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当局之所以会对《纽约时报》的起诉产生强烈警惕感，是因为上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与《纽约时报》的法律战“兵败滑铁卢”。当时，《纽约时报》记者从其内线消息来源获得了一份美国国防部有关越战的高级机密文件，并将内容公之于众。国防部得到消息后便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并要求《纽约时报》交出幕后“泄密者”。“大战”之后，法院裁决《纽约时报》有报道“五角大楼文件”的权利，也有权不把泄密者的名字公布于世。其实美国国防部当时的做法显然失当，如果政府要求《纽约时报》提供信息来源，而不是一味追查报社的“政府内诡”，那它将在话语权上占得较好的上风。正是这一次政府的失算，使得以后的美国媒体行业变得更加自由放任。美国媒体开始把追踪、报道政府各类机密情报作为自己的当然权利。但根据美国法律的规定，把政府机密情报透露给记者或外国情报人员，导致泄密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是违法的，泄密的美国政府官员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因此，为了保护消息提供者，美国媒体此后一直严守不透露“泄密者”的原则。正因为这样，政府在以后基本上不敢过问新闻报道的信息来源。
这种局面一直到“911事件”之后才有所改变。在事件发生之后，政府试图着手严厉地监管媒体行业，以此来扩大国家安全空间。但即便是这样，无孔不入的媒体依然嚣张。越是非常时期，政府与媒体的明争暗斗就越激烈。在大灾之后的大难中，民众其实已经失去理智的眼光。事实上，民众也得不到可靠的、第一手的资料来分析事实。而一味地通过媒体获得各种消息，这明显违背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就这样，美国政府开始秘密地淡化公众意识，并强行牵引社会舆论走向。但这又为媒体察觉，并作为“卖点”大肆渲染，使民众越来越渴望通过媒体得到种种内部消息。
以以上事实为背景，美国政府开始苏醒，并利用法律武器对飞扬跋扈的媒体行业进行控制。2004年7月，《纽约时报》资深记者朱迪斯-米勒在中央情报局（CIA）调查的“特工身份泄露事件”中不愿意透露其新闻稿件中的信息来源，被相关部门判处入狱。米勒在法庭上说，她不想进监狱，但为了保护消息来源者的身份，她只能牺牲自己。她坚定地说：“如果记者不能成为可靠的秘密保守者的话，那他们就无法工作，新闻自由也就无从谈起。”美国华盛顿地方法院首席法官托马斯-霍根宣布，米勒必须马上入狱。霍根说，米勒必须说出消息来源，不然就要在牢中待到10月份。听到这个结果的时候，米勒脸色平静。
在此之前，《时代》杂志记者马修-库珀也受到中央情报局同样性质的指控。由于库珀拒绝提供新闻消息来源导致法院对2003年中情局特工瓦莱丽-普莱姆身份泄露案调查无法进行。但情况是，库珀得到秘密消息来源是受到同意的，可以披露其身份，因此他的案件才被解决。于是我们能想到，美国政府在“非常时期”根本不敢再“宠爱”媒体。在利益斗争中，政府企图建立一种整齐划一的利益标准。就现实来看，它失败了，起码没有完全成功。就普莱姆特工身份泄露案来说，美国著名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之所以会在2003年7月14日撰文披露普莱姆特工身份，是因为其丈夫、前美驻伊拉克大使约瑟夫-威尔逊曾批评过布什政府的对伊政策。
根据西方社会价值观的考量，新闻媒体必须对“新闻来源”进行保护。也就是说，在媒体刊登或播发重大的、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内幕新闻时，应该遵守“提供信息来源”的职业道德。这不仅会对政府有利，更会减少不必要的社会损失。而在过去的近60年里，几乎所有的美国重大的、划时代的新闻报道都是来自秘密渠道，像保密的越战经过（五角大楼文件）、水门事件、克林顿与赖温斯基丑闻、烟草和核工业谎言及安然公司倒闭真相等等。在此背景之下，美国政府处于一种敢怒而不敢言的窘境中。加上当前美国国家安全的紧迫性。美国（包括所有西方国家）开始打破缄默，频频对媒体施压。就像上面安例所揭露的那样：面对重大的政治机密时，谁公布谁就得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而唯一不犯法的举动就是在消息公布的同时，明确注明资料来源。
《纽约时报》揭露布什政府操纵媒体美化伊战、阿战内幕！
人类进入21世纪之后，最大的社会问题就是“恐怖主义”。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破天荒地制造了让美国人民永远也抹不去的血腥记忆。美国民众神情暗淡了，但作为一个国家的管理者，美国政府很快就担当起“追求事件责任者”的角色。在“911事件”之后不到一个月，美国政府就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其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清剿恐怖组织，并断绝阿富汗塔利班政府与恐怖组织之间的联系。在战争的一开始，美国政府得到全世界的同情和支持。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美国不为人知的图谋渐渐暴露无疑。就像当前社会流行观点所说的，美国政府发动阿富汗战争的目的远远超出反恐本身，它还有更深层次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推行美国价值观和西方式民主政治。
到了2003年，布什政府以情报部门的资料为借口，声称伊拉克正在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且有可能将这些技术和武器转让给恐怖组织。布什总统口口声声地表示，伊拉克政府领袖与基地组织有长期的秘密往来。以此为依据，美国绕过联合国安理会，单方面对伊拉克进行了军事打击。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战争全面爆发。与阿富汗战争不同的是，在伊拉克战争开战之前，美国政府，甚至是布什总统受到各方面质疑。在此情况之下，布什政府试图通过媒体来为伊战造势。从而实现美化伊战的图谋。
为了对政府战争合法性的维护，布什政府通过秘密沟通、传递提高国家安全意识的方式使美国媒体行业开始向政府靠拢。在此背景之后，美国国防部制定出一项全新的宣传方案，即向世界媒体发布或真或假的信息，为美国反恐战争营造合理化的舆论。消息一出，美国政府高层和国防部官员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辩。有人认为这样做会将美国国防部公共事务处置于两难的境地。它以后的新闻发布工作会失去一向惯有的权威。但这一计划还是受到政府的青睐。在后来的宣传中，《纽约时报》紧紧地跟在政府后面，为布什政府的伊战和阿战宣传造势。
《纽约时报》为了实现即得利益，公然支持政府的反恐主张和一系列的决策、行动，充分利用议程设置影响力和煽情性、刺激性语言和画面，引导社会舆论。美国媒体对布什的“先发制人”战略、“邪恶轴心”概念及对阿战、伊战的立场进行了广泛而充分的报导。“911”后，有的媒体先于官方给其定性，其他几个媒体迅速响应，取消所有正常节目，连续一周24小时播放此类新闻。再加上“美国遭受袭击”、“美国的新战争”等话题铺天盖地地在媒体上讨论，使美国社会产生一种共识：美国处于战争状态，美国将主导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战争。而《纽约时报》用专栏、社论的形式支持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认为伊拉克战争不可避免，“（布什）总统试图让世界变得更加安全，而他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消除伊拉克生产生化核武器的能力”，竭力为布什政府发动伊战进行辩护。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在布什总统宣布伊拉克战争开始后的第一个“战争评议会”上，众顾问均表示要迅速结束战争将是美国最好的选择。而远在卡塔尔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弗兰克斯也认为美国完全有能力在短期内结束战争。听完“听证”之后，布什总统当即表示：“我们值得一战”。《纽约时报》这样报道无疑是想向公众传达一个讯息，那就是美国政府对战争胸有成竹。当民众看到这个长篇报道之后，美国国内对战争产生的一定的自信；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明显增强。但是了解内幕的人都知道，布什总统发动战争是就是为了赢得“民心”，为他的政治前途增加砝码。
我们都知道，在伊战爆发之前，《纽约时报》曾不间断地对伊拉克政府储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行报道。使美国民众的危机感突然提升。该报诱导民众在政治上支持政府的“战争计划”。前后报道的文章多达29篇之多。最典型的就是该报在战争之初明确表示，布什政府已经有确凿的证据说明伊拉克“可能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就是美国政府发动伊战最直接、最充分的理由。当时的美国民众，甚至是世界舆论都被这种信誓旦旦的说辞所蒙蔽。使美方顺利地开始了伊拉克战争。但知情者都知道，2002年9月12日，布什总统在联合国理直气壮地指责伊拉克隐藏化学和生物武器。他说：“伊拉克储藏大量生化武器，同时，正在重建产生更多这种武器的设备。”这种将“拥有”篡改成“可能有”的做法，实在让人感到《纽约时报》职业道德的拙劣。就像一切忿忿不平的媒体所表示的那样，这简单的一改，使布什的战争罪责能够全部被“洗脱”，伊拉克人民的苦难变成“一种必然的结果”。这种篡改历史的做法让人失望。但它却是美国舆论中心、世界媒体巨头《纽约时报》做出来的。
根据现在的资料显示，美国政府在伊战开始之初，即实施了有限度的利用媒体的计划。政府开始有计划地向媒体透露有利于美国军方的信息和图片。而为了达到“全民支持”的目的，美国政府不失时机地向媒体披露了一些不真实的信息。在此动作中，《纽约时报》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当信息传递到该报编辑部后，了解真实情况的报社内勤的建议并不能受到线外记者的接受，而相关领导一味相信一线人员，忽视了编辑部的建议。使那些炙手可热、不知真假的新闻很快就见之报端。《纽约时报》不折不扣地成为“政府政策宣传工具”。
为了获得独家信息，《纽约时报》在政界排布了一大批线人。但在非常时期，政府对内部官员的言论进行了更严厉的控制。加上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性，不愿透露身份的政界要人给予该报的消息往往是虚假的。伊拉克流亡人士、“国民会议”主席沙拉比曾向《纽约时报》提供大量假消息，但它们却没有认真追究。在被利用的同时，《纽约时报》还获得“爱国媒体”的赞誉和霸占市场的多重利益。这让它“制造”战时新闻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就在《纽约时报》在伊拉克战争报道中鼓吹“追随政府”的精神受到严重挑战的时候，该报又将阿富汗战争“伟大化”。在其报道的文章中声称，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是一大政治胜利。战争本身没有问题，只是布什政府在战后管理和运作上出了问题。所以才让今天的阿富汗局势表现得“劣迹斑斑”。在一篇名为《阿富汗战争美国好心办坏事》的文章中，该报作者称阿富汗战争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并赞扬美国为阿富汗建立警察机构付出了无可替代的代价。反正，《纽约时报》想通过渲染阿富汗战争重新赢得民众的热情。在美国，盛赞阿富汗战争是一股主流。该报则是通过回顾历史的方式说明美军应该强化它在阿富汗的控制，并威慑巴勒斯坦境内的塔利班组织。最后该报记者得出结论，美国没有输掉阿富汗战争，政府依然可以取胜。
到现在，在伊拉克战争报道中严重失误的《纽约时报》背上了“怀有特殊政治目的”的不道德媒体的罪名。而《纽约时报》之所以会在战争中有意识地追随布什政府，主要原因还是该报一贯敏感的政治嗅觉。在反恐战争伊始，美国政府就感到媒体宣传的“两面”力量。于是打出“爱国”牌，这使得美国各大媒体纷纷“入套”，媒体虽然讲究自由原则，但如果在非常时期背上“不爱国”的罪责，那它的未来发展将举步维艰。在客观上，布什政府赢得了操控媒体的条件。在复杂的利益关系中，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首先服从政治，然后迎合民众的立足点得以维持。
其实，在美国政府开战之初，他就开始做有“计划的宣传”。通过媒体宣传相关信息，美国政府很快赢得了实体战役的胜利，并将世界舆论掌握的他们手中——虽然这只是短暂的瞬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