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拍了一年多之后，剧组开始在上海的青浦大观园拍戏。因为是在上海，我想带着康莉去玩儿，就把她带到了剧组。
那是康莉第一次坐飞机，在机上吐得一塌糊涂。到了剧组不久，因为人手不够，就派康莉跟着《红楼梦》的剪辑、在电影界有“中国第一剪”之称的傅正义老师回北京去作后期剪辑。
到了北京后，康莉水土不服，虽然有王忠信老师在她下班后接她家里吃饭，可还是感觉她人生地不熟，心疼加上想念，在她只做了一个多月后，我就打电话要她回来。康莉不肯，我就每天一个电话缠着她回上海。
“那得请假吧？”康莉还是顾虑。
“不请了，赶紧回来。”只要俩人在一起，我是什么都不顾的人。
这样她回到上海，又趁着“五？一”放假的时候，我们去杭州、苏州、扬州、无锡玩儿了一圈。
旅游在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说是很奢侈的，我和康莉都是节俭的人，吃得最好的一顿饭是花了五元钱买了一条鱼。这些地方玩儿完了，我们准备去南京。就委托陈剑月在南京给我找个便宜的招待所住。
到达南京，剑月到火车站来接我们，“你们不用住招待所了，我有个亲戚刚好出差，她的房子空着，你们去住吧！”
听到这么好的消息，可把我们高兴坏了，因为又省下一笔钱。
说到省钱那就肯定是为存钱，在拍《红楼梦》之前列还专门跑到成都工人文化宫对面的银行开了一个户头，每月从二十四元的工资里面争取拿出十元存起来，这样做就是要她知道我已经在为以后着想了。拍《红楼梦》的时候，那就更加省吃俭用了，吃最便宜的方便面、点最便宜的菜，每天的三餐不像现在的剧组是把盒饭发到人手里，那时是发饭菜票，节约了就归自己。补助也是发到各自的手里，加上床板费补贴每天大概是四元五角，片酬是每集八十元。这个片酬是背靠背发的，谁都不知道别人拿多少。2003年《艺术人生》“再聚首”的时候，大家各自报出当年拿了多少片酬，我说我每集是八十元，晓旭和邓捷说是六十元，晓旭还说：“你怎么比我高？”我回答：“因为我人缘好！”
三年的时间拍完《红楼梦》，当时中央电视台的领导王枫、阮若林、戴临风还有当时的北京市委的领导都向我要不要留在北京，我决定还是回四川。一是康莉在成都，二是那时是计划经济时代，我是峨影演员剧团的演员，心想在哪儿都可以工作，还是回成都吧！
康莉：《红楼梦》播出之后，有朋友知道欧阳奋强是我的男朋友，就说：“你怎么找那样一个人做你的男朋友？”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脂粉气。其实他们都是不了解欧阳，生活里面的他和贾宝玉一点都不像，很男人，性子也非常急。
这样急会表现在我们争吵的时候，谈恋爱也是有争吵的，只要一个吵起来，我就不说话了，我越不说话，他越急，急得撞墙，是真撞。我听歌欧阳的父母说，他小时候急的时候也会去撞电线杆。
是否留在北京是我面临的一个选择，还有一个更为具体的选择是：我，还要不要再做演员？
我知道作为一个演员，在演完贾宝玉之后，其他角色再也提不起我的兴趣，这是一；二是我也知道自己长了一张娃娃脸，身材不高，适合我的角色非常之少，就像拍《红楼梦》之前一样，演初中生、高中生我显得大了，演小年轻我又显得小了。演完宝玉，等于我又回到以前那样一个处境，与其这样尴尬不如改行。
对于改行，王导也觉得我的选择是对的。在三年的拍摄期间，王导的工作作风深深地影响了我，不拍我的时候，我会坐在监视器旁边看王导怎么导戏，而且做编剧、导演也是我一直的梦想，那就改行做导演吧！
导演那个时候在剧组是一个绝对权威的灵魂人物，如果我要在峨影改行做导演，那些工作人员和演员都是我的叔叔、阿姨，他们还是会把我当做小孩儿看。而电视剧在中国已经逐渐发展成熟，这些考虑让我决定调到四川电视台。阮若林还亲自给四川电视台的台长卢子贵写信说了我的决定。回到四川后，还有很多《红楼梦》剧组的演出活动，我就一直没去找卢子贵台长。
卢台长还以为我是开玩笑，毕竟是年轻人，又刚走红，不去也有自己的道理。《红楼梦》剧组巡演告一个段落，回到成都之后我就去找卢台长，去的时候还带了一本我刚出版的《宝玉日记》。就是这个小小的举动，让卢台长觉得我是一个有心人，欣然同意我的调动。
那时电影厂是老大哥，电视台还是一个小弟弟，大家对我的决定很是意外和吃惊。我的隐衷不是谁都可以理解的，那就不说了。
改行的第一部戏是给米家山导演做副导演，我真是一窍不通，现场不知道怎么做，手忙脚乱的，给群众演员说戏说了半天，也没让大家明白我的意思、贯彻导演的意图，这让剧组的人非常失望。米家山是看着我长大的，看到我做得如此糟糕，也只有摇头的份儿。
第二部戏是在电视连续剧《死水微澜》剧组做副导演，邓婕在这部戏里演刘三金，是女二号。
邓婕：我演完王熙凤后和欧阳也是一个感觉，就是演完《红楼梦》之后对所有的角色失去了兴趣。当《死水微澜》的导演刘子农来邀请我的时候，还是犹豫了一下，最后答应了。答应是因为这是家乡四川电视台拍的电视剧，还有就是我和刘子农夫妇的关系比较好。在我做演员上面，刘子农的爱人王阿姨给了我指点。后来听说我答应出演刘三金后，刘子农导演激动得都快哭了。
做副导演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在拍大场面的时候要组织群众演员，我没有组织群众演员的经验，一大早起床，前面说得十家群众，又去动员后面的人，到了现场前面的群众演员已经走了。
还有，现场已经准备好了，导演还没来。其他人就要我去叫导演。我敲开导演的门，导演也不知道是谁，就是三个字砸过来：“滚出去。”
这三个字相当伤我自尊，把我仅有的一点信心全部击碎。
“还不如回去做演员呢。”我懊丧地对邓婕说。
“哪个喊你想精想怪地要去啥子导演哦，活该。”邓婕也不理解我干吗要改行，只能这样对我说。
伤自尊、懊丧之外，还有失落。剧组在外景地拍戏，会和当地联欢，每次联欢的海报我的名字在第一位，是头牌；回到剧组我就是一个孙子，连大气都不敢出。
这些情形纠缠在一起，终于让我下了决心：回峨影去继续做演员。
电影厂也同意我回去，还没有来得及给电视台领导说我的想法，我、晓旭、邓婕、张莉、胡泽红、沈琳、沈璐，还有《红楼梦》主题曲和插曲的演唱者陈力被邀请到深圳，参加“国际红楼艺术节”，到深圳大学和师生座谈。在深圳大学我知道他们会开设影视制作专业，请的授课老师是周传基、孔都、司徒兆敦、谢飞，系主任是熊源伟教授。
“我可不可以来你们学校上学？”我问深圳大学的领导。
“当然可以，而且我们非常欢迎你来上学。”人家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活锋一转，“需要学费自理，学费7000元。”
“7000元！对于我来说是一笔巨款，拍《红楼梦》每集是80元的片酬，36集是2880元，平均每月赚了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