这就是原因。若只待在家里，就无法去其他地方。而不管你去了任何地方，总是有机会再回来。
母亲给我《灿烂千阳》时，还给了我许多其他的书，其中一本是心理治疗师苏珊·哈尔彭著的《疾病的礼仪》。副书名是“无话可说时要说些什么”。作者是一名战胜了癌症的人。这本书主要讲述了当你面对“做了某件事后结果反而与预期的相反，不如什么都不做”的情况时，你应该怎么做。这几年，母亲和父亲一直都很关注临终关怀的话题，如姑息疗法。临终关怀不仅能够减轻病人的痛苦，还能够帮助病人和家属在整个病程中尽可能地提高生活质量。很久之前，在母亲得知自己生病的时候，她就列了一个单子，上面写满了她生前身后的愿望。她的思想一直与时俱进。她并非杞人忧天，也并非因为她异常忧虑。她这样做，仅仅是为了避免在她无法说话的时候，我们因为不明了她的想法而争论不止。
母亲认为我必须要看《灿烂千阳》和《沉沦之人》。而《疾病的礼仪》，则是母亲希望我去看的书。这本书在我的床头放了好几天，我翻都没翻一下。我觉得没必要看这本书，我只要凭借自己的常识去断定就没问题了。
我之所以喜欢纸质书，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们有真实的存在感。电子书没有物质形态，也很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印刷品是真实存在的占据空间的东西。不过，有时书会非常可恶地藏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如装满旧相片的盒子、洗衣篮，或者被包裹在T恤里。有时很久没找到的一部厚重的书，就那样正面向你发出挑战，让你人仰马翻。我有时也会看电子书，不过都是我主动去搜索，因为它们从不会主动引起我的注意，跟在我的屁股后面等着我去发现。电子书你既摸不到，也感受不到，它们像一些无实体的灵魂，既无质感，也没有分量。它们可以钻进你的大脑，但无法让你心向往之。
作为一个失眠症患者，我在凌晨三点钟和工作时间想看的书天差地别。我用几个难眠之夜看完了《灿烂千阳》。一晚在伸手关灯时，由于不小心碰掉了《疾病的礼仪》，于是拾起来想随便翻翻看，结果沉浸于书中无法自拔，三个小时后才抬起头来。大卫和我住的公寓不算大，但景观很好。它的南面与五角大楼遥遥相望；东面是布鲁克林大桥；西面是哈得孙河对岸名建筑师理查德·迈耶设计的玻璃大楼，公寓和河水之间的区域还坐落着一些低矮的砖房建筑。
我停下来休息的时候，发现天光熹微，从我家窗户望出去，影影绰绰地看见哈得孙河东面的点点橘色灯火。我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可以把书看完，然后正好去上班。这本书深深地吸引着我，我认识到疾病确实也是有礼仪的。其实我并不是非得知道疾病的礼仪，只是现在找不到任何拒绝学习的借口。
哈尔彭认为读者应对这两个问题有所区别：一是“你感觉如何？”二是“你希望我问你感觉如何吗？”即使被询问的对象是自己的母亲，第一种问法也有些咄咄逼人，第二种问法则平和了许多，因为这让被询问的人可以说“不”。她可能那几天感觉身体很好，不想被当作“病人”对待；或是身体状况很糟，不想在病情上投入太多关注；又或者那一天有太多的人问过这个问题，即使询问的人是她的儿子，她也不想再回答了。
我把书里的那个问题和另外两件事记在了一张小卡片上，从而时刻提醒自己，之后把这张皱巴巴的小卡片放进钱包里。我写的是：
问题：你想说一下你的感觉吗？
不要问你能做什么，直接给出一些建议，如果不冒犯的话就直接去做。
不要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有时只需要陪伴。
第二天早上，我一起床就给母亲打了电话。
“早上好，妈妈，你想谈谈你今天感觉如何吗？”
此时母亲正好想谈这个。她说感觉好些了，安装的支架起了很大作用，她的黄疸症状基本消失了。父亲一直都陪在她身边，他一点儿也没觉得恶心。她为他感到骄傲。（每当别人详细描述手术或者疾病的情况时，父亲就会很生气，我现在意识到他也许认为这话题不适宜。）母亲似乎有了好胃口，不过她刚结束第一个阶段的化疗时，嘴里疼痛不堪。奥赖利医生给她开了类固醇药，能够帮助她恢复体力。她很担心类固醇的药效消失后，还会感觉疼痛。她始终在考虑我提出的建议——写博客，她让我以自己的口吻写，态度很坚决。我们的博客的名字是“威尔的玛丽·安·施瓦尔贝新闻”，很直接。
母亲觉得自己写开头比较好，不过要以我的口吻，假装是我写的。她口述，我负责帮她打字。下面这篇就是母亲借我的名义写的：
从昨天开始，每周母亲都要到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看病。她觉得那里的人都很友善，她对那里的一切感到很满意。
我开始写这个博客的原因之一是，很多人在询问母亲、父亲、道格、妮娜，以及我，要怎样保持联系。有什么新消息，我都会在这里发布，如母亲去伦敦、日内瓦等地的行程安排等。想知道近况的朋友们可以随时上博客查看。
另外，大家也清楚，给母亲发e-mail或者寄信比给她打电话要好多了（我父亲一直不喜欢打电话）。不过，因为需要接受治疗以及实施旅行计划，她可能无法马上给大家回复，假如没有收到回复也不必担心。
最后，母亲非常感激大家的关心和祝福。我们也一样。
母亲说我可以对这篇博文随便修改，不过她觉得上面提及的旅行计划应该保留，这样大家就不会觉得她所剩的日子不多了。我没有对这篇博文做任何修改。母亲对我说：“很抱歉，你有那么多工作要做，我还让你做这么多事情。”这话她说了好几遍。虽然我告诉她，更新博客的工作量微不足道，她依然要我保证我会有足够的时间休息。
母亲还拜托我另外一件事，希望做下一次化疗时我陪着她，我向她保证以后尽量陪她做化疗。母亲生病这段时间，安排我们全家人陪她去就诊，因为她必须经常去看病。我很快明白了，母亲在用这种方式给我们陪伴她的机会，与我们在一起对她来说非常重要。这也让父亲省下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因为以后他还要陪母亲做大量复杂得多的治疗，以及住院陪护。就这样过了几个星期，陪母亲做化疗已经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母亲急切地跟我分享她的两个新计划：一是她打算多做瑜伽练习。她喜欢做瑜伽，因为做瑜伽能够让她放松身心；二是她决定趁自己精力还不错的时候彻底整理一下她的书桌。母亲最想做的是把通讯录中重复的那些删掉，我对此难以理解，不过看到她那么兴奋，也就由她去了。我想起了一句话：“净不净苦乐，是故无颠倒。”我认为，是否整齐清洁，要看你拿什么标准衡量。清除掉不必要的东西，道理不也是如此吗？
母亲还计划看更多的书。那时波拉尼奥的那本她已经看完了。我把胡赛尼的书还给她时，给她带去了大卫·哈伯斯塔姆写的最后一本书《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这本书可称得上是史诗般的著作，内容是关于朝鲜战争的，同时这也是我刚刚编辑出版的一本书。哈伯斯塔姆是母亲上大学时认识的朋友，他曾与母亲的闺密交往，那是一位非常迷人的女士。我帮哈伯斯塔姆出版过几本著作，也很幸运地成为他还有他的妻子珍的朋友。六个月前，一位实习记者主动提出开车带哈伯斯塔姆去做采访，途中不幸遭遇车祸，哈伯斯塔姆当场死亡，而就在几天前，这本耗费了他十年心血的非常完美的著作才得以出版。
在哈伯斯塔姆故去之后不久，我因公飞去纳什维尔，正是在那里哈伯斯塔姆因报道民权运动而出名。原本我心情愉快，但在系上安全带的一刻，我彻底失控了。因为乘坐飞机总让我心中充满离别和悲伤之感，就像阳光聚焦在放大镜下，令人灼热难耐一样。坐在座位上，等待飞机如平常一样起飞时，在哈伯斯塔姆离开这个世界后泪水第一次唰唰流淌，瞬间狂奔出眼眶。
那个夏天，母亲和我看的书篇幅都比较短。后来我们则开始一本又一本地看鸿篇巨制。也许这意味着另一种代表希望的形式。看完波拉尼奥、托马斯、哈伯斯塔姆或胡赛尼的书你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它们都属于篇幅较长这一类。我对母亲说，我们看的这些书除了都是大部头的书外，还表现了同一个主题：人们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我觉得大部分好书都是表现这个主题的。”母亲说。
母亲还在为妮娜不肯搬去日内瓦的事操心。“你告诉她，她去了也可以随时回来，不过她必须要去。”
我不知道能说些什么，我掏出读过《疾病的礼仪》后记下的三条注意事项，决定不发表意见。然后我给妹妹打去电话。
“我会去那里的。”妮娜说，“我每天都会给她打电话。我们和孩子们会常回来看她。她也说过会常去看我们。当她需要我们时，我们可以随时回来。妈妈坚持让我去，要是我不听她的，她会生气的。”于是，妮娜决定搬去日内瓦。
“净不净苦乐，是故无颠倒。”不管怎样，妮娜决定按照原计划搬去日内瓦，不但母亲开心，我们大家也感到欣慰。虽然母亲病了，但生活仍要继续下去。至少那时候是这样的。当需要有所改变的时候，我们就会这样做。
非常，非无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