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舆论一步步地走向“一言堂”的黑屋时，西方传媒集团一直在这条路上铺红地毯。就媒体垄断本身来说，世界已经出现一种思维左右一个小世界的现象。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少数媒体垄断企业还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在媒体垄断集团内部，老板的政治主张往往会对企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于是就出现西方政治思想无处不出现的世界的每个角落。西方媒体在报道国际事务时表现出的是一种“西方至上”的傲慢与偏见。它们长期不厌其烦地宣传西方意识形态，用西方标准评判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符合西方意识形态的就被视为正确的，不符合的就加以妖魔化。凭借着它们的强势话语权，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国际舆论界形成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这些年，人们见识了太多西方媒体所展示的这种偏见。最为典型的就是西方媒体对中国西藏“314事件”和新疆“75事件”的歪曲报道了。
向来以前卫、公正著称的西方媒体在遇到重大政治问题时，依然是故态不变。在过去30年时间里，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西方的偏激态度却没变。它们给中国扣上“极权专制”的帽子，在全球肆意扭曲中国形象。这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对利益斗争国家发难的“标签式”宣传招牌。但它们明显是缺乏客观分析和判断的。在中国，民主政治文明已经不亚于西方国家。根据美国皮尤调查中心曾经公布一项全球民调结果显示，在中国，有72%的受访者对国家的现状感到满意，有76%的受访者相信自己的未来会更好，这让中国成为受调查的17个国家中现状满意度和个人乐观度最高的国家。“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有关政治态度的最新民调发现，在中国大陆，受访者为自己国家的民主状况打出7.22的得分，在亚洲名列第三，并不低于西方认定的那些民主国家。
既然西方权威机构都得出中国并不是一个“人类社会中的黑暗国家”，那西方媒体为什么还要这样不知理趣地攻击中国呢？深入分析，我们会发现，在高度发达的商业资本市场，企业盈利依然是媒体集团发展的首要课题。于是“发行量”、“社会卖点”和“商业价值”就成为媒体集团的重点考虑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媒体会满足民众的胃口，或者开发民众的好奇心，将与它的文化和政治思想产生对立面的东西进行无节制地挖掘。这不仅仅可以使民众“掏钱”，而且能迎合政治高层，使自身地位得到巩固，获得长远的经济收益。
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在的世界新闻报道秩序基本上是以欧美国家企业为主导。商人将它看做“赚钱机器”，政府将它当作“政治扩音器”，而媒体企业本身，却渴望发展成为一个文化消费帝国。这就是高度发达的西方媒体的困惑。但它们并不认为这种困惑是危机，因为一个竞争越来越少的行业，它会发展文化。不过，局外人都知道，在没有压力的文化发展道路上，这个行业将变得越来越腐朽，并形成剧烈的动荡和盲目竞争。
理想的新闻自由观及其源头——
理想与现实真的有距离吗？在这种利欲横飞的世界上，其实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有人认为，只要掌握了金钱就拥有了现实，而控制了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人情，那我们就拥抱了力量。而现实与理想之间桥梁就是不断地控制，不端地在控制中获得利益。这样就能使现实与理想之间没有距离。而实现这种完美转身的将是传媒机构。因为媒体是最擅长经营理想文化的利益团体。也就是说，媒体不单单是人类舆论流通的媒介，而且是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媒介。对于今天的媒体市场来说，它的作用比任何时代要重要。它将在文化层面上对世界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放眼全球，人类理想的新闻自由观仍然保留在西方世界。追溯历史，在360年前，约翰-弥尔顿第一次系统提出了出版自由观。新闻出版自由政策的理念自此而起。《论出版自由》原是在1644年弥尔顿为抗议国会恢复全面检查出版的法令而发表的小册子，仅4万余代写论文文字，当时的人们并未给于足够的注意。但现在人们纵观新闻传播思想史时，《论出版自由》不但是其后近200年的新闻自由理论的根基，同时深刻影响了近代资产阶级新闻观念。即使其有所局限，这种启后的思路也是其他时代新闻自由观所不能比拟的。
根据弥尔顿的解释，人类天生就有追求自由的权利，而在文明社会，人类自由权利的旗帜就是舆论自由。这表现在社会内部，就集中反映了人类新闻出版的自由。他还反对出版许可制度的应用。他认为，新闻出版许可制度“比一个海上敌人堵塞住我们的港口与河流更厉害，阻挠了我们最有价值的产品——真理的输入。”出版检查制度在弥尔顿的笔下更被形容为“不经两三个如狼似虎的修士批准就不许印行”。批判出版检查、出版许可制，赞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弥尔顿的新闻自由观念可谓明确而深刻。虽然弥尔顿不能抛弃神学观点，将真理和理性的来源都归结于上帝，但仍尖锐地指出真理只有在自由公开中才能战胜谬误。
在当时，弥尔顿的新闻自由观点可谓“带有强烈的进步性”，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优越性的最好代表。正是他的思想的影响，西方民众对未来的新社会产生了无限的向往。可以说，在特殊历史时期，弥尔顿完成了让时代进步的使命。到今天，我们依然能看到这一思想的辉煌力量。在今天，世界上流行的理性自由主义新闻观就是源自弥尔顿的新闻出版自由理论。于是我们能发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成为了当今媒体行业内的一部“根本宪法”。在这一大框架之下，当今的西方媒体才有了“统一天下”的先天条件。但随着新闻出版自由观的不断演变，西方媒体已经脱离了本质上的“理想的新闻自由观”。它们通常是手里拿着新闻自由的“规章”指点别人，而自己总是置身其外。
这一点在报纸退出传媒主导地位之后表现得尤为突出。但在二战之前，报纸媒体一统天下的时代，新闻自由主要由报纸等印刷物实现；而在印刷术出现以前，言论表达、人际交流、政治制度的自由呼声和看法早已有之。这些呼声和看法直接作用影响于报纸等媒体上的实现的新闻自由，但我们现在也不能一棍子将西方媒体打死。就总体来看，西方媒体对世界的影响力依然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在理想新闻自由夹的作用下，西方媒体对社会和民众的负责人做法，这很是值得正在发展中的其他国家媒体集团的学习。我们现在可以以一例为佐证，来说明一下西方媒体在其社会发展中无可替代的作用。
当今世界最大的独立大宗商品贸易公司之一——英国托克（Trafigura）公司的油轮在科特迪瓦秘密倾倒有毒石油废料一事，今年5月被BBC在一档节目中曝光。据说，该公司曾在2006年在象牙海岸倾泻有毒废物，导致当地数千居民患病。恼羞成怒的托克公司曾经就此控告BBC报道该事件的节目“新闻夜”（News night）诽谤。不过，丑闻既然已经被全世界的观众看到，托克公司再想要赖账，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9月，《卫报》在头版的位置宣布获得一份报告，可以直接证明托克公司企图掩盖倾泻有毒废物的真相。话音未落，《卫报》马上就收到来自管理部门的一份“超级禁令”，禁止报道任何与这份报告有关的新闻。
事实上，这条禁令不仅要求英国传统媒体“不得随便发声”，而且勒令民众不得谈论“为什么这则新闻不可以报道”。这让一向生活在新闻自由主义的言论天堂上的英国民众感到非常不解。在民众看来，管理当局这样做是在纵容社会不正之风的滋长。因为不仅“超级禁令”本身的内容绝对保密，而且连它是由谁提出的、为什么要设立这份禁令等等问题也一律被禁止提及。人们唯一可以谈论的，是这份禁令的名字。
但是，在“超级禁令”发布几小时之后，它即在数小时之内，被英式人肉搜索挖掘了出来，并在Twitter、“脸谱”等著名社会媒体网站上流布甚广。“超级禁令”在力拔山兮的网络舆论压力面前，立即崩溃瓦解，只剩下做纸老虎的份。托克公司最终不得不自动放弃了这份废纸一样的禁令。
很明显，在这场西方核心价值观的斗争中，最终是以每体代表的“民意大多数”胜利了。在这场斗争中，媒体表现出了非常顽强的斗志。在一个法制适合中，舆论可以塑造法律之外的文明。其实这就是世界受到媒体影响最大的原因。在管理部门的强权压制之下，媒体并没有表现出退缩的迹象。相反，它正利用一种更高明的“新闻自由权利”来顽强地反攻。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媒体的生命力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就英国“托克事件”来说，传统媒体受到政府的管制越来越严重。但每体在西方是“天赋自由”的。于是民众通过口耳相传和网络在线传递的方式，将“托克事件”扭转过来。实现了媒体自诞生以来的“新闻自由观”理想。
还是说“托克事件”。在《卫报》着手调查托克公司内幕丑闻之际。托克公司惊恐万分，迫不及待地要求受它委托的律师事务所向法院求助。其理由是，媒体调查该公司会导致公司机密泄露，并影响托克公司的已有公众形象，法院必须向媒体传达禁止调查令。于是才有了英国媒体被政府封口的局面。但英国毕竟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制度和管理健全社会”。所以这把新闻自由受打击的烈火是不可能被纸包住的。在一次议会质询会上，保罗-法雷尔议员就“超级禁令案”尖锐地质询了司法大臣。他的目的是为了确认此法令是否符合英国的“新闻自由”规则。
这样一来，“托克事件”突然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这次议会议员将事端揭发出来，于是媒体又开始“热议”这件事情。托克公司此时依然企图封住媒体的口。但是，在威特敏斯特议员的庇荫下，媒体对“不公正”事件展开了强大的宣传攻势。而托克公司再也没有勇气施展野蛮的手段了。众所周知，在英国社会中，议员的享有最宽大的“言论自由权”，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可以成为媒体的报道对象，这充分地受到法律保护。在这种情况下，托克公司再次申请禁令的努力只能以失败告终。受雇于托克公司的律师事务所在一篇新闻稿中也承认：“这项命令确实会阻挠《卫报》报道准备在本周晚些时候讨论的问题。”并声称主动放弃对禁令的申请。
现在我们能发现，在西方国家，要像成为一个不受道德约束、徘徊在法律之外的团体是不存在的。就像英国的托克这样的大公司也不例外。如果它想将自己的丑闻全部秘而不宣，必须同时搞定媒体、民众舆论和司法系统。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而且开要搞定斗争激烈、铁面无私的英国议会议员。
其实理想的新闻自由观常常表现在传统的新闻领域。而为了维护“新闻自由权”，西方国家在300多年前就提出的一套近乎完美的新闻传播法则总是在民众最需要的时候被最重要的权威提出来。虽然今天的西方新闻自由观已经越来越空虚、越来越飘渺，但世界还是能感觉到它的真理的力量。因为我们要唤醒全世界，不要防实质上“新闻自由”。这不仅有利于各国精神财富的积累，而且会让世界的共融共通局面走向真正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