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一次会上,时任山西省代省长于幼军说出了另外一个数字:一个非法煤矿要生存,有七八个保护伞不足为奇,全省这么多非法矿可能涉及上万名干部。
有业内人士指出,代省长的这个数字可能还不是最准确的,因为,他依据的是在册的非法煤矿数字。
那么,当地产煤区究竟有多少个“黑口子”,谁也无法一口说出个准确数字。
抢煤有功,矿工每人领赏500
在山西民间,流传着一首民谚:“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了天,先生放了学,学生回了乡。”
腊月二十三刚过,学校就给学生放假,当地煤矿也给工人放假,让大家回家过年。
要家庄东的大兴煤矿老板刘金宝这几天正给工人发工资,但据说只发80%,原因是销售煤炭的钱在煤矿的银行帐户上“还没到帐”。
其实,这是刘老板故意给工人说谎,他心里有个小算盘:自己好不容易用一年时间把这些外地人培训成熟练工,到年底决不能让这些工人流失。怎么才能让这些工人不走呢?
他知道,最好的办法只能是用钱把他们拴住。
第二天晚上,他请矿上两个带班“老头”,还有坑下抽水电工、安全工等几个人“煤矿骨干”在县城一家饭店吃饭。
在席间,谈到煤炭产量问题时,“老头”说:“矿工在坑下常常和邻近煤矿的大巷‘通贯’,也就说人家老是在咱们前面抢煤源,咱们也得想办法在前面截住他们。”
电工二石头就说,“年后我去找人,最好是敢打敢拼敢干的,我们组织一个‘敢死队’,我就不信咱们还抢不过他们。哼!”
几天后,也就是到了除夕这天,人们一家老小都忙里忙外置办年货。
二石头外出打醋时,“顺路”来到他的“好哥们”三楞子家。
三楞子是当地有名的“村痞”,好打架的名声在十里八乡无人不晓。
进门时,他看见三楞子嘴里叼着一支烟,手里拿着一截残余的烟屁股,一边在墨汁瓶里蘸一蘸,一边在红纸上“画圈圈”。
三楞子解释说,大过年的不愿意求人写“对子”。
“咱没文化,自己在家里随便画画。实在不行,在纸上画几个圈也行,反正红红的贴在墙上有点年味就行了。”
他还接着说,去年他家的对子就是他写的,邻居张大娘来他家看后连连夸他的字“花花绿绿的,写得真好”,临出门时最后又来一句“就是不认识”,这让心存得意的他又接着郁闷起来。
二石头接过三楞子递来的“公主香烟”。这种香烟由于价格低廉、“味道重”,在当地农村里非常流行,大部分农民嘴里都清一色叼的都是这种香烟。
二石头说明来意后,让正在为年后挣钱门道发愁的三楞子激动万分。
年后初五那天,老板刘金宝在县城为他的“抢煤敢死队”作最后的“饯行”。
席间,夜班“老头”说,从我的经验看,坑下抢煤要的就是速度,巷道越窄越快,根本不用立支架,只要赶在对方前面,并成功堵截,按坑下“规矩”,这块煤层区就是我们的。
二石头急呼呼地问刘金宝:“在坑下掘进时,如果我们和他们的坑道‘通贯’后,我们的人能‘出手’么?”
刘金宝先递来一支“蝴蝶泉”香烟,这种烟在当地售价为每包四毛五,在当地农民心目中,有身份的人才抽这种“高档烟”,然后他说:“咱要讲理讲法,必要时‘吓唬吓唬’也行。”
三楞子说:“哼!要是法律不管,我早把他们打死了!”
为了安抚大家,老板刘金宝先给抢煤“队员”每人发三天工资,合计500元,随后“队员”们把酒瓶别在腰间,人手分到一包“蝴蝶泉”香烟,在三楞子的带领下,向煤矿坑下进发。
“土著”矿工与“移民”矿工的血腥博弈
在山西,产煤区的“本地人”把来自全国各地的“下窑的”矿工统一称为“流窜人”。这个称谓在一般语境中就有含有“本地人”对“外地人”的一种“鄙视”、“瞧不起”等含有歧视的意思。还有,“本地人”对“外地人”的这种“特殊称谓”,基本上就是像在改革开放初期,香港人称大陆来客为“表叔”或“北佬”一样。
这些人中,来自河南、山东、四川和安徽四省的工人居多,另外,甘肃、宁夏、河北和东北的人也不少。
在往年,这些本地“土著”和外来“移民”由于生活习惯和语言文化方面的差异,双方在交往过程中,难免发生一些摩擦和冲突,但几大群体的相处总体上还算融洽。
现在来山西“下窑的”和以前的已经不同了,原来的人为生活所困,很多人出来是一门心思出门想挣钱养家糊口,所以处事稳重,为人随和,能够尽快适应山西人的生活。”
“比如,山西人爱面食,他们在家是吃米饭长大的,他们就尽量和山西人一起吃面。有意思的是,山西人在吃‘捞面’时,要把面条和菜水搅匀,他们可不这样吃,而是把面和菜在碗里分开,用筷子夹一口面,再夹一筷子菜。”
今年53岁的本地老矿工王福娃,至今还怀念当年和那些憨厚纯朴的外地矿工们在“村大队煤矿”融洽相处的岁月。
他说的“以前”是指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当时山西煤炭业还不是很火,“本地人”也在不经意间接纳融入他们生活的“外地人”。应该说,外地矿工这种与人为善的处世原则和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很快赢得了本地人的认可。
现在算来,和王福娃相处的这些“外地人”,就应该算是第一代“移民矿工”了。这些人为生活所迫,不惜千里万里跑到山西吃苦挖煤挣钱,确切地说,他们才是真正地来山西“闯荡江湖”的人。
时间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山西煤炭产业“红火”起来了,在到山西的挖煤大军中,多了一些年轻的面孔。
“这应该算是第二代‘外地人’了!”王福娃分析认为。
“但是,在今天,我们对眼前这批‘外地人’在我们村里的所作所为却不敢恭维。”祖祖辈辈住在煤矿对面山腰上的村民张保才无奈地说,“这些年轻人租我家的房子不给钱不说,还偷我地里种的西葫芦。这不,我家一只正下蛋的老母鸡,前几天就被人家炖了。我去找他们论理,人家还要抬脚踹我,这和原来在我这儿住的那个‘老山东’根本不是一号人嘛!唉!”
据张老汉说,村子东头有一眼水井,由于附近几座煤矿日夜不停地挖煤,把地下水源挖断。原来经过一夜滀养,井水就能漫到井口沿壁,可如今只能滀到“少半井”,于是村民每天早上的“功课”就是“排队挑水”。但这些人来了之后,不仅随意插队,迂回排挤本地人,甚至有时自己挑走了井里的清水不说,还故意把水搅浑。更让他气愤的是,这些人上夜班回来后在院子里整夜说笑打闹,这让本来“人老觉少”的张老汉痛苦不堪。
而事实上,在这场外地“移民”矿工和本地“土著”矿工的艰难“博弈”过程中,前者凭“强势”往往占有“上风”。
原因之一,是这些“移民”多是心高气盛的年轻人,相互之间都沾亲带故,关系盘根错节。他们本来就是亲戚带亲戚,朋友拉朋友,来山西“打天下”的,他们又有打架斗殴的“身体本钱”,所以,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他们很“抱团”。
原因之二,大凡产煤区煤矿所在地,多是处于“山高皇帝远”的偏僻农村,这一带多是地方治安管理的“真空区”。地方警力对此多是“鞭长莫及”,而一个小村子里一下有几百年轻人瞬间“进村”,于是,调戏女人、打架斗殴都是常事,这会给当地治安带来不稳定因素。所以,这一带基本上是“零治安”。
原因之三,是这些人身份背景复杂,个人修养参差不齐。据了解,当地政府曾配合陕西警方抓住多名在逃杀人犯。而在今天,让本地人感到后怕的,是这些人中不知还有多少像这样的“负命之徒”。
“我们就是这样心惊胆颤地过日子。”张老汉说。
为此,当地村民曾多次和收容这些外地“移民”的煤老板交涉,希望他不要让这些“外来矿工”祸害当地人。
但煤老板为了一己私利,他们总是充耳不闻,整日住在城里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