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客观事实”对我们的影响力。根据我们的理解，“客观事实”是人类一直在控制的对象。这里所说的“客观事物”不仅仅指自然界，而且指人类社会。也就是说，社会上存在的客观事物也是人类改变的对象。为了确定自身的“改造”地位，并形成在社会上的权威，人们常常需要确立自己的形象。这似乎是在社会上自立的最起码条件。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无论是政治家还是生意人，他们都需要树立自己的形象。在今天，树立形象的权利变得越来越大众化。因为有了高度发达的专业宣传队伍——媒体。
不过，负有打造社会形象重任的媒体行业本身是否需要形象呢？其实，媒体行业内存在着激烈的商业化竞争。于是媒体企业本身需要打造“品牌形象”。于是我们能发现，媒体企业更需要塑造一种富有公众亲和力的形象。在这方面，发达的西方媒体可谓做到了人类的及至。就目前的局面来看，西方媒体基本上控制了整个世界的传媒行业。社会话语权和行业形象也是由它们塑造的。什么“报道新闻时不偏袒任何一方”、“依照提供的事实材料组织报道”、“记者要寻找事实，报道事实，不得为了私利或其他个人与团体的利益而歪曲新闻”、“新闻媒体不得按照其政治倾向去报道新闻”等等尊重事实的新闻报道理念，都出自“新闻自由”背景下的西方世界，而且深刻地影响了有上百年的世界传媒业。
在中国人心中，西方“媒体自由权”始终是一种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到当前，中国人对西方媒体的仰慕和敬畏还浓味尤存。可能正是由于其高度自由的特点吧。让对它远观的人能产生敬仰，但是，如果与它接触，则会让人感到莫名的压抑和局促。还是说中国人，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中国的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实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在这个即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利益争夺场上，美国等西方经济体疯狂抢滩中国。它们的旗帜性行业传媒业也于上世纪90年代初正式进入中国市场。而传媒行业是传播行业，它需要大量的文化和精神思想做载体。因此西方传媒企业与中国迥异的政治和文化思想对中国整个社会产生不小的冲击。
由于激烈的政治和文化碰撞，而且中国固有的政治文化根基非常牢固。于是西方媒体开始步调一致，用它们传统的眼光和价值标准对中国指指点点，并不失时机地发出不友好的攻击性言论。最典型的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西方媒体对西藏拉萨发生的314打砸抢烧事件的报道上了。西方媒体通过偷梁换柱、剪接画面、指鹿为马的拙劣手段无节制地对中国适合进行歪曲和毁谤。我们不防再回忆一下：明明是印度警察制止“藏独”攻击中国使馆的照片，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硬说成是中国军警在抓捕藏人；明明是尼泊尔警察在首都加德满都驱散示威游行者，德国RTL电视台网站将其注解为“中国警察在西藏镇压抗议者”；明明是一伙暴徒攻击西藏一辆车的画面，美国CNN却把暴徒攻击的一边切掉了，只留下一辆车正向两名平民驶来，让观众误以为中国军队在实施镇压；明明是西藏公安干警解救被袭群众的画面，《柏林晨报》网站硬说成是中国警察正在抓捕藏人……
一系列的歪曲只能表明一点，那就是西方国家并不接受中国的崛起。这可能会涉及到庞大而复杂的政治问题。但就歪曲新闻事件的层面上来说，西方媒体在中国民众心中一向高大权威的形象受到了空前的挑战。根据目前中国人的看法，从前总认为西方媒体播发的新闻更权威、更真实，但就现在来看，西方媒体失去了起码的职业道德规范，是个一能接近的“可怕的事物”。到今天，中国社会依然没有对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产生谅解。从报纸和电视上我们依然能看到关于西方媒体“失德”的丑恶行径。
在网络媒体还没有诞生之前，中国人习惯通过“收听敌台”来获得全球范围内各种新闻。对于西方媒体来说，中国缺乏舆论活力，民众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收听”新闻状态，根本没有参与议论，更不可能发表自己的社会见解。在这种认识之下，西方媒体认为要控制中国舆论非常简单，因为“中国的舆论始终是鸦雀无声”。这样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结束。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门户的深入开放和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一些西方媒体开始堂而皇之地进驻中国市场。在此背景之下，中国融入了全球第三次技术革命。随即，网络传媒在全球伸展看来。中国迎头赶上，成为网络经济的坚定追随者。
中国网络媒体很快成为中国人获取信息和参加舆论活动的广阔舞台。在中国延续多年的“被动接受”的舆论市场受到彻底否定。面对这种变化，西方媒体显然尚未能适应中国网络的兴起。很多国外留学生都提到，西方媒体对于本国国内的报道大部分都非常谨慎小心，力求真实，因为错误的报道会告本人诽谤，但对国外的，尤其是第三世界包括中国的报道，就随便多了。在西方媒体，可能甚至在西方普通人的眼中，中国老百姓依然是一二十年前那种只能靠“收听敌台”被动获取信息的可怜虫，他们则是无所不通、无所不晓、辨别能力高人一等的战斗能力值在500万的超级赛亚人，他们的消息来源永远比被政府信息管制下的中国老百姓更正确，对他们播出的新闻，中国老百姓只有收听的份，没有辨别发言的份，他们的公信力根本不需要经过中国人民的检验。
显然，这样的认识已经落后于时代了。当西方媒体在全世界散播藏独言论时，它们正是出于以上的错误认为。在“西藏被殖民”、“没有和平”、“政府镇压”等这样的反华言论中我们能看出，西方媒体承载着压倒性国际优势，而且它们想将中国变成它的政治框架下的财富输出国；在政治上，将中国演变成盲目崇拜西方式民主的社会。这种思维与西方人传统观念惊人的吻合。其实，真正分析中国形势，并作出正确的反应。在中国民众中树立健康的、积极的形象才是西方媒体全球战略的长久之计。但是，西方媒体给中国人的印象非常不好。
对于中国的80后年轻人群来说，他们认识西方媒体也是在2008年的314事件和北京奥运会前后。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词“第一印象”，第一印象往往会深刻地影响一个人对事物的看法。而中国的年轻人现在对西方媒体的第一印象基本上是“负面”的。一位年轻的新闻评论员曾就一篇名为《西藏没有“和平示威”》这篇西方报道发出评论，他认为，“在开放的中国，开放的中国人民正在以宽广的胸怀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或者信仰，包括对诸多所谓的世界级西方媒体的认知。作为媒体，我想给读者或者观众的第一印象应该是客观、公正、真实，那么它的受众也会回报以信任和长期关注。反之，则成为新闻垃圾或者视觉垃圾。”
其实，这位年轻的80后青年的说法让我们惊醒，中国年轻人现在已不再是盲目“媚外”的一代。他们对西方的认识变得越来越客观。这些主要是因为有发达的信息传播渠道和健全的“说话的权力”。西方媒体的优势已经不能左右中国民众的主流观点。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觉得，要想获得公正的信息新闻，还是要相信本国的媒体。中国向来就主张“独立、自主”的发展路线。如果这表现在传媒行业中，在很大大程度上会更好地体现“新闻公正”原则。尤其是在国际新闻上，中国新闻媒体显得比别人更公正。
面对越来越理智和成熟的中国舆论市场，西方媒体失去了它的“体面”和“公正形象”。而这高文化力量的行业，没有了形象就意味着“丧失文化魅力”，其直接后果就是媒体失去公信力，失去利益丰厚的市场。在利益斗争中，媒体不能一味地追求利益，更重要的形象也需要维护。如果一个人名誉扫地，那他将不能在社会上立足，而一个行业失去了公信力，那他失去的不仅是未来的发展，而且会失去“天赋”的人类地位。一个媒体如果没有良好的社会形象，那它必将失去文化，甚至会让社会倒退。
媒体后台老板的利益：
现在，任何一个有社会影响力的企业或个人被后都一群幕后推手。事实上，在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中，“个人英雄主义”基本上没有了什么作为。而在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每个人、每个社会单位都需要宣传。于是传媒行业开始形成，并越做越大。不过，虽然传媒企业是一个适合精神面貌塑造师，但它自己也需要自我塑造。媒体集团表面上的光华让人感到它是一个“透明的玻璃球”。事实上，每个媒体单位背后也有一个幕后推手。说通俗点，就是媒体企业的老板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媒体企业的发展前途。如果媒体老板觉得无利可图，那他将会不惜牺牲一切来改变“不能获利”的局面。
2002年，中国市场上有一本名为《金庸与报业》图书，很是畅销。该书作者明确地提出，在发达的西方世界，媒体行业并不是我们听说的那么美好。因为真正的“新闻自由”权只掌握在媒体集团老板手中。其他人，包括与媒体企业有雇佣关系的新闻记者也没有真正的“独立自由”。金庸理解的新闻自由，是指政府当局不可干预传媒，并不涉及传媒主管与工作人员的关系，后者属于劳资关系。报业大王梅铎收购英国《泰晤士报》后，资深编辑伊凡斯意见不同，即被解雇，全无新闻自由可言。全世界无论什么样的社会形态，无论什么政治制度，都没有哪家传媒的工作人员可享有独立的新闻自由。其实不难发现。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上，并不是一切都完美无缺。一向被西方人自己认为最完美的新闻行业也出现的问题。这似乎需要世人的高度警觉。
在去年（2009年）中，世界上一场激烈的媒体论战在东亚岛国马来西亚的《星州日报》和《星报》之间展开。了解媒体业的人都知道，《星州日报》和《星报》分别属于世界新闻巨头世媒集团和星报媒体。两家报纸论战打到白热化的时候，开始互相发出种种攻击性言论，甚至让他们的老板都感到坐立不安，因为一些老板的经济利益受到了威胁。于是两方面的老板采取了同样的措施：向公众散步危害对方的内幕消息，胁迫对方在谈判桌上让出更大的经济利益。根据第三方媒体报道，是在两方老板的支持下，两家报纸才开始互相“揭短”的。因为这样会大大加大老板们谈判的筹码。但是，为了不让争论事件成为被炒作的新闻，两大报纸统统对“论战”内幕予以封锁。
在此情况下，马来西亚国内各大媒体纷纷表示不满。媒体评论人黄文慧接受《风云时报》访问时表示，无论议题所涉及的对象是媒体老板、政治人物都好，媒体都有义务为读者报道真实的消息，不应该自我设限或掩盖事实的真相。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委员傅向红则表示，媒体系统本应是个多元的媒体系统，那样才能提供不同的讯息让读者判断。她表示，一个拥有不同集团在媒体市场竞争的状况是比较有利于读者的，因为读者能够通过他们之间的竞争所提供的空间来获取不同的资讯。而我们看今天《东方日报》大幅度报道《星报》与《星洲日报》的消息就是一个的例子。读者可以通过阅读他们之间的争论来看清真相。
作为一个深度新闻报道工作者，黄文慧还认为，现在传媒垄断市场在加速前进，让世界变成一个声音说话的“一言堂”的局面并不是危言耸听。但现在新闻暴出某些新闻集团老板幅面新闻后就强烈地掩盖，这使全球传媒行业的未来显得更危险。要遵守“新闻职业道德”，那媒体老板就必须正面应对媒体的幅面报道。她还认为，既然竞争对手已经暴露他们老板的丑闻，那就应该深刻反思。用强词夺理的狡辩实在是有失媒体从业者的道德水准。因为，我们并没有看见《星报》刊登《星洲日报》回应其报道的观点。我们同样地也没有看到《星洲日报》报道张晓卿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非法伐木的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