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届的方舟中学沾了K区以电脑抽签方式来分配生源的光，分进来许多不错的学生，好学生多是二考的落榜生。
也就是说，在生源起点上，这一次方舟中学与其他区重点中学都是一致的。
一般而言，以升学率为唯一判断指标的学校当然很希望有上一级分数线的漏网之鱼拿自己的天分给自己在下一轮博弈中长脸。学校名气一大，后续好处甚多——不仅能够持续吸引到优秀生源。作成气候了还会有家长带着巨额赞助费投奔过来，要求把自己孩子的四年初中时光安置在这里，这笔赞助费当然是从上到下分而享之，领导老师都有外快可捞，谁不乐意呢？而学生入学时则好象上，中，下三等马被赶入马厩，若有漏网之鱼，那就是有了以上等马去拼中等马的翻身契机（与自己往年的成绩比，或是和同级学校比，学生都是搏彩的骰子），那就是田忌赛马式的好运气，不过这里统一讲的却是“教育质量”——都是老师们常年辛苦作功的成果，学生本人的天分和努力皆为忽略不计。可是老师对学生和家长却又不是这么说的，头一次家长会上班主任——一个姓俞的老头（他是教数学的。）先要家长们看清楚这个学校的档次，言下之意，学生如果考不到好的高中别怪他，这就是学校的正常实力。这话在俞老头对学生家访时也一再重申过（那时我在S区的家里，我外婆碰见了也讲不清楚那些留言。），这就是北北危机意识的来源——很显然，接下来的道路就只能靠自己摸索了，如果身边能有一个热爱学习的环境当然是再好不过了，最怕的是碰上一群都是不爱读书的，前途被他们一同带累得也就悬乎了。
我所在的班级里好学生倒确实不少，开学一轮分数排名我排在第五，北北在第四。就按照这个起点分配了班干部的官职——像一只小鼹鼠的芸芸是大队长，眼睛很大，像一只小猫头鹰的凌凌是班长，长得像一只不倒翁娃娃的瑶瑶是学习委员，北北是宣传委员，我是文娱委员。又搭了个学习不错的男生小刘作副班长，否则就清一色是女生了，也不好看。
这种安排确属皆大欢喜，当时我是没有什么意见，坦然接受。
只是以后俞老头又再三在班上宣扬名次，还把前四位起了个外号叫“四大金刚”，我就有点火气——这又不是最后一趟考试，怎么就忙不迭来盖棺定论了？虽然一开头他总要带上一句：“只是暂定，当然希望别人能赶超过来。”因我深知“暗示”的力量，以及那“三人成虎”的认假作真。要我巴巴地去盯着一个人赶超，其先验态度是已经承认他/她比你高明，追赶在姿态上更是落足了下乘，显得狼狈不堪。然我连“人比我高”（高在哪里呀？就一个成绩吗？也太狭隘了。）这点都不屑承认——干吗要把自己的人生执著在他人身上？我的人生是扩张式的，站在原地以自我为中心四面发散出去，什么都要玩一玩方不负大好人生，要我集中心力去主攻成绩那就是在糟蹋我的人生。俞老头在班上造就如此舆论，这里头就暗含着一种对他人的方向胁迫性，绳规墨矩，自然为我所不喜。
这种邪恶的管理方法之后更惹出来一大堆是是非非，就像霉雨天肆虐过后墙面上留下的一块块霉斑，是这些疙疙瘩瘩侵蚀了我对初中生涯的所有美好回忆。
我估计没有谁会在离开课堂之后回想起在教室里上课的内容，感到享受其中，欢乐融融。就算是在梦境里，学校也不过是一个环境容器，像一个一闪而过的特定背景，提醒你某些记忆所在的时间轴。
我看过的一套《小女人散文》里就有一位（不知是黄爱东西还是黄茵）在集子里记录她的一个梦：再次回到几十年前的课堂，教室里却空无一人，只有她自己的足音茕茕回荡在房间内外。醒来她很疑惑，因为学生生涯离她已经很遥远，说是留念，但为什么只有一个空壳，当年的人事全都消逝无踪？便有一种“此外不堪提”的意味在。
整个初中三年的生活确实可谓是乏善可陈。
战时共产主义下的人生质量原本都是很糟糕的，问题是高考一战横穿过人最华丽的这十几年生命，时时备战，终年辛苦，耗时耗力，回过头来未免觉得不值。
与小学时一样，我每天早上去上学的状态就是奄奄一息，放学以后才是生龙活虎，中间那段时间实际都是被糟蹋的——是从一个人变成一个带天线的接收机器，唯一与机器有区别的就是被要求在接收的同时还要进行中央处理，不能变成小和尚念经，还不能思考得像走神，这已经接近特异功能了。
我肯定要求者自己也做不到。
我对自己的要求从没那么高，这样活得太累了。学校生涯里一会儿小测验，一会儿大测验，一会儿摸底考，一会儿期末考……关键只不过是最后那一考，有什么必要考考都数一数二？迟早变成外焦里嫩的烤鸭。但是如果有不及格，补考什么的又是很麻烦的事（初二时我就补考过数学，还搞错日子，最后迟到了半个小时，做到60分就交卷走人。看来哪一门课的老师烦得凶，我这门课就恨屋及乌地必然学之不好。），得多出许多补习，还容易变成班上的贱民，被牵头皮的日子当然不好过。
课堂上精力就白耗了许多，下课时间又不保证，总是留到很晚才能放学，日光灯照到人眼花，外头举目都是夜色，坐出一背脊的汗。班主任俞老头却还在为些鸡毛蒜皮的无聊事对着全班喋喋不休。每一次测验的排名，班级与班级之间的比拼，关系着班主任的奖金与脸面都会引起许多后续事件（包括教师之间的明争暗斗），无论是输是赢，结果都是饭泡粥一样对着学生狂洒口水，俞老头从不惮于具体到个人，一一数落过来，语多重复：“某某总是拖班级后腿，某某这次没考好，某某应该帮助某某学习，某某不好该算你的，没督促好……”全班都被留下来听他数落个人。我心里在想——干我屁事啊？你就不能单独找人谈，要我作陪，我的时间是很宝贵的！他就完全没想到这是在伤害别人的青春，只顾过自己的话痨瘾，对着走神的再罗嗦一通，诅咒他/她就因为不听他宣讲将来吃大亏。如此龟毛罗嗦的愚蠢行事在锻炼我的忍耐力极限之余（美其名曰，现在对你们严格，以后你们会感激我，现在放纵你们，以后你们会恨我。事实证明，我现在还是只有恨没有感激，再因恨的情感色彩过于激烈，所遇非人，换个名词叫“厌恶”。），以后每看到屁话太多，卫道士色彩浓厚与无理侵占我个人时间（包括要求员工加班而不给薪酬的老板）的家伙就烦躁到想杀人，一把鸟火从心底里自然而然地猛蹿上来。明白是当年余怒未消。学生时代的这项留堂经历反而把我平生仅有的耐心全磨光了，如今是一碰就爆，决不姑息！根据弗罗伊德理论——那叫童年创伤的后遗症（还有相同经历的更大一部分人是终于习惯了被命运强奸，连爆发都不会了。）。
本来这时候如果旁边有一个文静可爱的大帅哥，时间就会好混很多，取个轻松的姿势互相靠一靠，小睡一觉也未尝不可——我就不相信会比那个站着说话的累！看他能说到几时去！互相碰到了也不会觉得亏本，私下握握手更好。这进一步证明了打架的同桌是真正的仇恨，而非暧昧，两情相悦有什么必要用打击对方的方式来表示情义？
但看一眼旁边坐着的家伙，更没好气——倒了什么霉，就因为我成绩比较好，就要我来帮助他（俞老头美其名曰“一对一”结对相帮政策，他怎么就没想到这样会把优秀的学生往下拉呢？），我没这个义务！更多的差生本来还很要脸的，被他念到麻木了，就索性不要脸破罐破摔了，举止越发像个小流氓，这也是所谓教育的物极必反——人心里的屏障只有薄薄一层，破了也就无所谓了，但是多说多话兼多动症地祸及同桌，多生事端表示叛逆，就每每让我恨得咬牙切齿。当时我还没法在舆论上获得支持，似乎要脸的人天生没地方吭气儿，人们规定你要任劳任怨当圣母来维持他们对你那不值钱的好印象，真正岂有此理！
我想换个人坐，俞老头居然问：“你和他有什么矛盾？”没矛盾就不需要换，有矛盾是你干吗不忍着他？——你“乐于助人”的品德不像我想象得这么好嘛。
“没矛盾。”不顺眼算不算？难道非要到大吵大闹头破血流？
“没矛盾干吗换座位？”
最后还是没换成。我无比怀念小学三年级之前女生与女生同桌的时代。但一看“四大金刚”身边的“帮助对象”嘴脸更恶心，也就自我平衡着忍了——免得换来一个更差的，只注意侧过来坐以背对之，小心别磕着碰着，这姿势当然比靠着帅哥快乐地打盹累得多了。
如果把一开始坐在北北身边的那头又脏又臭的胖野猪调到我身边来，凭我的脾气绝对一天也容忍不下，我会拿起书包课本一个人坐在走廊中间，连课桌也不要了。这家伙后来被调到我另一个朋友小四身边，小四就一直受他欺负，她的三年初中生活过得也很痛苦。
这个阶段，我的洁癖越发大了，看到大部分男生都觉得脏。小时侯在一起玩的男性玩伴都早被驱赶到各自的考试路上去了，只要换个学校，就从此翻脸不理人，路上见面也好象不认识。小厉所在的邻班由于班级环境不好，使全班进一步向流氓化发展。某天课间时分，我偶尔路过他们教室门口，习惯性往里头看一眼，就看到讲台前有一座滚动的人山，那一只正被压在下面，衣服滚得暴脏，一群小孩个个灰头土脸，这个叠那个，这一下把以前的好印象都击破了——原来他和别人也没什么区别嘛。过后我看到他耳朵受伤流血了，再后来我就再也没看到他。
大概是我不再留意的缘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