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死后，乾隆继位。25岁的乾隆已经饱历雍正政治，他想改变一下其父严苛的施政方针，又不至于走回其祖父康熙皇帝失之过宽的老路，就采取“折中”政策。所以，在其父刚死，他即位当皇帝而未正式使用自己的年号的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他就对朝廷的重要官员“总理事务王大臣”阐明了自己的执政理念，称曰：“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故宽则纠以猛，猛则济以宽。”
乾隆所受的教育在大清开国以来的历代皇帝当中，是最完整、最系统、最严格的。雍正对皇子们的教育抓得很紧，从六岁到二十五岁，弘历在书房中整整度过了十九年的光阴，每天的学习时间长达十个小时。他天资聪颖，与弟弟弘昼同时开蒙读书，却处处胜过弟弟。每次背书，他都过目不忘，弟弟却迟迟背不下来，先生不得不给他多加功课。他读书非常勤奋。“已乃精研《易》、《春秋》、戴氏礼、宋儒性理诸书，旁及《通鉴纲目》、史汉八家之文，莫不穷其旨趣，探其精蕴。”（《乐善堂全集》）学生时代，他写作了大量的作文。翻阅这些文章，我们发现学生时代的乾隆是一个非常正统的儒家信徒，对未来的设计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在他眼中，一个完美的君主，应该是用“仁义”来陶冶教化天下，而不是以强力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他说，“治理天下，应该以德而不以力。所以德行高尚的人成功，德行不佳者失败。”（《乐善堂全集》）
这样的主张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总结父祖两代人政治得失的结果，而且他生怕配合他施政的重要官员不理解他的“中心思想”，于正式使用自己年号的乾隆元年（1736年）二月，再作阐释：“故宽非纵驰之谓，严非刻薄之谓。朕恶刻薄之有害于民生，亦恶纵驰之有碍于国事。”看来，年轻的新皇帝是一定要找到宽严的平衡点的，这个平衡点又可谓是民生与国事的和谐。三月份，乾隆又与“总理事务王大臣”谈心，说：“天下之理，惟有一中。中者，无过与不及，宽严之道也。人臣事君，一存迎合揣摩之见，便是私心，而事之失之中者，不可胜数矣。”
新皇践基，诸事繁杂，他理应选出一两个像样的动作来，展示自己的新政。其中，平反老父制造的冤假错案，就成了第一手硬牌。给李绂恢复官身，“赐侍郎衔”，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享受副部级待遇”。李绂的实际工作职位是“管户部三库”，也算有实权的中央财经高官了。很快，新皇帝就给体制内异议分子李绂去掉了“享受副部级待遇”的安排，而实授其正二品的户部侍郎。
正二品，或许是李绂想也未想之事，因为当年他任职的直隶总督也不过正二品。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恩遇大有突如其来的势头，是在年轻的新皇帝继位到正式使用年号之前发生的，仅有短短的三个月。不过，李绂似乎难以把握如此巨大的政治机会，在新皇帝正式使用乾隆年号的第一年又犯了政治错误：在举荐应试博学鸿词科的人选时，他本已推荐多名自己的关系人，又让比自己小一品的左都副御史孙国玺帮助自己举荐关系人；孙国玺没听他这一套，反而将事情汇报给了乾隆；乾隆对李绂的并不重大的违纪行为进行了当面对质，李绂只好承认自己“妄言”，即胡说一通，乾隆反驳说：“你不但胡说，还是胡来。承认错误，也避重就轻！”
结果呢，弄了个降级处分，“降授詹事”，即从正二品被降到正三品。弄个降一品两级的处分，还不算重。乾隆二年（1737年），李绂的老母亲去世，他辞官归家办丧守孝。四年后，乾隆六年（1741年），李绂回京任职，“补光禄寺卿，迁内阁学士”。死了老娘，免了处分，还升到正一品的内阁大学士。事就怪了！猜测而言，尽管雍正皇帝至死不承认指使李绂谋杀自己的政治对手之一——九弟胤禟，但从问李绂云南毒药“血滴子”到调李绂任直隶总督（治所在保定，胤禟亦被囚于保定），此中定有玄机，换言之，雍正对乾隆是有所交代的：“毕竟老爹有把柄在李绂手里，我死之后，你再用他，也算找个平衡了！”乾隆然之。
在平反与重用之间，设法挫一下李绂自恃握有先皇隐私的气焰也是十分必要的，所以，借他“妄言”与“妄举”并不严重的违纪行为，降他两级一品，也在情理之中。后来，李绂学聪明了，在学术上与皇帝结成同盟，鼓吹理学，得到了乾隆的认可。《清史稿》其本传有云：“谓朱子道问学，陆九渊尊德性，不可偏废，上闻而韪之。”等到李绂因病辞官之际，乾隆像对待师长一样地对待他，问他对朝政有什么意见和建议。老家伙没具体指明任何事情，只说了四个字，曰：“慎终如始”。
这老家伙是狡猾！他似乎看透了青年皇帝是位白面君王，至少也是集盛衰于一身的如梁武帝萧衍、隋炀帝杨广那类的败家子，所以说了看似无关痛痒的劝谏而实为预言的四个字。更为奇妙的是，在乾隆开始奢靡无比并放纵****的南巡的前一年，他辞别了人世。是为乾隆十五年（1750年）。
与李绂先辱后荣的恩遇相比，不能称李绂“同案犯”但可称为“连案犯”的蔡却远无如此幸运。乾隆即位，当即赦免其罪。乾隆八年（1743年），默默无闻地死掉。仍以猜测而言，雍正肯定不会给乾隆留话，日后重用蔡来找平衡，因为他没把柄在蔡手里。并且，蔡在雍正没当皇帝之前耍正直，拒绝雍正召见，雍正成了雍正皇帝，借机整他一把，一去心中块垒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乾隆皇帝出于刷新政治的需要，把平反与免罪区分开来，也是“算计到家”了。
李绂的“绝对同案”谢济世，无论在雍正朝服刑还是得到平反之后，经历远较李绂复杂，就更不用说与冤大头蔡相比了。当年，他被判处免除职务、“往阿尔泰军前效力赎罪”的刑罚，算是保住一条命。阿尔泰驻军司令、大将军、平郡王福彭知道他是位正直的文人，对他礼遇有加，名为犯人，实际上是做休闲学者，给他创造了“讲学着书不稍辍”的软环境。这样的好日子过了三年，到雍正七年（1729年），就让福彭的部将、顺承郡王、振武将军锡保给告了，说他的著作《古本〈大学〉注》一书毁谤程朱。
这还了得？！
雍正皇帝不但推崇佛道儒三家一体化的学术政策，而且自康熙以来尊崇程朱理学的学术政治化努力就没停过。雍正皇帝细看《古本〈大学〉注》后，指出：谢济世在对《大学》一书的“见贤而不能举”等两个小节进行注解时，注有“拒谏饰非，拂人之性”一语，是拒不认罪的心理宣泄，更是对皇帝的怨恨。于是，“下九卿、翰詹、科道议罪”。
正如李绂多举荐自己的关系人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一样，谢济世借注释儒家经典《大学》而发两句议论，实在算不了什么罪行，充其量只是个“组织纪律性”问题。雍正为什么小题大做呢？原因是他怀疑谢济世与另一位原籍同是广西的体制内异议分子陆生楠是同党关系，并且一直在暗中活动，但又查无实据。
说来话长，这陆生楠也是个怪才。他是由举人身份被任命为江苏吴县知县的，曾被抽调去北京汇报地方工作，但汇报砸了锅，就被留在北京做工部主事。可能这位陆知县在地方干得不错，只是不善于讲话，才弄了个“上有所诘问，不能对”的结果，或许是见了皇上一时激动而语无伦次。雍正皇帝完全可以将陆知县开除官籍，赶回老家种地，给平调为七品的工部主事已是莫大的恩典了。
雍正考虑的是后一种可能，认为陆知县初见自己是激动了，所以决定再面谈一次。孰料昔日陆知县今日陆主事非但不是见了伟大领袖激动，而且相当傲慢。
傲慢，是个什么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皇上一生气，就把陆生楠判刑，“命夺官发军前，令与济世同效力”。
与谢济世一样，他也得到了做学问的软环境，写了一部十七篇的《通鉴论》；与谢济世一样，他也让锡保给告了，弄到“下九卿、翰詹、科道议罪”的田地。
不是“同案犯”也是同案犯了！
很快陆生楠与谢济世俩人均被判处死刑，准备“皆于军前正法”，但阴险的雍正给了锡保一道密旨：只杀陆生楠，让谢济世陪绑；砍完陆生楠的头，当即宣布免除谢济世的所谓罪行。哎呀！这场惊心动魄的考验呀，可把谢大学问给吓晕了。在惊魂稍定之后，他又开始写作，写了一本《中庸疏》。从雍正七年到雍正十三年，他默默地用了6年时间，边写作边等待政治转机，这期间也不知多少次从陪绑刑场的噩梦中惊醒。
可好，雍正死了，乾隆上了，新皇帝要广开言路。满族大臣将军们早嗅到新政将临的气息，于是积极准备各自的政论文章。在大将军福彭、振武将军锡保之外，还有一位在阿尔泰边疆守军中的实力人物，他叫钦拜，职务是建勋将军。他猜着谢济世一案平反在即，就让谢济世代自己写了一篇政论文。论文的主旨是“责成科道严不言之罚，恕妄言之罪”。政论文递上去，新皇帝很高兴，他也看得出来这篇文章出自谢济世之手，马上下诏，把谢济世召回北京，并准备重新任命为正四品的道御史（地方监察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