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的建立，并不是杨氏集团艰苦卓绝打下来的，而是杨坚通过“和平的手段”从北周皇帝手中抢来的。因为缺乏农民战争及体制上彻底的改造，前朝的社会矛盾和制度弊病被全盘继承下来，隋朝的统治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更谈不上积极地去解决。事实上，魏晋以来的世家大族势力并没有遭到毁灭性打击，尾大不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十分尖锐。这种矛盾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南北文化的差异，造成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第二，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间的矛盾日益激烈。隋炀帝没有很好地处理这些矛盾，用人不当，这也是隋亡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隋文帝杨坚聚敛财富，恰好支撑了炀帝杨广的挥霍奢靡。
每一个皇帝都有贪婪、贪图安逸的一面，当条件充分时，这一面便暴露出来。即使明君代表李世民也逃不出这个规律。贞观初年，动乱刚结束，社会经济萧条，所以李世民提倡节俭。到了贞观后期，社会经济恢复，李世民也是“锦绡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帐烦劳”。可见，炀帝与太宗被传统史家一个称作暴君，一个称作明君，实在是时势造就，他们在本质上没什么区别。难怪有人提出了“如果隋炀帝早死几年，秦始皇、唐太宗多活几年，他们的历史评价是否要掉个个儿”的假设！
唐高宗李治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儿子，也是武则天的丈夫。武则天从他的手中夺走了政权，建立了短暂的大周王朝，让李姓男人们着实丢了一把脸。因此，历史上对唐高宗的评价是“昏懦”。最晚从欧阳修撰《新唐书》以来，就把他当作“昏懦之主”。那么，高宗果真是一个“昏懦”之君吗？不尽然。
有人认为李治并不昏懦，他之所以被如此评价，只是因为后世的历史学家为了防范武则天式的改朝换代再次出现，因而不遗余力地丑化武则天，连带着也把唐高宗弱智化了。在这个丑化的过程中，以宋代史学家如司马光等人发挥的作用为大，这又与宋代曾有多位太后深入参政的政治现实相关。
唐高宗是掩盖在李世民和武则天光环之下的一个男人：不争气的儿子，懦弱的丈夫。对于高宗，自古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把他放在太宗的光环中考察，即使对他在位期间的政治评价，也会和贞观之治联系起来：“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让人明了高宗的政绩。
那么，究竟是他本身懦弱，还是历史学家把他写懦弱了？答案应该是后者，有几点可以证明。
其一，唐高宗做太子的时候已经跟武则天发生了不正当关系。那时候武则天是庶母，是母子关系。如果二人暧昧之事被唐太宗知道了，后果不堪设想，至少要被废掉太子之位。他敢做这件事，可见他不胆小。
其二，唐高宗继位之初，他的舅舅长孙无忌把持朝政大权，唐高宗不服，要夺权。当时唐高宗的势力还无法与长孙无忌相抗衡，但是他经过不懈的努力还是夺了权，最后把长孙无忌贬至外地，致其自杀而亡。
其三，从高宗时期的历史发展来看，他的功绩一点也不逊色于其他任何一个皇帝，包括他的父亲。
高宗即位伊始，就立即暂停了对辽东（高句丽）的战争及土木工程的营造。他在即位的第二年，即永徽元年（650年），召集众地方官询问百姓疾苦，鼓励臣下就国计民生发表意见。
他也很善于听从劝谏。有一次，他出外打猎遇雨，就问臣下：“用油布做的雨衣怎么样才能不漏一点水？”臣下说：“要是用瓦做，就不会漏雨了。”言外之意，是不应出来打猎游玩。高宗愉快地接受了批评。显庆元年(656年)，高宗再次征询如何能够减轻百姓负担。大臣来济指出：过多的劳役是老百姓的一大负担，出工则误农时，出钱又花费很多，应该免除一切不急需的徭役征发。高宗虚心采纳。这种虚心求谏的政治作风与太宗如出一脉。
高宗对于法律建设也十分重视。我国现存最完整的成文法典——著名的《唐律疏议》（与《罗马法》并称），就是在高宗永徽四年由长孙无忌等大臣修订而成的。相对来说，这一时期的执法状况宽平公正，犯罪率较低。史载，有一次，大理寺卿唐临向高宗报告说：监狱中在押的犯人只有五十多个，其中只有两人需要判死刑。
高宗时期的军事成就也不容忽视，唐朝在这一时期灭亡了东西两个大敌：西突厥与高句丽，也顺带压制了一下日本的气焰，换来了中日千年和平。单从征伐高句丽的战果来说，太宗李世民曾亲征却徒劳无功，而后来高宗先后派大将苏定方、李绩（即李世绩）、刘仁轨以及薛仁贵经略辽东，最后兵围平壤，灭了高句丽，并在辽东设立九都督府。后来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与唐朝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显然，高宗完成了太宗没有实现的梦想。
从高宗对于长生之术的冷静态度和对医学的信任来说，比起乃父太宗也胜出一筹。太宗最终由服食丹药而死，而高宗身体状况虽一直不佳，却能够客观坦然地面对。他对于胡僧的长生药从不迷信，认为“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他对于御医的治疗都能够积极配合，即使是在他的头上扎针也不介意。另外，他还命令宰相组织名医修订了《唐本草》行世。”单就这种对生死的科学态度来看，说他“昏懦”就很不客观公平。
高宗在处置危及皇权和皇位的事件时，也不见昏懦。最有代表性的是发生在永徽三年（652年）的宗室谋反案。当时，唐太宗李世民的女儿高阳公主与驸马房遗爱（房玄龄之子）、巴陵公主的驸马柴令武、高祖李渊的女儿丹阳公主的驸马薛万彻、高祖六子荆王元景等人勾结在一起，阴谋发动政变，欲推举自称有做皇帝征兆的荆王元景为帝。事情败露以后，高宗立即命长孙无忌负责调查，房遗爱称太宗三子，即李治同父异母的哥哥吴王恪是主谋。高宗果断下令，将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等人斩首，赐荆王元景、吴王恪、高阳公主、巴陵公主等人自尽，吴王恪之弟被废为庶人，房遗爱之弟遭贬，薛万彻之弟被流放。另有一大批有牵连的人，如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节、江夏王李道宗等人被流贬。其中，虽然有长孙无忌趁机专权，打击异己的情况，毕竟是假手皇帝。观一叶而知秋，看高宗处理这件事情的手段，恐怕不太可能容忍武则天“专作威福”吧？而这样的铁腕作风，无论如何也不能与“昏懦”挂钩。
综观高宗执政时期，国力在增强，到永徽三年（652年），全国人口就从贞观时期的不满三百万户增加到三百八十万户。此外，民族关系在改善，疆域在拓展，这个被认为是唐朝最弱的皇帝，拥有唐朝最大的版图。这样的人能说弱吗？
退一步说，对于一个守成之君，能够继续执行被证明是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沿着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正确道路开拓前进，怎么能够给他一个“昏懦”的评价呢？
李治被冠以昏懦的主要原因就是委政于武则天。显然，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此事绝难以被以男性为主的文臣武将们接受。历史学家们把武则天描绘成一个十足的野心家，整个唐高宗时代基本被武则天的阴谋所笼罩。为了说明武则天的强势，就必须把李治描写成一个很懦弱的皇帝。
那么，高宗为什么把政事委托给武则天？应该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他的身体状况不佳，晚年“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患有类似今天的高血压、青光眼之类的疾病，不能不倚靠他人处理国政；二是因为武则天自身素质高，而且与高宗在许多政事处理上观点相同，从而取得了高宗的信任。再说，唐朝世风开放，女性参政的阻碍相对较弱，所以高宗委政于她并不稀奇。也就是说，武则天参与朝政应该是出于高宗的意愿，并非如历史上评价的“专作威福”。
另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记载，自从麟德元年（664年），高宗处置了宰相上官仪以后，每逢上朝，武则天都垂帘于后。无论政事大小，高宗都会与她商议，中外谓之“二圣”。从高宗上元元年（674年）起，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而此时距高宗撒手人寰还有约十年，可见，这种帝后同尊的政治格局是在高宗思维清晰之时确立的。
高宗虽然委托政事于武则天，但不是完全放任。在他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一直亲自处理国政，即使到了弘道元年（683年）三月，即临死前的几个月，仍然关注朝廷宰相的任职状况，并罢免了欺凌舅家的宰相李义琰。与此同时，他还常常命令皇太子监国，代他处理国政，而不是完全依赖武则天一个人。所以，在高宗活着的时候，不存在武后把持朝政，一手遮天的情况。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断定，说唐高宗是个窝囊废是政治的需要，是后世史官的曲意刻画。
一提起明朝的抗倭英雄，大家马上就能说出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的名字。如果提起胡宗宪的名字，知道他的人会说：这是个奸臣，哪能沾上“英雄”的边！
确实，胡宗宪阿附奸相严嵩的义子——大明朝十大奸臣之一的赵文华，并伙同赵文华参与陷害抗倭功臣兵部侍郎张经，冒领张经抗倭的战功。这些劣迹是他人生的一个无可原谅的污点。
然而，胡宗宪虽然有劣迹，但并非一无是处。他足智多谋且胆略过人，与倭寇作战时，每每能身先士卒，冒着炮火羽矢，在前线指挥作战。虽然他在报捷请功的奏折中常常有夸大之词，但与倭寇数十仗，也确实是少挫多胜，是戚继光之前对倭寇最具威胁的人物。
可惜的是，胡宗宪的政治污点，让他永久地失去了与后来的抗倭英雄戚继光、俞大猷等人同受敬仰的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