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相似性是他写《吾国与吾民》所坚持的原则。直至今日，书中的很多观点都仍然新鲜，具备时代性。在我心中，赛珍珠对此书的评论依然清晰：“我认为，这本书是中国有过的最真实、最深刻、最完整、最重要的一本书。”
但是，在林语堂后期写中国时，却偏离了这种“相似”原则，也许是由于将自己视作文化传递者的身份。他对自己的英文写作成就并不满意，深知文学也分等级。他曾说：“我希望我的小说都能成功。”一方面，他明白，在文学等级次序中，个人化的散文在最底层，而另一方面，他并没有很用心写小说。尤其在后期，他一年的写作常常一带任何明晰的文学目标，只是出于经济需要。小说中，他最喜欢《京华烟云》，那是一本他花一年时间写完的书，以《红楼梦》为模仿对象。和他很多小说的命运一样（除了《唐人待》），这本书也是很长时间没有出版英文版，但是通过翻译成中文，被零零散散的中国人阅读着。尽管该书野心很大，但普遍并不认为是巨著。该书最显著的一个弱点便是作家并不注重细节，书中有很多关于珠宝、服饰、家具、花园以及食物的细节，但读起来像是作者从别的书上借来的，不是他自己亲眼所见。换句话说，该书的细节都不免书面化，并不能反映人物的心理和他们的日常生活。结果便是，这本书只是停留在事物的表面，没有足够的质感以让读者有切实的联想。
还有两个弱点，明显是出于要林语堂把自己视作中国文化的发言人。首先，作家过于急迫地想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文读者。有一些介绍关于中国的妇道、中医、阴阳五行的段落，读起来简直就像小杂文。这些段落与起伏的情节并不相融，阻断了叙述语流，让文章显得粗糙未竟。这种粗糙不仅是一个技术性的错误，也显示出作者视角的不足。一个有创造力的作家应该是努力成为文化和创造者而不是经纪人，不部好小说不仅要呈现一种文化，更要能创造一种文化。作品中不仅要有奇闻异事，更要让读者产生同情心，使其关注自己的生存状态。如果一名作家想靠一部小说来论成败，他应考虑到这本书要进入怎样的文化秩序。林语堂显然没有这方面的考虑，他过于沉迷于向西方介绍中国。《京华烟云》显示出，这本书显示只是为西方读者而作。
“代言人”的另一个弱点便是，他对当时中国的生存状态采用了一种温和的描述，但事实上，那时中国正深陷于战争和剧变，民不聊生。在全书多达80个人物中，没有一个是坏人，这是不现实的。很显然，作者信仰传教和人性本善，但如此甜美的描写着实削弱了故事力量。
索尔仁尼琴将自己与社会隔开，轻易不旅行，林语堂却在纽约过着一种精彩逍遥的生活。他常常去欧洲游历，喜欢法国南部的气候和生活方式。在1940年代中期，他花光所有财产，共12万美元，创造了第一台便携式汉字打字机。他确实成功了，但由于当时中国在内战，他找不到愿意生产它的制造商，那台机器不久也就报废了。最终，这个蕴藏潜力的、革命性的、有利可图的机器，让他破产了。1954年，他来到新加坡南洋大学，但半年后因政治原因不得不辞职。在这些年中，他想要回家，但由于其反共的立场，这个愿望不可能实现。他老年时常去香港，站在山上，凝视着边界之后的故乡。山河尽在眼中，但他回不去了。
林语堂1966年去台湾定居，蒋介石给了他一栋房产，表达国民政府对他的感激，好像他是一名终于回国的官员。林语堂在一位著名建筑师的帮助下，设计了那栋房子。白墙蓝瓦，非常精致，池塘花园，是中式与西班牙风格的融合。林语堂很喜欢这房子，把那当做自己的家，尽管实际上它是用公共资产修建的。1976年他去世后，那栋房子成了纪念他的博物馆。
虽然他没有如索尔仁尼琴一般重新成为自己祖国的代言人，但林语堂确实以文学的方式回到了中国大陆。1987年，《京华烟云》译本终于在中国大陆出版。随之而来的是对他本人及其文学成就的研究书籍，尽管里面仍然充满了各种所谓“爱国主义”的政治性语言。他的文学全集共30卷，出版于1994年。直至今日，他的书仍被无数次再版，他本人已成为最成功的中国作家之一。《京华烟云》两次拍成电视剧，一次是台湾，一次在大陆。在福建漳州，他的家乡人民甚至为他建了一座博物馆，用的是他在海外支持者的捐款。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文学写作满足了正在逐渐开放的中国的文化需要，为其回归铺好了道理。只有通过文学，海外作家才能做到真正的回归。
比之作家的乡愁，作家本人其实算不得什么了。文学史上挤满了无法亲身回归故土的文学巨匠，但他们最终能回到他们故乡人民的怀抱。但丁，接受了自己流亡海外的现实，再没能回到佛罗伦萨，就算他的人民做了很多次请求，他的骨灰也无法回到故乡。时间流逝，他终究还是获得了桂冠诗人的名号。乔伊斯，把流亡当成写作的基本条件，仿佛离开爱尔兰也是一种创作。他葬在苏黎世，但其作品在爱尔兰取得极大的成功，引领了现代小说的革命。中国作家张爱玲死于洛杉矶，几十年间她的作品并不为中国读者所知，而现在却是炙手可热。只有文学可以穿透历史、政治和语言的障碍，回到作者家乡的读者手中。
事实上，在我们的时代，对故土的留恋常常被视作一种不必要且落伍的感情状态，只有那些脆弱的移民者才有。我甚至敢说，对于很多移民异地的人，乡愁也常常伴随着恐惧－－对不确定的恐惧，对未来的挑战的恐惧，对不再自信的恐惧。乡愁在多数情况下，与某一种特殊的移民有关，即流亡。正如萨尔曼·拉什迪在小说《羞耻》中写道：“我们知道地心引力，但不知这力量来自哪里；要解释我们为什么要留恋自己的出生地，我们要假装自己是树，而故乡是根。看看你的脚下，你不会发现那里有木头结子长出来。有时候，我觉得根是一个守旧的谜，为的就是把我们拴在一个地方。”
对于今日多数的流亡作家，去一个新的地方会让他们更加的脆弱。他们无法依靠过去的成就，只能在新的环境中挣扎。在《抵达之谜》一书中，奈保尔通过契里科的一幅名画，尖锐地形容了一个作家的窘境。刚刚抵达地中海码头的人，在废弃的街道和市集上游荡，穿过陌生人，进入神秘的大门，抵达寺庙的内部。最终，冒险让他筋疲力尽，也逐渐忘了自己的任务，他要“回去码头周围，找他的船，但他不知如何做到”。奈保尔写道：“我想象了一些善良人的宗教仪式，他会不经意地加入，却发现自己就是计划中的牺牲者。
在危机时刻，他会遇到一扇门，打开，发现自己就在归初到达的码头上。他得救了，世界就像他记忆中的那样。只有一件事不对。没有桅杆，没有帆，古董船已经开走，这个旅行者已经活完了他的生命。”对于这名陷于困境的旅行者的描写，奈保尔其实是在写自己对于英国和英国文学的抵达，比喻所有那些偶然或被迫离开、并永远回不了故乡的移民者。他们的船已经开走，留下他们自己一个人在一个新的地方，他们要想办法接受这个事实，过着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生活。与自由同时而来的是对未来的不确定，带着背叛的苦楚，自我怀疑、迷惑造成的孤独感，他们别无选择，只有想方设法地活下来，或者，若幸运的话，作出一点成就。
奈保尔对作家家窘境的描述是诗意的，尽管语气尖酸。在现实中，他们的挣扎更加痛苦，令人发狂。在给妹妹卡姆拉的信中，奈保尔写道：“你会知道，我留在英国就是写作；你要同情、鼓励我。让我回到特立尼达付清债款，只能解决短期的问题，而且会令我们长期痛苦。如果我能做出什么大事来，我们都会受益。请耐心等我，求你了。我过得并不轻松：我没有挨饿，但我时刻都在担忧对你的责任，并且对自己感到羞耻。”奈保尔恳求他妹妹不要和他母亲一样让他回家赚钱还债，并让妹妹给他寄钱，支持他秘密地写作。他早些时候这么对他母亲说：“我觉得自己并不适合特立尼达的生活方式。如果我这辈子都在特立尼达度过，我会死的。”他指的应该是，他的祖国会令他的精神死亡，而讽刺的是，是他的祖国给了他去牛津读书的钱。在他求妹妹支持的时候，他已完成两本书，但还没有出版商愿意接手。他才刚刚开始写作，仍需向他的亲人证明他的文学才能。对大多数人来说，这跟求爱失败是一个道理。
奈保尔和索尔仁尼琴的处境有什么不同？索尔仁尼琴被禁，被流放，并赢得了诺贝尔奖。与林语堂有什么不同？林语堂在去美国前就以英文写作而著名。而对奈保尔来说，赢得家庭的肯定都很难，更不用说他的祖国了。“祖国代言人”的想法对他来说是疯狂的，移民去英国后，他与祖国已明显疏远。奈保尔这样刚刚起步的时候，只应该想着怎么好好写作，得以出书，才能活命。任何其他的抱负都是奢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