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子卬见对方随从既少，也无兵器，于是一百个放心，欣然拜会老友。落座之后，两人叙起昔日交情，都有不胜沧桑之感。讲到当下两国讲和之意，商鞅更是诚恳，魏国方面的随从听了，无不欢喜。
各自的随从都带了酒席，主要的事谈罢，就宣布开宴。
公子卬是地主，先上魏国的酒席，并先敬商鞅酒。三敬三酬，乐队也演奏了三次。
商鞅见喝得差不多了，就命撤了魏国筵席，另用秦国酒菜。秦军这边两个侍酒的，都是秦国有名的勇士，一个叫乌获，能力举千钧；另一个叫任鄙，能手格虎豹。两人伺候着主宾，样子很怪异。因是军前宴席，所以用了这么两个粗人敬酒，公子卬也不以为疑。
商鞅一边举爵劝酒，一边以目视左右。左右会意，马上去山顶上放了一个信号，山下顿时杀声响应，声震峡谷。
公子卬饶是愚蠢，也被这喊杀声警醒，质问道：“杀声何来？相国莫非要欺我否？”
商鞅笑道：“暂欺一次，以后再告罪。”
公子卬心慌，便欲逃走，却被乌获紧紧抱住，动弹不得。任鄙指挥左右，将公子卬绑住。秦军副将公子少官率领军士，将公子卬的车仗、随从全部俘获。
商鞅吩咐把公子卬押上囚车，先送回秦国报捷，却把俘获的随行人员留下，解开了绳子，赐酒压惊。
商鞅并不是大慈大悲的菩萨，放了魏国随从，而是因为他们还有用。他命令魏国随从仍用原来车仗，教他们道：“只说主帅赴会回来，赚开城门，另有重赏，如若不从，即时斩首。”
那些魏国随从被置于死地，忽然见有生路，如何不依？商鞅就叫乌获假扮公子卬坐在车中，任鄙冒充护送使臣，另坐一车随后。
到了吴城，城上的裨将正是那位有先见之明的错。可是错将军这次也看走了眼，他认得队伍是自家人，毫无防备，马上开门。两员秦军猛士跳下车来，一顿乱砸，将城门砸坏，关闭不得。
魏军一见不好，有上前格斗的，但都被两位大力士打倒。城外不远处，商鞅亲率大军赶来，杀声震天！
城中军民慌成一片，四处乱窜，商鞅大军就这样从从容容地占了吴城。
河西郡守听说主帅公子卬被俘，料定河西难守，便弃城而遁。商鞅率军渡过黄河，长驱而入，直逼魏国的旧都安邑。
魏惠王大惧，只得派大夫龙贾做使者，到秦军大营议和。
商鞅等的就是这一天！经过讨价还价，秦国拿到了绝大部分的河西之地。这一来，穆公的伟业虽暂时还没达到，但献公的伟业已在商鞅手中得以重振。
魏国谈判代表向秦军献上地图，商鞅按图接收了河西各地，班师回国。
大秦的旗帜，几十年后又飘扬在河西上空了！
后来的纵横家苏秦，对秦孝公与商鞅几乎未动干戈就取了河西，表示了高度的敬佩。他赞美说，这是“谋约不下席，言于尊俎之间，谋成于堂上”。
河西之地一失，魏国西边顿失屏障。魏惠王大忿，想起当年那个可怜巴巴的卫鞅就咬牙切齿，说：“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
魏惠王觉得安邑离秦地太近，不安全，于是正式迁都大梁，连同全部百姓都移走。自此，魏国也称为梁国，魏惠王也叫做梁惠王了。
可怜那被俘的公子卬，最后的结局是“陷于秦，不知所终”。
公子卬是魏惠王同父异母的弟弟，是当时文武兼备的一代名将，史籍上说他“性豪率，善属文，七岁能诵诗书，有古君子之风”。
正是这“古君子之风”害了他，据说他后来被迫降了秦。
有一个说法是：此后七年，有一位自称公子卬的向魏国投了一封密信。魏惠王见信而泣，命大夫龙贾带兵出河西，去把这位不知真假的弟弟接回来。结果遭遇秦军，龙贾败死。但此说不大可信。
不管商鞅是怎么胜的，总之是大胜魏国。魏国自此一役，终结了它居于列国之首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
商鞅的个人功业，也由于此役而达于巅峰。
十数年来，在他的治理下，秦国威名赫赫。史载“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也就是周天子打发使者送祭肉来给秦孝公，封秦孝公为“方伯”（一方诸侯的首领），中原的诸侯国也纷纷向秦国道贺。
秦孝公为了嘉奖商鞅的大功，封商鞅为列侯，把以前所夺取的魏地商、於等十五邑，作为商鞅的食邑（该地向商鞅纳税），号为商君——后世称卫鞅为商鞅，就是由此而来。
这个封赏，使商鞅落入了一个历史悖谬。商鞅本是以“强公权、削分封”起家的，到头来，他本人倒成了一方领主，也就是他恰恰成了自己要反对的那一类人。
这个悖谬，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让他陷入绝境。
不过此时的商鞅浑然不觉，谢恩后回到府第，对家臣说：“我不过是卫国宗室的一个支庶，挟满腹谋略归秦，为秦提出改革治国之道，立致富强。今又夺得魏地七百里，封邑十五城。大丈夫得志，可谓极矣。”
然而，自古高处不胜寒。况且商鞅这样一个客卿，在秦国毫无根基，完全是因秦孝公的器重与信任，才获得如此之成功，那么他的荣辱，也就与秦孝公的状况密切相关。
这不单是“封建社会”才有的人际关系，这种依附式、授权式的人际关系是千秋万代都会有的。
商鞅现在已经是危乎高哉了！
他的成功潜在着对他本人的极大不利。他在变法期间，对秦国的宗室管束极严，到了“日绳秦之贵公子”（每天都要约束秦国宗室）的地步，以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这就基本上把秦国的上层给得罪光了。
那么下层老百姓是否可以成为他的靠山呢？不能！且不说小民究竟有多少力量，悲剧性就在于，商鞅变法也使小民心生怨恨。
从种种记载看，商鞅既是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个目的论者，为人刻薄寡恩，为了推行变法绝对不讲温情。他的新法中，有连坐之法，相当严厉，据说增加了凿顶、抽肋、镬烹等酷刑。
酷刑固然是西周以来的习惯法，但在战国时期已渐渐淡化，到了商鞅这里又重新加强，百姓焉能不怨？
除了秦孝公，他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屏障了。
这处境就相当险恶。
他是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子的呢？
司马迁说商鞅是“天资刻薄之人”，刘向《新序》里也说商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铁钺之诛”，也就是说，他加强了周朝肉刑的严酷性。据说商鞅在渭河边对触犯新法的人行刑，一天内就杀了700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而他丝毫不存怜悯。
当然后世对商鞅的记载，也许有夸张的地方，但所有资料中，均不见商鞅有什么私敌，因此可以断言，他对秦宗室的压制，完全是出于公义。
至于“刻薄寡恩”，估计是由于他信仰法家理论的缘故。人，或者民，在法家理论中基本是没有什么位置的，无非是被驱使的羔羊。法家是目的论者，为了富国强兵，百姓就牺牲一些自由吧。百姓的感受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因此，实施新法后，“秦民皆言其便”和“秦民皆怨望”是可能并存的。什么样的话看在什么场合说而已。
有一位老世族叫赵良，身份大概是嬴姓中的赵氏一族，曾经去见商鞅。
商鞅问他：“请你说说我之治秦，与五羖大夫哪个更高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