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部的干校分成了两块：一块大的，在湖北咸宁，连家属有两万多人；另一块较小，千把人，经河北的官厅，最后抵达了诗人郭小川描述过的团泊洼，我随父母去的就是这个地方。
“诗”与“歌”
干校第一次“收获”，亩产九十斤（当地平均亩产四百斤），学员们大肆庆祝：包饺子，会餐。干校里诗人不少，有写古体诗的，不到十行下来，竟有半数以上的字我不认识，旁人解释半天也不甚了了；还有写马（雅科夫斯基）体诗的：一行里，要么没几个字，要么长得顶了纸边还拐一个小弯。一位《诗刊》的编辑大唱丰收赞歌，给人深刻印象。第二年，干校的麦田亩产勉强过百，该编辑更作诗唱“大丰收”，后来人们都称其为“丰收诗人”。
干校的学员都住在本地老乡家里，小孩子则在当地的农村小学借读。农村小学本是没有音乐课的。一日，大队书记突然心血来潮：干校是文化部的，何不向他们求援音乐老师？整个干校都是来受再教育的，贫下中农之求焉有不应之理？干校便赶快给村里的小学派了一位音乐老师，是写历史歌曲《坐牢算什么》的音乐家舒模，当时也有六十多岁了。
那时已是无歌不黑，也没个课本，舒老先生只好教唱毛主席语录歌。印象最深的一首是“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那首歌的歌词只此两句，车轱辘话来回转。但舒老师教得十分投入，又是挥手打拍子，又是绷着脖子较劲，以不同的曲调高低，节奏力度来回不断地诠释那两句词。结尾时，“谁能敌”本应是很干脆的，可当地口音总要在结尾的句子上加一个“呀”字。为了纠正这个“呀”字，舒老师不知带我们唱了多少遍的“谁能敌”。从此，孩子们就给舒模起了个外号“谁能敌呀”。
年轻人与大字报
干校中除了老弱病外，还有一群青年，大学刚刚毕业的。
最热闹的时候是逢年过节的演出联欢。音协的唱歌，舞协的跳舞，戏曲研究院自然就唱样板戏。当时样板团大红大紫的角儿们多是他们的学生或师兄弟妹，议论数落起那些当红的名角就跟说他们家的小三、小四似的。有一位老刘，是京剧老生的研究生，专演杨子荣，最擅长把剧中的戏词用于生活。杨子荣有一段：“八连长，带几个弟兄沿着上山的道儿……”等食堂开饭时，他用同样的唱腔唱道：“八班长，带几个弟兄去把饭给我打来！”还有一帮戏托子，知道在哪里帮衬，严丝合缝，众人大笑。
都是二十多岁的人，相互斗争掐架是难免的，何况上级老是想出一个又一个的事头儿来让人来掐。此时正是抓“五一六”的高潮，说白了就是镇压“文革”初期的“造反派”。一夜之间，食堂外的空场里就挂满了大字报。相互间都是指名道姓地打伐，还有夫妻间攻讦的大字报，语气词汇都是怒不可遏，义愤填膺的。
村里的小孩子数着大字报上的人名在谁家住，然后就带孩子们指指点点看新奇。而干校的孩子们就傻了，昨天还一起说笑的叔叔阿姨们怎么一夜间就反目成仇了呢？后来才知那都是以前的过节，有机会就要发一发、泄一泄的。多是就人论事，或就事论人，而非就事论事。所以，炮弹般的重词用了不少，可什么也说不清楚，倒把一个年轻、胆小的女子给逼得想不开自杀了。另一个被贴大字报最多的男士，其夫人饰演《智取威虎山》中的勇奇妈（全剧主要台词是一句：“勇奇！——（昏过去）”），算是样板团主要演员，优先照顾两地分居，以此理由逃回了上海，免过一劫。
多年之后，干校散了，一些人相互间仍不说话。细究，都是历次运动落下的碴。倒是“逍遥派”们不错，没落下什么仇人，多成了各单位的业务骨干。我蒙蒙中认定，学点东西干点事儿比什么都强，争一时的口舌之快，到头来只是伤感情和瞎耽误工夫。
静静的团泊洼
团泊洼是五十年代“战洪图”、保天津时，炸开河堤冲出的一片盐碱大洼地。其后，在此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劳改农场，共有十几个分场。说其巨大，是因周围好几百里无人烟，且平平坦坦，无处可藏，说是为了便于抓逃犯。
劳改农场把最靠近大堤，当地称“碾”的一分场址分给了干校。可分场间的地还是相接的，由此造成了一种特别的景观：干校的地里，吵吵嚷嚷，大家开着玩笑，有时互相还逗逗闷子，唱一些歌；而相邻的地里，一群剃了光头的囚犯，穿着统一的黑色囚装，在那里默默地干活。不远处的地边，戳立着一位端着枪、神情木讷的军人，呆望着这一切……
可一到了下午，人们显现出了疲惫，再也听不到笑声和叫声，田地里传出一片死寂，见到的只是默默锄地的身影和扎眼的那位持枪战士，这时你才感到干校的人真是来被“改造”的。
文化部干校的人均是文人，气质上十分敏感，又聚满了当时著名的“牛鬼蛇神”。诗人郭小川到团泊洼是很后期的事情了。对其印象不深，只知道他虽然诗写得挺溜，可话说不清楚，是个结巴。不知当时他犯了什么事，总是被看管着，不与其他“五七战士”们同住，后来又不见了。听说是一位曾为郭的部下要员，以体验生活之名把他给弄到了河南。“四人帮”垮时，他正在河南红旗渠，赶往北京的途中，夜晚抽烟失火，竟烧死在招待所中……
“团泊洼，团泊洼，你真是这样静静的吗？！”
这是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一诗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两句。一是因诗朗诵者金乃川语气上的处理；另一原因就是我听到此诗总浮现出沿着独流简河碾道边大片大片的芦苇。在月高风清的夜晚，整个团泊洼确是一片寂静，小孩子夜里在房后墙浇了尿都是跑着回家，怕被鬼捉了去；然而，若赶上了三四级以上的秋风，整个的干校就处在一片涛声之中，相互间说话都得对着喊了。当然，人们提高嗓门，有时并非因别人听不见。
我所在的连队，有一位老“右派”，剧作家吴祖光。老人年轻时风流不羁，有神童之誉，二十岁即创作出了传诵一时的名剧《凤凰城》。四十年代，周恩来在重庆统战了一大批文艺界名流，也有吴祖光。当时陕甘宁边区正在搞“反游手好闲的二流子”运动。文人们一看，这不说的正是我们吗？就聚在一起，自号“二流堂”，据说吴祖光即在其中。这段谐谑后来没少给这批文化人带来麻烦。当然，像吴祖光这样的“政治老运动员”，早入了“虱多不痒，债多不愁”的境界，已不在乎多这一星半点的小罪名了。
一日，我正在连部的办公室玩，突然听得一声大吼：“吴祖光！站过来！”眼见刚刚还慈眉善目逗我玩的一位浅麻脸阿姨，朝刚刚进门的吴祖光喊了起来。原来，他们要开始公事了。我当时被吓得竟忘了应该躲避，仍在办公室假装继续玩着手里的东西。整个过程基本上是浅麻脸阿姨开训，吴祖光听喝。具体内容我是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只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大人对大人也是可以像大人对小孩子一般训斥的。当时我的心目中，一下想起刚看过的电影《闪闪的红星》中游斗胡汉三的场面。
吴祖光倒是老到了，趁浅麻脸阿姨没注意时，还朝我挤眼一笑，吓得我赶忙红着脸把头别了过去。
老文艺干部中，像吴祖光这样的还是很让人敬佩的，多少年来不卑不亢。我也确见过一些人，在台上时跋扈飞扬，落台下后，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往自己头上扣屎。如今，很多年过去后，想起当年的情景，我们对吴祖光苦中作乐超然世外的人生态度，敬佩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