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月4日，上海《申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昨（电文发出时间为3日下午）清华教授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河而死。消息一经传出举世为之震惊！
物换星移、时光流转。一晃王国维投湖自沉已八十余年。八十年来关于先生的死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时至今日依然是一桩历史公案。目前国内外有关王国维死因研究的各种说法不下十几种，比较典型的有：“殉清说”；“逼债说”；“罗王失和说”；“长子逝世说”；“梁启超排挤说”；“时局说”；“忧惧社会变革说”；“因病厌世说”；“悲观思想说”；“思想冲突及精神苦闷说”、“殉独立自由之意志说”；“以身殉学术说”；“以身殉文化说”等等。而这其中最有影响几乎已成为人们尤其是文化人判定王国维之死原因的当数陈寅恪先生的“文化殉节”说。
陈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这样写到：“凡一种文化，值其衰灭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其所殉之道，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竟变穷，则此文化精神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辨，故亦不之及云。”以陈先生在学术界之崇高地位以及他与王先生之关系，其说一经问世，一棰定音，成为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可和接受的说法。然而我却疑心陈先生在有意美化和拔高王国维之死。对于陈先生为王先生所描绘的那个“文化殉道者的形象”我也始终不敢苟同。
按照陈先生的说法，王国维先生是死于一种文化。他在为“文化殉节”，为一个逝去的文化时代，他悲壮一跃。事实是不是这样呢？人之求死乃内心最隐秘之事，正如王先生之女王东明所言，“这种心情只有当事人能体认出来，至于其他的猜测，我想都是多余的。”（台湾《中国时报》1987年5月9日）的确正如王女士所言，对于一个已经逝去的人来说，他的心迹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任何外在的猜测都是多余的，但是当这个人由于历史的机缘而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时他的死因就非同小可，就不可避免的成了一个重大事件，非得要对世人做出一番交代。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造就了那么多的英雄和伟人。对于任何一个人物，我以为，都应该将他置于历史的天平上抛却由亲疏敌对形成的情感好恶以及时代拼凑起来的各种人为因素，争取把他还原为一个普通的个案来处理，只有这样才可能更为客观、公正，也只有这样才可能更接近人物的本来面目从而揭开历史真相。
当我们用陈寅恪先生的观点来推敲王国维先生死亡的前前后后时我们发现疑点重重。毫无疑问，最有可能证明王国维先生自杀死因的无疑是那份遗书了。然而唯一能证明死因的遗书却偏偏又是语焉不详。遗书没有一字一句提到了前朝或者逊帝。这样要说他是“殉节”，实在有点说不过去。另外，即使说王国维先生自沉是为了“殉节”，那他也应该是在清朝被推翻或者是溥仪皇帝被驱逐出宫时，而不可能是这个时候。这是其一。
其二，王国维先生若果真是死于一种文化的话，他内心当是十分痛苦，而且这种痛苦不是一朝一夕，而是以一贯制的。如此强烈而持久的痛苦在他自沉前或自沉当时是不可能没有任何蛛丝马迹的。然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王国维先生的死却是出奇的“雍容淡雅”。据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姚名达等人的事后追记，王国维先生在“自沉”前至6月1日的言动甚“从容”：中午，研究院毕业诸生在清华学校工字厅公宴诸导师，梁启超致词，王国维则“雍容淡雅之态感人至深”，“席散与众作别如常，无异态”。下午，来到清华南院二号陈寅恪处，同往常一样与陈先生“闲聊”。晚饭前回寓，在书房内接待姚名达、朱广福、冯国瑞等本届毕业生，“博问而精答，相语竟一小时”。至晚餐，始送别诸生。晚饭后，又有本届毕业生刘节、谢国桢来寓，“问阴阳五行学说之起源”，予以解答，并谈“日本学者研究干支之得失”。惟谈及时局，“神色黯然，似有避乱移居之思也焉”。送别刘节等同学后，在书房内“阅试卷毕”，尔后起草临终《遗书》。起忠诚学业，可谓至死不变！当晚，“熟眠如常”。翌日（6月2日）早八时，至研究院“公事房”，“如平日无异”。九时许，向研究院秘书侯培厚借纸币五元，出“公事房”雇校中三十五号“洋车”赴颐和园。十时许，漫步至排云殿前鱼藻轩，兀立沉思，缓缓吸完卷烟一支。约当巳正（十一时），投昆明湖。
其三，根据侯培厚先生叙述“先生今早八时即到校，命院中听差往其私第取诸君成绩稿本，且共谈下学期招生事，甚久。言下，欲借洋二元，予即与以五元钞票一张，即出办公室。”作为一个打定主意要自绝于人世的人竟然在事前是如此的不露声色的平静。更令人奇怪的是，既然决定了要走这一步，却连走这一步的必须的物质条件——钱都没带，以至于开口向人借现洋二元。另外，倘若说决意要自杀的话，为何又让车夫在外稍稍等候？种种迹象表明，先生似乎根本就没有准备走这一步，而最终之所以走上这一步，似乎完全是因为一个偶然。特别是投湖的时间、地点更好象是临时决定的。否则，以一个在北京呆了那么久的人不可能不知道颐和园一张几角钱的门票根本犯不上找别人借洋二元。如果是深思熟虑的话，他应该非常清楚在上午十点左右这样的时间段、颐和园昆明湖这样的地点自杀成功的几率是非常低的。他完全可以选择在夜间无人知晓的情况下自行了断，更犯不着在自杀前还得找人借钱以至于成为笑谈。
……
基于以上这些理由，我个人以为陈寅恪先生关于王国维之死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那么，王国维自沉的真正原因又是怎样的呢？对此我个人的看法是：王国维的死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其中既有内因也有外因，既有远虑也有近忧，既有时代的因素也有个人性格的缺陷。
众所周知，研究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研究他的成长经历和人生思想。经历和思想弄清楚了，这个人也就八九不离十了。
先说经历。王国维先生1877年12月3日（清光绪丁丑年十月二十九日）出生于浙江海宁一寒儒之家。他的童年是孤独、敏感、忧伤而又寡言笑。四岁时，生母凌氏不幸病故。十一岁前，父亲一直在外地谋生，从小依赖祖姑母抚养。1887年（王先生十岁）其祖父去世。二十“及冠”之年遵父命与一商人之女莫氏结婚。1906年，父亲去世。1926年其长子王谮明不幸病逝。同年，因抚恤金及婆媳“误会”（王先生语），与其一生最要好的挚友罗振玉先生闹翻（王、罗是儿女亲家）。由此可见王国维先生一生都处在一种不断失去亲人的哀痛之中。长期的孤独、敏感使得王国维形成了一种“极其内向的忧郁型”人格。当然也正是这种极度敏感与内向的忧郁型人格，成就了他沉深与精辟的心思，及其学术文化事业。有道是：气骨愈高，谋生愈拙。王国维先生早年写给朋友许同蔺的信中就多有“大抵合群二字，为天下第一难事”的议论。王国维憎恶享乐、拜金，厌弃恶浊之世，欲脱名利束缚，求精神之自由。怎奈世间满眼无奈事。生活之痛苦，无法解脱，惟有“厌世”而已。
再谈思想。王国维先生天性忧郁悲观，在《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中，他说自己从小“体质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定从事于哲学。”王国维一生深受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影响。叔本华思想中的悲观色彩和天才观与王氏性格深为契合，故王氏完全接受了叔本华的人性论：人生即欲望和痛苦。王氏认为人的本质，即人性为“生活之欲”，人的本质决定于美的本质，这便是王国维美的本质观。叔本华的哲学给王国维忧郁的内心找到了一副“痛苦”的躯壳。王国维身上那种深结着悲剧情节的哲学与思想意识，实际上就是叔本华的精神态对于他忧郁型人格的一种呼应与投射。
正是由于王国维独特的成长经历、悲观而不为人知的思想造就了他的悲剧人生。王国维在文章中曾不至一次的这样写到：“人日日居忧患，有忧患，而无希求解脱勇气，则天国与地狱，彼两失之。”关于人生王国维有一个著名论断——“钟摆论”：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若痛与倦厌之间。”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庄子曰：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在王国维看来，“生”即是“忧”。王国维终生都有一种人生的幻灭感。难怪他的女儿王东明曾说：“父亲一生是个悲观的文人，他的死亦如他的诗有着孤寂之怆美——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王国维的儿子王慈明也认为王先生死于严重忧郁症。倘若说王东明与王慈明的说法属实的话，那么王国维的自杀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现代科学早已表明：一个人如果长期处于悲观忧郁之中，那么这个人就很可能会自杀。
至此，王国维之死的全部真相水落石出——
‘经此事变’为王氏自沉之外在因素，‘义无再辱’则说明了其自沉的内在因素。悲观厌世之思想是王国维自沉的远因，而生活颠沛形成的内心之痛苦是促使其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脱然无所恋念的内因。至于痛失爱子以及老友失和等事件那无疑是诱发其自沉的直接原因和导火线。总之，王国维的死，是不能以俗眼观之的，其最终的自杀，当自杀于精神之寄托与慰藉的无可指望。换句话说，王国维之死，是死于人生之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