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八月，我下乡插队，随后两年半的艰苦生活，使我有了直面人生和社会的机会。我所在的那个知青组，前后有三十多人，吃住在村里专门设置的“知青组大院”里，但分散到各生产小队去劳动和分配。当时正值全国“农业学大寨”的高峰，各地农村都在争创“大寨县”，村里则是在争取亩产“过长江”，“跨纲要”。我们那个村子很穷，三百多户家，一千多口人，八个生产队，只有为数不多的十几辆自行车，没听说谁有手表和半导体收音机，缝纫机也没有几台。那时村里没有电，更没有拖拉机，仅有的机械就是几台破旧195柴油机，所有的农活都是靠锄镰铣、牛马和笨重的体力。生活也很艰苦，长年的主食就是地瓜面“煎饼”和玉米面“窝窝头”，白面很少，肉和油很缺，吃臭虾酱时常常会吃出苍蝇来，能在过节时吃上一顿肉包子，简直就是莫大的享受了。
刚下去那回儿，知青们热情极高，牛气冲天，我们的口号是：“扎根农村六十年，六十年不死接着干。”大家的确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夏天战洪水，冬天修梯田，谁都想“磨两手老茧”，认认真真地接受“再教育”。记得有一次地头“赛诗会”上，一位知青朗诵自己创作的描写“推小车”情景的诗歌：“怀一颗红——心——露一脸钢——筋——看，填平的车辙复压深……”大家顿时笑得前仰后合，满地乱滚。的确，我们当时就那么幼稚。
那会儿，我的美术特长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村里村外，“大寨田”山头，公社大街两旁，到处都可以看到我的大字，最大的字有几米见方，用石头在山坡上摆成，远远就能看到。我还参加了公社文艺宣传队，翻山越岭到各自然村、生产队、地头和场院里演出。那会儿我很自豪，自以为我们正在为那个“崇高理想”扎扎实实地奋斗着。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逐渐地认识和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社会和人生，它与狂热的理想究竟有多大的差距。那时知青下乡是随父母的所在单位的，这样便于管理。我们那个组知青们的父母来头都比较大，当时那个专区第一、二把手及各局委主要领导的孩子基本都在我们这个组待过。由于这样一帮地区领导的千金或公子住到了这个偏僻的小山村，从县、公社到大队都极为重视，生怕有所闪失，弄丢了头上的“乌纱”。
刚开始时，知青们的安排和待遇还是一样的，可谓“同吃，同住，同劳动”，可这种状况很快就有了明显的差别。那些领导的子女先后被安排去当会计、保管、供销社的售货员、民办老师、赤脚医生、广播员等，脱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成了所谓的“公职人员”，有的甚至干脆回家泡病假。因为他们的老子手里有权，可以给大队、公社乃至县里批几张条子，带来诸如化肥、农药、水泥、钢筋等当时的“紧俏物资”，生产队和公社的干部又可以借知青家访的名义，到那些领导人的家里串串门，送上一点儿农村的“土特产”，为将来的仕途畅顺通融一下感情。而我们这些来自普通干部家庭的知青，则被另眼相待，不仅好位置轮不到我们，入党的次序也排在那些知青的后面。后者是我尤其不能容忍的，因为当时我对“政治上的进步”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自认为在中学阶段时曾比他们强过，下乡后又是知青组副组长，大队团支部书记，还负责着大队的宣传以及公社的知青文艺演出队，连年被评为县里的“先进知青”，一直积极劳动在第一线，理所当然会“优先入党”，可事实却把我的幻想和自尊心砸得粉碎。
下乡不到一年时，我与同组的另两个正副组长一起填写了“入党志愿书”，经本村党支部通过后报公社党委审批，据说是因“名额限制”没被批准。那次我很委屈，有苦无处诉。其实我应该明白，与那两位知青相比，我除了埋头苦干外，并不能为村里和公社多作点儿“贡献”，怎能这么轻易地“捞”到“党票”呢？
第一次入党失败后，带队干部怕我有情绪还专门找我谈话，希望我接受“组织的新考验”。我还认真地反省过，准备“端正态度，放下包袱”，以更大的热情投身到各项工作中。不出半年，组里又有两位知青因“特殊贡献”而被接受入党，我也再次“陪杀场”，结果还是不批，据说这次是“材料不全”。哈哈，第一次材料齐全，第二次反而不全了，谁信呢？这次，我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知青组里也有人嘀咕，说我家里有“重大历史问题”，所以两次入党才被“刷”下来。这种说法在当时简直是等于被判了“政治上的死刑”，真比杀了我还难受。两次挫折，使我的自尊心受到了莫大的伤害，更有一种被戏弄、被羞辱的感觉。
一九七六年夏季，村里小麦丰收，社员们都指望着这下会多分一些麦子了。谁知都打了两遍场了，公粮还是没有缴足，后来了解到那是层层吹嘘，弄虚作假，争当“大寨县”、“大寨村”造成的恶果。亩产吹得高了，缴公粮的指标当然也高，最后的结果是从上到下得了锦旗，有的人被提拔了，而劳苦了一年的社员们，那年人均仅分得了二斤麦子。二斤啊，喂老鼠都不够，其他的全是地瓜和玉米。第二年春夏青黄不接时，一些人家就断粮了，只好偷偷地东借西凑，挖野菜度日。记得知青组在自己的菜地里种了一些大蒜，收回来把蒜头切下来腌咸菜，那扔掉的蒜秆蒜叶都被社员们拣回去吃了。我们知道后都流了泪：为什么种粮食的人却吃不饱，饿着肚子还不敢声张？
那年初春，本村民办小学的一位女教师回家生孩子，学生没人教，村里让我去代几天课。那是一所怎样的学校啊，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教室里没有炉子，窗户和门上没有玻璃，用塑料薄膜封着，寒风不时从破洞里吹进来，课桌和凳子用土砖和水泥垒成。孩子们就是坐在冰冷的“土堆子”上，伏在冰凉的“土台子”上，忍受着寒冷听课。这就是“祖国的花朵”吗？他们能担负起农村的未来吗？看着孩子们冻红的小脸和小手，我的心都在流血。
目睹了农村的艰难困苦和各级干部结党营私、勾心斗角，以及周围那些“优秀分子”的拙劣表演，我慢慢对自己所追求目标的正确性产生了迷惑和怀疑：为什么理想与现实有这样大的反差？是理想错了还是现实出了问题？或是我个人对理想的认识有偏差？当时我经过一段时间的思索之后，决定放弃对那个虚无缥缈的目标的追求，从痛苦的旋涡中解脱出来，转向于充实自我。那时的想法中，或多或少地夹杂着与他们比高低的情绪，但无论如何，我因祸得福了，从那以后不再那么轻狂，开始冷静地思考和学点东西了。
农村的生活是艰苦单调的，但我却过得很充实。白天的田间地头和夜晚的油灯下，是我看书的好地方。知识填充了大脑，使我摆脱了烦恼；朴实的农村社员是我的良师益友，他们鼓励我且给予我许多的帮助；月光下知青组前面的小河，漂走我多少悠扬的琴声。我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即使它可能一时被埋在土里。我想，无论组织是否接纳我，我都是社会的一员，我还可以为社会的进步、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聪明和才智，这是谁也不能夺走的权利。由于我的及早醒悟和坚持不懈，多年荒废了的学业又重新拾了回来。一九七七年恢复了高考制度，那年十二月十日，我冒着严寒，步行十几里路，去公社所在地参加了考试，实现了继续深造的梦想。
说来也滑稽，就在我接到了入学通知，准备离开知青组的前十几天，大队党支书突然通知我，说我的入党申请被公社党委批准了，要我和最近新入党的一批知青一起参加入党宣誓仪式。当我站在那面“镰刀斧头”的旗帜下时，心情是复杂的。我很喜欢歌剧《江姐》中《绣红旗》那首歌，江姐当年为理想献身的英雄气概永远激励着我。可是我不知道，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所向往的，是不是我们这样的社会，他们的鲜血有没有白流。我们是在继承他们的遗志吗？为什么我看到了那么多的丑恶？由于心中充满了疑惑，所以在那个仪式上，也就没有了激动和神圣感，我只是机械地重复地念着别人的话而已。
之后，我离开了农村。在那里，我不仅流下了汗水和眼泪，也抛弃了不着边际的幻想，我学到了朴实和勤劳，学会了面对挫折和选择人生。艰苦的农村岁月，使我成熟，让我长大，令我永远怀念。
冬夜遇狼
老咩姐
