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欧阳修抱怨世风奢靡时说：“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意思是说连农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士人的服装、丝制的鞋子。有西方学者认为，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的生活水平比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还高。又有记载说，宋朝“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京城所有的人都烧得起石炭，可见，当时的老百姓相对是富裕的。当来自当时西方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来到仅仅是吸收了很少一点宋代文明的元朝大都城时，就感到眼花缭乱，宛如身处人间天堂。对马可·波罗是否真有其人，以及他是否来过中国还有争议，但是世人公认《马可·波罗游记》描写的见闻是真实的。
另据史料记载，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余个增加到四十个，汴京和临安人口超过百万。可见，宋朝的老百姓是安居乐业的。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宋朝经济极其繁荣的极好例证。
有一个数字很值得关注——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一亿六千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八九千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一亿贯文。要清楚地理解这个数字，可以跟后来的明清做个对比。
明隆庆五年（1571年）国家岁入白银两百五十万两，张居正改革之后的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岁入四百万两。到了明末，明政府为了应付后金侵略和农民起义，采取了著名的“三饷加派”措施，先后增加了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征收。这种被时人评为“饮鸩止渴”的做法弄得民怨沸腾，烽烟四起，也只为国家增加了大概每年一千万两左右的财政收入，此时期合计财政收入约一千五百万两左右。如果我们以一两白银等于一贯文计算的话，那么明朝财政收入鼎盛时期还不到北宋的1/10，不到南宋的1/6。清朝的财政状况比明朝要好一些，但直到末年，国家岁入才达到了宋朝的水平。
这么庞大的收入从哪里来呢？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宋朝的商税甚轻，如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住税3%，行税2%。但是宋朝的主要税收却来自工商业，如熙宁十年（1077年）的总税收中，农业税占30%，工商税占70%。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直到清朝末年，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
工商业的兴起使小自耕农不再是国家生存的根本，这使宋朝得以采取与其他王朝迥然不同的土地政策——“不抑兼并”。数千年来，土地兼并向来被视作国家大害，历朝政府都千方百计加以抑制。以至于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朝代开国时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数百万个小自耕农；随后，土地逐渐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失去土地的农民揭竿而起，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结果政府崩溃，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这种做法固然可以保证大多数农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种，但同时也限制了集约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工商业的兴起，将中国经济牢牢束缚在自然经济框架之中。而且，这并不能完全阻止土地集中的趋势，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每一次对土地的重新分配几乎都要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与破坏。
宋朝的做法却使它得以成功地跳出了这一循环。一方面不抑制土地兼并，使土地能够集约化经营，并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成功地发展了工商业，不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
此外，宋朝时首次出现了纸币和银行信用，这在世界上也是第一次。
北宋时期，在唐代“飞钱”的基础上，产生了更容易携带的纸币——交子，南宋有会子。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经济的繁荣，宋代开始兴起了市、镇及乡村集市贸易。在宋仁宗庆历年间，人口首次达到一亿。为了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独立或政府资助的工业开始发展。例如，除了独立的纸币印刷外，政府还在惠州、成都、杭州等处成立了几个铸币厂。这些工厂吸纳了数目庞大的工人，据记录仅在杭州就超过一千人。此外，宋朝的对外贸易也极其发达，利用当时的国际贸易，宋朝廷获利颇丰。
可以说，宋朝实际上正处于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夜。可是，这刚刚萌生的嫩芽，都被来自北方的蒙古铁骑扼杀了。当然，即使宋朝取得了宋元战争的胜利，也不敢断言中国就能发展到资本主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宋朝时的中国社会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中最繁荣发达，最有希望的一段。
宋朝最遭人诟病的是军事的羸弱，不仅未能像汉唐一样在草原上大展雄风，而且连本属于汉地的幽云十六州都丢了，最后北宋被金国所灭。南宋则更加屈辱，先是向金称臣，后被蒙古所灭。所以，宋朝历来被认为是积贫积弱的一个朝代，丧权辱国的一个朝代，因而也被汉民族认为是最屈辱的一个朝代。
从表面现象来看确实如此。但如果深入分析当时的实际情况，则会发现宋朝能在当时的强敌环伺的历史条件下维持三百二十年，说明宋朝的军队并非是想象的那样不堪一击。
在批评宋朝军事软弱的同时，我们首先要看到，宋朝的军事科技在当时是领先的，这也使宋朝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住了北方邻国的侵袭。试举几例：
932年，狼山江（江苏南通附近狼山的江面）之役，钱元瓘应用火油（即石油）击败了淮南杨渭，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将火药应用到战争中。
宋人将双活塞应用到油泵中，以连续喷射火焰。
宋朝后期研制成功世界上最早的炮管和大炮射弹。
大约创作于950年的敦煌佛教壁画中出现了中国火枪。12世纪初期，这些火枪被大量使用。先是用中空的竹管作为枪管，其中装有火药沙、铅弹、尖锐的金属屑或瓷器碎片，后来又发展出大的火药推进的箭。最后，易损坏的竹子被铸铁管所取代，同时新武器名称也由原来的“火枪”变为“火铳”。13世纪还研制出了“百子连珠炮”，在铜管或铸铁管中可以填充大约一百粒铅弹。
宋人后来发明了包裹炸药的炮弹。1126年（靖康元年），金人围攻汴京，李纲在守城时曾用霹雳炮击退金兵。“飞云霹雳炮”是一种轻型爆炸性火炮，炮身用铁铸造，能射出由生铁铸造的球型爆炸炮弹。
宋朝研制出了投石机。
宋人发明了类似炸弹的武器。据《宋史》记载，1277年，元兵攻破静江（广西桂林）外城，邕守马成旺及都统应麒投降，部将娄钤辖（官职名称）退守内城，他以二百五十人守城。元将阿里海牙围攻十余日，不下。后来，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娄和手下将城内的仅有粮食食尽之后，他命手下推出一个火炮，点燃与敌同归于尽。火炮爆炸声如雷霆，震得城土皆崩，烟气弥漫天空，许多元军被炸死，娄和守城将士全部被炸牺牲。有人等火熄灭后前去查看，发现尸体连灰烬都没有留下。可见此火炮威力之大。
根据14世纪《火龙经》的记载，地雷被应用在1277年宋人与蒙古人的战争中，宋军使用埋设于地面的“火药炮”（即铁壳地雷）作战。地雷后来在元朝得到进一步发展。
从上面的资料可以看出，宋朝的军事技术并不弱，可是为什么在军事上又表现得那么弱呢？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其一，“冗兵”影响了军队质量和经济。
这个问题来自于“募兵制”。由于经济实力雄厚，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宋军官兵一般都有着不错的待遇，以至于在其他朝代常常成为阶级矛盾的导火索的招兵，在宋朝竟成了阶级矛盾的释放阀。
每当一个地方出事，或发生天灾，百姓难以生存的时候，政府就在那里大量募兵，“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这也正是宋朝农民起义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由于宋朝的兵一直到六十岁才退役，这些兵要在部队当三四十年兵，不说身体原因，精神状态就可想而知了，这样的兵能打仗吗？当然不能，那怎么办，只有不断募兵，这种做法的一个后遗症就是“冗兵”。例如，庆历年间，当时的人口充其量也就是一亿人左右，军人总数却达到了一百二十五万之巨。要命的是这一百二十五万人全是雇佣兵，因此军费也就屡创奇迹。仁宗年间军费和其他开支竟然占当时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冗兵拖累了经济，出现了入不敷出的问题，以至于被讽刺为“积贫”。但是，从现代的经济观点来看，这样的支出并不完全是“军费开支”，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转移支付或者社会保障的性质，而这种以赤字经济的手段来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方法颇有些现代味。
其二，重文轻武是宋朝军事积弱的重要原因。
赵匡胤从北周手中夺取政权后，给了士夫夫们很高的地位。鉴于自己的夺权的经历，他对军官则采取了抑制的政策。建国之初他就演了一出“杯酒释兵权”，将主要将领都封为没有实权但薪俸很高的节度使，让这些手握兵权、从战争中杀出来的优秀将领，彻底做富翁去了，另由一些年轻的、资历浅的人补上来。为了防止发生“陈桥兵变”式的夺权情况，赵匡胤改革了以往军队任命、训练制度。他规定，军队的将领全部由皇帝临时指定；设枢密院为军事最高机关，管理部队调动；设三衙管部队日常训练。这种制度的好处是将领们基本没机会造反。缺点在于，彻底分权致使兵不知将，将不识兵，战斗力大为减弱。在开国之初，面对强敌时就削弱了战斗力，这不能不说是遗憾。
重文抑武的结果就是，当年童贯领兵二十万，进攻被金国打得抱头鼠窜的辽国，却被辽国拼凑的二万部队打得几乎全军覆没。等辽国的都城被金国攻下以后，宋朝想沾一点便宜，派遣十五万禁军前去打辽国。辽国前来求和，宋朝不答应。辽国又拼凑了一万部队应战，结果又打得宋军大败。宋军只好求金国来帮忙，金国轻松地消灭了辽军，并且有了一个更重要的收获：天朝上国原来只是一只纸老虎啊。于是非常轻松地打垮了北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