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虽然在北京，既不参加高级会议，又很少见高级人物。文坛事实与我无缘。你不要看见我在这个刊物有点短文，那个刊物有点小消息，或者又偶在电视中晃一晃，实际不过是晃一晃人物，自然，也很难不见外国人，这种时候，我大半很谨慎，怕授人、受自己一柄，为再来挨一顿棍棒做口实。但愿这只是我的“余悸”。两年多来，尽写些不得已的小文章，实在不过只是自己在读者中平平反，亮亮相。好在现已发誓除实在不得已而外，不写短文。人家打人家的仗，我写我自己的文章。我对于内战是不想参加的。你不要看旗帜，所谓解放，实际在某些问题上，对某些人上，实在一丝一毫也不愿、不肯解放的。左的左得可爱，右的右得美丽。我们付出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我们吃了许多苦，无非有党的政策，现在才得以有几点小地方，可以挤进去发表点小文章。我们是应该感谢党的。可是不管现在左的也好，右的也好，究竟对我们如何看法，如何对待，是大可寻思的。我明确的告诉你，假如《苦恋》是我写的，你可以想见那些左的右的都会汇成一股洪流来围剿的。难道二十多年还不能得点经验教训吗？不学一点乖吗？文艺事大不可为，希望在五十年后，在我，在我们死后许久，或可有有勇气的（也许那时不需要勇气），真正无私的，有真知灼见的人们。不过首先得把封建权势扫除干净。我们还需要杂文，只是比鲁迅时代要艰难的多。甚至比你当年（一九五七年）还有困难。现在只就文艺来说局势复杂的迷人，简直叫人摸不清。因此，只有不管它，自己按自己的认识写文章。我就坚持不入伙，免得学别人倒来倒去，演笑剧。……我的意见只是一管之间，望勿扩散。……全国都有耳，小报告四处飞。我惹不起人。”
——这是丁玲在1981年6月4日写给友人宋谋瑒的一封信。写这封信时丁玲已经是一个77岁的老人了。此前的1980年1月25日，党中央刚刚恢复了丁玲的党籍和政治名誉。按说，此时的丁玲已经复出应该不会再有什么顾虑，可是事实上恰恰相反。透过这封信，任何人都能轻而易举地猜测出此时丁玲的内心处境。它字里行间流露出的那种对政治的恐惧，那种立身行事时的小心翼翼和如履薄冰与此前那个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的丁玲判若两人。究竟是什么促成了她如此的巨变呢？
1955年丁玲被打为反党集团，1958年她被开除党籍，划为“极右分子”，开始了她长达20余年的悲剧人生。在这20多年的痛苦历程中，丁玲蛰居北京（1955年—1958年）两年，文革中关牛棚一年，坐牢五年；其余时间都在北大荒农场劳动，出狱后发配到山西长治农村当农民。20多年来，她在“风雨人间”经历了常人难以忍受的折磨和痛苦。一次次的批判、一次次的羞辱，使得一腔郁结、满腹愁苦的丁玲对各种政治运动心怀恐惧，即使是在“乌云散去”以后依然是心有余悸。
丁玲作为建国后当时文艺界的二把手（副部长级，仅此于周扬），先后担任过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人民文学》主编等多钟实职，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位资历老、地位高、影响大的老党员作家顷刻间却被打倒。杀鸡骇猴，丁玲的不幸遭遇让全国的作家和文艺工作者一时间信心顿失、人人自危。
孙犁老说过一句话，一个时代的政治，决定着一个时代作家的命运。这句话用在丁玲的身上再恰当不过。丁玲一生推崇写作，认为一个作家一定要写出好的作品，哪怕只是一本书。她本能的对政治充满讨厌。当周扬诚恳的邀请她“搞文艺工作委员会”的时候，她拒绝了。与行政相比，她更愿意去写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有的作家是想当政治家当不成，丁玲却是怎么躲政治都躲不开。尽管丁玲一生都在反对政治并竭力远离政治，但政治依然像梦魇一样笼罩她的一生。她终其一生也没能逃出宿命般的生存环境。
纵观丁玲的一生，造成她悲剧命运的原因固然与她性格上的先天因素，如：倔强、崇尚自由、文人秉性等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得归咎于当时的时代环境，特别是文艺与政治的不正常关系。可以说，丁玲的一生是政治戕害文学极为典型的一个证明。考察丁玲的一生特别是她晚年的坎坷、心酸与无奈更让我们感觉政治的残酷与无情。
丁玲是在1986年3月4日，因糖尿病恶化病逝的，享年82岁。她去世前写得最后一行字是：——你们大家高兴吧，我肯定能成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