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史书记载：诸葛亮应该未曾到过保山，因此这些诸葛堰应是诸葛亮在南中地区兴修水利工程，重视农业政策下的产物。经过努力和宣导，这些原本生活在山林、靠打猎生活的少数民族，逐渐离开山村，迁徙到平地来，建立城邑村落，从事农业生产，社会组织结构日趋稳定，生活上得到大幅度的改善。
诸葛亮也非常重视南中地区的手工业及商业。他设置盐铁官，以公家立场管理盐井和矿山的生产；永昌郡的特产樟华布，大量地输向成都；铜、锡、黄金、栏杆细布等特产开始有计划地开发；尤其是张嶷大力改善南中地区的运输系统后，蜀中和南中的商旅来往大量增加，对南中的经济发展影响甚大。
在云南昭通孟孝琚碑附近的墓中，曾出土蜀国特有的货币直百五铢,可看出蜀汉内地与南中地区经济来往的密切关系。
云南地区直到今天，仍有不少民族亲切地尊称诸葛亮为孔明老爹;佤族人传说诸葛亮教他们的祖先盖房子、编竹箩，连种稻的技术也是诸葛亮所带来的。
刘禹锡在《嘉话录》中，记载诸葛亮南征时，曾在越郡种过蔓菁，以为军队食物，后人称之为诸葛菜.
当然有些都是牵强附会的传说，但无庸置疑的是，诸葛亮在南中地区所进行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交通不方便，地势险恶，加上部落式的组合，对外资讯几乎完全控制在酋长和长老之手，这是南中地区叛乱不断、各部族容易据地为王最主要的原因。
平定南中后，诸葛亮努力将这些部落的战士,有计划地并入官方的行政体系，这便是所谓部曲制度的建立。
部曲原本是汉王朝的一种军制，到东汉后期，却成了地方豪族的半私人部队,平常耕种，战时则接受征调服役。
诸葛亮首先将南中地区最骁勇的战士编为军队，号为飞军,再连同其家人一万多户全部迁到蜀中，分别驻扎各地。这支由夷人组成的部队，日后成为蜀汉的精锐军团之一。
如前所述，其余较弱的战士，分派结焦、雍、娄、爨、孟、量、李等大姓作部曲,平时生产，战时当兵，并鼓励大户用钱收买少数部落的战士，将各部落重行组合，混合汉人部队，称为夷汉部曲.
这个制度，满足了南中地区大户的政治欲望和经济利益，使他们和蜀汉朝廷维持较好的关系，成为南中地区安定的支柱。如果再有部落发生叛变，降都督及各郡太守便可组织这些大户和其夷汉部曲的武力，进行平服叛乱的工作。
在云南昭通后海子东晋霍承嗣的古墓中，有一幅壁画。第一排的武士有13人，皆为汉族装束，手持环首铁刀，第二、三排的武士，头上有挽NF7D9，是所谓天菩萨的发型,身着披毡，为夷人装束，共有27人，这便是夷汉部曲的组织情况。虽是东晋时所留下的，但相信这仍和诸葛亮的夷汉部曲有关。
夷汉部曲不但融合汉人和夷人的组织，改善民族间的感情，同时对南中地区社会制度的组织强化，也有直接的关系。
诸葛亮的南中和抚政策，的确使夷人和汉人的关系有很大的改善，即使到近代，诸葛亮的故事，仍在这些地区广泛流传着。南中地区的人们经常将铜鼓称为诸葛鼓,反应出他们祖先对诸葛亮的尊敬和怀念。
据说在民国初年，僳僳族中还出现如此的传闻。西方的传教士为了宣扬基督教，刻意要大家放弃对诸葛亮的崇拜，于是编出如下的神话：上帝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诸葛亮，二儿子叫耶稣，过去是大儿子管事，现在时代变了，一切要由耶稣接管了。
这个传闻，也代表诸葛亮在南中少数民族心目中的地位。
不过，平心而论，诸葛亮南中政策的真正成果，并不如他心中想作的一样伟大。
或许诸葛亮和少数重要官吏，有心好好治理南中，而真正负责执行的行政官僚，却不是都能消化诸葛亮的治事理念。随着经济的发展，蜀汉朝廷对南中民族的剥削也跟着加重了。
《华阳国志》记载，南中地区出产的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等，不断运往蜀中，以为军国之用。因此，直接受到剥削的少数民族，不得不起来反抗，越郡太守龚禄被杀事件，便是因此而起。
其实，蜀汉的官员们对南中的夷人，一直都没有好印象。大学土谯周曾公然指出：
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势逼之，穷乃幸从，是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怨怨，此患国之人也。
可见蜀汉官员，即使在诸葛亮平服南中、大力进行和抚政策后，对南中的夷人，仍抱有强烈的不满及鄙视。
正因为如此，诸葛亮对南夷民族之爱心,无法完全发挥心悦诚服的效果。诸葛亮回成都不久，南夷复叛，杀害守将。李恢等人亲自征讨，诱以利害，才使骚动事件缓和下来。、兴古郡也时有反叛，降都督马忠亲往征讨。越郡的叛乱更形严重，最后不得不任命张嶷为越太守，才逐渐平抚下来。《三国志》上称经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指的应只是大型的叛乱不再发生而已。
不过，诸葛亮的确彻底改革了汉民族刑威夷人的传统边疆策略，承认南中夷人的生存权，尊重他们的文化和习俗。数千年来，能够获得夷人永不停止的尊敬和怀念，诸葛亮应算是千古惟一的伟人。
尽管诸葛亮的审时度势，德威服人的政策由于其同僚或下属的不能全部认同，自觉实施，因而在不同程度上被打了折扣，然而在中华各民族关系史上，毕竟是光辉的一页。若是说，诸葛亮以此智谋对付敌国时，还仅仅是智谋而已，那么在对待少数族时，就是一种智慧了：它立意更高远，目标更伟大，并且与爱心相伴随。
7.教法合一，严而不苛
把教育感化和强制惩罚统一起来，以教化为主，以惩罚为辅。对人民不施行教化，若一出差错就惩罚，则是不教而诛，如此反使矛盾激化，失去民心。
教化与惩罚，事实上是一对矛盾，它们对立而又统一，相反而又相成。诸葛亮以自己的智慧出色地把握了它们的辩证关系，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
面对蜀中长期的弛世，特权横行，国家权力不被尊重，诸葛亮采取严刑峻法，抑制官僚、豪强，以确保弱势百姓的权益，因此在他治理的那段期间，蜀汉政治上的清平，为当世之冠。
为了贯彻其执政精神，诸葛亮依法行事，不避权贵，不徇私情。刘备的养子刘封，便以违反军机，在诸葛亮的坚持下，被刘备处以死刑。而更有名的是李严和廖立的案例。这在前面已经提及，此处不再详叙。
我们再举向朗一例。
向朗曾是诸葛亮非常器重的助理人才，并以他为丞相府长史，诸葛亮南征时，留他代理丞相，统理后方军援事宜。北伐时，向朗为监军，但马谡由街亭私自撤守，向朗因为一向很欣赏青年才俊马谡，故意掩饰其罪行。诸葛亮认为他以私害公，也不留情面，当场罢除其官职，直到返回成都后，再将他调任为位高权轻的光禄勋。
由此可见，诸葛亮执法相当严厉，不管任何人，只要犯法者一定惩处，绝不通融。特别对拥有权势的高官，更是大家关注的对象，绝对轻忽不得。
但诸葛亮执法严而不苛，他不赞成连坐，认为个人的错误行为，绝不影响其有才干的后人。
李严被免官，但其儿子李丰仍为江州督军，日后更升为朱提太守，一点也不受影响。
向朗被免职，但其侄儿向宠，反而得到破格提拔，在蜀汉国防体系里，承担重要的职责。
诸葛亮虽力行明法,却严厉反对滥刑,他非常小心地选择忠直廉平的官吏来主管狱政工作，反对给予官吏可凭个人主观喜好专持生杀之威,喜不可纵有罪，怒不可戮无辜.他一再自我要求，也要求重要官员，决狱行刑绝对要慎重，切勿乱世用重典.滥用刑罚，并不能劝人向善。晋朝习凿齿在评论中指出：
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诸葛亮是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
诸葛亮遗留的文集中，也公然宣称他的法治观念，认为自己是承续商鞅、韩非以及西汉大政治家董仲舒的精神，主张法、礼并用，威、德并举，并强调训章明法、劝善黜恶.他批评商鞅长于理法，却不可以从教化,是最大的不足。他反对不教而杀，取长补短，把行法和教化共实施。因此，有关国家和军队的法律例令，他总是三令五申，让大家彻底了解，并加以警戒，不要违犯。
他制定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等章条，具体指出什么是该作的，什么是不能作的，其目的在于使一切制度化，不须特别的努力，大家也能遵从，这样，国家才能够长治久安，法治精神才能真正的发挥。
诸葛亮的努力，的确发挥了移风易俗的功效。蜀汉不少重要官员，都能领会并执行诸葛亮的法治精神，《三国志》上记载：扬武将军邓芝赏罚明断，善恤卒伍;降都督张翼持法严;督军从事杨戏职典刑狱，论法决疑，号为平当;太守马忠甚有威惠.
数十年的积弊，竟在最短期间内，获得改善，这是千年少见的奇迹。就算如陈寿所言，诸葛亮对战场的应变较弱，但只算他的治蜀成绩，诸葛亮的伟大，已是无可比拟的了。
诸葛亮法礼并用，事实上是他的儒法相融思想的具体体现，是他对于事物都是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的认识的具体体现。
8.务农殖谷，闭关息民
富国必须先富民，富民就要从心底真正关心农民，不可以挂在嘴上，而且要确保农民有安稳的生活和生存空间，给人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这实际上基于对国与民的辩证关系的深刻认知，同样是一种智慧。
处于乱世的经营，仍不免较关心自己势力的扩张，口头上固然会挂着为国爱民,但真正关心民间生活的领导者并不多。在汉末群雄中，最懂得关怀人民生活，深知其中疾苦的，大概只有曹操和刘备了。论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相信是曹操有感而发的。
江南一向富庶，孙氏政权颇得地利人和，较无民生问题。中原战乱连年，民生痛苦不堪，曹操能顺利击败势力大他10倍的袁绍，懂得体察民心，便是获得当地人民支持的最主要原因。
西蜀地区固然可远避中原战乱，但原先统治该地区的刘焉父子，只懂得增加赋敛，放纵豪强官吏侵暴旧民,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的生活困苦不堪。
刘备能顺利夺取益州，主要原因也在于此：……有志之士，欲得明主以统治之.
因此，诸葛亮接掌益州政治工作时，对这方面特别的用心。
作为复兴基地，最重要是国力的增强，这样才能不间断刘备在前线上的军事需要。但诸葛亮深深了解，光靠课税敛赋是不可能使国家真正有钱的，富国必须先富民，有效地藏富于民是绝对必要的手段。古代中国以农为主，因此要积极改革益州的国计民生，必须利用当地优异的自然条件，以务农殖谷的政策，来广开财源。人民有钱，政府才有不断能够课税的财源；像刘焉父子的作法，不过是在杀鸡取卵罢了。
要贯彻其政策，对处于弱势的农民，必须给予有效的保护。诸葛亮确定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的方针，下令各级政府必须打从心底真正关心农民，不可以挂在嘴上，只成为美丽的口号而已。他要求蜀汉行政官员，编组军队和征用民间劳役时，绝不可占用农民播种和收割的时节，更要减轻赋税，抑制豪强并吞农民，以确实保护农民有安稳的生活和生存空间。
《三国志 后主传》中，记载诸葛亮辅佐刘禅治理蜀国，主要政策在务农殖谷，闭关息民.保持长期的和平，让人民有休养生息的机会。即使战争时，也要充分利用空隙时间，休士劝农，分兵顿田,实施兵农合一制，以减轻农民的负担。
和曹操相同，诸葛亮非常重视屯田政策，尤其是前线地区的汉中，更是主要的屯田据点。屯田不但可以使驻军有事情做，搞好军民间的关系，并且可以解决粮食问题。继承魏延之后出任汉中太守的吕义，更有计划地招募当地游民参与屯田，不但解决不少社会问题，并且也使国家的生产力获得大量提升。《三国志 吕义传》记载。吕义为汉中太守时，兼领督农（主管屯田），供继军粮,建立了不少的功劳。
诸葛亮的务农殖谷，闭关息民政策，固然是一种大智，更是一种大爱：对普通百姓的深爱。大爱基础上的大智，才能愈发发挥出其巨大作用。
9.休养生息，发展生产
国之强盛，在于民也；民之兴亡，发展生产为关键也。其实，这是诸葛亮关于国
与民之思想的继续与发展。此篇与前篇中所表现出来的诸葛亮的思想，也都是他依人立胜的军事智谋的化用。
早年成都平原，在李冰的刻意经营下，完成千古的大工程--都江堰。不但是当时最大的水利灌溉网，也是益州农民的生活命脉。诸葛亮对都江堰极为重视，他设置专门的堰官，负责保养、整修及管理，并有1800多名壮丁常驻在堰区中，以使都江堰永远维持最佳状况,提高灌溉能力，在蜀中农业生产上，能发挥最大的功用。
当然新增的水利设施也不少，现在成都市西北郊的柏河上，有一条九里多的长堤，名叫诸葛堤.传说便是诸葛亮为了防止洪水冲坏低洼地区农作物，特别组织人员修建的。目前成都仍流传着诸葛亮亲自率民修堤的故事。
盐和铁一直都是益州的特产，也是民生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东汉时期曾废止盐铁经营禁令，把它交给民间经营，结果地方官吏勾结豪强，掌握盐铁的经营权，哄抬价格，不但造成民生困难，也减少了国家收入。
刘备定益州后，在诸葛亮建议下，重新设立盐铁公营机构--司盐校尉（第一任是王连）及司金中郎将（第一任为张裔），负责管理盐铁的生产和农具、兵器等的制造，不准豪强或官商勾结，私占国家资源。
蜀中的煮盐业，在汉王朝时已经很发达了，出产的盐属于井盐，在临邛、广都、什邡等地都有盐井，蜀地居民也熟练于煮盐的技术。有些地方已懂得使用火井（天然气）来煮盐。
据张华的《博物志》记载，临邛有火井一所，纵广五尺，深二三丈……诸葛丞相曾亲往视之，后火转盛热，以盆盖井上，煮盐得盐.
《诸葛亮集故事》卷五，也记载蜀国有盐井十四口。这些记载有部分属地方传说，不尽符合史实，但诸葛亮对火井技术一直相当重视和关心，并努力推广一事，应可确认。
从成都市郊汉幕出土的盐井画像砖图像，可以看出当时井盐的生产情形。盐井一般都在山里，井上搭建相当高的架子，井架上滑车。工人站在架上，利用滑车上的吊桶提取井水，然后用枧筒把井水引入盐锅里去煮，煮掉水分，剩下来的便是井盐了。
蜀中有个叫作仁寿的山区，蕴藏大量铁矿，故有铁山之称。诸葛亮利用它来铸造兵器和农器，即历史上记载采金牛山铁铸剑的故事。诸葛亮最重视技术的改良，益州人蒲元，是炼钢高手，以熔金造器，特异常法著名，诸葛亮提拔他为蜀汉官吏，以全面提升蜀汉兵器的品质。
蒲元在斜谷为诸葛亮打制兵器时，发现水质不合乎淬火的要求，还派专人到成都取水。他炼出三千把钢刀，为试其锋利，用竹筒装满铁珠，再以刀砍之，竹断珠裂，时人无不大感惊讶，称之为神刀.
当然，铸铁的另一大功能，是农器的改良，使土地能作较高度开发，对生产力的提升帮助很大。
蜀锦也是蜀中地区的特色，锦文分明，绮丽多采，非常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