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至张三营行宫，上坐较射，皇子、皇孙以次射。皇次孙绵恩方八岁，亦以小弓箭一发中的，再发再中。上（乾隆）大喜，谕令再中一矢赏黄马褂。果又中一矢，辄收弓矢跪于前。上若为弗解其意者，问‘何欲？’仍跪而不言。上大笑，趣以黄马褂衣之。仓卒间不得小褂，则以大者裹之，抱而去。绵恩活泼可爱如是，难怪皇祖乾隆对他格外垂青。乾隆四十一年 （1776年）绵恩长兄、定郡王绵德因事削爵，遂以绵恩袭定郡王，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进封定亲王。绵恩系皇次孙，年龄与永字辈诸叔相仿佛，加以受到乾隆眷爱，因此外间多猜测他有望人承大统。东藩朝鲜对清廷政局一向十分敏感，奉使入京师的朝鲜使臣经常把听到的“小道消息”汇报给本国政府。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四月朝鲜正使黄仁点的情报称：
皇子皇孙自七岁始受文学，习弓马。而皇长子缅王（原文如此）已死，有子二人。第二子（按指绵恩）今年二十岁，最善诗文，武艺绝伦，故皇帝钟爱，不离左右，恩眷出诸皇子上云。乾隆五十八年，即皇帝归政前两年，朝鲜使臣发回本国的情报还说：归政既有定期，皇意必有所属，而至严至秘，无论朝士贱人，不敢开口，故无以探知。而皇子四人中，第八王（即水璇）沉湎酒色，又有脚病，素无人望；第十一王（即永理）、十五王（即永琰）、十七王（即永磷）三人中，十五王长在禁中，勤于学业云，而人望所在，亦无以得知。皇孙定郡王绵恩，即皇长子永璜之子，而最被恩眷，前下皇谕有日：诸皇孙中，绵恩非但年纪最长，自派管旗营诸务以来，甚为妥当，着加恩赏。绵恩当益思勤勉，以期仰承恩眷。
另一名朝鲜使臣的报告也说：
皇子见存者四人，八王、十一王、十七王俱无令名，惟十五王饬躬读书，刚明有戒，长在禁中，声誉颇多。皇孙中皇长子永璜之子定郡王绵恩，才勇过人，自八岁已能骑射命中，派管旗营，最承恩宠。今年正月谕旨褒嘉，晋封亲王。彼中物议，皆以为上头属意者，当不出此两人中云。
外邦人如此看，深悉内情的宫廷圈内的人也持类似看法。生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的礼亲王代善的后人昭裢日后回忆说：
定恭王（绵恩谥“恭”）绵恩，定安亲王次子也。貌颀秀，猿臂，善射，棘马捷如飞。举止详瞻，趋跄有节，幼颇健，纯皇帝（乾隆）爱之，几夺储位。中外舆论一致认为皇次孙绵恩承统有望，几夺储位，这类推测却未必符合事实。在乾隆皇帝的内心深处似乎从来没有以皇次孙绵恩人继大统的想法。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九月，皇帝在宣谕中外的谕旨中提到，如果明太祖“不立建文而立永乐”，则“金川门之难”无自而起，又何致骨肉伤残、忠良惨戮。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正月皇帝在谕旨中重提明太祖立建文为皇太孙以至酿成靖难之役这段历史殷鉴：明洪武时，懿文太子既殁，刘三吾建议谓皇孙世嫡，礼宜承统。洪武泥于法古，遂立建文为皇太孙，其后酿成永乐靖难之变，祸乱相寻，臣民荼毒，皆刘三吾一言丧邦之所致也。朕惟深鉴予历代建储之失，是以再三宣谕，并令纂辑《储贰金鉴》一书，为万世法戒。若如洪武之泥古立储、封建，以祖宗神器之重，轻为付托，岂我大清宗社万年之福乎？
上述乾隆四十九年正月的一段谕旨，正是针对绵德而加以发挥的。在述及洪武立皇长孙之误、刘三吾一言丧邦之后，皇帝又提到绵德之子奕纯新岁将有得子之吉，当时虽尚不知是男是女，但乾隆已坚信自己将会“庆抱元孙，五世一堂”，为此将绵德晋封固山贝子，但随后即告诫他：“嗣后宜益加谨饬，常存敬畏，以期永存恩泽，副朕谆切训勉之至意。”通观全篇谕旨，不难看出乾隆的良苦用心。
乾隆极为看重这一篇关于立储的谕旨，他特别交代将它载入《储贰金鉴》。稍有政治常识的人心里都明白，皇长孙绵德已永远地被排除出了争逐帝位的圈子。他的弟弟绵恩承袭了王爵，而且得到了皇祖的宠爱，但为此他就能成为乾隆心自中的嗣皇人选吗？乾隆对洪武的立建文为皇太孙，是经过深思熟虑而后认定断不可行的，皇长孙绵德不能考虑，皇次孙绵恩当然更不能考虑。
乾隆对儿孙辈的爱是慷慨的，又是吝啬的，关系到政治原则的大事，他从不以感情用事。付托神器，是何等重大之事，乾隆自然会自作主持，断然决策，绝对不可能为亲情所左右。乾隆三十八年密定永琰为皇储默祷上苍时，皇帝曾祈求上帝若永琰不贤，则“潜夺其算”。对最看重的一个儿子够狠心的吧？皇帝解释说：“朕非不爱己子也，然以宗社大计，不得不如此！”
这就是乾隆。对儿孙辈来说，他是个有仁爱之心的老人，但他绝不出以妇人之仁。
大概正是由于此，乾隆缺少真正的天伦之乐。他的内心是孤独的，儿孙辈对他敬畏有余，而发自胸臆的挚爱则不足。他的家庭生活并不像他自己吹嘘的那样，蒙上天“覆载眷佑之福”，美满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中年丧妻，成了他的终身遗憾；续弦变成怨偶，终至反目成仇，全国传为新闻；十个女儿至他辞世时仅剩下了一个和孝公主；十七个儿子到他七十岁时只有五人犹在。五世同堂，孙曾绕膝，却没有民间清寒之家乐融融的家庭气氛。乾隆四十九年皇帝所写的一首名为《古希词》的诗中，就流露出了晚景孤独悲凉的心境：
然而，乾隆五十五年时的大清政局，已经沧海桑田，不复当年模样。
让我们先看一下当时经常出入中国的朝鲜使臣的见闻。乾隆五十五年到中国进贡的朝鲜使臣回国后这样向他们的国王描绘大清朝：“（清帝国）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知县厚馈知府，知府善事权要，上下相蒙，曲加庇护。”（《朝鲜李朝实录》）及至乾隆六十年，他们的评价更是发展为“货赂公行，庶官皆有定价”。（《朝鲜李朝实录》）
朝鲜人对中国的了解也许仅止于皮相，但中国官员表达得比朝鲜人还要激切。乾隆崩逝后，翰林院编修洪亮吉所言最为痛烈：“十余年来，督抚藩臬之贪欺害政，比比皆是。”以布衣言事的章学诚批评更十分犀利：“自乾隆四十五年以来……上下相蒙，惟事婪赃渎货，始加蚕食，渐至鲸吞……贪墨大吏胸臆习为宽侈，视万金呈纳，不过同于壶箪馈问，属吏迎合，非倍往日之搜罗剔括，不能博其一次，官场如此，日甚一日。”洪亮吉描述乾隆晚年腐败的普遍程度时说，当时官员中洁身自爱者与贪污者之比，是一比九或者二比八。而这十分之一二的自持之人，在官场中混得并不好。“即有稍知自爱及实能为民计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为迂，以为拙，以为不善自为谋，而大吏之视一二人者亦觉其不合时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过，则去之亦惟虑不速，是一二人之势不至归于七八人之所为不止。”
事实上，尹壮图毅然上疏，完全是出自一片拳拳忠君爱国之心。居京为官的二十年间，他一直听信官方的宣传，认为大清王朝蒸蒸日上，正处于历史最好的时期，如皇帝在诏书中反复讲的那样：“虽非大当，可谓小康”，“纪纲整肃……吏治肃清。”“万民欢悦，四海升平。”虽然京城官场上偶有些灰色现象，比如和珅招权纳贿的传闻不时钻入耳中，他也认为这不过是局部现象，无关宏旨。然而，丁忧往返一路的见闻粉碎了他头脑中的盛世幻象。他原本以为恩泽普及，天下当人人称颂朝廷，不料不论是与乡绅故旧在酒桌上闲聊，还是与贩夫走卒在路上交谈，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咒骂官场，叹息时事。更为严重是的他发现地方财政大多处于亏损运行状态之中，仓库亏空现象遍地都是。各级政府上报给皇帝的仓库存粮存银数量，十有八九是虚报。一旦发生全国性的突发事件，后果不堪设想。
在第一道奏折中，尹壮图并没有谈及他的这些具体感受。一是因为都是风闻，没有实据。二是他也意识到这些风闻交织出的图景实在过于黑暗，与政府平日描绘反差太大，公布出来会造成不良影响。他是一个忠朴之人，认为罗列现象，发发怨气，并不能有补，只有找出原因，才是急务。所以他的奏折只提及议罪银制度，而未及其他。只是被皇帝紧逼之下，他才一急之下把自己的感受全盘托出。这样也好，他希望自己揭开这个黑暗的盖子，能引起皇帝的震动和猛醒，力挽狂澜于既倒。
那么，何以在短短十多年里，乾隆朝的政治局面出现了如此翻天覆地之变化？
第一个原因是皇帝老了。
公道世上惟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虽然贵为天子，可以生死天下一切人，可以移山填海再造世界，乾隆却一分钟也不能推迟晚年的来临。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乾隆可以说是身体最好的一个。他生来身体强壮，精力充沛，这主要是得自母亲的优良遗传。乾隆八年东巡之时，他途中打猎，用弓达九力之多（弓的型号分十二力，八力以上皆为硬弓）。年逾六旬以后，“虽弓力渐减而不下三四力”。他一生虽然始终处于操劳之中，却从未得过大病，直到老年，都堪称健康。
然而，衰老还是不可避免地到来了。虽然一再自称“精神纯固”，事实上，中年之后，他的身体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种种老化的征兆。在乾隆六十年的一首诗里，皇帝自注道，四十五岁以后，他的左耳听力就有所下降，六十五岁以后，左眼视力也明显下降。“左耳重听者四十年，左目欠明者亦二十年，有合今之俗人所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者，作《戏语》。”乾隆四十五年年及古稀之后，他身体衰退之象就更加明显。
蒙田说，“老年有这么多缺陷和愚蠢，又这么容易受人耻笑。一个老人能够得到的最好收获不过是家人的仁慈和爱，统领和敬畏已不再是他的武器”，虽然没有人敢于耻笑皇帝，乾隆自己却越来越经常地感觉到自己的可笑。年过七十之后，“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还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皇帝早膳已供，而不过霎时，又索早膳。宦侍不敢言已进，而皇帝亦不觉悟。其衰老健忘，推此可知。”清制礼帽分凉帽暖帽两种，上自皇帝下至臣民，同日更换。一次皇帝从热河回京，天气稍冷，皇帝就换上了暖帽，群臣纷纷效仿。过几天，天气又暖，皇帝又戴凉帽，大臣们也忙着换帽子。皇帝奇怪大臣们为什么这么换来换去，仔细一想才恍然大悟，苦笑着说：“不怨大臣，是朕年老所致也。”
老年乾隆精力也显然不济了。原来军务紧急之时，从早上五点钟起床，一直到晚上十二点看刚刚送到的情报，大脑高速运转，从不疲倦。而此际，只有早上一两个小时头脑可称清楚，能够处理复杂的政事。过了这段时间，就调动不起精神来了。乾隆四十九年之后，又增了失眠之症。“寅初已懒睡，寅正无不醒。”（《清高宗御制诗五集》卷十《少寐》）“年高少寐，每当丑寅之际，即垂衣待旦，是以为常。”
越是曾那么酣畅淋漓地品尝过青春的快乐的人，越是难以抵受晚年的凋零之苦。年轻时的大脑，如同镜子一样清晰，读书过目不忘，理事丝丝入扣。举凡一政，乾隆能从头脑中的二十四史、皇祖皇考遗训直到大臣奏议里勾调出全部资料，加以迅速整合、对比、加工、提炼，在第一时间得出准确而高明的结论。到了晚年，这面镜子已经雾蒙蒙一片，照什么东西只能显出个似是而非的轮廓。过去头脑中堆积如山的资料，如今已经丢失了索引，如同一个散乱的仓库，想寻找点什么，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跋涉，偶尔巧合，瞎猫碰到死耗子一样找到一两件东西，更多的时候，则是费尽力气，耗尽时间，把这个仓库翻得昏天黑地，仍然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精神之光，原来可以烛照上下古今，纵横万里，如今只能记得三五天之内的奏折和一些特别重大的事件，因而处理政事的准确度大大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