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再说，假如大王您只用秦国国货，那么您就没法儿享用六国的珠玉宝贝、名剑骏马，乃至郑卫美女了，对这些好东西只有眼馋的份儿。即便郑卫的流行歌曲也甭听了，只能重新拍着大腿 、敲秦国的瓦罐儿。
然后李斯用了一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这样的宏大语言，逼秦王向真理低头。又把秦王逐客比喻成借兵给敌国、送粮给盗贼，而后疾呼“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
——大王啊，您这样逐客以资敌国，不是亡国的搞法吗？
上书时，李斯已在被逐的途中，这些话即使不说，也是被逐，所以他豁出去危言耸听了。
一番激烈的言辞，特别是“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这句，把嬴政给雷到了。
上书的结果是，嬴政立刻撤销了《逐客令》，派人把李斯追回，官复原职，应该说更为倚重了。
嬴政明白了，过河的时候不能拆桥，拉磨的时候不能杀驴。于是他对六国来的宾客更加客气，甚至对其中的傲慢者，也能做到忍气吞声。
且慢赞美他“礼贤下士”，有这样克制力的雄主，一旦爆发出相反的力量，那也是很可怕的。不过这是后话。
既然秦王求贤如渴，六国名士当然就趋之若鹜。其中，有一位军事天才不可不表，那就是尉缭。
尉缭的本名，其实就叫“缭”，魏国大梁人，早在嬴政十一年就来到秦国了。他给嬴政献计说：“若想成大业，就得趁眼下诸侯对秦毕恭毕敬之时，逐一灭之。臣恐诸侯一旦联手抗秦，秦即失机，会像智伯、夫差、齐闵王那样败亡。希望大王不要小抠，拿财富去贿赂各国权臣，总共也就损耗30万金吧，即可把六国统统吃进。”
这个主意以前李斯也出过，只是因嫪毐案发给耽误了。此次尉缭提出，李斯马上附和，嬴政也就立刻采纳。
从这时候的秦王看，他对宾客的态度，一律是“你们太有才了”。为向宾客表示诚意，他对尉缭亲如兄弟，甚至把自己的饮食、服饰水准降到与尉缭相同，对尉缭持平等之礼。
这还了得！
李斯看不出什么来，只是为客卿地位之高而沾沾自喜。可是尉缭更聪明一点，他觉得君王作秀做到这个程度，就不可不警惕了。这嬴政，在尉缭眼中，不仅长相不好，还有虎狼之心，事业还没成呢，当然容易做到礼贤下士，可一旦得志，还不得吃人！
于是他断言：“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人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也就是说，秦王得到天下后，还不知要怎么折腾老百姓呢，哪能长期在他跟前晃悠！
主意一定，尉缭就想一跑了之。秦王发现了这个动向，连忙委以重任，极力挽留。给尉缭的任命是“国尉”，即秦国的最高军事长官，因此后人才叫他“尉缭”。至于尉缭的武功事迹，史书记载很少，他后来的结局也不大清楚，估计最后还是跑掉了。
他给后世留下兵书一部，就是《尉缭子》，也相当有名。
嬴政清理了内部对王权构成威胁的政治集团，身边又有了李斯、尉缭两位文武之才，就开始对外发力了，对东方六国兼施文武两手。文的一手，是大量派出卧底，去六国游说、贿赂、收买代理人；武的一手，就是先解决韩国。
韩国在六国中最弱，其间仅有十多年因为用了法家申不害为相，一度强大。而到了现在，它疲弱得连贿赂秦国的财力都没有了，只好高价销售本国美女，换来黄金贿赂秦国。六国诸侯中哪家也买不起这天价美女，只有秦国能出得起钱。于是，事情就有了一个幽默的循环——秦国把黄金给韩国，买回美女；韩国收了黄金，再用来贿赂秦国。这就等于秦国经过一轮交易，白得了美女。
韩国的这个国策如此之蠢，以致成了天下的笑柄，后来不得不停止了。
嬴政首先攻打韩国，有一个堂皇的理由：要韩国把韩非给送来。在攻韩国的同时，也向赵国示威，秦将桓齮攻下赵国的平阳、武城，杀了赵将扈辄，斩首10万。
这可吓坏了韩王安，他一向对韩非子不大感冒，现在见秦军气势汹汹而来，不过就是索要一个学者，连忙答应。于是，韩非就在嬴政十三年来到了秦国。
这个韩非，对秦国后来成为超级大帝国的贡献可是不小。他是韩国的宗室，是一位公子，大概属于旁枝的吧，所以没有什么地位。
韩非口吃，不能当辩士，但文章写得世无其匹。法家理论传到了他这一代，面对的是天下统一的前夜，兼并战争非常残酷；在这样的前提下，法家理论怎么才能更实用？韩非做了很大贡献。他综合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炼成了他自己的一套统治理论。
韩非认为：光有“法”还不行，还要有驾驭大臣的“术”，再加上以情报系统控制全国的“势”，王权才能空前强大，“治天下而征诸侯”。不然，像以前那样，秦国白白强盛了几十年，因为权臣分了权，为自身利益而模糊了秦国的政治目标，所以迟迟成不了帝业。
韩非对韩国的毛病也看得很清楚。他说，韩国的政坛，在有功者、实干家之上的，都是浮淫之徒，是一些蠹虫。有这些不作为的蠹虫，国家怎么会强大？
他屡次向韩王进言，但韩王不理他，反倒是秦王嬴政读了他的书，把他视为知己。
他的这套理论，离哲学有点远，本质上是实用的帝王之术，也就是专门写给帝王看的政治学。
韩非最推崇申不害的“君主独断”论，说如果君王不能独断，还怎么治天下？君王当得好不好，就看驾驭臣下有没有办法。他认为“人生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所以不要动感情、不要讲良心，就是用一个“术”去监视控制群臣。君臣之间，其实就是买卖关系，我给你高官厚利，你给我出卖智力，我对你也不讲什么“仁”，我也不指望你“忠”。君与臣的关系，就是“一日百战”，只要君王一疏忽，人人都可能跳出来篡位。
韩非的学说，与嬴政急于收拢权力的心理恰好吻合，也为即将出现的超大帝国提供了一整套统治方法。所以，嬴政才看重他，为夺取他而不惜发动一场战争。
韩非是一个矛盾的人，他对于法家学说，有一种类似宗教信仰式的执著。为了实现法家理想，他声言不避死亡之害。可是，他又是个爱国者，在秦王重用李斯，要拿韩国开刀之后，韩王安在惶急中把韩非召来，“谋弱秦”。可是，韩非这时候究竟能拿出什么扭转乾坤的计策，已很难设想。法家的高明，不是争一城一地，而是需要多年的变法图强。韩国，还有这功夫吗？韩非当时能做的，就是利用自己的名望，给秦王写了一封谏书，题目就叫《存韩》。韩非婉言道：“韩国对秦国来说，不是什么大患，可以放到后面去处理，等秦国解决了赵、齐等国，一纸招降书就可把韩国给搞定了。”
这份谏书，秦王看了并没被打动，而是把它交给李斯看。李斯一眼看穿了韩非的狡辩，当即写了一份反驳书，把韩国作为秦国的“腹心之病”，对韩非一顿狂批。嬴政当然能辨别出谁说的对秦国更有利，就打发李斯出使韩国，设法把韩王骗到秦国来，然后再要挟韩国拿土地来赎，那不是要多少是多少？
但是韩王安已成惊弓之鸟，看出李斯来者不善，干脆来了个“躲猫猫”。这就惹怒了秦王，他把大军开到了韩国的首都新郑城下，土地也不要了，就一个目的——不交出韩非来不行。
韩非经历了这么多波折，才来到秦国，未来的命运就很不好说了。
先是秦王很高兴——终于请到了旷世奇才。可是，他并没有重用韩非，其原因不详。可能是由于韩非以前流露出强烈的爱国心，秦王不大敢信任；或者是韩非本身就不是个当官的料。
韩非这人，既是书呆子又不是书呆子，他热衷于著书立说，探求真理，深知游说诸侯之不易。
他曾写过一个名篇，叫做《说难》。他所论述的游说者与权势者之间的关系，很像如今领导者与下属的关系。他说，如果你直接指出领导的错误，那么你就有危险了。如果你出的主意在实施中见了效，领导往往会忘了你的功劳；要是不见效，你就会受到怀疑。当领导想出了一个阴谋诡计，你要是预先猜出来了，那就会惹祸上身。你和领导议论大人物，领导会以为你在挑拨离间；你和领导议论小人物，领导会认为你是在试探他对某人的态度。你要是说话简明扼要，领导会认为你笨；你要是夸夸其谈，领导又会嫌你话多；你要是就事论事，领导会认为你胆小而不敢畅所欲言；你要是面面俱到，领导又认为你抓不住重点。
总之，揣测上意，实在是难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