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海逐波千帆过，
致富万里向海洋。
以海为家逐波浪，
十字门开向两洋。
大唐雄风万里遥，
耕海扬帆意气高。
浙人走险一身胆，
任尔山匪与海枭。
浙江商人从来没有停止过征服海洋的步伐林语堂曾作过一个有趣的比较：假如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各出一个不孝之子，都被他们的父母一顿棍棒赶出家门，而且都被迫外出闯荡一番，20年后衣锦还乡。那么，北方归来的浪子可能是一位骑着高头大马的将军，而南方归来的浪子可能是一位腰缠万贯的商人。
唐代通过民间贸易外销的陶瓷如果说是商祖范蠡给了浙江商人经商的历史传统，那么，碧波万顷的大海则给了浙江商人开阔的胸襟和优秀商人所必备的勇于冒险、不屈抗争的精神积淀。
浙江人很早就萌发了征服海洋的意识，积聚了开发、利用海洋的能量。他们通过形式多样的海洋商贸活动，形成了具有优势的海洋产业经济，孕育出颇具特色的海洋商贸文化，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逐波海疆的商人团队。
从9世纪中叶起，唐朝商人东渡日本做生意就日趋频繁，而此间大批浙江商人（宁波、台州一带尤盛）充当着主力角色。浙江商人最初东渡日本约在9世纪前期，据记载是两位越州（今台州）商人周光翰和言升。《日本纪略》中说，他们两人于819年乘新罗人的船只到日本，往来于明州港和博多港之间的海盗船向日本朝廷介绍了唐朝近况，并于次年乘渤海使船回国。到903年，在短短的62年间，唐商船往返中日之间达30余次，而其中唐朝一方的贸易港大都在今天的浙江宁波、温州一带。众多浙江商人往来于唐日之间，促进了浙江海洋经济的繁荣。这期间也逐渐形成了浙江商人不畏风险、大胆果敢的海商气质。
唐朝商人李处人，是当时著名的浙江大海商。民间流传着大海商李处人智擒蛇头的故事：
一日，李处人的船队正在海上航行。天空晴朗，万里无云，微微的海风把桅杆和帆篷吹得扑扑响，一群海鸥盘旋在船头，有几只大胆的海鸥还栖息在船帮上，一派祥和的景象。
突然，大海尽头出现几个小黑点，从东南方向斜刺过来。因为这里距值嘉岛不远，倭寇、海盗经常在这里出没，因此那几个从东南方斜刺过来的小黑点有可能是海盗的船。
天空阴霾，一场搏斗即将展开商船上的人开始紧张起来。李处人心里也有点紧张，但表面上却很镇静。这次去日本有6条船，他本人就在最大的这条船上，除他之外，手下二副，作为他的副手；又有总管，统理船中的事务；还有负责战斗用器的直库；专门在樯桅瞭望观察的阿班；负责船碇泊的头碇和二碇；水手大缭和二缭；掌舵的舵工；掌握航向的大长等。光是他这条船就是几十人，都配有弓、刀之类的兵器。但是，寇贼熟悉水域情况，个个凶悍异常，对付这伙人决不能掉以轻心，否则，就会带来灭顶之灾、葬身大海。
李处人一边叫樯桅上的阿班继续观察，又把二副和总管叫到自己身边，与他们商量对策。
这时，东南方几个小黑点变成三条大船，直朝李处人的商船迎头驶来，接着又横成一字形挡住前行的道路，截住了船队，并有人站在船沿高声喊话。
寇贼喊道：“你们是何人，快报上来！”
李处人的总管回答道：“我们是宁波商船，运货去日本。你们凭什么挡道？”
寇贼喊道：“谁是你们的船主？”
航海技术的落后使得遣唐的日本商船有1/4都葬身海底还未等总管答话，李处人便往前走一步，挺着胸回答道：“我乃宁波商人李处人，是这个船队的主人！”
“李处人听着，我们的头目要与你谈谈。”
寇贼的喊声刚落，中间为首的那条海盗船上就出现一个满脸横肉的彪形大汉，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他身后的几个海盗小头目把他簇拥在中间，有的叉腰，有的抱臂，虎视眈眈，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气氛异常紧张。
海盗头子说话了：“你们听着，我们已在此处洋面上等候半月，今日截住你们，也并无多大恶意，只是要你们卸下一半货物，剩余一半继续走路。”
总管在这边答道：“如果我们不同意呢？”
海盗头子冷笑一声，杀气腾腾地吼道：“如若不从，把你们商船全部烧毁，将人全部杀光，一个不留！”
总管与二副一时不知该怎么办，于是转过头，望着李处人，由他一人决断了。
李处人沉默着。
这次运销日本的货物是生丝、绿茶和从关东购买的大豆、麦以及一些北方特产，运费巨大，如若卸下一半货物留给海盗，那么这趟远洋就会亏本，并且还浪费许多时间。然而，如若不从，海盗决不会善罢甘休，弄不好会人船俱毁……
走向世界的中华特产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李处人忽然灵机一动，决定智擒海盗头目。他把这计划悄悄告诉二副和总管后，两人均大吃一惊，劝李处人三思而后行，因为这个计划确实太冒险，如有闪失，那么后果不堪设想。李处人主意已定，不再犹豫，当即命总管将计划传达下去，让大家埋伏隐蔽，做好准备，一俟海盗头目中计上船来，便一齐动手。
待总管悄悄离开船头后，李处人假装作出害怕的样子，将双拳一抱，给对方作了个揖，文绉绉地说道：“大王息怒。刚才总管不明事理，说话冒犯了大王，多有得罪，还望大王海涵，我已将总管喝退。冒昧问大王一句，如若我答应你们条件，将船上货物奉送一半给你们，你们真的会放我们走？”
海盗头目见李处人这样说，于是紧绷的脸松弛下来。说道：“你相信我好了，我一定不会为难你们。我们兄弟风里来、雨里去，也是出自无奈才吃上这号饭，其实都是些讲仁义的好人。兄弟们，是这样的么？”
工艺精湛的唐代丝织品海盗们听了他们头目这句话，一阵哈哈狂笑，纷纷说：“是这样，是这样，我们也是爹娘生出来的嘛！”
李处人假装迟疑一下，又拱手说道：“大王，这次我们运往日本的物品，有生丝、绿茶、大豆、麦，还有一批北方特产，不容易分得很细。我想请大王先上我们船来看看这些货，然后具体商量怎么分，以免卸货时伤了和气。”
李处人这番话说得非常在理，没有破绽。
海盗头目眯着眼睛观察一番李处人的船队，唐代茶盅、茶托上面载满货物，一溜儿静静排着，只有寥寥几个水手在船沿边上。李处人那条大船上，货物堆得更高，船上只有李处人文质彬彬地站在那儿，零星的几个水手正在船上各尽其职，不见有什么可疑情况。
于是海盗头说道：“怕什么，难道几个商人还敢把我吃了不成？来人呀，替我卸下小船，我亲自过去查看查看。”
海上日光强烈，助李处人一臂之力这些贼寇在海上横行霸道惯了，见船就抢，几乎从未失过手，因此根本没把这几条做买卖的商船放在眼里。待小船卸下，海盗头目带着几名海盗跳上小船，朝李处人那条大船驶去。李处人见海盗头目已中圈套，暗暗朝那边的总管做了个手势，于是总管开始向埋伏在各处的水手传话，要他们准备行动。片刻，海盗头目的小船驶近大船，李处人吩咐两个水手放下软梯，让海盗头目及几个海盗们抓着软梯上了大船。李处人见他们上船，迎上去恭礼道：“大王请先看看货，看完货我们再进舱里说话。”
几个海盗簇拥在海盗头目身后，瞪大贼眼警惕地扫视大船。海盗头目则大大咧咧地走向货物，揭开篷布，里面果然全是些生丝、绿茶、大豆一类的大陆特产，于是满意地拍拍李处人的肩膀，称赞道：“看得出你是个讲实话的好商人！”
李处人趁机赔笑说：“请大王进舱一叙，我们具体商谈。”
由于外面阳光强烈，那船舱看上去黑洞洞的，里面什么也看不见。海盗头子朝那里瞥了一眼，狐疑地说：“就在这里谈不行么，为何非要进船舱？”李处人早把要说的话准备好：“外面海风太大，我已叫人备了些酒菜，我们可以坐在舱里边吃边谈。”
海盗头目一听有酒菜，说道：“好好好，进舱谈！”
刚走进船舱几步，海盗头子扑通倒地，正想爬起，已被两名大汉按住，同时李处人拖出一把明晃晃的钢刀架在他脖子上，厉声喝道：“寇贼，这就是早给你备好的酒菜！”
其余几个海盗见势不妙，正要反抗，十几个大汉已冲上来将他们全部按倒，并缴下他们的武器，迅速将他们捆了……
接着，李处人将海盗头子捆得结结实实，推上船头。对面三条船的海盗们见状，大惊失色。这边船队的全部人马手执武器，严阵以待。
李处人这时脱掉长袍，拿着一把大刀比着海盗头子的脖子，怒声喝道：“谁敢动弹，先砍掉这家伙的头！”
唐代画家阎立本《萧翼赚兰亭图》描绘了典型唐人煮茶场景这时节的李处人双目圆睁，满面杀气，一双紧握钢刀的手青筋裸露，吓得海盗头子直抽冷气。
“叫你手下人把道让开，把船开走！”李处人用刀架着他脖子说。后面按着海盗头子的两名大汉也厉声喝道：“快说，否则马上要你的命！”
海盗头子对李处人说：“我若要他们把船开走，你不会杀了我吧？”李处人说：“我李处人答应你，决不伤你一根汗毛。待我们船队开出50海里，我就用小船放你们回去。”
海盗头子于是命令那三条船道：“兄弟们听着，把船都给我开走，给他们放行。如果有谁敢违抗命令，我要他脑袋！”
众海盗谁也不敢违抗命令，于是放那三条大船往回驶走了。
李处人这种临危不惧、果敢英威的作风，不仅使他的船队化险为夷，而且在他后来的经商历程中也获益不浅，成了一名浙江著名的海商。
9世纪中后期，经营对日贸易的大商贾中较为出名的还有张支信、李邻德、李达、詹景全等，他们多次往返于明州港与博多湾海路之间。浙江商人渡日贸易的情况可归纳为如下：
名字唐日往来情况出处周光翰唐越州人。819年（弘仁10）6月，与言升则等人乘新罗人的船到日本，带去唐李师道反乱的消息日本纪略。
日本逸史言升则唐越州人。819年（弘仁10）6月，与周光翰等人乘新罗人的船到日本，带去唐李师道反乱的消息。日本纪略。
日本逸史张觉济819年（弘仁10）由于贸易的缘故，兄弟两人与新罗人王请等同船从唐出发，经三个月的漂流，到达出羽（日本本州北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李处人833年（天长10）至842年（承和9）期间到达大宰府，842年8月归国，从肥前的远值嘉岛出发，到达温州。携日僧惠运同船，帮助其入唐。入唐五家传（惠运）张继明作为商人去日，滞留于大宰府，834年（承和1）3月奉敕令由肥后守粟田饱田麻吕带领入京。续日本后纪李邻德842年（承和9；会昌2）春，从明州出发到日本，让日僧惠萼搭乘其船。845年（承和12；会昌5）末归国，让圆仁的弟子同乘，到达楚州。其名亦写为李辚德，也称为四郎。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张支信847年（承和14）6月，与元净等45人一行乘一船从明州出发，到达肥前的远值嘉岛，7月进大宰府。让日僧惠萼、惠运、仁好搭乘其船到日。其后作为唐通事留在大宰府，862年（贞观4）9月与真如亲王等一起归唐到达明州。续日本后纪。
头陀亲王入唐略记陈太信856年（齐衡3；大中10）8月，与李英觉一同从广州到台州，受圆觉所托给圆珍带去了天竺贝多树拄杖等信物。862年（贞观4）7月，似乎与李延孝等一同去日本，翌年正月通过春日宅成送给圆珍书信。其名亦写为陈泰信。圆珍将来目录。
唐人送别诗詹景全越州商人，出身婺州。856年（齐衡3；大中10）9月从日本归来，应圆珍所求与李英觉等人一起捐了钱资助建造国清寺的住房。858年（天安2；大中12）6月，与圆珍等人乘李延孝的船从台州出发，到达肥前的五岛，进入大宰府。留有给圆珍的书信和诗。863年（贞观5）4月，让贤真、慧萼、中全等人同船去日本。8月，受圆珍所托带着圆珍给智慧轮（西域僧，般若斫迦）的书信归国。翌年去日本，受温州的圆德所托带给圆珍净土变的绣佛等物。877年（元庆1）让入唐僧圆载搭乘，与李延孝一起去日本途中遇难淹死。
头陀亲王入唐略记刘仕献856年（齐衡3；大中10）9月，与詹景全、李英觉、李延孝等一同归国，应圆珍所求，与其他三人捐了4000文钱资助建造国清寺的住房。圆珍乞台州公验状李达婺州（金华）永康县出身。858年（天安2；大中12）6月似乎乘李延孝的船到达大宰府，留有给同船共乘的圆珍的书信及诗。归国之际，受圆珍所托委嘱乡贡进士沈欢撰写国清寺止观堂的记。该文于861年（贞观3；咸通2）完成。877年（元庆1）载入唐僧智聪等去日本。881年（贞观5），托唐商人张蒙将一切经的欠本120余卷送去日本。
上智慧轮三藏书蔡辅858年（天安2；大中12）6月，似乎与圆珍同船去日本，留有给圆珍的书信和诗。任管道衙前散将的官。唐人送别诗崔铎877年（元庆1）6月，一行63人从台州出发，7月，抵达大宰府。多治安江、智聪等人搭乘其船回日本。三代实录张蒙881年（元庆5）去日本，带去了李达所托的大藏经欠本120余卷。三代实录柏志贞883年（元庆7），到达大宰府。带去了天台山国清寺诸僧以及越州良婿和尚的遗弟子写给圆珍的信件。智证大师传王讷893年（宽平5）3月，到日本。带去了在唐日本僧人的书信。菅家文草周汾893年（宽平5）7月，一行60人共乘一船，抵达博多津。带去了在唐日本僧人好真的牒。入唐五家传（好真）浙江商船驶入博多津港后，先由大宰府将来港的浙江船队人员及货物情况呈报太政官。因九州距日本京都路程颇远，即使用快马传递，亦需往返数十天，因此商船需在博多湾码头等候多日。等太政官官符送到，才允许商人们上岸。上岸的浙江商人被给予归化人的待遇，如《三代实录》贞观十六年七月十八日条以及贞观十八年八月三日条中有以下记载：
南宋商船模型先是，大宰府言，大唐商人崔岌等三十六人，驾船一艘，六月三日著肥前国松浦郡岸，是日敕，宜准归化例，安置供给。大宰府言，去月十四日，大唐商人杨清等三十一人，驾一只船，著荒津岸，敕宜准归化例，安置供给。
浙江商人一般被安置于大宰府鸿胪馆中，没有允许是不能随意上岸的。866年，浙江人任仲元因为“非有过所”而入京，结果被谴诘，送还大宰府。
日本文明深受唐文化影响。
日本京都净琉璃寺仿唐风雕像浙江商人被安置于大宰府鸿胪馆后，需向大宰府申报所运货物清单，由大宰府派出官吏对其所带货物进行检查核对，接着再由大宰府验等定价。这时，商人们所运货物成为交关物，由大宰府派人看管。这些手续办理完毕后，还须等待由京都派来的交易唐物使前来主持贸易。按太政官令规定，在交易唐物使到达大宰府之前，不准唐商人与日本商人或一般市民私自进行贸易，一旦被告发或被官吏发现，货物全部没收充官，对唐商人和私自交易的日本人按律治罪。交易唐物使一般由太政官委派内藏寮官吏充任，他们从京城到达大宰府后，即行主持贸易。贸易首先在唐商人与大宰府之间进行。大宰府代表日本朝廷购买所需货物，余下的则由达官贵人及商人市民进行贸易。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唐朝商品尤其是浙江的纺织品、书籍、木材、瓷器及茶叶等商品大量流入日本，大唐文化亦随之渗透到整个日本社会，从而为日本的“国风文化”奠定了基础。
中华圣物航大海，
外洋财富滚滚来。
宋时圣物宋时风，
汴州歌罢棹头东。
檀香沈木舶得回，
万家相邀庆更生。
千年古镇浙江宁海见证了浙江商人搏击商海的豪情壮志五代北宋时期，随着浙江海外贸易额的不断增加、港口不断增多，浙江商人视野更加开阔。
北宋时期，浙江主要对外贸易的港口除原有的明州港之外，又新增了杭州港。北宋政府在两港设立市舶司，明州、杭州港的对外贸易走在全国的前列。北宋时期的明州港，在中日贸易中已跃居全国首位，浙江商人功不可没。日本的海舶往来，都集中在明州，而浙江商人到日本经商的船舶也必须从明州港出发。
南宋驶往日本的宁波商船同时，杭州港也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北宋政府不仅在此设立市舶司，并且在宋太宗端拱二年（989）规定：“自今商旅出海外藩国贩易者，须于两浙市舶司陈牒，请官给券以行。违者没入其宝货。”全国各地出海的商船都必须向设在杭州的两浙市舶司办理手续。
北宋浙江商人的外贸对象中，除了日本外，与朝鲜也有频繁交往。在宋神宗熙宁（1068-1077）以前，浙人去高丽的路线，是在山东莱州出海，高丽来宋贸易，也在登州或密州登陆。熙宁七年（1074）以后，高丽使者金良鉴为了远避契丹，请求改在明州上岸。从此明州成为通往高丽的重要港口，浙江商人与高丽的贸易也更加频繁起来。随着贸易的扩大，北宋政府在明州兴建了“高丽行使馆”，专门接待朝鲜半岛的使者和商贾。元丰二年（1079）有规定说：凡商人去高丽，资金达五千缗者，在明州登记姓名、籍贯及经营项目等，并要寻人作保，方可发“引”（类似证件）。开往中亚、欧洲的北宋沉船遗物如无“引”，就作为私贩违法论处。北宋浙江商人远航到高丽经商最早见于仁宗宝元元年（1038），明州商人陈亮和台州商人陈维绩等147人携大量货物东去高丽进行贸易。徽宗崇宁二年（1103）有明州教练使张宗闵、许从纲等38人；同年五月又有明州商人杜道济、祝延祚等到高丽。高丽王朝为了在经济上积极发展与宋的贸易关系，经常派遣商舶到明州，这都促进了当时浙江海外贸易的发展。南宋定都临安后，杭州的外围浦港顺应而发展起来，成为重要的外贸口岸。
游弋于浙江沿海的明代官船，监管着商人的海外贸易政府对海外贸易的鼓励政策，促进了外贸的繁荣。曾有真里富国（今柬埔寨）富商，长期在明州经商，并老死于明州。明州知府赵伯圭为其置办棺材并派人护送，使其遗骨归还家乡，此事深得该国人的好感。该国派使者前来答谢，并把该富商在明州的财产全部捐献给明州，并修造三座寺院以作纪念。
南宋绍兴元年（1131）政府在温州设立市舶务，浙江龙泉“哥窑”、“弟窑”所产的青瓷等产品大部分沿着瓯江下游从温州港出口，被浙江商人远销到东南亚和欧洲以及非洲中部的东海岸等地。从此，温州人开始了大规模行贾海外的历程。
清代官船是垄断贸易的重要见证当时浙江的地方政府非常开明，积极采取措施保护海外贸易：凡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货物，累及五万贯、十万贯的，可以补官。对外商的权益予以保障，市舶官员如果强行征收外商商税的收买货物，允许外商向政府控告、上诉。对外商的各种困难想方设法予以解决，如对遇风险漂泊而来的外商则给予援救。外商船主如不在或失踪，就责令市舶官员负责清点并保管其货物，待其亲属来认领，同时给外商在生活上提供一切方便。凡市舶司官员能做到使市舶增加收入，就受到升官的奖励；反之，使市舶亏损，则要受降职处分。这些措施，对奖励和招诱外商来华贸易起了很大作用，促进了浙江海外贸易的发展。加上南宋时罗盘仪广泛应用于航海事业，使浙江的海外贸易在南宋时达到鼎盛。
当年中国输往日本的房檐木雕深受日本。
皇室喜爱元明两代，浙江海外贸易仍然繁荣。当时的澉浦港“远涉诸蕃，近通福广”。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说，澉浦离杭州“二十五迈耳之远，……成有极良的港口，有很多很大的船，从印度及别的地方，装载巨量的宝贵货物来到这港。”可见此港规模之大。
明代犀角雕龙柄螭龙纹杯明朝后期，因倭寇骚扰海疆，故政府实行严格的闭关政策，浙江沿海的海外贸易受到了限制，于是民间走私贸易逐渐成为这一时期海外贸易的主要形式。宁波的海外走私贸易盛行一时，宁波港外的双屿成为走私贸易的中心。走私贸易以浙江商人为主，并通过各种途径同日本、葡萄牙海商人进行以贩卖浙江湖丝、绸缎和南洋各地胡椒、香料为主要内容的海外交易。这些商人拥有武装力量，曾多次打败明政府军的进攻。以许栋、李光头为首的大批武装海商和葡萄牙商人集中停泊双屿港，从事岛上商业设施建设，使其成为长期进行走私贸易的基地。日本学者腾田丰八更是把双屿港的繁荣喻为我国16世纪的上海港。
明代风靡欧洲皇室的青花瓷器明后期由于朝廷面临财政危机，为开辟财源，宣布开放“海禁”，浙江商人再次活跃起来，进行湖丝的海外贩卖。当时国内湖丝每百斤只值白银一百两，而运到南洋各国售价为其二倍；日本商人从吕宋购买湖丝运到日本，每百斤售价五六百两。所以众多商人“造海船、市丝，牟之利于诸岛，子母大约数倍。”前往海外贸易的浙江商人越来越多，出现了商人和船户合股经营海外贸易的形式。当时的湖州丝和杭州的丝织品由浙江商人用帆船大量运往吕宋，再转销东南亚和美洲，数量极多。据记载，中国丝绸经吕宋运往美洲，每年达300万甚至400万比索。从而强烈地刺激了浙江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文房四宝透露出浙江商人浓浓的儒商气质从9世纪起，浙江商人携带至日本和南洋的物品主要有如下几种：
第一，宗教用品。主要是佛经、佛像、佛画、佛具，以及与佛教有关的用具。奈良、平安时代是日本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大批学问僧随遣唐使船频频东渡，赴唐求法。这些日本僧侣回日本时，都带回大量的唐本佛经、佛像、佛画、佛具。如最澄于805年5月，搭乘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麻吕之船，携回佛教经论章疏230部460卷以及真言道具等10余种。又如空海，他于806年8月随遣唐判官高阶远成回国，携回佛教经论章疏216部四461卷、胎藏金刚界等曼荼罗祖师影等10副、真言道具9种。9世纪后，浙江商人频繁渡日，他们将日本佛教界所需的中国佛教用品贩运至日本。特别是838年遣唐使停止后，他们更是垄断了中国佛教用品进入日本的贸易渠道，贩运佛经、佛像、佛画、佛具，以满足日本各寺院、僧侣及佛教徒的需求。例如，847年5月，日僧圆仁乘新罗人金子白、金珍等的商船，仅一次就带回佛教经论章疏传记等585部794卷、胎藏金刚界两部大曼陀罗及诸尊坛像、舍利及高僧真影等法门法物59种。
第二，书籍。尤其是唐代大文学家和大诗人的文集和诗集、文房用具等。奈良、平安时代日本推崇唐文化，对唐文学、诗歌及文房四宝、书法、字画尤为喜爱。遣唐使入唐时，往往购买书籍带回。如以多治比县守为押节使的元正朝遣唐使于718年归国前，“所得锡赍，尽市文籍，泛海而还”。唐文人张荐“下笔敏述，著述尤多，言颇诙谐”，其才名远播，“新罗、日本东夷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贝以购其文”。可见当时日本对中国书籍的喜好。由于日本对唐的书籍及文具等的需求，9世纪以浙江商人为主的商人团队赴日贸易时，书籍、文具等是大宗商品。据《文德实录》仁寿元年（851）9月乙未条记载，大宰府的大宰少贰藤原岳守，在检查唐商人的货物时，于书籍中发现元稹、白居易的诗集，进呈天皇，天皇甚喜，授他为从五位上官。
9世纪大量精美的陶瓷工艺品运往日本第三，香料、药品等。日本皇族、贵族阶层崇尚豪华，对香料的需求相当大。此外，汉医学和本草学传入日本后，日本对名贵中药材的需求亦越来越大。从877年日本朝廷派多治安江等人到唐采购香药一事，可见一斑。顺应日本市场的需求，9世纪贸易商品中亦含有大量香料和药品等。《新猿乐记》中记载的唐物中，有相当一部分为香料和药物。其中既有属于中国出产的，还有来自其他国家的物产。由于唐朝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产自世界各地的贵重香料和药材通过南中国海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如来自林邑的沉香、来自拂林和安息的苏合香、来自印度尼西亚的鸡舌香即丁香、来自印度的犀角等等。在这样一种国际贸易环境下，9世纪的大批浙江商人不仅将产于中国的，更将来自世界各国的香料和药材输入日本。
第四，陶瓷器、高级丝织品、手工艺品等贵重奢侈品。9世纪运至日本的，不仅有唐朝的锦、绫、罗等高级丝织品，越州、刑州等地出产的陶瓷器，以及各类唐朝的手工艺品，还有来自印度、西域诸国的工艺品。9世纪以浙江商人为主的商团所从事的唐日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国际性色彩。两宋时期的外贸品种日益增多，从日本输入的货物，主要是木材、黄金、硫磺、水银、砂金和各种工艺品。木材大量用于建筑房屋和造船及修建寺庙。当时，日本的木材价廉物美，我国老年人都希望买来做棺木。宋代黄金价格比日本高，这样黄金的大量输入，大大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大藏经》卷首图从高丽输入的货物，主要是人参、药材以及各种布匹、漆、铜器、虎皮等。另外，南海诸国主要是香料、药材、犀角、象牙、珍珠、龙脑等。而被商人输出的产品主要是：瓷器、丝绸、腊茶、香料、药材、书籍、文具以及铜钱等。
北宋书籍不断传入朝鲜与日本。宋太宗时，中国的雕版印刷本《大藏经》等大部头书由日本僧人于雍熙元年（986）乘坐浙江台州商船带走，藏于京都法成寺；北宋淳化二年，高丽遣使韩彦恭来贡，请求佛经，北宋政府也赠《大藏经》一部。政府又多次赠送高丽大批书籍，高丽在中国影响下，学会了雕版印刷技术。
唐宋以来的江浙商人赴外洋进行商贸活动，为即将闪亮登场的浙江商帮做了人文历史条件的准备。
与历史上的其他商帮不同，像陕商、晋商、徽商等大体崛起于明清时期，而浙商真正崛起和活跃起来应该是在近代。18世纪，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与上海口岸的开放为浙江商人提供了更广阔的历史舞台。以宁波帮为代表的浙商群体对上海近代化的演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除了宁波帮以外，浙江许多地方都有着悠久的民间经商历史。浙商精神深入人心。
术学院“创业教育”剪影在义乌，拨浪鼓文化在清乾隆时就已经兴盛。即使到了改革开放之前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特殊时期，温州、宁波、义乌、台州、永康等地的百姓仍“顶风作案”。历史上的浙商不仅吸收了其他商帮的许多精华，比如陕商博大宽容的经营胸怀、自强不息的经营精神；晋商兼容并蓄的经营气度、求同存异的经营策略；徽商仁义诚信的儒商文化；潮商的冒险精神和学习精神等等。同时，浙商又紧紧跟随历史的脚步不断发展，自有其独特的商帮特点。在更多浙江商人的身上你将看到一种自强不息、吃苦耐劳、不断创新的精神，一股强烈的市场意识和风险意识。用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话说：
浙江是一个具有炽热企业家精神的地方，浙江商人既聪明又肯吃苦，敢冒风险，敢为人先，最让人佩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