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澳大利亚之前，我借助互联网联系了当地一些印度审社团，2000年1月到达悉尼后，我立即开始了实地调查。
在头一年，我调查的是自己勾画的那个无形的“流散于国外的空间”，我试图了解印度专业人士是通过什么交流手段和跨国网络来改造、维持这一空间。我强迫被访者回答：“您感觉自己是印度人，或者澳大利亚人，或两者都是，抑或其他？”大多数被访者都非常礼貌，努力想一些说辞来给我一个答案。但是有一天，一位在悉尼开ＩＴ培训班的印度人，可能实在受不了了，对我说他那天感冒，不能帮忙，问我能不能问些简单的问题。我也感到自己的调查既费劲又无趣。但是我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更不知道怎么去找出路，反而认为，当今的民族志就是要非结构、反系统，所以我的迷惑和被调查者的尴尬可能都是常态，要咬牙坚持，就可能取得真经。
折腾了一年多之后，2001年2月的一个下午，我疲惫至极，到悉尼波斯湾边散步。脑子早已经是浆糊一桶，无力思考如何造词遣句来描述“流散在国外的空间”是如何多面的、多层的、多彩的……我任由被采访者的故事在脑海中回放，放手让感觉带着我走。我忽然看到了一束光芒。那些从事ＩＴ的职业人士，如何通过中介代理从印度来到澳大利亚，如何找工作，丢了工作之后又怎么办，即所谓的“猎身”过程，突然浮现出来。
这个流动不完全是个人行为，而是被在印度的劳务公司（“劳力行”）招聘，在名义上和该劳务公司形成雇佣关系，而后，该公司通过和在澳大利亚的劳务公司（通常也为印度人所开，也被成为“劳力行”）的合作，把人派到澳大利亚来；来了以后，澳大利亚的劳务公司与那个印度人形成名义上的雇佣关系，但是把他（她）发包到其他ＩＴ公司工作，并从工人的工资里抽头作为利润。真正的ＩＴ公司给这个印度人提供工作，但是不形成劳务关系。这样，ＩＴ公司可以随时解雇工人，从而使高度灵活和具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成为可能。
这些故事有棱有角，相当厚重。我立刻赶回住处将所有的调查笔记重读了一遍。到晚饭时我即作出决定：将研究焦点转向ＩＴ职业人员的流动，尤其是他们的劳力输出过程。这几乎完全偏离了我原来的题目。我当时猛然决定要这么跳跃基本上是凭直觉。我不知道新的关注点会有什么理论含义，只是觉得我不能再自欺欺人踌躇于“流散于国外的空间”；劳力输出的过程显得非常丰厚真实，我感觉我能用手指触摸。我无法抗拒。
一旦我把焦点转到“猎身”上面，我和我的调查对象的日子都变得好过多了。“猎身”中的种种问题正是年轻的印度ＩＴ人关心的问题，我甚至都用不着问，他们自己会跑来跟我讲故事！如何找工作、如何和“劳力行”打交道，正是他们想和我讨论的。我和ＩＴ工人之间的关系是完全透明的。我就是一个为了获得学位而迫切需要他们帮助的学生。
与工人们讨论时，我也如实表达我的观点。在我看来，这并没有扭曲他们的观点和行为，反而非常有效地帮助我更好的理解他们。比如我经常告诉他们，他们的劳行行担保人的一些解释和要求不合乎法津，我也鼓励工人起诉那些违约的劳力行担保人。我的劝告越直率越积极，工人们的反应也就越诚实越直接。他们会和我详细讨论可行性，或者告诉我他们为什么觉得行不通。这使我细致地了解，他们究竟是怎么看待一个特定的局势、是怎么计算的。这也让我意识到，信息和理性分析根本不是他们作决定的关键基础，重要的是他们所直接身处的那个社会场景。
但是“猎身”绝不是一个可以彻底放开讨论、完全透明的话题。因为打政策的擦边球是“猎身”运作的重要特征，它具有敏感性。在这点上，我觉得我可能比来自西方国家的学者更容易赢得调查对象的信任。我来自中国，又和任何“西方”国家没有实际关系，我的调查对象信任我不会对他们的行为轻易形成道德判断，并对他们的动机会有更同情的理解。我的印度ＩＴ朋友在谈及对未来的憧憬和生活规划时，经常不由自主地说“咱们印度人和中国人……”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和五个印度同伴以及无数的蟑螂一起睡在地板上（主要是在悉尼；在海德拉巴的居住环境则要好得多）；我的印度同伴也毫无顾忌地让我这么做。我对他们的许多日常感受－－比如在为钱担心的同时又想显示慷慨大方－－有很自然的同情和理解。
如前所述，我选择印度移民作为研究案例，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保证研究对象与我有足够的差异，以使得我可以符合正统（西方）人类学的要求；然而我却发现，至少对我的实地调查而言，被访者与我之间的共性比差异性更为重要。显然，我们的共性不在于文化，而在于我们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我认为，对调查对象这一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位置的体察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我豁然开朗？为什么对“猎身”的关注会有这样的效果？现在回过头来想，这里有两上立场的问题。首先是社会立场或者政治立场。我对“散居者空间”感兴趣，完全是因为跟风，跟欧美学院人类学之风，我的调查对象凭什么要对这个议题感兴趣？我的苦闷是活该。而猎身是一个真实问题。尽管它在学术流行风之外，但是对我的调查对象来说，这个问题需要分析、需要解释、需要应对。
其次是学术立场。我在国内装模作样学一点人类学，读得懂就读一点，读不懂就放一边，我埋头做“浙江村”的调查，心里想的还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至少是发展问题。人类学是帮助我把这些问题想透的调查和分析方法。到了牛津，因为要“取经”，读不懂的也要硬读，这才发现“正统”的人类学原来关心的是人类的“真实”经验和心态，要达成超越文化的理解。我发现，很多来自西方的同学对人类学的兴趣，是由于童年的际遇而对其他社会的“生活方式”产生好奇。我觉得我应该要挤进这个正规军。“散居者空间”云云，正是针对我对人类学的这一理解而提出要研究印度侨民的生活经验、感觉、想象、认同……但这是一个从本本里抠字眼抠出来的问题。当我把工具当做了供奉的对象，把手段当做目标，把真实的社会问题化解为难以捉摸的“经验”，我原来喜爱的人类学就变成了一个谜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