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之下，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的政治知识以及政治眼光要比同盟会好得多。英伦的例子历历在目，它的共和弯路，也是一种警醒。尽管习惯上被称为美国革命的独立战争，使得美国走上与英国不同的共和之路；但梁启超很清楚，美国很难成为中国模仿的对象。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原来就没有君主和君主传统，因地制宜，美国人无以立君，也不必立君。更兼美国自移民以来，就开始自治。用杜威的话说：“当初移民的时候，每到一处，便造成一个小村，由许多小村，合成一邑，由许多邑合成一州，再由许多州合成一国。小小的一个乡村，一切事都是自治。”这是一个一百多年来形成的自下而上的自治传统，何况更有英格兰的移民背景，所以他们可以共和。中国不然，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不但缺乏这种政俗，而且即使就清末论，民智不开，全国人口四万万，只有四万人认字，平均一万人当中只有一个识字人。国家层面上的共和与民主，亟需公共领域中的相关知识，从当时的民智情形看，中国实在不具备实现美式共和的资格。
就英美之别，同盟会曾经这样指责立宪派，声称美国共和制度后起于英国虚君立宪，因而是新的和好的。但在梁任公看来，政治制度，无论虚君立宪，还是民主共和，没有好不好，只有合适不合适。就此，立宪派经常援引的例子是法兰西，当然这是一个反面之例。法国革命是继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之后又一次具有世界影响的大革命。由于法国和英国一样，也是一个有着君主传统的国家，因此在立宪派眼里，它应该学国体与之相近的英国，走虚君立宪的路。但，法国革命无视自己的传统，效法美国，以共和为国体，结果酿成祸乱，君主专制变成了共和专制，而且共和也成了乱源。1902年，康有为在写给北美华商的一封信中指出：“法倡革命，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而所言革命民权之人，旋即以自身为君主而行其压制。”1906年在《法国大革命记》中又申言：“合数十万革命军之流血，以成就一罗伯卑尔之专制民主，合数千万良人之流血，以复归于一拿破仑之专制君主。”至于在中国像法兰西那样搞共和革命，康有为担心的是“吾恐革夙昔自由之命，而国人一切举动益不自由耳”。康梁言论，多在辛亥革命之前；但这些言论的预言所指，却不独一个辛亥，而是整个20世纪前半期。
辛亥革命时期，一位美国传教士（汤姆森）正在中国，1914年，他在英国出版了他对中国的观察，书名为《革命的中国》。这本书开篇的第一句话：“在最古老的专制国家建立共和政体，这是难以想象的，但它出现了。这就要求黄种人要像白种人一样思考，而这从未有过，即使是在之前的日本也未曾有过。”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正如日本是亚洲第一个立宪国。日本不搞共和是遵从自己这个民族的皇室传统，共和无疑会带来持续的国家动荡。持这种看法的并非仅仅是这位传教士，他在书中写道：“就在孙中山被任命为临时大总统的当天，《纽约观察》（1911年12月30日）就尖刻指出中国目前还不能、不该也不具备条件建立共和政府，并且指出‘美国应该支持君主立宪才能获得最大利益’。”美国人当然有自己的利益考量，但他们的观察不能说没有见地。还是1903年，梁启超就在《新民丛报》上介绍过法国《乌合之众》的作者勒庞关于国民心理的研究。
也是这位勒庞，1913年出版了研究法国大革命的《革命心理学》，针对远东中国刚刚发生两年的共和革命，勒庞预言：“中国不久会发现，一个失去了漫长历史给它披上的盔甲的社会，等待着它的是怎样的命运。在几年血腥的无政府状态之后，它必然会建立一个政权，它的专制程度将会比它所推翻的政权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勒庞之前同样也是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托克维尔，他的论述对他身后发生的中国革命同样具有准确的针对性：“一个国家，如果它原来是个人集权管理，并且习俗和法律也都接受这种管理，而现在它想建立类似于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那么我毫不犹豫地说，在这种共和专制下，会比欧洲任何一个完整的君主制更难以忍受。对此，我们可以在亚洲寻找可比照的东西。”在他看来，“专制君主本来可以成为危险较小的改革家。……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
立宪派，尤其是立宪派当中的梁启超，就是中国的托克维尔，尽管他没有读过托克维尔的一个字。在《开明专制论》中，梁任公指出：“凡因习惯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安，因革命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危。”前者说的是美国，后者说的是法国，真正要提醒的，当然还是中国。革命是暴动，梁任公担心：“承此大暴动之后，以激烈之党争，四分五裂之人民而欲使之保持社会势力之平衡，此又必不可得之数也。”非但如此，以革命的方式争共和，由此导出的，不免是强人性质的共和专制或民主专制。就后者言，任公的表述是：“民主专制政体之所由起，必其始焉有一非常之豪杰，先假军队之力，以揽收一国实权。
”实权既得，进而“求法律上之名义，即国民普通投票之选举是也。彼篡夺者既已于实际掌握国权，必尽全力以求得选。而当此全社会渴望救济之顷，万众之视线，咸集于彼之一身。故常以可惊之大多数，欢迎此篡夺者。而芸芸亿众不惜举其血泪易得之自由，一旦而委诸其手也”。其结果，“此篡夺者之名，无论为大统领，为帝王，而其实必出于专制”。此时，尽管在形式上，民主专制也可以有议院，当然也可以叫别的名字，比如国大、人大；但比较之下，“此等议院，其权能远在立宪君主国议院之下”。因为“民主专制政体之议院，伴食之议院也。其议院之自由，则猫口之鼠之自由也”。这是梁任公1905年发出的声音，我们可以掂量一下这种声音的历史穿透力。
就20世纪的历史经验看，革命从来没有解决也无以解决专制问题。伴随一起起革命的，是一起起的专制。武昌起事是百年革命的肇始，因为立宪派的赞助，它本身倒没流多少血（除了汉口和南京），几乎就是一场颜色革命。但，不幸在于，它打开了20世纪潘多拉的魔盒，伴随革命放飞出来的是持续的内战、祸患、灾难和无数平民的死亡以及最后形成的新的专制，唯独宪政被留在了盒底。当然，当时的革命派并非不要宪政，但，他们的持论是“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这是1905和1906年间，他们和立宪派争论的一个标题。同样，立宪派也并非不要共和，他们的路径是先立宪后共和，而且是在君主的框架下。于是，“走向共和”还是“走向立宪”，更具体化为立宪与共和之间的价值排序。那么，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到底是共和优先，还是立宪优先，百年过后，历史虽然定局；但，作为后人，回审那段故实，我不得不说，君主立宪易，共和立宪难。
当政权握在君主之手时，共和或民主，即意味夺权。一边志在必夺，一边绝不会揖让，革命于是发生。那么，当革命蘸着血滴成功后，是否可以立宪呢？请看，由同盟会/国民党自己推出的时间表：军政→训政→宪政，原来宪政是用来压箱底的。既然宪政之前要训政，那么，当年梁启超他们的开明专制，不就是训政吗？君主立宪本身不也就是共和之前的训政吗？清末训政的成绩，在哪一方面又比后来的国民党差。可见，别的都在其次，革命就是要夺权，共和民主云云，名义而已。然而，夺权容易限权难，这是普世规律。在政治学的范畴内，共和（民主）如果是一个权力概念，宪政则是一个限制权力的概念（正如刘军宁先生说：宪政即限政）。革命的诉求既然是权力本身，等到它获得权力，让它反过来限制自己，真也戛戛乎其难哉。清末立宪从民间到朝廷，走到1910，十年生聚，十年蓄势，遂形成高潮。
但，民初以后这个高潮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原因何在，毕竟对付袁世凯要比对付宣统，难度大得多。此中有一问题，就是“势”，势即力。1900年后，清廷已经不可避免地走下坡路，皇权低落，绅权渐长，双方逐渐往均势靠。这是立宪的最佳时机，事实上，清末立宪那些年，基本上是士绅出身的立宪派带着清廷往前走。民初不然，同盟会势力不敌袁世凯，不得已把政权交了出去。但袁是一个枭雄，立宪派能对付清廷的办法，到袁那里就不管用，双方势不均衡。一个很显然的例子，清廷已经没有能力解散资政院，但袁世凯却能一手取缔国会。国会不在，还有什么分权意义上的宪政可言？由此可见，一个政权，其势力是上坡路还是下坡路，对立宪来说，命运大不一样。当这个体制衰落时，与其革命，不如立宪。看起来是妥协，其实是智慧。等到革命后，另一个政权起来，并且正在往上走，这时立宪的难度就很大，以至无能。
1905年年底，为革命与立宪，梁启超与同盟会激辩，他越来越意识到，同盟会在共和革命的口号下，推行的其实是以汉覆满的“种族革命”，而且带有狭隘的复仇主义色彩。事实上，这正是当时同盟会吸引大批留日学生的地方。因此梁任公结撰长文《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他认为“种族革命者，民间以武力而颠覆异族的中央政府之谓也”。但，“人民以武力颠覆中央政府，其与共和立宪制，无一毫因果之关系”。立宪派要解决的，不是满人，而是专制；因此他们推崇非种族意义上的政治革命。在梁任公看来，“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无论为君主立宪、为共和立宪，皆谓之政治革命。苟不能得立宪，无论其朝廷及政府之基础，生若何变动，而或因仍君主专制或变为共和专制，皆不得谓之政治革命”。虽然民初共和，立宪也在进行，但这场政治革命注定远难成功，事实上也没有成功。问题不在别处，恰恰就在“共和”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