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交替之际的江南，受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的双重袭击，传统的儒家道德观念对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失控状态，江南文人集团的心态也随着这种失控而严重失衡。
江南文人群体，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发挥着特殊的功能。明朝末年，不安分的江南文人试图以社会批判的方式来改造世界；清初，江南地区成了清朝几乎所有重大政治活动演出的一个大舞台。而在这舞台之上，江南文人集团所扮演的虽然不是光鲜亮丽的主角，但也绝对不是大龙套。然而这种激情四溢的表演并没有博得新东家的欣赏，在清朝权力结构的重压之下，他们也只能将内心的冲动之火稍加收敛。
清军入关后，由于南明政权的负隅顽抗使得富裕的江南地区成为一片废墟。在战争的创伤中，废墟算不了什么，只要精神领域的大厦没有坍塌成废墟，一切都无关紧要。
自古以来，江南地区应该算是全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顺治时期，这些地区还一度成立了“江南省”，包括今天的安徽、江苏和上海一带。当时，江南一省的赋税就占去全国的三分之一，而每期科考，江南一省的上榜人数就占去了全国的近一半，因此才有了“天下英才，半数尽出江南”这样的说法。
如今，江南财政吃紧，也就意味着清王朝的国库里缺了不少真金白银。国库缺钱，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军队粮饷告急。
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广东琼州驻守官兵由于多年缺饷，很多官兵因为缺粮病死或自缢而死。作为地方官兵，他们一年只能领到半年的军饷，剩下的半年只有挨饿的份。
广东巡按张熙（相当于中纪委广东检查组组长兼代理广东省省长）更是心急如焚，这样下去将会出现难以收拾的局面。他一再上奏，请求朝廷从速拨发粮饷，不然实在是撑不下去了。
不仅广东驻军，其他地区也遇到同样的问题。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福建省出现了军队骚乱。当地驻军因为有七八个月没有领到军饷，这些暴脾气的士兵索性拎着家伙出去抢，抢不到就把军服一脱不干了，宁愿跑去当强盗，或者当农民。当兵不就是为了混口饭吃？现在饭都吃不上，还当什么兵？福建总督（军区司令）李率泰上奏道：省财政的账面上已经没有钱了，借不到也挪不到，军队后勤供给已到了万分危急的时刻。
新朝刚立，就出现这种无米可炊的局面，一时之间军心涣散、人心思变。那么，面对这接二连三的告急奏折，清朝的官家集团又该做出怎样的应变呢？
为应对眼前的财政危机，户部责成江苏巡抚（相当于江苏省省长）朱国治追缴欠款和欠粮。朝廷之所以会在这艰难时局想到从江苏省的地皮上来刮钱，也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江南历来是国家的财富和税赋重地，清朝开国以来，也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税赋有增无减。
国家把这么重的担子压了下来，作为江苏省省长的朱国治既感到肩上沉甸甸的，又预感到这将是一次立功表现的机会。干好了，头上的顶戴花翎或许会染得更红；干不好，丢官事小，保命事大。朱国治接到朝廷的命令后，二话不说就将任务分解了下去，要求江南的绅衿富民们，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务必按摊派下去的缴纳数目如数上缴，不得讨价还价。
为使这项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能够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落实，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七月，由吏、户、礼三部共同制定并出台了针对绅衿抗粮的处分规定：对拖欠钱粮八九成的贡生、监生、廪生等人罚四十板，革黜为民，枷号两个月，并继续严催没有缴清的钱粮；拖欠五六七成罚四十板，革黜为民，枷号一个月，并继续催缴；拖欠四成以下的人，全部革职，罚二十板，并继续催缴。对那些包庇别人拖欠的人，不论拖欠多少，都革职为民，罚四十板，枷号三个月。如果有官员知情不报，被别人举报，将会一并处罚。
为什么朝廷要将这项重大政策的成败系于那些地方乡绅？道理很简单，因为在权力集团的心目中，在下面推行任何工作，只要能够得到地方乡绅的支持，那就意味着任务完成了大半。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要从乡绅阶层在权力结构中所占据的地位说起。
乡绅阶层主要由一批在乡村社会有着影响的人员构成，这些人中除了科举落榜的书生，还有那些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老干部、宗族里的头面人物等。他们的身份近似于官而又异于官，近似于民而又在民之上。他们除了能够勾连官家正式权力，手中还握有直接压服民众的族权。更重要的是他们中间的有些人还曾经掌柄过有限的权印，极少数人还依然在权力系统内部混着。
他们其实是联结官家集团和乡人阶层的纽带：第一，他们扮演着国家政令的忠实实践者角色，往往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一方面做给官家看，另一方面做给乡民看。如果说，官家集团想要让自己的政策、法令传达下去。他们只需先将内容告诉乡绅，其他的事就不用多考虑了。第二，这些人在乡村社会里扮演着政治领袖或政治代言人的角色。地方乡民对官家政令及各种赋税的服从或抗争，要先反馈到乡绅那里，然后再通过乡绅反馈给官府。
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春节刚过，顺治皇帝驾崩的消息就从京城传出。正月初四上午，江苏省的祭奠仪式设在苏州郊区的文庙进行。文庙作为江南的祭祀场所之一，当天聚集了江苏全省军政要员和社会名流，他们都来为自己的皇帝送行。当然，江苏巡抚朱国治也在其中，作为一省之长，他不但需要参加，还要担任仪式的主持。皇帝选在新年伊始与这个世界作别，仪式的庄严肃穆是可想而知。
现场所有的人垂首做悲痛欲绝状之际，突然文庙外一阵骚乱。
很快就有人冲破巡查士兵的封锁闯了进来，随即骚乱转换成激烈的鼓声。还没等灵堂内如丧考妣的官员和地方乡绅做出反应，十几个人就跪在了巡抚朱国治的面前。这帮人看起来不像匪人，也不像大字不识的农民，倒像是一帮参加过科举考试的士子。询问之下，朱国治才弄明白，他们中间为首的倪用宾、薛尔张、丁紫洄等人，都是当地有些知名度的科举士子。领头的倪用宾还当场向朱省长递上了一沓状子，要求省长大人能够为民做主、惩治贪官。他们告的贪官是吴县知县任维初，当然任维初也红着眼睛在默哀的人群当中。
吴县知县任维初是个恶毒贪婪之徒，上任以来搞得干群关系非常紧张。这种官员往往让老百姓厌恶，却能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为什么呢？因为他懂得官场的利益规则，这种官员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媚上。媚上程度越深，恶下的程度也就随之加深。也就是说，上面领导越满意，下面的老百姓就越不满。因为他们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交纳钱粮任务，是无所不用其极。
每次过堂必用烙铁烙人，受刑人惨叫之声响彻衙门，整个大堂内外弥漫着皮肉焦臭之味，任维初因此被人称为“烙铁任”。他还发明了一套刑具，就是准备数十块竹条，放在尿水中长时间浸泡。行刑之时，命令衙役扒掉欠税款者的裤子，用竹条将屁股打得皮开肉绽。竹条在尿水中浸泡数日，沾染毒性，受酷刑者的伤口处受到病菌感染，很多人就这样被活活折磨而死。
当然，用刑之酷并不是书生们选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跑到省长面前越级上访的主要原因，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揭发任维初的贪污腐败行为。也就是说，在全县上下勒紧裤腰带为国家凑集税款的当口，县长任维初却不顾个人廉耻带头贪污。乡民们是怎么发现县长贪污的呢？起因是有人发现在县城的一家米行有三千多石粮食被作为高价粮在对外销售。官家不是号召全民纳粮吗？那么眼前的高价粮又是从何而来？为了查个水落石出，有人就将米行老板骗到酒馆里喝了一顿昏天黑地酒，米行老板在迷迷糊糊中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这批粮食，是吴县的一个衙役吴行之寄存在这里，让他帮忙出手的。吴行之在任维初手下当差，在一番打探摸排之后，很快就查到了任县长的头上。也就是说，这个高价粮是任维初搜刮农民的，然后准备向外倒卖。乡民们勒紧裤腰带向官府交纳的粮食，在这里被作为商品倒卖出去，而且获利者是那些一天到晚逼着他们纳粮的官员。上级摊派给吴县的应纳钱粮应该是有定数的，县令任维初这么往外一倒卖，那么就会出现亏空。亏空最后由谁来补，还不是下面的粮农。这等于是加大了剥削的力度，形成二次剥削。
官吏如刀俎，粮户为鱼肉，刀俎手中掌握着对鱼肉的加害权，所以通常情况，粮户只能逆来顺受，任其宰割。事情曝光后，粮户们在私底下发出了愤怒的声音。
碰上这样的事，倪用宾、薛尔张、丁紫洄这些读书人不可能视而不见。他们觉得自己有替乡民出头的义务，也有这个话语权。他们的这份自信，来自于他们特殊的身份——士子。准确地说，他们的自信是来自于国家正式权力对他们士子身份的认可度。
虽然说在当时知识分子处于国家正式的权力系统之外，但是他们具有功名和职衔的特殊身份，这种身份是具有价值的，我们可以将其称为身份值。这个阶层通常是官家权力系统内的后备队伍，源源不断地为权力集团输送各种大小官吏。可以说，士子阶层是政府官员的后备军，属于地方的乡绅集团。在通常情况下，他们往往会将统治集团的利益和自身利益视为一体。
在“皇权不下县”的年代里，他们自觉自愿地充当起统治集团代言人的角色，在地方基层承担起辅佐政府治理地方的职责。而权力集团也因为有了绅士阶层的协调，其犹如空中楼阁般高悬在广大基层社会之上的国家机器才能够运转自如，那些“山高皇帝远”的乡村子女们虽与皇权相距遥远，也依然俯首称臣。其实从严格意义上划分，士子阶层在精神层面上并不愿意将自己混同于地方乡绅，也就是说，士子阶层既不是普通意义的绅，又不是一般的乡民。他们更愿意将自己独立出来，有一套属于士子阶层的价值体系。
倪用宾、薛尔张、丁紫洄等人接受了乡民的请托任务后，正巧赶上了顺治皇帝驾崩这个时间节点。于是，他们利用江苏巡抚朱国治到苏州主持祭祀仪式这样一个时机，闯进文庙敲钟告状，引起地方高层的重视。他们认为，任维初是吴县县令，要想扳倒一个县令，找知府（市长）的成功几率肯定小于找巡抚（省长）。官员级别越接近，相互通气勾连的可能性就越大。
按说倪用宾、薛尔张等人的正义行为，理应作为典型得到官家的表彰。但事实情况却是，巡抚朱国治当场下令，逮捕领头告状的一群科举士子，将他们全部关进省府大狱。自此，由苏州文庙案开头的祸及一万多名江南乡绅士子的大冤案拉开了序幕。
巡抚朱国治的做法让倪用宾等人措手不及，他们万万没有料到，朱省长会用这种方式来迎接他们。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倪用宾、薛尔张、丁紫洄等人在这个事件中充当的是什么角色吧。首先当然是民间社会庇护者的角色，由于他们的领头抗争，吴县的粮农有可能会减轻被盘剥，也可能会让盘剥者得到应有的惩罚。其次，这些科举士子也是新权力格局下的既得利益者，如果此次告状成功，他们会在基层树立起自己应有的权威，这种权威在民间将会转化为真切可见的权力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